典型研究 Dian Xing Yan Jiu
社会整合与农村光棍的求偶策略
——对山西离村和江西莲村的比较分析
□ 董磊明 谢梅婕 李欣灿
摘 要： 光棍现象本质上是村庄婚姻制度的产物，而婚姻制度则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之中。村民间的相互依存构成了村庄公共性，并因之生发出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宗族强势的莲村能够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控制将光棍整合进村庄社会中，而内聚力弱的离村则难以对光棍进行有效整合，导致光棍在求偶过程中可能采取恶劣的越轨甚至非法策略。光棍可能采取的求偶策略是经济条件、村庄社会结构与国家法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忽略这其中的任何一维，都难以相对完整地理解一个村庄光棍的生存状况和求偶策略。引入村庄社会结构作为新的考察变量，将增进我们对农村光棍生存状况及求偶策略的理解。
关键词： 农村光棍求偶策略；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社会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月，我们在晋西地区的离村（本文的村庄名、人名均已进行技术性处理）调研时发现，该村一直存在显著的“光棍撬媳妇”现象，尤其在2000年当地村民第一次大规模外出务工时，此现象达到高峰，这个不到200户的小村庄当年竟有7对夫妻因为妻子出轨留在村中的光棍而离婚。光棍群体的存在极大地瓦解、破坏了村民的婚姻与家庭。对比此前在赣北地区莲村的调研，我们发现离村与莲村经济条件均较差，男女性别比均较高，长期存在比例相近的光棍群体；但在莲村，光棍群体基本被驱逐在本地婚姻市场之外，“宁嫁再娶汉，不嫁老光棍”，至于“光棍撬媳妇”的现象则是不可能发生的。
平泉市历史悠久，人文发达，是我国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然风光秀丽，形成了人文、自然相互融合的景观资源，是平泉市绿地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对城市各层面绿地系统的建设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要求。城市周边峰峦叠嶂，自然条件优越，地域景观丰富，与城市相互嵌合的空间结构形成了山地城市绿色空间体系的独特之处。
在经济条件与男女性别比相近的两村，光棍群体的生存状况与求偶策略为何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在什么情况下光棍群体潜在的社会风险会被激发出来？本文试图对晋西离村和赣北莲村进行比较研究，进入村庄社会性质层面，比较两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是如何影响各自光棍群体的生存状况及求偶策略的，并最终归纳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
近年来，社会及学界均对农村光棍问题保持了较高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探究农村光棍产生及增多的原因。其中有的研究从个体角度，如性格、心理、经济、性取向等方面探讨了光棍的成因［1］［2］［3］；更多的研究则从社会的视角进入，有的关注男女性别比对形成光棍的影响［4］；还有的强调市场经济发展打破了原有村庄封闭的婚姻圈，个体性及地域性的经济分层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进而导致光棍群体的扩大［5］［6］［7］；还有的从兄弟间的“代内剥削”［8］［9］、社会排斥机制［10］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11］等角度讨论了光棍的成因。一些研究已经在尝试将光棍问题引入村庄社会结构的新论域，如刘燕舞较系统地讨论了光棍的行为及社会后果［12］；李永萍曾尝试对宗族型村庄光棍的生存逻辑进行考察［13］；林欢欢则尝试从光棍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化失败出发考察光棍的成因［14］。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依然缺乏从社会结构角度对光棍问题进行区域比较的尝试。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曾提到，在农村，婚姻的确立绝不是一件私事，“婚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规定了婚姻双方及其亲属的权利、义务。并且涉及对村民性生活的控制”，“婚姻不仅是性的途径，也是对性的规范和控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婚姻制度自有其社会控制功能，这种功能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形塑，并在光棍的行为及生活状况中表达出来。本文认为，应将作为适龄婚姻市场“失败者”的光棍纳入到村庄的婚姻制度中，结合村庄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加以考察、讨论。
二、离村：婚姻不稳定与“光棍撬媳妇”
离村地处晋西山区，近100多年来，方圆两百里内的一些村民受生活所迫，陆续零星迁居至此，逐渐形成杂姓移民村，目前共有182户，459人。该村土地贫瘠，历史上经济以农畜业为主，村民生活极其贫困，2000年打工潮来临前，当地普遍刚刚解决温饱，食物以杂粮为主。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与比较，我们认为离村是一个内聚力弱的分散型村庄，这种村庄社会结构的松散体现在村民的家庭及村庄的生计模式、内生性规范与求偶策略等各个方面。村民们普遍认为当地婚姻相当“破碎”，重组家庭比比皆是，长期存在“光棍撬媳妇”的现象，近年来离婚率居高不下。
1.女性占优的婚姻市场与婚姻的不稳定
在离村我们看到，无论在谈婚论嫁时还是婚后的家庭地位中，女性都居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在离村，从找对象开始，女方就占据着较高的议价权。村民Y总结说：“自己那会儿（20世纪80年代）找对象多是女方家长嫌弃男方家庭不好，男方家长一般不会反对。”经济水平是女方考虑婚事时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光棍产生最常见的原因。在婚后，不论是丈夫还是夫家，对女性的控制力都是极有限的。事实上，女性在婚后仍会与娘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嫁出去的女儿在父母养老等方面要承担的家庭责任丝毫不比儿子少，在新人筹备婚礼、修建新房时女方来帮忙的亲戚也不会少于男方。当地半数老人都是在女婿家养老的，这既反映女性作为女儿在原生家庭相对重要的位置，也反映女性作为妻子在夫家较高的地位。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曾说：“在我们的亲属体系中虽不能抹杀父母的任何一系，但也永远不会是双系并重的，于是形成了单系偏重的形式。在财产私有制的社会里，这是社会结构的普遍特征。”离村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即因为贫困导致缺乏储蓄，进而导致传统父系社会纽带的薄弱，并最终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与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相对提高。总而言之，离村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与婚姻市场中占据了更多主动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进一步导致了当地村民婚姻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1）已婚妇女出轨或离婚的自由较大
面对光棍的“撬”，女性可能选择拒绝或接受光棍。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妻子自己都有着较大的选择自由。我们曾见到一位妻子当着丈夫的面直言：“要不是自己与老公感情好，不然如果自己想跟一个男人走，老公想拦是根本拦不住的。”丈夫也补充说：“女人的心要被人勾走了，村里的男的没几个拦得住，只能逆来顺受。”一个被光棍“撬”走妻子的中年男性曾向我们忏悔说，他当时发现妻子与光棍私通后不应该发火并逼迫妻子与光棍分手，这实际上加速了妻子的离开，如果他一直隐忍下来他也不会失去妻子，孩子也不会失去母亲。
2.2 肾功能正常组与肾功能异常组血清Cys-C、Hcy及尿mALB水平比较 肾功能异常组孕妇血清Cys-C、Hcy及尿mALB水平均高于肾功能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对妻子被“撬”的丈夫而言，兄弟都靠不住，村民则更谈不上。在离村，“撬了别人媳妇”并不会影响村民与光棍的交往，也没有任何惩罚机制。村民普遍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自己管不着”。离村的“光棍撬媳妇”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原因就是光棍大多直接在本村下手，成功后同居的光棍与女方仍然与男方及其子女同住一村，时常还能遇见，而村民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撬别人的媳妇”在道德上是不被接受的。在用暴力制裁一切越轨行为的“文革”时期，“光棍撬媳妇”的现象竟然史无前例地得到了遏制。这证明当地人并不是视这种行为为理所当然，只是在松散的社会结构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对其形成有效控制。
2.光棍的生存状况与“光棍撬媳妇”
（1）离村的光棍
调查中我们发现，离村的光棍约占总人口的40‰，大约每10户里会有1个光棍，与以往研究所呈献的地区相差不大［15］，村民认为这一比例从30年前到现在基本是稳定的。与已有研究说明相符，当地的光棍主要是由经济贫困与身体、精神、性格等方面的缺陷导致的［16］。在相对贫困的离村，经济条件差是导致光棍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光棍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错过了合适的婚龄，进而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这部分光棍也是最有意愿通过各种策略（如“撬媳妇”）获取女性资源，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
离村在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对“光棍”这一身份的社会排斥。光棍平日里可以较自由地与包括妇女在内的村民正常交往、相互串门。在借贷与日常互助中也不会因为光棍身份而遭到差别对待。村民W总结道：“没人会因为你是光棍而看不起你，人们只会因为你穷而看不起你。”
我们发现，无论在男女性别比还是经济条件上，两地均没有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在离村，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的缺乏导致当地的“光棍撬媳妇”现象大行其道，村民婚姻与家庭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在莲村，则形成了较完善的对女性及光棍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机制，有效地将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光棍整合到了村庄社区之中。在本节，我们将从两村的村庄互助机制入手进一步讨论社会结构与光棍求偶策略间的关系。
在离村，有些光棍常常用出钱送礼、出力帮工等形式讨好已婚妇女，试图与其私通，最终甚至促使对方离婚与自己同居或结婚。除了在集体化时期因为对极端的不轨行为进行暴力惩治而有所收敛外，这种现象在离村一直存在，并随着男性外出务工，夫妻两地分居逐渐增多。
很多光棍都会试图采取一定策略获取女性资源，在离村这种策略分为两种：第一种即光棍试图以正当手段融入婚姻市场，要么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上的窘境；要么是贫困的光棍兄弟，通过“代内剥削”的方式，合力帮助某个兄弟娶上媳妇［17］，这种案例在离村只发生过1起。
第二种即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但尚不足以进入婚姻市场的情况下，光棍自己在村内寻找目标，付出经济与人力资源，“撬”别人的媳妇。在离村，光棍“撬”媳妇常常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正如村民L的经历：他打工数年，有了一点积蓄后追求了几个女的，但对方都因为他穷拒绝和他结婚。等他年纪大后便只能再出钱出力勾搭村里的中年妇女，再也不追求未婚女性。
已有的关注农村光棍群体的研究多从人口学上的男女性别比以及村庄、家庭的经济状况入手，分析光棍的产生原因及其求偶策略。因此，我们首先对两村的人口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对比。我们根据两村所在县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分别推算两地从1986—2008年的男女性别比，并制作了折线图，作为两村男女性别比的参考依据。
“撬媳妇”的努力对光棍而言常常是代价巨大的，如村民W总结的：光棍撬别人媳妇是要付出很多的，要不断地出钱、出力，还要费不少心思，很多光棍原本家庭条件就不好，一个人漂泊着，有点积蓄还都投入到了女人身上。事实上，绝不是所有的光棍都具备撬媳妇的条件。“撬媳妇”的方法主要是想尽办法献殷勤，包括嘘寒问暖、送礼物、帮着干活等，“主要就是靠出钱出力来‘砸’”。因此，不具备一定财力、生活困顿的光棍是不可能有余力去“撬”别人媳妇的。光棍在撬媳妇时对自己“斤两”与“撬”的对象是否匹配是有预估的。光棍“撬”的目标主要是30～50岁，家庭条件较差的已婚妇女。光棍不可能“撬”到年龄小的未婚女性，“没有撬黄花闺女的，即使去撬人家也不会理”；也不可能撬到村里富户的妻子。离村有一个光棍与被撬妇女的丈夫同在一个煤矿打工，但他的职位与收入均高于对方，在他“撬”走对方妻子后，村里人普遍认为妻子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她原本的丈夫“自己不行，老婆跟人跑了也没办法”。
培养儿童独立的性格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儿童自己去完成任何事，而要做到：凡是他们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一时想不起或者不能够完全想到的，我们可以间接地帮他想；小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应当给他动的东西，要他自己去动，自己去做。以发展儿童的独立性为前提，儿童的好奇心才能被更好地激发出来。
（2）寡妇必然再嫁的大环境
（4）“撬媳妇”的结果
在拮据的生活与繁重的劳动中，女性面对光棍的“撬”有三种可能的态度：
一是，拒绝光棍：生活相对好，与丈夫感情深的女性可能会完全拒绝光棍的追求。事实上，光棍在追求前就会有所选择，对于难以得手的对象，如村干部或村里富户的妻子，他们压根不会去“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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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妻多夫”的家计模式：生活拮据的女性可能接受光棍的礼物与帮助，并以此改善自己的家计，但不会与丈夫离婚。事实上，家计困难的已婚妇女同光棍保持一定的关系并从中获取好处在离村几乎是一种尽人皆知的生活策略。对此，女方的丈夫有时甚至是知道并默许的。在离村“光棍撬媳妇”除了导致离婚的，还有家庭的妻子会同时跟一个或多个光棍保持私通并从中获取好处，而她的丈夫由于可以得到好处对此也隐忍默许。他们在事实上形成一种由3个或更多成年劳力供养一个家庭的“一妻多夫”的婚姻与家计模式。
三是，被光棍“撬走”：女性完全被光棍打动，不堪忍受窝囊乏味的生活，从而选择抛下丈夫和孩子，离婚去和光棍同居。被“撬”走的女性在离婚后依然保持了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与较高的流动性，村民总结道：“同居的光棍与女性只有一半会领证结婚，而且十有八九女性还会再被别人撬走。一般到第三次女方就再不会领证，只会以情人关系与男人同居了。”
（5）丈夫为何无力对抗“撬媳妇”
丈夫在对抗“撬媳妇”时的无力与他缺少援助是有一定关系的。村民S认为，2000年村里的光棍一下子撬走了7个媳妇，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2000年村里男人大多出去务工了，他们的妻子留在家中，必须一个人照顾田地，丈夫的父亲、兄弟都不会对她施以援手，这便给了留在村里的光棍可乘之机。S补充道，一个人的媳妇被光棍勾走了，他的兄弟多认为这是“人家的家事”，与自己无关。这不会影响他们与光棍的日常交往，更不会认为这是自己家族的耻辱。男方外出务工当然为光棍“撬”他的妻子提供了便利，但哪怕男方仍留在村里，光棍也总能找到机会接近女方，即使丈夫发现了光棍的企图，他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他难以从自己的亲属那里得到帮助遏制光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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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村，当丈夫早逝时，出于“活命”的考虑女性很快带着孩子改嫁他人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她丈夫的兄弟与家族成员不会对她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顾自己还顾不过来”。村民曾表示本地从未出现过一直为丈夫守寡的年轻媳妇，反而有大量中年丧偶的妇女，她们的子女都已成年，她们却依然在丈夫死后迅速改嫁，她们的子女也随之改姓，这在如后文莲村这样宗族强势的村庄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三、莲村：婚姻稳定与被整合的光棍
莲村位于赣北客家人聚居地，该村地处丘陵地带，21世纪前一直以农林渔业为主，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该村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清朝末年，胡、黄两大家族整体移居至此。该村村民由胡、黄两大家族和三户水库移民构成，共900多人，其中水库移民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修水利而分开迁移过来的三户人家。胡、黄两大家族在历史上经常因为灌溉、开田拓荒等产生矛盾，但集体化时期由于通婚圈的缩小，胡黄两大家族开始联姻，两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减少。通过对莲村的总体性观察，我们认为莲村是一个内聚力较强、社会结构相对紧密的团结型村庄。
科学课堂进行论证探究式教学其实不一定要还原真实科学实验的每一步骤，但对一些重要环节进行充分论证，能够让学生历经有理的探究过程，有利于培养科学思维和对科学本质的进一步理解。在教学中，教师要精心选择论证主题，有效组织论证活动，培养学生的论证能力，促进学生的科学学习。
1.团结型村庄的婚姻制度及家庭结构
（1）根植于宗族之中的婚姻制度
莲村的婚姻均以宗族为背后支撑，从婚配到嫁娶仪式，再到家庭维持，抚育后代，宗族在其中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1世纪之前，当地女性挑选男性有几个主要标准。首先是宗族势力，也就是祖训中第一条，“择其门第相当”。由于村内唯一的一个媒婆是胡氏族人，在其介绍男女排序图谱之中，先介绍胡氏家族人品好的人，其次是黄氏家族人品好的人，胡氏家族人品不好的人，黄氏家族人品不好的人，最后才是三户移民。这也是当地三户移民家庭均沦为光棍的原因之一。移民家庭宗族被强行打散，失去了宗族庇护伞的家庭，也就失去了“门第”，自然被当地婚姻市场所排斥。其次当地人认为迁移来的人自己“不熟悉”“不了解”，当这种婚姻圈的隔离对其完全建立起来，家族的光棍也就“遗传”了下来。
图书馆面向儿童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围绕阅读展开的，而阅读的基础是图书，如何将好的图书送到孩子们的手中是图书馆员的责任和义务。赫文斯认为阅读书目是将好的图书送到儿童手中的重要手段。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她出版了美国第一部儿童阅读书目，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评论事业，还开创了馆员撰写书评的先河，努力做好儿童图书的筛选和推荐工作。此外，她还认识到儿童图书馆员在童书选择和鉴别方面的优势，积极鼓励儿童图书馆员参与童书推荐和书评撰写工作，以专业人士的视角贡献馆员的一份力量。
除却宗族势力，其次考虑的是男性的“人品”。在当地人口中，人品好指这个人“有良心”，笔者发现，当地所谓的个人人品，主要考量的其实是男性几辈家庭往上在村中的口碑。村民认为如果男性家庭“名声好”，个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对男性家庭的考量标准则以勤劳本分为主。“穷也无所谓，只要不懒，天总无绝人之路。”
经济条件的落后，打工经济的推迟，交通不发达，土客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使得莲村通婚圈一直维持在临近几个客家人村庄。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2000年前后村庄的通婚圈被打开，但是村民经过几年的“圈外婚姻”，觉得本地人“知根知底”“家里人讲礼仪”等，通婚圈又开始倾向于封闭。
在莲村，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不平等是非常显著的。女方在嫁入男方家之后，生活意义世界主要以男方家庭为主，“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此形成的补偿机制则是，当地婚姻的彩礼费用一直偏高。从20世纪90年代起彩礼相当于男方家庭一年的收入，到现在彩礼达到十几万。由于彩礼较高，“几乎是把女儿卖出去的”，女性在嫁入夫家之后，与娘家联系较少，就算联系，也不允许在娘家过夜。
熔模铸件的类型可以分为套筒类、板类、圆环类、轮盘类以及壳体类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浇注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凭借经验来设计，缺乏设计的规范性。本文归纳总结了上述不同类型浇注系统设计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举例说明。同时提出针对熔模铸造双金属铸件所采用的浇注系统，扩大了铸件材料的选择范围及铸件的应用领域。
在入赘婚中，这种夫妻的不平等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入赘的男方一般在家庭以及村庄内部地位偏低，也被认为是一种没本事的人。因此村中男性“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入赘，入赘男性集中在28～35岁之间，是男性避免自己成为光棍的一种方式。入赘的女婿在婚前需要写招赘书，列举一系列对男方的限制条款，最严苛的条件包括男方改为女方姓氏，男方不允许和原生家庭进行交往等，婚后男女方生活空间与意义世界完全倒置。
（2）男尊女卑的家庭结构与婚姻稳定
（一）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微课内容要遵从小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照顾他们的注意力、思维、习惯和兴趣特点，切不可盲目灌输高深知识，让微课成为知识点的枯燥集合体。这也要求我们在制作微课时，尽量将内容做到生动，素材更加广泛，争取图文结合、声情并茂。在微课与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上，要尽量做到自然。如在讲授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矛和盾的集合》时，可在导入环节后，加入《自相矛盾》成语故事，从而引出“矛”和“盾”两种事物，进行识字教学，也为接下来的课文内容埋下伏笔等到坦克的发明过程，结合“矛”和“盾”的特点逐步分析，使学生容易接受，又让课文免于科学课方式的教学。
绝大多数老人（除却儿子入赘之外）都与儿子儿媳合居，且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婆婆对媳妇也是“呼来喝去，喊打喊骂”，女性在夫家的地位普遍不高。现在，莲村仍保留着出嫁妇女不得在娘家过夜的风俗，很多老年女性仍不上桌吃饭。尽管女性在家庭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里的婚姻依旧拥有极强的稳定性。女性普遍认为“离了婚会掉价”“离了婚会给整个家族蒙羞，家族没有教育好子女”“为了孩子怎么也不离婚”。而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在家庭“离合”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但夫妻和睦、家庭完整是当地人评判男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牵涉到子代的婚嫁问题，因此，男性“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离婚。
2.被整合的光棍
（1）控制与救助
在莲村，光棍是被主流社会与婚姻市场所排斥的。“光棍”这一概念对于村民来说有特殊意义。适龄未婚青年并不被称为光棍，只有在30岁之后，村民对其未来婚姻状态保持悲观态度，即认为他不会再结婚，才会将他视为光棍。村内的年轻人在18岁之后即进入婚姻市场，在22～25岁达到结婚高潮，28岁之后介绍的人便逐渐减少，30岁之后就会被排斥在整个婚姻市场之外，并被逐渐标签化。村民们普遍认为光棍“有问题”，“具体哪里有问题也说不上来”，哪怕这个光棍本身品质不错。
在村民心里，光棍被排斥是有原因的，如懒、穷、人品不好等，只要光棍自身在这些方面的特质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始终说不上媳妇。事实上，村民们眼中，光棍由于缺乏家庭压力与家庭责任，尤其是抚育后代的责任，认为光棍“生活没有奔头”，因此其本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被标签化的光棍逐渐被主流社会排斥，未嫁的姑娘与已婚的妇女均被要求远离光棍，未婚的小伙子与已婚的男性也被要求不得与其交往，因为“跟着他也不会做什么好事”。村民X说：“年轻小伙跟光棍来往过近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时间长了他自己很可能也因此娶不到老婆。因此家里的长辈一般都不允许子辈和光棍有过多来往。”
未婚男性30岁之后便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尽管光棍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尤其是婚姻市场之外，但在当地对光棍依然存在一定社会支持与社会救助机制，光棍群体仍被整合在以宗族为中心的村庄社会结构中。光棍由于“八字硬”，经常被特殊要求在公众平台上进行特定位置的演出，人们一般选择血缘关系最亲近的光棍在公众场合进行表演，以此将光棍持续地纳入其关系网络。如女性嫁人需要光棍守门，过世人出殡需要光棍抬棺等，且均价值不菲，一次出场可以得到500元左右的数额较大的红包（而平时人情往来仅仅60～80元）。很多光棍仅是靠红白喜事赚的钱就能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光棍依然被视为宗族的一分子。为了不让一脉断绝延续，宗族内部会安排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给予过继，并要求过继子为其养老送终。过继子承接光棍的血脉、人情以及财产等。光棍虽然是一个边缘型个体，但是依旧被纳入当地社会支持网络之中。但是，救助与控制往往是一体两面的，这使得光棍越轨成本极高。对于光棍而言，“撬媳妇”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情感上，“我跟他既是发小，又是老根，又是同学，还是同宗，更是一个谱上的兄弟，我不可能去撬别人媳妇，从感情上就过不去”，多重关系与多重情感的叠加，使得光棍宁愿选择“一辈子当光棍”，也不会去“撬媳妇”。当然，其中也有对村庄未来生活的期待，“再者说，我还要在这个村子生活下去，女人也不会跟我跑，我不能到最后过继的人都没了，孤独终老才是最惨的”，在村子里，“通奸”“私奔”的族人会被宗族驱逐，并剥夺继承权和过继权，并从族谱上删除。光棍很清楚，“媳妇是不会跟我跑的，我要做人，她也要做人”。因此，莲村并不存在“光棍撬媳妇”这一状况。
高职学生大都实践能力强，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课程大都以讲授为主，加上主讲教师企业经验匮乏，导致学生上课“很痛苦”，甚至在课程不到1/4时学生就进入了疲倦期，导致课程教学效果很差。
（2）大龄未婚青年的婚姻策略
在莲村，为了尽力不成为光棍、延续香火，大龄未婚青年经常采取一系列方式来摆脱成为“光棍”。一是，妥协式的婚姻模式。为了摆脱光棍，大龄青年一般都会采取妥协式婚姻模式，如换亲、入赘等。莲村换亲较少，入赘居多。入赘之前，男方需要签订招赘书，放弃一系列男性权力，男女权力关系进行倒置。由于当地宗族力量强势，男性入赘后被宗族所管控。入赘之后家庭地位、村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因此，一般不到万不得已青年不会采取入赘的方式。二是，撬外地媳妇。村庄对于撬外地媳妇一般采取默许态度。光棍一般都倾向于娶外地媳妇，外地媳妇不需要彩礼，也不需要另建新房，也没有娘家在当地撑腰。但是，娶外地媳妇需要一定的机遇、才智等，所以成功率偏低。
四、光棍的求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1.光棍的求偶策略及其差异
由于客观上男女性别比的不平衡和女性向外流动，一定数量的光棍在中国农村是普遍地存在的。出于性资源的需求与传宗接代的社会压力，不同地区的光棍均可能采取某种策略获取女性资源或达成婚姻。结合以往研究的成果与我们调研中取得的经验材料，可根据受村庄社会排斥的程度依次列举光棍可能采取的策略类型。
表1：光棍的求偶策略类型
2.对比：两村的社会结构与互助机制
（3）谁能“撬媳妇”？
图1：离村和莲村的性别比
离村和莲村在这段时间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分别为110.62和110.9，及两村男女性别比例相近，且均长时间存在着男女数量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结构性的光棍群体。离村与莲村均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水平在当地也较为落后。在打工经济兴起前，两村村民均长期以务农为生，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期以来两村均较少有从外地买媳妇的现象，两地村民均总结其原因为本地经济条件过差，买不起媳妇，即使买来也留不住。
（2）如何“撬媳妇”？
（1）莲村：以宗族为中心，可靠的互助关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作为一门新兴的朝阳学科，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在新时代紧密结合的必然产物，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提升我国工业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技术。因此对科学合理的应用，是当今必不可少的探索过程。
莲村的客家人因为战乱整体搬迁到这里后，面对与原住民和其他客家人竞争的生存压力，传统的宗族纽带进一步加强，莲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极大地被宗族整合起来，当地的婚姻制度也紧紧围绕宗族建立。因此，莲村发展出了较强的互助合作机制，当村民遇到经济困难时，他的兄弟与族亲将成为他的有力后盾。事实上，在莲村经济困难的村民，包括光棍，都能从宗族那里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支持。在莲村，这种以宗族为中心建构的互助机制是多层次且可靠的。只要你身在宗族，无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整个宗族构建起了一个强力、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
（2）离村：松散的社会，寡淡的人情与悲凉的境遇
离村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各顾各，勉强活着，人情寡淡极了”是离村村民在谈到亲属关系与互助时最常用的说法。离村以核心家庭为主，按习惯，儿子结婚即分家，哪怕只有一个儿子。由于贫困，子代对父代的经济依赖少，传统的父子纽带与长辈权威相当薄弱。在离村，“给自己养老”似乎是一种共识。Z说：“我们这边的老人一般都不靠子女，到了60多岁干不动活了也还能照顾自己，病倒了主要靠老伴照顾，除非老伴不在了，自己身体实在不行，才会麻烦子女。”
采用GraphPad Prism 7软件进行绘图和统计处理。实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数据的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ANOVA，Tukey's），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离村结婚即分家的习惯使得亲兄弟间在婚后都分化出各自的小家庭，他们在经济上的接济与互助是很少的。例如一个人外出务工时，他留在村内的兄弟基本不可能帮助他照看田地，理由是“这边经济条件不好，生活太苦，自己的活都干不完”。离村婚姻破碎的背后是当地父系家庭的衰弱。离村总体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对经济水平的考量成为女性决定是否要缔结或维护婚姻时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正是出于经济的困窘，才会出现“光棍撬媳妇”中那种由“一妻多夫”共同维持一个家庭的极端情况，这实际上是当地村民以非血缘的方式勉强构建了一种经济上的互助纽带。糊口逻辑暗示了当地人的悲凉境遇：为了谋生与生活条件的些许改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放下的。对于离村的光棍、被撬的妻子、丈夫，这一点均是适用的。
（3）总结
在封闭的村庄社区，村民间所发生的是长时间、全方面的互动，如莲村，村民在父子、兄弟、村民间均存在紧密的互助关系，这种相互依存构成了村庄公共性，使得每个成员在意自己在共同体中的评价。因之可以生发出内生性的社会规范及相应的惩戒机制。针对村庄中的特定人群（光棍）的社会规范便经由各个层面的私人关系（父子、兄弟、村民）构成相应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体系，于是“撬本地媳妇”这种不为村庄社区所接受的光棍策略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孤独终老的光棍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救济。最终，光棍群体被成功整合进了村庄社区之中，共同体的内聚力与秩序得到有效的维护。
而在离村，“各顾各，勉强活着”的逻辑上生长出的是一个离散的、缺少私人间互动，尤其是互助关系的村庄社会。无法获取女性资源的光棍，面对老来孤苦无依的境地，又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这些因素更加促使他们“撬”本村的媳妇，进一步破坏本村的家庭与婚姻纽带，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结合全文我们发现，为满足自己对女性资源的需求，光棍可能采取的策略是经济条件、村庄社会结构、国家法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忽略这其中的任何一维，都难以相对完整地理解一个村庄光棍生存状况和求偶策略的全貌。而引入村庄社会结构作为新的考察变量，将增进我们对农村光棍的生存状况及求偶策略的理解。
由于我国目前的电力调度系统的局限性，各系统间的数据资源无法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电力调度的效率，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建设公共信息平台来开展电力调度系统的数据资源共享和整合工作显得着实必要。
五、结论与讨论
光棍现象本质上是村庄婚姻制度的产物，一个内聚力强的村落能够形成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其社会支持和社会控制机制将光棍整合进村庄社会中。而一个结构松散的村庄，既缺乏对光棍的社会支持，又对光棍获取女性资源的种种尝试缺乏控制，进一步就可能形成类似“光棍撬媳妇”的乱象甚至滋生出更恶劣的越轨与违法行为。
由于结构性的性别比不平衡，光棍群体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是长期存在的。然而光棍群体的存在绝不必然导致“光棍问题”，离村与莲村的案例已经说明，只有光棍群体不能被村庄内生性规范有效整合时，其作为婚姻制度不稳定因素的一面才会暴露出来。学者已经注意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变，存在着村庄共同体瓦解、村庄社会解组的风险［19］，进而导致基于社会资本与伦理道德的统一的社会规范的缺失，于是社会评判更多便只能依循财富的多少。如在离村这样的分散型村庄，因为有钱而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光棍”是完全有可能的。
伴随着这一变化，许多在传统村庄中能得到较好整合的边缘人与不稳定因素将失去控制，并可能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有学者认为，为应对这样的风险，亟须国家入场进行法治或建构并保护村庄内生性规范的维持机制［20］。然而，不被村庄内生性规范有效整合的光棍群体不仅可能带来法律层面的社会风险，还有可能如离村那样，破坏村庄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事实上，现代的法律与行政手段更多起到事后惩戒的作用，它既难以防范，也难以介入婚姻、家庭中的私人关系与行为，因此这种社会风险是国家刚性的治理手段难以有效应对的。如何厘情这种风险的性质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仍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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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梅婕、李欣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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