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必然会引起民族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距离小康社会的目标比较远，这又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了许多难度。另外，民族地区的发展还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认真研究并切实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一、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往现代化的一个具体的重要阶段，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
到20世纪末我国已胜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历史任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了原定翻两番的目标，达到89,403.6亿元，人均超过8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谓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就是我国人均GDP与同年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2039美元的水平相比，相差甚远。另据国家统计局等十二个部门提出的小康水平十六项标准，到2000年还有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等三项指标尚未完成。即使是低水平的小康，全国也还没有全部达到，一些地方的人均GDP还很低，农村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此外，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根据这个目标，经过奋斗，到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时期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国那时的小康将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更加全面。
（二）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由于自然、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发展上的明显差距，这既是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也是民族之间发展上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64页。）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同时，解决民族问题又有利于解决社会总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体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那就是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有赖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同时，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三，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多，超过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而且我国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分布，少数民族有80%居住在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注：国家民委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如果结合以下事实来认识问题，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就更加突出了：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1.4%；人口3.6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6%。（注：参见董建勤访李子彬：《西部大开发：十年内会有突破性进展》，《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9日。）西部地区拥有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资源：牧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40%以上；森林蓄积量为634,387.19万立方米，占全国的62.58%；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70%以上；煤炭储量占全国的60%左右；我国已发现的170余种主要矿产在西部地区均有相当储量，其潜在价值44.9万亿元，占全国的50%左右；西部地区还是长江、黄河等重要江河的发源地和重要流域，是中部、东部地区的“水柜”；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有很强的吸引力。（注：参见北京国际城市研究所编：《中国决策白皮书丛书——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31页。）其四，西部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只有遏制其环境恶化的趋势，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才能加快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其五，2001年民族地区（指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享受自治区待遇的省，下同）国内生产总值为9159.13亿元，仅仅相当于全国的9.70%；人均GDP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8.38%；（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数据计算。）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大部分在民族地区，全国尚存的贫困人口大多也在民族地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其六，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沿边优势，可以拓展中亚、东南亚、俄罗斯等市场，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也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实施外经贸多元化战略的需要。我国2.1万公里陆地边界线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与15个国家接壤，有20多个跨境民族，（注：参见国家民委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16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事关全国大局的战略问题。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因此，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注：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9月29日），国家民委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308、305页。）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足以说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地区的任务更为艰巨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在国家帮助下积极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效尤为显著。尽管这样，千百年来形成的差距和落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极端艰巨性。许多人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进一步看，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贫困乡村，因此，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更难、更重，一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离小康社会的标准最远，二是民族地区现存的问题和困难最难解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小，人均GDP水平低。以2001年为例，整个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159亿元，还不如江苏、山东、广东任何一个省，这三个省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9512亿元、9438亿元、10648亿元。除新疆外，民族地区各省区的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参见表1），与上海相比，贵州相差了12倍；即使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新疆，也仅为上海的五分之一。按贵州2000年人均GDP约320美元的水平计算，要在2020年达到3000美元的水平，必须以每年增长11.84%的速度发展，难度非常大。（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9页。）
表1：2001年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人均GDP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第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大。除西藏外，民族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参见表2），其中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仅是北京、上海的一半；民族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参见表3），其中西藏、贵州不及上海的四分之一，不及北京、浙江的三分之一，不及天津、江苏、福建、广东的二分之一。另外，2001年末民族地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摩托车、家用汽车、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影碟机、录放像机、家用电脑、组合音响、摄像机、照像机、空调、移动电话等主要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338页、353页。）
表2：2001年东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单位：元
表3：2001年东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单位：元
表2、表3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第三，全国目前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很大部分在民族地区。这些人的贫困度更深，更有着包括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等在内的深层次致贫原因，扶贫工作仍十分艰巨。
第四，民族地区工业生产长期持续低速增长，农业增产不增收，外贸进出口形势严峻。“四五”期间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仅少0.2个百分点；“八五”期间相差最大，为5.7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则差3.3个百分点。“六五”以来，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八五”为6.0%，“九五”下降为5.3%。2001年民族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幅度比上年又低了2.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由7.8%（1996年）下降到3.1%（2000年）。2000年民族地区外贸出口总额大致比上年下降19%，进口总额下降46%。（注：参见赵显人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九五”2001》，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6页。）
（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自然条件比较差
我国三大高原中，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均为民族地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为民族地区。我国最大的沙漠也在民族地区。西南有面积很大的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西北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更为突出：一是降雨量少，气候干旱，大部分地区年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而年均蒸发量却在1200毫米以上。二是沙漠戈壁广布，且面积不断扩大。西北地区沙漠面积达4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总面积的69%；戈壁面积占全国的56.95%。如新疆的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9.61万平方公里，风沙化面积2.26万平方公里，而且土地沙漠化的面积每年还在以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这一点与同在西部的内蒙古的情况相似，当地78.80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中，退化面积达59%。三是水土流失不仅面积大，而且程度严重，西北地区平均森林覆盖率为5%，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3。四是土地盐渍化严重，地力下降。另外，还存在着河湖萎缩、干涸、水质严重恶化的问题。（注：参见北京国际城市研究所编：《中国决策白皮书丛书——数字中国》，第79-81、131页。其中，内蒙古天然草原退化面积数据来源：《让绿色家园更美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2日。）
（一）地方财政困难，发展后劲不足
解放前，全国工厂的90%在东南部。解放以后，国家对民族地区加大投入、重视发展，但民族地区多位于边疆，从战略上考虑，有一个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地缘区位和国防因素的问题；有一个沿海带动，服从大局的问题。因此，除国防需要、“三线”建设和资源开发型以外，第二产业主要布局在东部、中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东、中、西部的比重，1985年分别为53.8%、30.9%、15.3%，1990年分别为57.6%、26.8%、15.6%，1995年分别为66.0%、21.8%、12.2%，1997年分别为63.0%、23.2%、13.8%，2001年分别为56.1%、24.7%、19.2%，差距甚大。（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0、1995、1997、2002年本的数据计算。）另外，2001年民族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为11,069家，不如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中的任何一个省，仅占全国的6.46%。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有643家，仅占全国的7.49%；中型企业为1285家，占全国的8.92%。（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425、428页数据计算。）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一方面造成了财政困难，连工资都要靠中央财政补助，根本没有钱来搞建设；另一方面企业积累少，缺乏自我发展壮大的能力，这种状况又制约了投资环境的改善，造成非公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四）科技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人口总体素质相对较低
在科技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科技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偏低。二是投入明显少。如贵州，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科研经费与上海相比约差10倍和50倍。在社会信息化的重要指标方面，2000年民族地区每万户家庭拥有互联网用户在全国的排位为：广西20、新疆21、云南23、内蒙古25、贵州27、宁夏28、青海30、西藏31；每万户家庭拥有计算机在全国的排位为：广西11、云南13、贵州21、新疆22、宁夏28、内蒙古29、青海30、西藏31。（注：参见北京国际城市研究所编：《中国决策白皮书丛书——数字中国》，第118-122页。）在教育方面，在每10万人拥有大专以上人口数和高中、中专人口数两项指标中，2000年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3611人、11,146人，民族地区大多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分别为：广西2389人、9950人，贵州1902人、5626人，云南2013人、6563人，西藏1262人、3395人，青海3299人、10,431人，宁夏3690人、10,910人。（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在全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490个县级单位中，民族地区占了大部分。民族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相当高：新疆为12.8%、宁夏为23.1%、贵州为24.3%、云南为25.4%、青海为27.7%，西藏更是高达44.4%。（注：参见北京国际城市研究所编：《中国决策白皮书丛书——数字中国》，第86页。）
三、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一）把经济建设作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中心任务来抓，为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制定好加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规划
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抓住西部大开发、加入WTO、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依靠科学进步和制度创新，借鉴、吸收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发挥自己的优势，大力调整经济结构，通过不平衡推进和超常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跃升，以较快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必须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同时，所定目标又要切实可行。如一些省区现在的人均GDP才三四百美元，不可能在2020年达到300美元，而个别地方却提出要比东部地区更快实现现代化，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了一个科学的目标，还要制定出一个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战略规划，按规划实施，积极稳妥推进。
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走出一条适应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但是，认为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小，可以把发展经济放在生态环境建设之后考虑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民族地区还应当与其他省、市进行社会分工和经济互补，应当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环节，应当有自己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民族地区发展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因此，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紧紧抓住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在调整结构上狠下功夫，稳步发展第一产业，有重点地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比较优势为依托，立足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多元化开发，着力培育能够发挥本地优势的各类产业，特别是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要积极探索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使民族地区经济良性循环，构建多样性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既有较快发展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新路子。各省有各省的情况，结构调整不能千篇一律。但有几个方面应当注意：一是找准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二是增加科技含量，依靠科技进步；三是形成比较合理的三个产业的比例；四是依托自然资源而不依赖自然资源，形成经济结构多支柱的稳定性，避免过去个别省依靠单一煤炭经济的状况；五是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如农业产业化、资源开发深加工等；六是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七是与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点线面相联系，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形成规模和品牌，避免无竞争力的重复建设和遍地开花现象；八是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自己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的优势，尽可能将经过培训的富余劳动力输送到发达地区，既可减轻自身经济发展的压力，又能够较快提高输送地的生活水平。
基础设施薄弱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瓶颈”，应力争上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水利、交通、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配合国家实施好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水利枢纽、交通干线等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工程，使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更多、更便捷地进入更大的市场。抓紧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化发展，以此带动工业化。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到乡乡通油路和村村通机耕路、通电，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尽快改善民族地区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农民防病治病的能力和健康水平。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的源头和上中游，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的战略任务。当前，要实施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贷赈、个体承包”的方针，要在实施退耕还林（草）的同时，延长对农民的补助时间，提高补助标准，确实为他们找到生存与发展的好路子，使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农民收入真正落到实处。要切实搞好天然草地建设与保护，遏制草地沙化、退化，坚决克服乱垦滥牧、过度放牧的现象。继续实施风沙源治理和防沙工程等，加强对江河湖泊水污染的治理。在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应进行生态移民，建立生态无人区。应改变过去对许多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形成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价格体系，建立可再生资源的经济补偿机制，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加大扶贫的力度，在方式方法上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变救济式扶贫为主为开发式扶贫为主，实行帮助发展与救济生存相结合。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扶贫目标应由解决极端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或温饱问题转向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扶贫资金投入重点由大力发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自然条件逐步转到直接扶持贫困人群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上来。应针对不同地区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对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难以脱贫，或者脱贫成本太高的，应实施移民扶贫。实施教育扶贫，帮助解决贫困学生的学杂费等问题，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提高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客观地说，要在2020年每个民族省区都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是不现实的。但仅仅从全国总体上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去考虑问题，不设法使每一个民族省区在2020年最大限度地接近3000美元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仍然是“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因此，现在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省区，都应努力争取尽快达到，即使达到800美元后，也还要在2020年达到或最大限度地接近3000美元。这应当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求。
（二）建立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支持机制
国家加大扶持力度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一项职责。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9月29日），国家民委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305页。）《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作了专章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从财政、金融、物质和技术等方面，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国家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等等。上级国家机关应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帮助的力度，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扶持民族地区改善工、农、林、牧等生产条件和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制定优惠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实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引导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组织、支持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及多层次、多方面的对口支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对民族地区尤为重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自己的勤劳和努力，温州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与其说是靠资源、靠政策，不如说靠他们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勤奋、精明。因此，民族地区一定要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性，克服“怨天尤人”的消极性，激励起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和依靠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政治责任感，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树立新观念，确立新思路，引入新机制，建立新体制，提出新举措施，依靠科技进步，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观念落后要比经济落后的问题更为突出，受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要解放思想，弘扬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尽快把思想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牢固树立五种意识，即：突破政府包办、行政管理、领导推动的传统思维，树立市场主导、经济手段调控和从市场中找出路、谋发展的市场意识；突破满足现状、常规发展的保守心理，树立不甘人后、敢为人先、奋发有为、勇于超越的竞争意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树立双赢互动的正确的利益意识；改变职责不清、办事拖拉、作风疲沓的现象，树立职权分明、雷厉风行、干就干好的效率意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为企业服务、为群众谋利益的公仆意识。
研究政策、用好政策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一环。民族地区如何用好用足民族政策，至今尚未真正破题。要在这方面下足功夫，认真深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政策、扶持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发展政策、对口支援与协作政策、扶贫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边贸政策、民品民贸政策、民族教育政策、WTO规则、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等，在研究透彻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好。争取政策、落实政策必须把自己的特殊性放到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国大局中去研究，这是能否争取到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创新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项目、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诸要素都要通过市场的调节和配置来解决，这就需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应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体制创新的步伐，在现代市场体系培育与完善、投融资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现代企业运行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民族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发挥科学技术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我国民族地区与15个国家相邻，面对东南亚、背靠南亚和中西亚，既有西南出海通道，又是陆路通向中东、欧洲和印度洋、大西洋的必经之地，应当抓住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加入WTO、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遇，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内地开放并举，采取更加灵活优惠的开放政策，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向民族地区。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8页。）因此，要通过国家支持、吸引内外资金、自身资源资本化以及解放思想、开放搞活等方式来完成民族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重点研究吸引东部地区社会资金的办法，在市场准入、经营环境、权益保护和资金、场地、人才等市场要素取得方面，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除投资外，应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竞争，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民族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只有在某些学科、某些领域、某些产业的科研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一批在国内甚至国际有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科技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科技进步振兴农业、林业、牧业，大力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人口素质，才能够真正改变落后的面貌。为此要增加科技投入，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实验、成果推广和人才培训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应重奖科技发明，鼓励全社会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和科技人才。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提供科技服务，加强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应大力培养各种层次的科技人才，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吸引科技人才到民族地区来贡献力量。教育是科技知识存在、发展和运用的基础，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必须发展教育。政府要担负起办好教育的责任。首先，要真正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提高对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地位的认识，增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其次，要把“普九”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要针对少数民族多处于偏僻边远山区、人口居住分散、语言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经济条件差的特点来办学，从财政中安排资金，逐步免收小学课本费、学杂费，让适龄的少数民族儿童都能读上小学、初中。继续办好并争取多办一些寄宿制中、小学民族班，逐步提高寄宿制学生的生活补助费标准。在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加快发展幼儿教育，特别是研究解决山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逐步扩大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扩大中专和高校教育规模，继续办好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和民族大、中专院校，继续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照顾录取政策，保证各少数民族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口受各类教育的比例和年限，注重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尽快消除青壮年文盲现象，特别是要杜绝新的文盲的产生。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凝聚一个民族和激励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坚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同时，逐步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乃至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
（四）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要坚持不懈地在干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做到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团结合作，形成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风尚，并把这种风尚推广到各族人民群众之中。各级干部要坚持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解决他们的问题，使党和国家的政策及各部门的工作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要满腔热情地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用正确的思想武装他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温暖他们，用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有力措施凝聚人心，使各族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要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用团结、教育、疏导、耐心说服、改进工作的办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把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调动到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伟大事业上来。民族地区的稳定不但事关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此，要注重协调民族关系，定期排查不安定因素，制定及时化解矛盾苗头的预警和防范措施，及时妥善处理各种可能影响民族团结、引起民族纠纷的事件；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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