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普遍性论文,特殊性论文,中国论文,辩证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9)01-0001-06
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常常是在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状态下得到研究的。也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始终关注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里，关注的起点和重点主要落在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上，但对理论上的普遍性，即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普遍真理引入到中国社会中来，却缺乏全面的、深入的反思。反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学者始终关注的则是如何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在这里，关注的起点和重点主要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上，但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却缺乏兴趣，即使有兴趣，也缺乏认真的调查、考察和探究。我们发现，不光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存在着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分离，而且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隔绝状态也正是特殊性和普遍性分离的重要标志。事实上，从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5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分类来看，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出发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甚至是隔绝的。
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上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这两个领域综合成一个领域，并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来考察这一领域，舍此，便无法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富有自己特色的革命或建设的道路来。
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试图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率先在大城市里发动武装暴动，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正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情况的深入调查和考察，形成了率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表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一思想路线的正确性正是以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正确把握为前提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没有再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做出深入的考察和认真的研究，而是轻率地沿用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适应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在60年代中期，他又亲自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从而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直到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才得以确立。按照这条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贯彻这一新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路径则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举世瞩目的变化表明，新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正是以邓小平等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国情（中国建设的特殊性）的正确把握为基础的。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特殊性的认可和强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中国特色”，强调的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过的坎坷历程时，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害在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理论上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或建设的具体国情（实践上的特殊性）密切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结合中，中国具体国情这一特殊性始终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和重点。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或者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时，我们强调的正是这种特殊性的优先地位。
无论如何，对于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从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出发来思索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以下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是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估计不足。我们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路线的肆虐表明，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缺乏认真的思索和深入的把握。二是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做了过度的诠释。什么是“过度的诠释”？所谓“过度的诠释”，就是把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阐释成超越任何普遍理论制约的绝对的特殊性。比如，权力制衡，尤其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是现代文明社会普遍认可的政治法则，但某些中国的研究者竟然认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运作完全是特殊的，以至于可以超越权力制衡这一普遍的政治法则。显然，这样的见解就属于“过度诠释”的范围。按照辩证法的理论，任何特殊性都蕴含着普遍性，世界上并不存在与任何普遍性相分离的绝对的特殊性。
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理论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哪些普遍性的真理引进来并加以中国化。显然，这里涉及到历史性意识，即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和实践的本质性理论需求的意识。毋庸讳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和实践的本质性的理论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等。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上述理论需求相关的普遍性真理引进来并加以中国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和实践的本质性的理论需求已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面对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基于这样的历史性需求，正确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这些理论需求相一致的普遍性真理引进来加以中国化。晚年毛泽东所犯的政治错误表明，他不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缺乏足够的估计，而且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相关的普遍真理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尽管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和重点，但我们对这种特殊性的估计应该保持在适度性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正确地理解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特殊性必定蕴含着普遍性，而普遍性必定在特殊性中显现自身，才能保持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保持适度的估计，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普遍性真理做出合乎历史性意识的正确的选择。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
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其实，这个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什么是国际化”？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②就第二个问题来说，国际化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有着全面的、透彻的了解；他们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学术上的全方位的、实质性的对话；他们也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地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因子的理论思潮之一。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但成了“世界村”的一个成员，而且其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自觉地把自身国际化，才能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我们发现，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的出发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研究者们通常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价值中立说”的影响，即把客观地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普遍理论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正如阿尔都塞所批评的，这种对“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崇拜体现出研究者们自身在理论上的麻木和立场上的无根基状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倚重相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通常推重的却是空疏的普遍性，即满足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倡导的普遍理论观念的介绍和诠释。这些研究者们热衷于自己的专业，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言论、对他们撰写的任何一本肤浅的著作、对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荒谬的观念，都视若至宝，孜孜不倦地加以翻译、介绍和阐释。然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即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却不甚了了，对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知甚少，也缺乏理论兴趣和关注的热情。仿佛只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
显而易见，这种完全漠视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满足于停留在空疏的理论普遍性中的思想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凡是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生前就严厉地批判过类似的错误倾向。当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状况的描述解释为世界上一切地区资本主义起源的方式时，马克思对这种懒汉式的思维方式予以无情的嘲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在马克思看来，停留在抽象理论的普遍性上，这种理论必然蜕化为教条，只有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的普遍性才能保持其生命的活力。
我们知道，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也透彻地批判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类似的错误倾向。当时，许多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他们在言谈中“言必称希腊”，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却不甚了了，甚至是“漆黑一团”。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④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夸夸其谈的、完全漠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自己则努力结合中国社会和实践和特殊性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而晚年毛泽东之所以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时，把它们与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性完全割裂开来了。
我们也注意到，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伟大的原创性不是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普遍的理论观念的熟悉程度，而是因为他确信，只有坚持有的放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才是对这些普遍理论的真正理解和把握。他反复告诫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⑤比如，在农村经济改革中，邓小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倡导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新措施；在城市经济改革中，他考虑到当时不少城市的自我封闭状态，提出了“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新思路；在解决香港回归这一棘手的历史问题时，他又从当时的政治格局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方案。所有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来解读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观念的。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关键，主要不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普遍观念的熟悉程度，而在于他们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兴趣和理解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全面地、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实质，才能超越理论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麻木性”，正确地理解和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思想遗产，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张力当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为两个各自分离的领域和主题来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但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它完全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这种新的呈现方式中，普遍性体现为当代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不懈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促使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的表现形式之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做出了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相契合的理解和阐释。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蕴含着批判、反思和超越现代性价值取向的另一个维度。而这个维度正是通过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的深入反思而展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特殊性体现为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历史境遇和现实道路。我们认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关键在于透彻地理解并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社会背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片面解读导致了当代中国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漠视。众所周知，列宁在《启蒙》杂志1913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肯定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平心而论，列宁的这一见解大体上是合理的，但它包含着一种把马克思理论解释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的危险。事实上，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大量阅读，深入研究古代非欧社会，如印度村社、斯拉夫公社、俄国土地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而列宁生前当然没有见过马克思在这方面留下的大量笔记。因此，我们认为，要按照事实的真相，把马克思理解为世界主义者，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就应该超越列宁的观点，把以古代非欧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理论来源。⑥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类学来源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遮蔽起来了，因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论述也被遮蔽起来了，现、当代的中国研究者，如历史学家郭沫若就完全根据欧洲社会演化的“五形态说”来解释中国社会，从而抹杀了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⑦四天后，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回信中也表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⑧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些重要论述正是我们透彻地认识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思想武器。
二是历史境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落差。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中，却掀起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双重夹击下，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歧路亡羊的窘境，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当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冲击下的中国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西方国家又掀起了后现代思潮，开始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系统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有趣的是，每当中国社会追求什么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开始抛弃什么。正是这种巨大的历史错位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大价值系统是并存的，因此，当当代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时，必须把现代性的价值系统与前现代、后现代的价值系统区分开来，既要坚持现代性的立场，又要批判地借鉴前现代、后现代价值系统中的合理因素，从而对现代性的价值系统做出必要的修正。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不是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那种原初的现代性，而是反思的现代性。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的现代性，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是现实道路。当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和近代以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出来的。这一现实的发展道路蕴含着一个明显的缺陷，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启蒙的缺失”。比较起来，从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从这三大运动内在精神的连贯性来看，不妨把它们统称为“启蒙运动”。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的主旨是肯定人性、理性和个性，维护人权、人格和自由。实际上，启蒙的主旨正是现代性价值系统中的基础性的部分。
然而，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转向中国社会时，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传统中国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社会，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批评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人都等于零，只有皇帝是自由的。其实，这个貌似深刻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因为连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他们的废立也都完全处于皇族和大臣的操控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传统社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态势下，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任。于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萌发出来的启蒙思潮，在这个压倒一切的重任的支配下，完全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是在启蒙缺失的条件下接受并奉行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是奠基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系统之上的。这就启示我们，当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追求现代性时，还必须补上启蒙这一课。事实上，当人们在伦理学领域里谈论所谓“普世性价值”(universal value)时，他们谈论的也正是蕴含在启蒙运动中的基本价值取向，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的认可和继承。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进程中，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努力处理好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使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⑥俞吾金：“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与第四个组成部分”，载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3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
⑧同上，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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