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存论文,新石器时代论文,中国论文,新发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农业古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包括黍）农业的故乡。在中国境内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任务之一，是要解决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理区域与环境状况，稻作与粟作农业发生与早期发展的形式及其规模，以及这种农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重大学术课题。这些课题的解决，需要具体的资料给予阐明。同时，它们对于丰富和补充人类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
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其有目的的研究，是70年代后期从中原地区寻找仰韶文化的前身开始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则是近十来年的事情。这就是对河北徐水南庄头、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北京怀柔转年及广西邕宁顶蛳山等遗址的发掘。
徐水南庄头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太行山东麓与白洋淀之间的河流冲击扇上，1986年发现，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至1997年底，3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300余平方米，在马兰黄土层之上、 湖相沉积层之下的文化堆积层内发现了距今约1万年的灰坑和用火等遗迹，陶片、 石器、骨角器、木棒与木板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和植物花粉。其中，陶片有50余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纯，烧成温度低，多数有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可辨器型为罐和钵，有的陶罐底部有烟熏烧烤痕迹，有的陶片上有钻孔。石器有磨盘、磨棒等。骨角器有镞、锥。动物骨骼有鼠、鸡、狗、狼、猪、马鹿、麋鹿，以及鸟类与鱼鳖类等遗骸，在一些骨骼上有烧烤痕迹。植物花粉中以草木花粉为主。这是我国首次发掘确认的全新世之初、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由于提出了我国境内的食物生产和陶器制做可能起源于距今1 万年的探索课题（注：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王珺：《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
万年仙人洞遗址位于四面高山环绕的大源盆地西北部的小河山山脚下。仙人洞洞口朝向东南，洞深约40米，内分4个支洞，距洞口外70 米处有文溪水，洞口高出水面约3米。1962、1964 年曾在洞口左右两侧进行小规模发掘，出土了一批陶片、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烧火堆遗迹等，并提出了这里的上、下层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看法（注：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但是， 对其时代和文化面貌的确切的认识，则是在1993、1995年对仙人洞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和对其附近吊桶环遗址的发掘才获得的（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万年县仙人洞、 吊桶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周广明、陈建平：《赣东北农业考古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 月29日。）。
仙人洞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分别在1962 年发掘的T3 探方北壁和1964年发掘的T6探方西壁向内掘进分层进行的。其中史前文化堆积分为3大层，属上、下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遗物有明显的差异。 如上部堆积中出有夹粗砂陶片，而下部堆积中不见。上部堆积中出有较多的水生动物残骸，如螺、蚌之类；而下部堆积中不见或少见。上部堆积中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只有少量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且石料以石英为主；而下部堆积中出土的石器，不仅以打制石器为主，而且细石器较多，质料多为燧石片。上部堆积中的穿孔蚌器个体较大，有单孔和双孔之分，双孔几乎全是对钻，孔径小且较圆滑；而下部堆积中出土的穿孔蚌器则多为单孔，且多为打凿器，孔径也较大。在上部堆积中发现有近栽培稻和栽培稻的植硅石，在下部堆积中发现的稻植硅石都为野生稻植硅石。若依据这些认识，对照1962、1964年的两次发掘收获，可知那两次发掘所获的陶片（器）、双孔蚌器及烧火堆遗迹等遗存，大都属这两次考古取样中的上部堆积时期。
吊桶环遗址位于仙人洞遗址以西约800米，是一高出盆地约30 米的岩棚遗址。1993、1995年两次发掘39平方米，其文化堆积与仙人洞遗址一样，可分为上下两个时期。在上部堆积中出有局部磨制石器和少量石英质细石器、骨器、穿孔蚌器、夹粗砂陶片，以及大量的兽骨。在下部堆积中出土的遗物与仙人洞下部堆积的出土物基本相同，其中打制的燧石器不仅有石片石器，还有少量的石叶石器。在上部堆积中亦发现有近栽培稻植硅石，数量较仙人洞的多；在下部堆积发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上部堆积属新石器时代，据对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7000～8000年至1 万年以前（注：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下部堆积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其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1.5万～2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与发掘，在我国南方地区首次获得了一个年代和文化内涵方面相衔接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演变发展的地层关系证据，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文化发展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南岭北麓，附近的地貌为四周高山环绕，其内宽谷平原与石灰岩残丘相间。玉蟾岩洞口朝向东南， 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前地势平坦开阔，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约6～8米。遗址于80年代初发现，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50余平方米。遗址堆积厚1.2～1.8米，分为6层，第2层以下的文化堆积保存基本完好，第5层略有胶结，第6层的上半部局部胶结很紧。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堆积。其中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可能是居住者在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的结果，以便平整地面和防湿防潮。在文化层内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内含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达15厘米。出土物有石器、陶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其中石器为打制，有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锄形器可能是绑在木柄上用于掘土的工具。骨器有铲和锥。蚌器穿孔。陶片数量不如仙人洞遗址发现的多。但在接近文化层的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圜底器的陶片。陶片火候很低， 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 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编织印痕的纹饰，其形态似较彭头山文化的陶片原始。大量的动物残骸中，属哺乳动物有20余种，鸟禽类有10余种，另有螺、蚌、龟鳖及鱼类等水生动物。植物遗存有40余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稻遗存。1995年在胶结堆积层面中发现两枚稻谷壳，另筛洗出1／4一枚稻谷壳，经鉴定为“兼备野、籼、粳特征，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1993年在层位上早于1995年两枚稻谷壳层位的遗址近底部地层的土样中筛洗出两枚稻谷壳，经鉴定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此外，1993年在3 个层位均发现有稻植硅石。由此可证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稻谷壳不属偶发事件。
此外，1993年在玉蟾岩遗址附近还发掘了三角岩洞穴遗址，揭露面积10平方米，文化堆积与玉蟾岩的相类似，对三角岩遗址出土螺蚌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12060±120年。据此，发掘主持者袁家荣先生推测，玉蟾岩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10000 年前（注：袁家荣：《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如果据《考古》1997年7期公布的3个玉蟾岩遗址的测年数据，那么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可推定在距今8000～10000 年前（注：1995年对玉蟾岩遗址的发掘，在T8探方2B5层、3B2层、3E层采集了供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兽骨标本，3个标本的测定数据， 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8992～8009年（ZK-2901）、距今10 277-9399年（ZK-2902）、距今9861～8364年（ZK-2903）。在这3个年代数据中，ZK-2902标本的年代上限值（10277）超过了ZK-1903 标本的年代上限值（9861），似乎不附合考古层位，但是 ZK-2902 标本的年代下限值（9399）却小于ZK-2903标本的年代上限值（9861）并大于ZK-2901标本的年代上限值（8992）。因此，这3个标本的年代数据基本上反映了T9探方2B5层、3B2层、3E层的层位早晚关系。由此可据ZK-2901、ZK-2903 两个标本的年代数据，将玉蟾岩遗址2B5层至3E 层的年代推定在距今8000～10000年间。不知3B层是否是玉蟾岩遗址的最早层位？如果据1993 年发掘时对遗址堆积所划分的6大层推测，那么1995 年发掘中所划分的3E层可能不是玉蟾岩遗址的早期层位。由此推定，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其上限应早至距今10000年以前。）。
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10000 年前的完整的古栽培稻谷壳，展示了稻作农业发生阶段的文化面貌；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南方地区全新世初期的洞穴遗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怀柔转年遗址位于燕山南麓、 长城北侧的白河北岸二级阶地上。 1992年发现并进行试掘，1995年秋至1996年春发掘400平方米， 出土石制品约15000余件，以及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等。其中石器有砍斫器、 盘状器和石片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等细石器，斧、磨盘、磨棒和石容器残件等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小型石斧和石容器多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其中石容器是继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筒形石罐、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石碗之后，在华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容器。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均，质地疏松，陶片内表面粗糙，外表面较光滑。陶片断面可见片状贴筑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具有原始陶器的特征。器型有筒腹罐和直腹平底盂，个别口沿处附加堆纹和乳凸装饰，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遗址的年代，经对出土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定，约距今9200余年和距今9800余年（注：郁金城：《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一○）》，《文物》1996年第6期。）。
转年遗址的发掘，首次在面向华北平原的燕山南麓前沿地带获得了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如果从它和徐水南庄头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再结合河北阳原虎头梁、籍箕滩、迁安爪村、玉田孟家泉、昌黎渟泗涧、抚宁兔耳山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或地点的文化遗存的综合分析，那么可以看出，接近太行山与燕山山麓地带的华北平原西北部地区，在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演变发展等方面，是个极为重要的区域。这里很可能是我国粟作农业的发生地之一。
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南岭以南、岩溶丘陵和平原广布的广西盆地西部，邕江南支流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南依低矮绵延的丘陵。遗址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1997年发掘500平方米， 文化堆积可分3大层，分属3个阶段。下层出土较多的玻璃陨石质细小石片石器、石核，以及少量的陶片。陶片中见有直口形器，沿上施花边，沿下施一周附加堆纹，器体施粗绳纹。中层堆积含有大量的螺壳。在中层发现墓葬近150座、人骨180余具，个别墓随葬少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其葬俗具有独特的风格。出土物有磨制的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批水、陆生动物骨骸。其中石器以斧为主；骨器以锥、凿为主；蚌器数量较多，有穿孔和不穿孔两种；陶器均为夹砂陶，有直口、敛口、敞口的圜底深腹釜。上层发现有柱洞遗迹。上层出土的石器多为通体磨制的小型石锛；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另有泥质陶、夹蚌陶和部分夹炭陶等，器类有直领圜底罐（釜）、杯、深腹釜等，部分直领圜底罐（釜）的领部刻划多线勾连纹。发掘者傅宪国、李珍等认为，顶蛳山遗址上层的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中层的年代略晚于彭头山文化，下层的陶器与石器在广西地区属首次发现（注：傅宪国等：《顶蛳山贝丘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如果据此分析，那么顶蛳山遗址下层年代的上限，当早于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1979年JDT5探方中崩塌石以下出土陶片层位的年代，约距今9000年以前，或接近1 万年。
顶蛳山遗址下层可能是我国目前在北回归线南侧一带发现的年代超过距今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旁台地型遗址的遗存。该遗址的发掘，为岭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
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思考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没有发现可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所以参照国际上的研究成果，笼统地将仰韶文化以前至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的开始，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因此，在70年代末，当距今7000～8000千年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以及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或称白家文化）的确认，便很自然地把它们认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同时，在北方及华南地区也开始了有目的地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工作。
积20余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7000～前5000年，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时期内，由于农作物在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普遍种植和家畜与家禽的饲养，食物来源有了保障，农业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其文化遗存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辽河流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内都有发现，许多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的聚落，其中一些聚落址及其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如规模较大的聚落址面积在数千平方米至3万余平方米之间， 内有房址几十座至百余座；有的聚落址一侧发现墓葬百余座至300余座； 有的聚落址内还发现了陶窑、陶祖、石雕女性人像、笛形骨管乐器等。表明当时的经济生活较为稳定、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开始丰富起来，适用于农业定居生活的一些发明和创造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这时期的社会形态当已脱离了原始农业的发生和最初的发展阶段。如果将这时期仍然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势必影响对中国农业文化起源的探索。所以，目前一些研究者主张将这时期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注：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 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考古》1997年第9期。 朱乃诚：《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遗址和古墓葬》，《文物》1997年第4期。）。由此可以认为，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下限以此为界，定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上限，可由食物生产起源的年代来确定。通常认为，食物生产起源于更新世末次冰期之后、全新世之初。就世界范围而言，更新世末次冰期的结束年代和全新世的开始年代，因纬度高低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对其认识很不一致，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全新世小组委员会建议全新世底界年龄值为1万年。在我国，对全新世开始年代的认识，也存在着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3 万年间的多种看法（注：赵超洪：《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研究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如果根据前述的考古新发现资料分析，那么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上限定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 因为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发现了近栽培稻和栽培稻的遗存，其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8000年至1万年以前； 在玉蟾岩遗址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其年代推定在距今1万年以前。
综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0000 ～前7000年。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食物生产，诞生了生产型经济社会，尽管此时的生产经济比重十分微弱。所以，探索生产型经济社会的物质遗存，将是未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突破点。
三、对稻作农业文化起源的地理位置的思考
关于稻作农业文化起源的地理位置，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形成了多种看法。现今，伴随着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等遗址上距今1 万年以前的近栽培稻和古栽培稻遗存的发现，以及对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地区发现的所谓早期稻作遗存年代的修正（注：Bruce D.Smith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New york:Scientific American Cibrary,1995.参见吴耀利：《评〈农业的出现〉一书》， 《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澳）皮特·贝尔伍德等著， 陈星灿译：《史前亚洲水稻的新年代》，《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使这一问题逐步明朗。
就目前的发现而言，我国首批稻作农业文化的出现地区，可推定在北纬25°至北纬29°之间，东经111°至118°之间，即玉蟾岩遗址位于的南岭一线以北和雪峰山都庞岭以东，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位于的环玉山大茅山峰以南和以西。如果从这一区域内的地理形态分析，那么还可以进一步推定为：南起南岭一线，北达长江以南的南丘陵与幕阜山一带，东抵武夷山一侧，西至雪峰山。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形状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形，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3 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在这一地区内，丘陵、盆地、平原、河流及湖泊相间分布，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的中南部，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适于人类从事较为稳定的采集（包括捕捞）、狩猎活动，并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萌发植物种植活动。
此外，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地理位置，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该遗址位于南岭以南的北回归线南侧一带。顶蛳山遗址虽然尚未发现公元前7000年前的农作物遗存，但是其下层年代的上限可推定为公元前7000年以前，其内出土了细小石器与原始陶片等遗物。更为重要的是，遗址的面积已有一定的规模，显然是经过一定时期、一定规模的定居生活的遗存。当然，顶蛳山遗址的第2大层的堆积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 即在这一层内发现大量的螺壳堆积，表明当时生活在此的人们充分利用接近河流的便利条件，解决其食物来源问题。这种现象或许还与其文化传统有关，但是，在下层与中层之间，其经济形态可能有着一定的区别。
四、对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形式的思考
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形式，是一个与食物生产起源理论密切相关的重要学术课题。自1936年柴尔德（V·Gordon·Chirlde）率先依据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提出“新石器革命”（注：Childe,V,Gordon.Man Makes Himself.London:watts.1936.）这一理论以来， 至今从考古学角度已提出了多种有关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这些理论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因素。如卡尔·欧·索尔（Carl O·Sauer ）提出的东南亚块根作物率先起源说（注：Sauer,Carl O.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2.）， 罗伯特·詹·布雷伍德（R·J·Braidwood ）提出的“核心带”起源论（注：Braidwood,R.J.,and Braidwood,L.S.,eds.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long the Zagros Flanks.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1983.）， 刘易斯·宾福德（Lewis R·Binford ）提出的“人口压力”理论（注：Binford,Lewis R.Post-Pleistocene Adaptaitions.In Lewis R.and Sally Binford.eds.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pp.313～341.），肯特·弗兰纳里（Kent V·Flannery ）提出“农业起源的系统探讨”的看法（注：Flannery,Kent V.Archaeological Systems Theoty and Early Mesoamerica.In Betty Meggers,ed.,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in the americas.Washington,D.C.:Au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pp.67～87.），等等。其中，后三种理论都认为食物生产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并且是在狩猎——采集的边缘地带发生，即边缘起源论（注：Brian.M.fagan.People of the Warth: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中译本有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室译：《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
这些有关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都未考虑中国农业文化发生与早期发展的情况。然而，世界上7个农业起源中心， 中国占有两个（注：世界上7个农业起源中心，分别为中国的南部、中国的北部、 近东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次撒哈拉非洲、中墨西哥、中安第斯山区和美国东北部。参见〔11〕。）。因此，前述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尤其是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丰富和补充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对已公布的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等3 处遗址发掘资料的分析，它们具有如下一些与农业起源有关的特征。
1.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文化堆积表明，这里曾是采集——狩猎者和原始农人长期居住生活的处所。如玉蟾岩遗址的堆积有1 米多厚，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文化层可分为3大层； 在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清理出类似后期灶坑作用的烧灰堆，在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发现了多处烧火的地方。如不是经过长期居住活动，是不会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堆积和文化内涵。
2.在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附近区域内，生存着丰富的可供狩猎采集的野生动植物。如玉蟾岩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残骸和40多种植物种子与果核。据袁家荣先生的研究，玉蟾岩遗址居民的狩猎对象，主要是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以及鸟类和水生动物。吊桶环遗址也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动物骨骼碎片和大量禾本科植物遗存。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当时人们在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一带长期居住活动的先决条件。
3.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居住者的社会经济形态，呈现出由狩猎——采集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步向生产型经济形态转变的迹象。如在玉蟾岩遗址早期层位里发现的食物遗存，都是野生的动物和植物，其中有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而在其晚期层位里发现了尚保留部分野生稻特征而籼、粳尚未完全分化的古栽培稻。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早期层位内发现了大量野生稻的植硅石，在其后期层位内则发现了大量栽培稻的植硅石和近栽培稻的植硅石。这些现象表明，稻的栽培，是在采集食用野生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即在长期居住区附近，通过常年采集野生稻，观察、掌握其生长特性，逐步有意识地进行着稻作的试栽培。据植物学家戈登·希尔曼（Cordon Hillman）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试验研究表明，农作物由野生特征向栽培特征的转化，所需的试栽培期，大约需要几个世纪（注：戈登·希尔曼（Cordon Hillman）在土耳其东部用现代的一片野生粒小麦做了实验，据实验结果认为，粒小麦从野生状态到驯化状态变种的出现，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参见[17]第10章。）。
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出土的工具也表明，其经济形态正处于转变之中。如仙人洞下部堆积中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而且细石器较多，上部堆积中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都出土了较多的蚌器。其中下部堆积中的蚌器多为单孔，且多为打凿器，孔径也较大；上部堆积中则出现了双孔蚌器，双孔几乎全是对钻，孔径小且较圆滑，而且穿孔蚌器的个体较大。双孔蚌器与单孔蚌器的使用功能应有明显的区别，其双孔的功能可能与绑缚木（竹）柄有关，利在掘土；其功能可能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双孔骨耜接近。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双孔骨耜很可能是仙人洞上部堆积中双孔蚌器演变发展的结果（注：江西省文物局：《悠久的历史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文的压题照片：仙人洞出土新石器时代蚌器，《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1日第2版；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图一○，第4层骨耜，《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55页。）。仙人洞遗址中那些个体较大的双孔蚌器似可称为“蚌耜”。在河姆渡遗址中，石质农工具的数量很少，而大量的农业工具主要是骨角器和木器。由此可以推定，在稻作农业文化区域，其早期阶段的农工具可能不是以石器为主，而是以骨、角、蚌器和竹、木器等为主。仙人洞上部堆积中的这种较大个体的双孔蚌器，应是与农作物生产有关的农工具。玉蟾岩遗址中也出现了骨铲和可能是绑在木柄上用于掘土的工具。这些新颖的工具，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经济发生的表现物。
4.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文化遗存表明，在稻作栽培的初期或稻作试栽培时期，食物生产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是十分微弱的。这一点，就洞穴居住方式本身已给予了很好的说明。此外，在玉蟾岩遗址中，属古栽培稻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其早先的文化遗存不存在明显的区别，仍然体现出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文化特征。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虽然与栽培稻植硅石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较其早先的文化遗存要进步一些，如陶片、双孔蚌器、局部磨制的石器出于上部堆积而不见于下部堆积等，但是这可能与上下层之间年代相距较远或存在着文化中断现象等因素有关；就上部堆积的文化遗存分析，其仍然体现着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文化特征。
此外，玉蟾岩遗址发掘资料还表明，陶器的出现年代可能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前。如在该遗址的下部地层中发现了可能是1 件陶器的一堆陶片，陶片的内外表均印有编织纹样。
归纳以上分析的这些特征，对稻作农业的发生形式可作如下的推论：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 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性，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演变成了古栽培稻。
关于稻作农业早期发展的形式， 可结合已发现的公元前7000 ～前5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进行分析。
目前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6000年前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于两湖平原西部、洞庭湖西北侧至长江沿岸一带的彭头山文化。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已明显地超出了稻作农业发生期的程度。那时在平原地区已形成不少聚落点，有的聚落址的面积较大，达5000多平方米，由土壕或土垅圈围，建造地面立柱式的房屋。稻作农业文化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其中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了上万粒栽培稻遗存。当时的农业工具可能仍然是以骨、角、蚌器和竹、木器为主。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第10期；《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2期。裴安平：《澧县八十珰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张文绪等：《澧县梦溪八十珰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与玉蟾岩、 仙人洞时期的文化遗存比较，这时期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文化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
公元前6000～前5000年前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已向北扩大至淮河流域，如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一批栽培稻遗存。贾湖遗址已清理出几十座房址和300 多座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笛形骨管乐器、刻符龟甲片等（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栽培水稻》， 《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31日。陈报章等：《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水稻硅酸体的发现及意义》，《科学通报》1995年第5期； 《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炭化稻米的发现、形态学研究及意义》，《中国水稻科学》1995年第3期。 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孔昭宸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 《考古》1996年第12期。王象坤等：《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新发现》， 《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辑》，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些现象足已表明那时的农业聚落和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其文化发达程度已超过了彭头山文化的发展水平。
此外，接近公元前5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还发现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桐乡罗家角遗址等（注：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中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数量巨大，其形态已接近现代栽培稻，而且伴出大量的水田农具，当时的房屋为木工制造水平较进步的干栏式建筑。表明那时的稻作农业已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狩猎——采集经济在此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已降至次要地位。
河姆渡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稻作农业发达程度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一些研究者据此推测，在河姆渡文化分布区及其附近地区当存在有相当于彭头山文化或舞阳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但是，这方面的探索至今尚未获得突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考古取样和发掘研究的新进展，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前述仙人洞遗址上层出土的双孔蚌器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的比较，表明在它们两者之间似存在着非直接的文化联系。连接它们两者的地理区域，很可能是钱塘江上游的衢州通道。
衢州地区上接江西上饶地区，即前述中国南方腹心地带的东北部，下通杭州湾平原地带。亘古以来，这里是连接杭州湾地区与江西赣江地区的最佳地理通道。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大概是经过这一通道与赣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发生联系的，并向岭南延伸。近年来浙江遂昌好川良渚文化大型墓地的发现（注：王海明、罗兆荣：《遂昌好川发现良渚文化大型墓地》，《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19日。），对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由此可推测，在杭州湾地区得到充分发展的河姆渡文化及马家浜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经过衢州通道由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传播发展而来的。据此可进一步推论，衢州及其附近地区在探索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方面，是个极有希望的地区（注：衢州平川地区的气温高于杭州湾地区，浙江境内的农时也以这里的为早。）；对河姆渡文化或马家浜文化前一阶段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探索，很可能在这一地区获得突破。
从以上对公元前7000～前5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分布状况的简单介绍和初步探索，可以看出，稻作农业在玉蟾岩——仙人洞这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发生之后，是逐步向纬度较高的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推进的，同时向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扩散。据此，对稻作农业的早期发展形式可作如下的推论：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概括以上的分析和推论，可将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形式简述如下：
稻作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0000 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
需要说明，我们提出的稻作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形式的“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论”，主要是建立在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今后，伴随着考古发现资料的丰富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一结论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当然也不排除对此作修正的可能。
此外，通过对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形式的探讨，可进而形成下面两点认识，第一，食物生产的起源，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但是，就食物生产发生与发展过程本身而言，却是一个十分平静、十分自然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第二，食物生产的起源是狩猎——采集经济的发达的结果；但是，食物生产的发展，却导致了狩猎——采集经济的衰亡。这又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事物演变发展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