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年来香港对加拿大的移民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拿大论文,香港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1997年7月1日，中国将收回香港。一部分社会地位较高的香港人不愿正视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实，凭借加拿大提供的有利条件，移居他乡。他们以加拿大的大、中城市为依托，竭力创业，但步履维艰。香港移民对加拿大社会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发展，也与当地华人产生了一些隔阂。2.在推动加拿大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剧了其地区间的不平衡性。3.丰富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但也与当地白人产生了矛盾。随着1997年的平稳过渡和香港未来局势的稳定，香港对加拿大的移民将会越来越少。
自80年代以来，香港形成一股海外移民浪潮。离港的人员近半数赴加拿大定居，至1995年底已累计达30万人，占了香港人口的1/20。哪些香港人移居加拿大？其原因何在？他们在那里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怀抱之际，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移民背景
关于香港人向加拿大移居的原因，应从香港和加拿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9世纪40年代，香港割让给英国。从那时起，中国大陆就不断有人到此谋生，其中一部分人又陆续地移居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人口流动一直是香港社会本身的一个特点。
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我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加香港，一些香港人对此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应。根据西方的研究，这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难以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担心大陆实行的政治体制不会让未来的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因此，他们中一部分人力图配合港英当局策划的所谓“政改”，“以求自保”，另一部分人则纷纷离港，到海外“寻求安全”。
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大财团为了扩大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和减少投资中的风险，往往对投资的地点和行业进行多元化选择。香港的一些金融和商业集团也是如此。为了便于投资，他们将部分家族成员移往加拿大。
以上是近年来香港人向加拿大移居的三个基本原因。香港和西方的学者一般认为，主要是第二个原因造成了香港目前的海外移民潮。据有关人士1987年对1334名香港居民进行的调查，在那些表示要移民的人们中间，出于对生活方式考虑的占15%，经济因素占18%，而政治因素却高达43%[①]。又根据有关机构于1991年对1552名香港人进行的调查，在“对香港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和“对中国政府完全不信任”的人们中间，分别有22%和31%的人表示1997年前后肯定要离开香港[②]。这些数字是西方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所持的依据。
上述第二项调查还显示，人们受教育越多，工作职位和经济收入越高，越具有移民倾向。例如，表示自己将来可能和肯定移民的人，在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员中的比例为28.4%，而在只受过小学或更低教育的人员中的比例仅有5.5%；在月薪3—5万港币的人员中占了35.2%，而在月薪1万以下的人员中只占13%[③]。由此可见，打算到国外定居的香港人大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拥有相当的财产，他们的政治嗅觉灵敏且崇尚西方民主，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态度主要来自这一阶层。这些人从资金、学历和工作经验等方面也具备了移民的条件，因此构成了香港移民的主体。加拿大移民局对香港移民的职业进行的统计，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并非所有中产阶级都想离开香港。是“去”还是“留”，在他们中间还取决于对自己未来经济命运的考虑。那些认为自己在香港大有发展前途，或已将资金大部分投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不愿再去外国冒新的风险。那些看到自己在香港难以有大的作为，根据自身的条件不如去海外寻找更多机会的人往往成为移民。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否认所谓的“信心危机”是导致近年来香港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同意某些西方学者将其夸大为唯一原因的观点。
香港人能否移居国外，还离不开前往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移民政策。加拿大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两个必备的条件。加拿大地广人稀，目前人口尚不足3000万。它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外来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在历史上主要来自欧洲。本世纪50年代，欧洲移民占了全部移民的90%，但此后开始逐渐减少，至60年代末其比例就已经跌至50%[④]。70年代中期，加拿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又开始下降。因此，从那时起加拿大政府就开始采取鼓励亚洲移民的政策。人口增加扩大了加拿大国内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员的增多将带动税收和社会保险数额的增长，从而维持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和老龄人口的退休待遇。这是加拿大实行鼓励移民政策的两个基本的着眼点。
简单说来，加拿大吸收的移民主要分为家庭和亲属移民、独立移民（70年代主要指技术工人，80年代主要指专业和管理人员）、商业移民三大种类。商业移民始于1978年，规定外国投资者或企业家只要许诺在加拿大创造5个就业机会（1984年降为1个），就可获得移民签证，在加履行职责并住满3年后便可成为加拿大公民。1986年，加拿大政府把投资者和企业家分开，规定每个投资者至少应拥有50万加元的资产，交将其中的25万元在加拿大进行投资后，3年内不得抽出。1988年又规定，若将资金投向落后的省份，数额可降至15万加元，以鼓励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移民和投资。同时还规定，如果把资金注入由银行担保的基金，投资者至少需有70万加元的资产，投资额增加到50万加元，最低投资期限延长到5年。加拿大设置投资移民的目的是为了“一举两得”，即在吸纳移民的同时，也获取大量的外国资金。
近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较高，符合上述条件的不在少数。加拿大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而英语是香港的官方和商业语言之一。从70年代起，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华人的社会地位，减少了华人移加的心理障碍。加拿大环境优美，生活安逸，这一切自然对香港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然而，鼓励香港人向本国移民的并非加拿大一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其中，有的也仿效加拿大设置了商业移民。为了与这些国家竞争，加拿大政府在香港设有移民官员和投资顾问，加驻港专员公署成为该国在海外最大的外事机构。加拿大的一些省政府为竞相吸收移民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向港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各种银行、法律公司和商业机构也纷纷在香港设立分理处，至1987年就已达240家[⑤]。它们与当地的有关机构配合，以赢利为目的，但却从技术上帮助解决移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快移民的速度。结果，近半数的香港移民选择了加拿大。
二、加拿大的香港移民概况
从数量上看，1980年以来移加的港人由每年的数千上升到数万。1987年以后开始大幅度增加，不但使香港成为加拿大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也使加拿大成为香港向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详见表1。
表1：1980-1993年香港向加拿大和海外移民的数字统计⑥
从分类上看，香港移民主要由家庭和亲属移民、商业移民（其中也包括以艺术家、演员和运动员等为主的移民）和独立移民组成。其中，独立移民和以企业家和投资者为主的商业移民近年来增长幅度较大。详见表2。
表2：1983-1992年香港对加拿大移民的分类统计⑦
从地域上看，香港移民主要分布在一些大、中城市。多伦多市属于首选，近半数的香港移民在此定居。其他城市有温哥华、蒙特利尔、爱德蒙顿和卡尔加利等。他们选择这些城市时，主要看重的是它们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可供利用的华人社区。香港移民一般在新开发的郊区购房居住，当他们的人口上升到一定的比例后，便形成一个社会服务功能较为齐全的华埠。这样的华埠在大多伦多市就出现了4个，在那里，华人即使不会讲英语也能生存。
就行业而言，香港独立移民和部分投资移民以公司和行政管理、教师、社会和律师工作为主。对香港商业移民选择的行业没有专门的统计，但据199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有企业移民所选择的头5个行业是房地产、金融和保险、建筑、制造业、商业服务；所有投资移民所投资的方向是酒店、金融、建筑、食品和饮料、电器和电子行业[⑧]，其中包括了香港同类移民。香港移民在房地产的投资上格外引人注目，价值几千万加元的酒店大厦常常一夜之间落入他们手中。
就创业成就而论，各类香港移民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1990年，香港有关机构对80年代移加的440名港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40%的人找到了以前从事的工作，其他人不得不改行。1992年对住在多伦多市士嘉堡的4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失业率在移加近3年的港人中间占了23.8%，在不到1年的人们中间则高达40%。被调查人找到的第一个工作的收入超过在香港时的约占1/4，与在香港时相同的占1/4，下降的约占1/2；工作职位提高的占1/10，相同的占1/4，下降的占了2/3[⑨]。企业移民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他们苦于不了解当地的市场行情和缺少业务关系，开办的企业往往亏损，但由于担心拿不到加拿大护照而不敢将其关闭。当然，企业移民中也不乏成功者，如1989年移加的张如任，他将海胆加工成食品出口日本，1995年荣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移民企业家最佳出口奖”[⑩]。香港移民一般单独经营企业，雇员为家庭成员、亲属和其他华人。投资移民成功与否主要看投资回报率。至1994年底，经加拿大政府核准的投资基金已近千种，其中包括政府监管但不做担保的基金。移民将资金注入这些基金后不必亲自管理，但由于它们名目繁多，选择时难分优劣。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投资成功率的分析报告，只知道其中问题不少。一些省的投资顾问利用港人不了解加拿大的投资环境，向他们推荐一些风险大且回报率低的投资项目，有的滥用基金。例如，阿尔伯达省驻港商业移民办事处向港人推荐了一种目标为小商店的投资基金，结果却投向了一所金矿。当1991年分红时投资者才发现其利润远远不足。这项计划涉及230名香港和台湾的移民，金额达几千万元，成为轰劝一时的丑闻[(11)]。有人估计，自投资移民计划推行以来，至少给移民造成了5亿加元的损失。有鉴于此，加拿大移民部于1994年11月1日下达了冻结令，不再审批新的投资基金，以便将来制定一项便于管理且科学性较强的新的移民投资计划。
总的看来，香港移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并非易事，与在香港时相比，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不少人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后便只身回港工作，以便挣取较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在加拿大的开支。他们经常乘飞机在空中往返于加港两地，太太又不在身边，因而被讥称为“太空人”。这些所谓的“太空人”，据加拿大驻港公署估计，至1990年就已达2.6—2.9万[(12)]。
三、香港移民对加拿大社会的影响
数十万港人涌入加拿大，无疑要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错综复杂，正负两面兼而有之，并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简单归纳起来，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改变了加拿大华人的形象和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发展，但也与当地华人产生一些隔阂。70年代以前，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视为“二等公民”。而近年来移加的香港人不但阔绰，从事的工作一般也属于重要的社会经济部门，其衣、食、住、行非同凡响，令当地白人刮目相看，一些当地华人也为此感到自豪。一部分香港移民将资金投入“唐人街”，使之由昔日贫穷的华人居住区变成了今日繁华的商业区。
因语言相同，不少香港移民利用当地华人的各种关系谋求发展，他们利用当地华人购置房地产就是明显的一例。然而，一些香港移民讲究排场，居豪华住宅，驾名牌轿车，处事缺乏谦让，也引起一些老华人的非议[(13)]。一些港人在对待华人组织的功能上也与老华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以温哥华的“中华文化中心”为例，他们想把它变为宣传“中华高雅文化”并进行政治游说的团体，而老华人则不愿放弃狮子舞和龙舟赛等传统的民间活动，并反对涉足政治。双方的矛盾在1993年该组织领导机构的选举中暴露出来[(14)]。在经济领域，双方有时也发生矛盾。如温哥华一位叫Brian Sung的当地华人于1980年开设了多语有线电视网，由于亏损不得不只保留中文节目。香港移民Francis Cheung于1987年在多伦多注册开设了面向全加的中文有线电视网。为了得到温哥华的观众，他以自己是全加唯一的中文有线电视台为由要求Sung增开中文以外的节目，遭到了拒绝[(15)]。两家电视台于90年代先后破产，被香港一家公司收购。
2.在扩大了加拿大国内消费市场和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性。港人移加后平均收入下降，但由于“发现加拿大的物价合理”，尤其是房屋和进口轿车较香港的便宜许多，他们的购物欲有增无减。据估计，1992年移加的3万多香港人具有1.1亿加元的购买力[(16)]。香港移民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很快引起了加拿大商界的注意。一些白人开办的金融和商业机构开始雇用华人职员，用中文进行宣传，有的超级市场还设有亚洲商品专柜。不少人开始研究香港移民的消费心理和购物习俗。当他们得知香港人在择地建房时讲究“风水”，便请来“风水”先生在地点和房屋结构方面进行指点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香港人原来的消费习惯。
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香港的企业和投资移民在加拿大所有同类移民中的比例由1981年的4%猛增到1985年的40%[(17)]。对于他们带来的资金，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根据1987年申报的数字计算，每个香港企业移民家庭平均拥有70万加元的资产，每个香港投资移民家庭平均拥有100万加元的资金。据估计，仅1992年他们就为加拿大带去50亿加元[(18)]。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表明，1990年全部投资移民平均创造了28个就业机会，所有企业移民平均提供了6.3个全日工作岗位和1.6个半天工作岗位[(19)]。这些数字也可用来评估香港同类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当然，香港移民大都涌向一些发达的省份和城市，加剧了经济发展中地区间的不平衡性，有违加拿大政府的初衷。
3.丰富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也与当地白人发生了矛盾。香港移民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他们的子女在课余时间学习中文，仅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中文学习班就多达数百个。他们与当地华人一起，促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将汉语列为中、小学第二外语之一，前者从1995年6月起又将中文列为省试科目之一，有利于华人中学生升入大学[(20)]。随着香港人的涌入，一些大城市的中文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延长，中文报刊的发行量增加。销售香港书刊、音像带和唱盘的商店在“唐人街”随处可见，不少香港著名的艺人也时常赴加演出，制造“轰动效应”。此外，以美食著称的香港使大型酒楼餐馆一个个地出现在闹市中。他们相信中医，不少西医为扩大营业开始学习中医课程，掌握了针灸、推拿等技巧。1996年初，多伦多的一批医学专家专程赶赴香港，了解和研究中医得以生存的原因[(21)]。
香港移民与一些白人发生的矛盾表现在：他们拆除了拥有几十年历史的旧房屋而兴建体积庞大且风格迥异的新住宅，被白人称为“怪兽屋”；他们的子女在学校的比例增加并在一些科目中取得好成绩，被认为是夺走了白人学生的位置和荣誉；他们在新的华埠开设的商店使用中文招牌，被视为有意排斥白人；他们要在一些街区兴建大型商店或餐馆，有些白人以带来交通和停车困难为由加以反对等等。1995年6月，大多伦多万锦市（Markham）代市长竟称华人在该市的增加使白人感到不安。于是，加拿大不时地出现一股股排华暗流。在80年代末的温哥华，有人出售印有“香哥华”字眼的T恤衫，暗示香港移民将主宰温哥华。前市长甚至还组织了“英国和欧洲移民援助基金会”。在90年代初的多伦多，有人向华人家庭寄出恐吓信。联邦政府于1990年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53%的白人反对再增加移民数额[(22)]。
上述现象仅属于种族磨擦，还是含有其他的矛盾？造成矛盾的责任在于一方还是双方？有必要对此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判。本文认为，它实际上反映了三个问题。其一，说明加拿大仍存在白人种族主义，一些人不愿看到有色人种的增加。其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因贫富不均而产生的阶级对立情绪。加拿大的下层白人一般买不起房屋，而香港移民于80年代后期在温哥华投资兴建的几处住宅楼为卖高价都售给了香港人[(23)]。他们竞相投资房地产又导致房价和房租的陡涨，在温哥华西部，住房的平均价格由1987年初的20万加元上升到1989年底的43万加元[(24)]。尽管有关研究表明，房价上涨还和房屋建造不足及内地向温哥华移民有关，但下层白人一般还是将怨愤发泄到香港移民身上。其三，反映出香港移民与当地白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缺乏相互的沟通和了解。例如，从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出来的香港人，容易将加拿大“维多利亚”式的古老建筑视为陈旧。他们认为门前有树不吉利，故将其砍掉。而当地白人注重保护树木花草和讲究建筑风格统一，不习惯周围的环境变得太快[(25)]。又如，华人有“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注重子女的学习成绩，而白人则希望孩子全面发展，视华人学生整天学习是为了“争名夺利”。
总而言之，尽管上述矛盾发生在种族之间，但不应简单地视为种族仇视和把责任推和一方。它涉及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内容、实质和归宿及其与移民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另文作专门的探讨。
四、香港移民的心态及未来的移民趋势
按照一般的移民规律，人们总是由经济收入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向收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并且流出的人口多属于中下阶层，因为这部分人要求改变生活处境的愿望较为强烈。但是，近年来香港向加拿大的移民却是一个例外。众所周知，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近来一直保持在7%左右，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不超过15%。而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2%左右，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在40%左右，且不说还有14%的消费税。其投资回报率也远远低于香港和我国南方地区。在1985年至1993年移加的港人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占了14.3%，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占了26.8%，而同期香港人口中这两类人员的比例分别是3.8%和6.9%[(26)]。它说明香港移民属于中上阶层的人居多。
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香港移民不同于历史上的华人，他们移居加拿大并非是出自寻找美好生活的愿望，而是由于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态度，他们认为为了买个“保险”值得在经济上付出代价。这些人的打算是，能够在加拿大立足就尽量谋求发展，不然就回港当“太空人”。
一部分人为了在加拿大更好地生存，除了从事必要的经济活动外，还尽量参加华人社区以外的社会活动。个别的还向社会捐款，以博得好感。1995年底，一位李姓香港企业移民就曾宣布，他将在5年内向温哥华医院捐赠300万加元[(27)]。与此同时，香港移民希望能保持中华的文化传统，所以有人提出，“要进入主流社会，但不一定融于主流社会”。这一点是他们建立新的华埠的主要原因。这些人的目光没有离开华人社会，他们中不少人也没有忘记中国大陆的市场，希望能借助语言上的优势通过香港对我国进行贸易和投资。加拿大不少官员和学者也认识到香港移民的这一作用，期待他们能成为通向中国的新的桥梁。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做好心理上的调整，很难适应当地社会，因而面对困境而退缩。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获取加拿大的护照而移民，达到目的后立即返回香港重操旧业。他们考虑，有了加拿大的护照，一旦形势对自己不利，可以毫无困难地离开香港。如果1997年后香港局势稳定，他们就有可能长期留在香港。
关于未来香港移民的趋势，我们认为它主要取决于1997年后香港的局势是否稳定和大陆的经济是否繁荣。香港在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对中国大陆十分重要，随着1997年的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方针的顺利实施，香港未来局势的稳定当在意料之中。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将随着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深化而继续发展，因此，对香港移民的推力将会减弱。
未来香港移民趋势也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分不开。从目前看，加拿大在短期内不会压缩移民数额，但1996年初出台的一项新移民政策，把语言能力的比重由原来的14%提高到20%，其结果将会使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香港人，从而使拉力有所减弱。
此外，香港移民在加拿大的状况不会在短期内有较大改观，而平稳过渡后的香港将依然繁荣，这就有可能使更多的香港移民回港工作。这种可能性也会潜在地影响到香港向加拿大移民的趋势。
当然，由于近年来香港很多人提出了移加申请，1997年前后要陆续得到加拿大移民局的审核和批准。所以，在199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向加拿大的移民还会保持一定的规模。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规模只能是越来越小，而不是相反。
注释：
①Charles F.Emmons:《Hong Kong Prepares for 1997》,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8,P.53.
② ③ (26)Ronald Skeldon ed.:《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4,P.112-125,P.67-68.
④David Chuenyan Lai:《Chinatowns: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8,P.108.
⑤ (15)Margerst Cannon:《China Tide》,Harper Collins,1989,P.219,P.118.
⑥ ⑦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 Canada:《Annual Immigration Staistics》，有关各期，表1中香港向海外移民的数字引自《Reluctant Exiles》一书第30页，各类移民的数字包括移民签证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
⑧ (17) (19) (22)Vic Satzewich ed.:《Deconstructing A Nation》,Fernwood Publishing,1992,P.50,P.110,P.105,P.109.
⑨ (18)Ronald Skeldon ed.:《Reluctant Exiles》M.E.sharp Inc.1994,P150-152,P.106,p.34.
⑩ (21)（加）《世界日报》1995年10月14日，1996年1月8日。
(11)见《Valgary Herald》1992年3月14—18日连续报导。
(12)《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0年4月4日报导。
(13)参见《老华侨对新移民的矛盾观》，载（加）《号角月报》，1996年1月第2版。
(14) (27)《Vancouver Sun》，1993年3月24报导，1995年11月18日报导。
(16)Lee Wei-Na:《Becoming Canadian》in《Pacific Affairs》,V67(1),1994,P.75.
(20)（加）《移民生活备忘录》，《世界日报》1995专辑，第102页。
(23)Donald Gustein:《The New Landlords》,Porcepic Books,1990,P.156.
(24) (25)W.T.Stanbury:《The Housing Crisis:The Effect of Local Regulation》,The Laurier Institute,1990,P.6。该书载，温哥华市政机构在居民的压力下，于1986年初至1989年下半年对建房法令做了几次修改，以限制所谓“怪兽屋”的出现。但开发商为获得更多的利润，在不违反法令的情况下尽量建造大房屋卖给香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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