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刍议论文,唐人论文,李白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和《才调集》都选录了李白的诗歌，而在这些选本所选录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与通行本李白别集相异的字句。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现象，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但是，此前学者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具体的校勘上，即使是综合研究，也往往是从文化学、训诂学等角度入手，很少有人对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进行整体观照。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从总体上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与其他诗人作品的异文情况相比，是否存在差异？这些特点与差异又说明了什么？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初步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 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特点
为了从整体上观照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特点，笔者将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和《才调集》①中选录的所有李白诗歌都与李白别集作了比对。为了尽可能排除后世窜乱的干扰，用来比对的李白别集选择了日本静嘉堂所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一方面，此本保留了宋本原貌，避免了宋代以后改动的干扰；另一方面，现在的各种李白别集都源出于宋本，故李白诗歌当下的通行面貌与宋本差异不大，即使有，也应属于同一版本系统的内部差异。同时，为了与李白诗歌异文的总体状况进行比较，笔者还对《河岳英灵集》、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中的非李白诗也全部进行了比对，对于这些诗人的诗歌，有别集传世的尽量取其早期版本对校(如高适诗取明覆宋刻本《高常侍集》对校)，无别集传世的则只能以《全唐诗》对校。在比对中，敦煌残卷中的缺字不计，当时的通用字亦不计(如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中凡应为“歌”处俱作“哥”，不能以异文视之)。而在比对的结果统计中，字词差异与整句差异或缺漏均以一处计，题目不同亦算作一处。整个比对过程与结果统计均为人工完成，容有少许误差存在。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笔者发现，唐人选唐诗中的李白诗歌异文，从整体上看，与其他诗人作品的异文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数量远远超出其他诗人。
以《河岳英灵集》为例：
《河岳英灵集》中一共选录李白诗歌十三首，这十三首诗歌中均有异文存在，出现率为100%，总计异文达八十六处之多。单独来看这一组数据，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如果和《河岳英灵集》中其他诗人的异文情况相比，差距就更加明显了。仅以《河岳英灵集》选录诗歌在十首以上的诗人为例，这部分诗人情况如下：
常建：录诗十五首，异文九首，总计十八处；
王维：录诗十五首，异文十四首，总计三十七处；
刘眘虚：录诗十一首，异文八首，总计十六处；
陶翰：录诗十一首，异文九首，总计二十五处；
李颀：录诗十四首，异文十首，总计三十一处；
高适：录诗十三首，异文十三首，总计四十九处；
崔颢：录诗十一首，异文九首，总计十九处；
崔国辅：录诗十三首，异文六首，总计十七处；
储光羲：录诗十二首，异文十一首，总计二十三处；
王昌龄：录诗十六首，异文十首，总计三十二处。通过这一组数据不难看出，《河岳英灵集》中李白诗歌的异文要远远多于其他诗人。其他诗人中以高适诗歌异文最多，也仅仅是李白诗歌异文的一半多一点而已。这一现象在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该残卷中共收录李白诗歌四十三首，而这四十三首诗也都有异文，总计异文达二百余处。该残卷保存下来的其他诗人诗歌从数量上要少于李白诗，故很难像《河岳英灵集》一样进行详细比较。笔者仅选取保留较多且相对完整的孟浩然诗作为参照。该残卷收录孟浩然诗八首，其中五首存在异文，总计异文十一处，差距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此外，《又玄集》收录李白诗歌四首，同样都有异文，总计二十九处。只有《才调集》异文要少一些，收录李白诗二十八首(含《愁阳春赋》)，异文十四首，总计二十四处。
可见，从总体上看，唐人选唐诗中的李白诗歌异文要远远多于其他诗人。
2.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整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异文占整句诗字数半数以上者、整句脱漏者皆归入此类，两句互乙则暂不计入)。
还是先以《河岳英灵集》为例：如《蜀道难》一诗，宋蜀本中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在《河岳英灵集》中作“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河岳英灵集》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一诗，宋蜀本中的“使我不得开心颜”，在《河岳英灵集》中作“暂乐美酒凋朱颜”。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李白诗中，这类异文总计出现八次，散见于七首诗中。
而在该选本收录的其他诗人作品中，这种现象却并不多见。还是以上面列举过的诗人为例，此类现象的出现情况为：常建二处，王维一处，刘眘虚零处，陶翰二处，李颀一处，高适四处，崔颢零处，崔国辅三处，储光羲四处，王昌龄十四处。
在这些诗人中，只有王昌龄诗歌中的整句异文数要多于李白。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这十四处异文集中出现在一首诗中，而《河岳英灵集》中李白诗歌的整句异文则是散见于七首诗中。很显然，整句异文在李白的诗歌中更具有普遍性。
这一现象在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中更为明显。该残卷所录四十三首李白诗歌中，出现整句异文的共计十五首，达五十九处之多，而在残卷所录的其他诗人作品中，只有王昌龄的《城旁》中出现了一处整句异文。
这种整句异文的现象在《又玄集》和《才调集》所录李白诗歌中也有出现。
显然，整句异文的大量存在，同样是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一大特点。
3.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大量出现在名句名篇中。
在《河岳英灵集》所录李白诗歌中，异文最多的一首当数《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总计出现异文二十五处。而在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和《又玄集》中，异文最多的则是《蜀道难》，分别为十九处和十七处。除此之外，如《将进酒》，在《河岳英灵集》中出现异文五处十四字，在敦煌残卷中则高达八处二十三字。更典型的是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名句，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两句可谓是李白诗歌中最脍炙人口的，它们之于李白，正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于杜甫。而就是这样两句最充分代表李白个性的诗句，在《河岳英灵集》和敦煌残卷中却分别成了“暂乐美酒凋朱颜”和“天生吾徒有俊才”。除了上述两句，李白诗中其他一些为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在唐人选唐诗中也有不同：如“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河岳英灵集》中作“行路难，道安在”，又如“孤帆远影碧山尽”，在敦煌残卷中则作“孤帆远映绿山尽”。
而翻检唐人选唐诗中其他诗人的名篇名句，这种现象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比较罕见。如王维的代表作《终南别业》，在《河岳英灵集》中除了题目被改为《入山寄城中故友》外，与今本完全相同，其颈联正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比如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在《河岳英灵集》中只有一句异文，且于义无害(“绝域苍茫无所有”在《河岳英灵集》中作“绝域苍黄何所有”)，而诗中的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更是与通行本完全一致。
因此，名句名篇中大量出现异文，也是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特点之一。
二 从异文看李白诗歌的传播情况
上文主要对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那么这些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些特点的存在又说明了什么呢？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似乎很难得出确凿的结论。但结合唐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和异文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分析，还是可以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雕版印刷尚未普及，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传抄和传唱这两种方式。而这样的传播方式很容易造成异文。
先看传抄。李白在生前就已经名满天下，作品广为流传。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记载，当时李白“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②，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也曾提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③。在如此大范围的传抄中，讹误、脱漏自是在所难免。而唐人选唐诗中出现的李白诗歌异文，有相当一部分从校勘学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解释。以《河岳英灵集》中所录《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为例，该诗与宋蜀本对校，共得异文九处，基本上都可以归于传抄所致：“锦袍/锦抱”、“北京/北凉”、“长跽/长跪”显然是形近造成的，“四海/海内”、“与君一遇/就中与君”、“西归/归家”、“欢乐/行乐”的差异则属意近，“恨别/别恨”是互乙，而“翠娥婵娟初月辉”一句，《河岳英灵集》无“翠娥”，而前一句的末尾恰是“翠娥”二字，则此二字或为宋蜀本之衍文，或为《河岳英灵集》之脱漏，亦属无疑。
正由于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抄所致，因此，这些异文的大量存在，恰恰从某种程度上证明，李白的诗歌在生前就已经广为流传。同样的情况在《河岳英灵集》所收其他诗人作品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上文已经列举了其他诗人的异文出现情况，异文数在三十处以上的只有王维、李颀、高适、王昌龄，而这四人至今仍被视作盛唐第一流的诗人，其中王维、高适都有单行的别集代代流传。由此可见，唐人选唐诗中的异文数与诗人作品在当时的流传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之多，正说明其作品在当时的传播之广。
再看传唱。唐代诗人的许多诗歌是以歌唱的形式传播的，尤其是绝句和乐府。而在传唱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异文。一方面，口耳相传和传抄一样，难免会有讹误；另一方面，出于音乐节奏和演唱效果等方面的考虑，演唱者偶尔对诗歌文本进行一些加工也在所难免。唐人选唐诗中收录的李白诗歌，乐府歌行和绝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该卷所录的四十三首李白诗歌中，乐府歌行就有二十九首，另有绝句四首，这说明该选本很可能正是为歌唱而编选的。而在收录李白诗歌的四种唐人选唐诗中，异文最多、与通行版本差别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个敦煌残卷，这恐怕并非偶然。
下面以薛用弱《集异记·王之涣》中的“旗亭画壁”为例，来具体看一下传唱对诗歌文本的影响。
在这段记载中，王之涣的《凉州词》与唐人选唐诗中的文本大不相同。在唐人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中，该诗为“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而在《集异记·王之涣》中，伶人所唱则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比之下，不但存在异文，连句序都变了，而后者很可能便是出自伶人的改动。
无独有偶，在《集异记·王之涣》中，高适的诗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为长篇古风的《哭单父梁九少府》，在演唱时被截成了四句，而且就是这二十个字中，也有一处与《河岳英灵集》不同，这说明伶人在唱诗时，不但可能改动文本，还可能加以剪裁。李白的《千里行》一诗，通行版本均为八句，在敦煌残卷中却只有前四句，而且其中两句差异很大。同样，孟浩然的五律《洞庭湖作》今本多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敦煌残卷中也只有前四句，而且有两处异文。对照来看，它们很可能也和高适的《哭单父粱九少府》属于同一类情况。
因此，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产生，应该与伶人演唱这种传播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其异文数量之多，也正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李白诗歌在当时曾被广泛地入乐传唱。
三 从异文看李白对诗稿的修改
上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做了考察。但是，依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首先，李白诗歌的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抄失误或伶人改动所致？在唐人选唐诗收录的李白诗歌中，有的与今本差异极大，简直可以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如敦煌残卷中的《独不见》，总共只有十余句，可居然没有一句和宋蜀本完全相同，而总共只有十八句的《赠赵四》，也有十四句和宋蜀本相异。如此大规模的异文，恐怕很难简单地用传抄和传唱中的改动来解释，毕竟，在文本传播远不及后世方便的情况下，如此随意地对收集到手的名家诗稿大肆窜改，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作品广为流传的不止李白一人，像王维，在当时主流诗坛的地位甚至还要高于李白，而且王维诗作的合乐可歌程度也不逊于李白，可为什么偏偏是李白的诗歌存在如此多的异文，而且屡屡出现大规模的整句差异？此外，正如前文所说，李白诗中的很多经典名句在唐人选本中都有整句整句的差异，如果说李白原文即同今本，那么时人为什么偏偏对诗稿中的“诗眼”进行涂改呢？如果说今本的面貌是后人改动所致，并非李白原文，那么试问谁又比李白更能够说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的话来呢？日人铃木修次先生在《李白诗歌的传承及版本论考》④一文中曾经认为是“一些欣赏者写出了模仿作品并参加到李白的诗集之中”，可如果是拟作，为什么在整句异文极多的诗中依然会有与宋蜀本一致的部分？为什么这种现象只见于李白而不见于其他诗人呢？
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因为李白自己对诗稿作过一些修改。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李白的诗歌似乎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琢磨功夫是杜甫的风格，与李白无关。但实际上，李白可能不会如苦吟诗人般反复提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写成后就不再修改。相反，李白对自己诗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而严肃的，这从他注意保留自己的诗稿并且多次托人编集就可见一斑。而且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曾记载，李白年少时“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⑤，由此可见，李白对自己的作品同样有着精益求精的追求，对自己的诗稿进行一些修改也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很难找到李白修改自己诗稿的直接证据，但有些记载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李白在《大鹏赋》的自序中称：
予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予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⑥
从这段自序中可知，李白的名作《大鹏赋》还有一个早期版本，即《大鹏遇希有鸟赋》。这个早期版本当时“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若有幸流传至今，或者被当时某个选本保存下来，那我们今天用来和《大鹏赋》对校的话，必然也会检出大量异文，而且不乏整句整句的差异。
再比如宋蜀本以来的各种李白别集，均收录有两首《白头吟》，如下：
其一：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兔丝固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
其二：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
关于这两首诗，萧士赟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按此篇(指第二首)出入前篇，语意多同，或谓初本云。”⑦也就是说，《白头吟》为“一诗两传”，第二首是第一首的初稿。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今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李白改诗就有了确凿的文本证据。事实上，这种“一诗两传”现象不仅《白头吟》这一例，前面提到敦煌残卷中的《独不见》和《赠赵四》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仅以《赠赵四》为例，此诗在宋蜀本中作《送友人三首》其二：
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经燕复历秦。其事竟不捷，沦落归沙尘。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凿井当及泉，张帆当济川。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在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中，则是：
我有一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赠尔可防身。防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斯人何太急，作事误燕丹。使我衔恩重，宁辞易水寒。凿石作井当及泉，造舟张帆当济川。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这两个文本的情况与《白头吟》非常相似，语意多同，但表述差异很大。相比之下，宋蜀本亦优于敦煌残卷，因此，残卷中所录的《赠赵四》很可能正是《送友人三首》其二的初稿。
敦煌残卷中的《独不见》也与此类似，限于篇幅，不再详引。
值得注意的是，《才调集》中也收录了李白的一首《白头吟》，文本与宋蜀本《白头吟》其二几乎完全一致。如果宋蜀本以来的各种李白别集均未收录这篇初稿的话，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就很可能是和《独不见》、《赠赵四》一样的情况，与通行本相校后异文触目皆是，文本面目全非。因此，《才调集》中的这首《白头吟》恰恰反证出，敦煌残卷中所录的《独不见》、《赠赵四》也是“一诗两传”，很可能是李白自己对诗稿进行过修改，而初稿又早已流传开来，所以才造成了如此规模的文本差异。
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正可以加深我们对这种情况的理解：
欧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⑧
这段记载说明，有些名家的诗作，刚一脱手，便被争相传诵，连再想修改都来不及。王兆鹏先生曾经在《宋代诗文的单篇传播方式初探》⑨中引此记载，以说明欧阳修文集各版本之间的差异。而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李白。李白的许多诗歌是在酒宴上即兴而作，初稿很容易迅速流传，《将进酒》中的“天生吾徒有俊才”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从音韵的角度来看，最初作“天生吾徒有俊才”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宋蜀本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后注明的“一作开，又云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才”，或许正是多次修改留下的痕迹。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是李白写给友人的，赠送出去之后，被友人保留并传播的也是初稿，《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中的“暂乐美酒凋朱颜”，也许就是这种情况。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的编成时代都在天宝年间、李白生前(罗振玉考定敦煌残卷的编订时间至少在天宝十一载之前⑩，毛水清先生在《唐诗写本残卷校考札记》(11)中据选诗、避讳等情况进一步将其定在“天宝十年左右，安史之乱前”。而《河岳英灵集》的编订年代，据该选本《自序》中的“终癸巳”，当在天宝十二载，此亦学界共识)，而这些异文，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体现的是李白诗歌最初在社会上流传的面貌。而这些最初面貌，又往往会成为传抄传唱的主流。
过去，我们常常简单地认为，后世传本往往屡经窜乱，因此唐人选唐诗中的李白诗歌异文可能更可靠。但通过前面的比较可知，唐人选唐诗与李白别集的差异，有一部分其实仅仅是初稿和修改稿的区别。当然，这并非是说唐人选唐诗中的都是初稿，而出自宋蜀本的就是修改稿。一方面，由《草堂集》、《李翰林集》到宋本付印，毕竟经历了数百年，难保一点窜乱没有，而且唐人选唐诗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流传过程，同样不能避免后世有意无意的改动与讹误；另一方面，《草堂集》的来源虽是李白亲手交付，但李阳冰在序文中明确说道：“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12)也就是说李白交付的这些诗稿其实也是收集来的，虽说李白在托付编集之前理应作过审定，但谁又能把自己平生数百首诗的字字句句都记得那么清楚呢？掺杂一些违背李白原意的异文，倒也并非什么稀罕的事情。
此外，这些异文的存在，还有助于我们推知李白修改诗稿的方式。与大多数诗人的推敲、炼字不同，李白修改自己的诗稿，并不拘泥于个别字词的选择与锤炼，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整体效果，寻找不同写法中的最佳方案，以至于产生了大量整句的异文。以其三拟《文选》为例，既然是拟作，要写的内容显然是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三拟”其实就是在练习不同的写法。通过李白诗歌中“一诗两传”等现象来看，李白创作、修改某些诗歌时，可能偶尔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确定要写的内容之后，尝试不同的表述，最终择优而定。
四 从异文看李白别集的来源
李白的诗集，在唐代就已经有过编订，见诸记载的便有李阳冰《草堂集》十卷、魏颢《李翰林集》二卷和范传正所编的“文集二十卷”三种。其中《草堂集》、《李翰林集》均为李白自己托人所编，诗稿基本都是李白亲手交付给编集者的，而范传正所编则是“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13)，来源相对复杂。至宋代，乐史在《草堂集》的基础上“又别收歌诗十卷”，编成《李翰林集》二十卷，此后，宋敏求又将魏颢《李翰林集》所收诗歌编入，并进一步广搜佚文，形成《李白集》三十卷，后经曾巩编次，乃成定本。据詹锳先生《李白诗论丛》(14)所附《李太白集板本源流表》来看，目前传世的各种李白别集版本，均以此为源头。但是，因为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以手稿《草堂集》、《李翰林集》为主体并广为搜求，编次时又打乱二者界限，依据题材、体裁分卷，所以使得李白别集所收诗歌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后人对此颇多遗憾与非议，如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后所附的几则跋文就以为：“尝非宋氏本阑入他人所作……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15)但是，笔者在校对唐人选唐诗时发现，这些异文正可以为我们追索李白别集所录诗歌的来源提供些许线索。
笔者以为，在李白诗歌的传抄与传唱过程中，由于“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李阳冰《草堂集》十卷和魏颢《李翰林集》二卷的来源都是李白晚年的亲手交付，可以手稿视之。而另一方面，由于传抄和传唱中的无意讹误与有意改动，以及初稿流传和后来修改等原因，当时在社会上广泛传唱与传抄的李白诗歌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而形成另一个系统(16)。像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不但异文数量极多，而且大规模出现异句，部分诗歌如《赠赵四》、《独不见》等，与通行版本相校，简直是面目全非，没有几句相同。这样的差异，恐怕很难以同源视之。由于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广泛应用于文集，诗人别集的传播范围甚至还不如传抄传唱这一系统。因此，时人在编订选本时，很可能径取后者，而我们将其与来源于《草堂集》、《李翰林集》的文字相校，便会有相当一部分大相径庭。
相对于已经写定的手稿系统，传唱传抄系统虽然更容易发生讹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具有部分稳定性的。以晚唐《又玄集》中的《蜀道难》为例，《又玄集》中的《蜀道难》一诗，文本与宋蜀本大不相同，共计异文十七处。但是将《又玄集》与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对校，却会发现《又玄集》中的异文大都有所原本，其中《河岳英灵集》总共九处异文，竟有七处与《又玄集》完全相同。下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对照：
《又玄集》与敦煌残卷一致的异文有七处(前为宋蜀本，后为《又玄集》与敦煌残卷)：
不与秦塞通人烟 作 乃不与秦塞通人烟
可以横绝峨眉颠 作 何以横绝峨眉颠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作 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
猿猱欲度愁攀援 作 猿猱欲度愁攀牵
冰崖转石万壑雷 作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 作 其险若此
万夫莫开 作 万人莫开
《又玄集》与《河岳英灵集》一致的异文有七处(前为宋蜀本，后为《又玄集》与《河岳英灵集》)：
可以横绝峨眉颠 作 何以横绝峨眉颠
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作 然后天梯石栈方勾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作 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
以手抚膺坐长叹 作 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作 问君西游何当还
冰崖转石万壑雷 作 砯崖转石万壑雷
所守或匪亲 作 所守或匪人二者共计十四处，去其重复，尚有十一处。而除了这十一处完全一致的异文外，剩余的六处与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也多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宋蜀本中的“黄鹤之飞尚不得”，在《又玄集》中作“黄鹤之飞兮尚不得过”，在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均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宋蜀本中的“雄飞雌从绕林间”，在《又玄集》中作“雄飞从雌绕林间”，在敦煌残卷中作“雄飞从雌绕花间”；宋蜀本中的“连峰去天不盈尺”，在《又玄集》中作“连峰入云几千尺”，在敦煌残卷中作“连峰入烟几千尺”。上述三例，异文出现的位置完全一致，虽不相同，但出自同一系统的可能相当大。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都编定于李白生前，显然不会出自《草堂集》、《李翰林集》，因此，与它们相近的《又玄集》也应该归入传唱传抄系统，而宋蜀本中的《蜀道难》就很明显是出自手稿系统了。
再来看《才调集》，该选本中所录的李白诗歌，与宋蜀本非常接近。前文已经提到，与其他三种选本相比，《才调集》的异文要少得多，所收录的二十八首李白诗(含《愁阳春赋》)中，有十四首与宋蜀本完全一致，有异文的十四首中，总计异文二十四处，也大多是一字之差。笔者又取咸淳本《李翰林集》与《才调集》对校。咸淳本《李翰林集》，在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中被归为乐史《李翰林集》一系(17)，在詹锳先生的《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表》中则在宋敏求、曾巩编次本一系，也就是说，该版本与宋蜀本具有同源关系基本可以确定。而咸淳本《李翰林集》与《才调集》对校的结果显示，两者文本的一致程度极高，甚至超过宋蜀本，二十八首诗居然只有九首有异文，总计十二处。不仅如此，《才调集》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在咸淳本中居然也同样出现，如《相逢行》中的“锦衾与罗帷”，《才调集》误作“锦衾语罗帷”，咸淳本也是如此。可见，《才调集》中的相关诗作与咸淳本《李翰林集》明显出自同一系统。那么，《才调集》中所录的李白诗歌又是出自哪一个系统呢？很显然，也是传唱传抄系统，因为《才调集》中有四首署名李白的诗歌在宋蜀本和咸淳本中都没有收录，如果说《才调集》采自李阳冰《草堂集》和魏颢《李翰林集》，则同样以此为主体的宋本不应有漏收现象，而这四首不见于宋本的李白诗也说明，宋蜀本和咸淳本并没有直接采录《才调集》。因此，这种一致现象只能说明，它们同样辑录了当时在社会上传唱传抄的李白诗。而《才调集》中所录《白头吟》正是被后人认为是初稿的那一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来源。
通过上面的比较不难看出，宋蜀本中与唐人选唐诗差异较大的诗歌很可能是来源于李阳冰《草堂集》和魏颢《李翰林集》，而较为一致的那些，则可能出自乐史、宋敏求的搜集。当然，考虑到文本传播中的复杂情况，这只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索其来源的线索，并非最终的定论。
最后再补充一点，杨栩生和沈曙东先生曾合撰《〈文苑英华〉之录李白诗文所本寻踪》(18)一文，指出《文苑英华》中收录的李白诗歌，出自范传正所编的二十卷李白诗集。范传正所编之集，“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诗文来源相对复杂。笔者简单翻了一下《文苑英华》中选录的李白诗，与宋蜀本相比，同样存在大量异文，而且不乏整句整句的差异。如著名的七绝《望庐山瀑布》，其前两句在宋蜀本中作“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长川”，而在《文苑英华》中却是“庐山上与斗星连，日照香炉生紫烟”，又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中，宋蜀本“看朱成碧颜始红”，在《文苑英华》中则是“眼白看杯颜色红”。总的来说，《文苑英华》中选录的李白诗，有的与宋蜀本近似，如《蜀道难》，虽也有异文，但完全不像唐人选本那样触目皆是；而有的则与唐人选唐诗中的文本近似，如《金陵城西月下吟》，敦煌残卷中的三处异文有两处与《文苑英华》一致。此外，《文苑英华》中还有一些李白诗异题两现，如《将进酒》，在《文苑英华》中便出现了两次，一题《将进酒》，一题《惜空樽酒》；又如《梁园吟》，在《文苑英华》中同样出现了两次，一题《梁园吟》，一题《梁园醉歌》。考虑到范传正本文本来源的复杂，则这些现象的存在也恰恰说明，李白的诗歌曾在唐代形成过不同的传播系统，并且最终导致了大量异文的出现。从宋蜀本的面貌来看，其校勘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凡有异文处必加说明，而不擅自修改，如《将进酒》一诗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句后，便详细注明“一作开，又云天生我身必有材，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可见其态度之谨慎。因此，唐人选唐诗的文本差异，固然要考虑后人的窜乱，但从来源上的不同去理解也同样是必须的。
五 余论
总的来说，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是比较复杂的，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目录提要》中曾云“《太白集》生前已家家有之，或传写异同，或中间改订，卷集互歧，理所应有”(参见胡可先《唐人选唐诗与李白诗》)，殆非虚言。因此，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将这些异文的情况一一弄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我们固然要努力探索李白诗歌的原貌和改动痕迹，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用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异文，或许会更通达一些。一方面，李白固然对诗稿作过不少修改，但是修改稿未必就一定优于初稿，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像曹禺等人建国后按阶级论对旧作的修改，便是经典的失败案例。另一方面，时人或后人对李白诗歌的改动也未必就不如李白的原稿，文学毕竟有一个传播接受的过程，有些改动更符合大众或后人的审美标准也未可知。比如《静夜思》，学界基本同意李白原稿用的是“山月”，现今通行的“明月”是出于后人的改动。但是客观来讲，“山月”更具有李白的个性特点，李白曾不止一次以“峨眉山月”寄托思乡之情，可是若不通读李白诗文，怕是很难理解这一层意思。相比之下，“明月”则更具有共性意味，更容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而现在脍炙人口的，恰恰就是这个“明月”版本。因此，我们探讨李白诗歌异文的时候，应当求真与求美并举才是。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一、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与其他诗人相比，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异文数量远远超出其他诗人，相当一部分异文以整句不同的形式出现，异文大量出现在名句名篇中。
二、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有一些可能反映了李白诗歌初稿的面貌，因此，这些异文的存在，还有助于我们推知李白修改诗稿的方式。
三、唐人选唐诗中的异文数与诗人作品在当时的流传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李白诗歌的异文之多，正说明其作品在当时的传播之广。在李白诗歌的传抄与传唱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和手稿不同的另一系统，而这又为我们探究李白别集所收诗歌的来源提供了线索。
①本文所引唐人选唐诗，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一版《唐人选唐诗》，后文不再详注出处。
②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60页。
③《李太白全集》，第1449页。
④《天府新论》1998年第4期。
⑤《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45页。按“《文选》”原作“《词选》”，据文意及《李太白全集》改。
⑥《李太白全集》，第2页。
⑦《李太白全集》，第244页。
⑧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页。
⑨於可训、陈国恩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0页。
⑩参见胡可先《唐人选唐诗与李白诗》，《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1)《南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1、2期。
(12)《李太白全集》，第1447页。
(13)《李太白全集》，第1468页。
(14)詹锳《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5)《李太白全集》，第1690—1691页。
(16)该系统其实是相对于传统的以刻本、稿本为中心的版本系统而言的，实际上包含了多个传唱传抄的子系统。正如不同的刻本可能有不同的源流，传唱传抄同样可能存在多个来源不同的传承脉络(甚至传唱和传抄本身就存在差别)，相互间未必完全一致。各种唐人选唐诗即使同样采自传唱传抄，也完全可能出自不同的子系统，因此也会有一些异文存在。考虑到李白别集毕竟是以手稿为中心编纂的，而且唐代传唱传抄系统下的各种源流也已很难弄清，此处便统称为传唱传抄系统，以方便比较。
(17)参见万曼《唐集叙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18)《中国李白研究(2009年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47—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