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权力还是制度？——关于M型结构的理论争辩和实证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权力论文,效率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M型结构被威廉姆森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创新①。M型结构是一种分权式结构，按产品、客户、或地区来设立分部，分部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利润中心，负责日常经营决策。在各分部之上设立的总部从繁重的日常运作中抽身出来，主要负责制定关系组织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评估分部绩效、配置稀缺资源并协调各个分部的活动。不少学者对M型结构的产生、扩散及其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九十年代初，霍斯金森等人②对相关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述评，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相关文献，特别是社会学家的研究，并从学科比较的视角出发对M型结构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梳理。
一、一个现象：M型结构的产生和扩散
钱德勒最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战前，美国大公司多数采用集权的职能部门制，即U型结构。战后，随着旧市场利润率的下降，人口迁移带来的新市场出现，以及适合生产多种产品的新技术出现，美国大企业开始走向多元化。多元化之后这些企业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协调问题。由于公司部门是按照功能而非业务设置的，总部难以判断每项业务的利润贡献，导致资源优化配置的困难。对此，通用公司的斯隆(Sloan)率先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根据业务设立分部，每个分部只处理一项业务，并赋予分部在日常经营中具有决策权，由分部经理控制，这样每项业务和各个部门对总部的贡献一目了然。总部从日常的经营运作中抽身出来，主要从事长远发展战略的制定。这种M型结构优势在于：总部很容易评价每项业务、每个部门对总部利润的贡献，并据此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对分部经理的激励③。钱德勒把M型结构视为企业为解决实行多元化发展战略之后出现的协调问题而做出的组织创新，他的基本观点是“结构跟着战略走”。
此后M型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扩散。三十年代，英国的帝国化工公司、日本的松下公司均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到了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大公司广泛采用M型结构④。
二、关于M型结构的理论争辩与实证研究
不少学者对于M型结构在美国的出现以及随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把对M型结构产生和扩散的解释大体上划分为效率、权力和制度等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将对这三种视角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做一概述。
(一)效率视角
效率视角的理论解释是由一批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提出来的。该视角把组织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理性行动者，组织结构的设计、选择以组织的整体效率为依归，M型结构的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比其它组织结构更能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效率的视角包括威廉姆森提出的交易费用解释以及一些管理学家提出的战略管理解释。威廉姆森提出M型结构效率优势假说，把M型结构看作是在外部资本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战略管理学者继承了钱德勒“结构跟着战略走”的思想，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多元化战略和M型结构，提出结构与战略相匹配才能达到效率增进的目的。
1、交易费用的解释
威廉姆森在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小数交易等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交易费用理论⑤。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组织形式的选择随着交易成本而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机制决定了组织形式的选择。威廉姆森进一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M型结构进行了研究。
(1)外部资本市场失灵说。威廉姆森把M型组织视为在外部资本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以达到效率增进目的的一种手段。在外部资本市场中，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投资者在处理与经理人的关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控制困难等障碍，经理人可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建立内部资本市场把资本市场内部化，通过两个途径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控制困难等问题：一是可以通过内部审计发现部门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二是可以通过监督机制、聘任机制、激励机制和内部竞争机制加强对部门经理的监控。因此，M型结构的总部通过把外部资本市场内部化，一方面可以依据各个项目预期收益的评估进行稀缺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个项目经理的有效激励和监督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2)M型结构的效率优势说。威廉姆森区分并比较了U型、H型、变相M型和纯M型的优缺点，认为纯M型结构最有效率。威廉姆森认为，战略决策和日常运作的分离是纯M型结构效率的来源，而两者混合形成的变相M型结构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混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参与性分权”，即部门经理参与战略决策的制订或是绩效评估，部门经理会做出有利于部门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的决策；二是“行政性集权”，即总部经理参与到部门的日常经营之中，过度的介入会使总部经理忽略甚至放弃长期战略计划的制订。
2、战略管理的解释
管理学者对组织结构的研究继承了钱德勒“结构跟着战略走”的思想，扩展了威廉姆森关于M型结构效率优势的假说，指出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和M型结构都有不同类型，特定的M型结构只有与相应的发展战略相匹配才能达到效率增进的目标。
(1)结构与战略相匹配说。M型结构有不同的类型，它们可获得不同的经济收益并有互不相容的组织原则。具体说来，M型结构包括竞争型和合作型两种，前者从部门之间的竞争中获取收益，后者从部门之间合作中获得收益。要保证这些收益的获得，不同的M型结构需要相应的组织原则相配套。
合作型M型结构通常采取以下做法：首先，总部通过选择性的集权以建立对分部的协调机制；其次，根据分部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建立不同形式的分部之间的合作机制；第三，建立主客观结合的较全面的绩效评价指标，据此评估分部的绩效；最后，建立对分部合作的激励机制。竞争型M型结构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赋予每个分部以经营自主权；其次，总部专注于长远的战略决策制定，不干预分部日常事务；第三，对分部经理的激励机制要与分部效益挂钩；最后，总部按竞争性原则配置资源⑥。
多元化发展战略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采取的相关多元化战略，二是通过建立内部资本市场实现效率增进目标而采用的分散多元化战略。不同的多元化战略适合采纳不同的M型结构。对于相关多元化的企业而言，来自部门之间合作的收益一般大于内部资本市场的收益，因此采纳相对集权的合作型M型结构比较合适；对于分散多元化的企业来说，内部资本市场收益大于部门之间合作和资源共享的收益，因此适合实行竞争型M型结构⑦。
(2)结构不相容说。竞争型M型结构和合作型M型结构是互不相容的，一个企业很难同时从内部资本市场和部门之间的合作中获得收益，因为同时鼓励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是极其困难的。
(二)对效率视角的批评、反思以及替代性解释的出现
研究表明，M型结构的效率优势假说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充分支持⑧；另外，现实中不少没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企业也采纳M型结构⑨。对上述问题，效率视角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对效率视角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一些替代性的理论解释也开始出现。
1、对效率视角的批评与反思
一些学者对M型结构的效率优势假说提出了挑战，认为由于以下原因，M型结构难以达到效率增进的目的：第一，M型结构中总部经理可能会通过规模最大化去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这通常会以牺牲利润最大化为代价⑩。第二，在M型结构中，总部以短期业绩作为考核分部的指标，这有可能导致部门经理去追求短期回报，忽视企业整体的长远发展(11)。第三，总部与部门之间存在激励不兼容问题，采用M型结构后，分部出现“厂外有厂”、“吃里爬外”等现象。第四，部门之间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肥水流向外人田”等合作困难、恶性竞争的情况，导致内部交易成本上升(12)。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外部资本市场失灵的情况不再成立(13)。还有学者对过往研究对组织结构分类标准和分类资料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14)。
2、其它替代性理论视角的出现
社会学家在批评效率视角忽视社会过程和社会情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弗里兰德(15)对通用公司的研究得出了与威廉姆森不同的发现并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解释。他发现，“参与性分权”和“行政性集权”这两种被威廉姆森认为是次优的选择却产生了较高的公司业绩，而战略决策与日常运作分离的纯M型组织结构却导致公司业绩下滑。他认为产生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效率视角只是把组织看成一架在真空中运作的效率机器，而没有把组织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特别是忽视了共识在组织运作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部门经理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会提高他们对这些决策的认同和共识，从而有利于决策的顺利执行。特别是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部门的创新、弹性、合作对组织的发展极为重要，这就更需要让部门经理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实行纯M型结构的组织中由于缺乏共识基础，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分部的抵制和反抗而困难重重。他进一步指出，组织可能会忍受较高的交易成本、容忍机会主义以确保组织的创新、弹性和合作。
此外，社会学的嵌入性视角为组织结构的转变提供了效率之外的解释。嵌入性视角包括两种不同的解释，即权力的解释和制度的解释：前者把M型结构的产生和扩散看做是相关利益群体权力斗争的结果；后者则把M型结构的扩散视为组织追求认受性的产物。下面将重点介绍这两种理论视角。
(三)权力视角
经济社会学的权力理论认为组织是由拥有不同利益和影响力的群体组成的，组织结构是不同利益群体权力斗争的结果，强势群体可能会牺牲组织的整体利益采纳对自己最有利的组织结构。权力理论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结构和战略都是组织权力结构的函数，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利益群体的权力关系决定了战略和组织结构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经理的职业背景对企业的战略和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帕尔玛等人(16)的研究发现，被家族或是金融机构控制的公司很少采用M型组织结构，因为他们对集权有偏好，不愿意采用分权的M型结构。那些具有销售或是财务背景的经理利益与M型结构一致，对M型结构有偏好。
经济社会学家弗里格斯坦(17)就经理的职业背景对企业战略与结构的影响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组织的战略与结构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与效率没有必然的联系。效率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有效率，但效率被重新定义了，其含义发生了变化。而如何定义效率则与权力结构有关。同时，弗里格斯坦特别强调国家在组织战略与结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他对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大企业战略与结构的变迁做出了经济社会学的解释，挑战钱德勒的观点。他发现，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部门、不同背景的经理因不同的原因控制企业。随着外部合并和内部扩张，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大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背景的经理开始控制企业，它们实行纵向一体化战略以降低生产成本。此时，生产效率是衡量企业效率的标尺。随着生产的日益常规化，销售成为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销售背景的经理开始控制企业，它们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采用M型结构。此时，销售收入是衡量企业效率的一个指标。二战后，特别是实施塞勒—克弗尔法(the Celler-Kefauver Act)以后，由于相关行业的合并受到法律的约束，企业开始走向分散多元化战略。此时，财务背景的经理开始控制企业，因为企业缺乏评估它们不熟悉的生产线的经验，只有根据财务标准做出投资决策。此时，公司股票的市值成为企业成功的标志和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弗里格斯坦指出，在公司战略与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有三个主要的行动者：企业、组织场和国家。企业层面要考虑的是企业由谁控制，控制者的转换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结构的转变。弗里格斯坦认为组织存在于一个由参照群体构成的组织场中，它们相互之间的信息分享、观察和模仿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结构。最后，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它决定着影响企业战略与结构转变的法律环境，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案通常会促成某种战略和结构并抑制另一种战略与结构。
(四)制度视角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主张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去认识组织行为、解释组织现象。组织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有着不同的要求：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追求效率，实现效用最大化；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行为符合认受性，采用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新制度学派批评过往的组织研究忽视了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18)。
制度视角用认受性机制来解释M型结构的扩散。认受性机制含义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认受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制度视角认为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视角关于组织结构的基本思想归结为“结构跟着潮流走”。具体说来，具有认受性的M型结构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在社会中扩散：强制趋同、模仿趋同和规范趋同。
1、强制趋同。在某个领域占支配地位的组织通常会影响到新生组织结构的扩散(19)。首先，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组织通常会要求依赖于它的组织采取与自己相似的组织结构，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和评估后者提供的信息，从而可以降低资源交换的控制和监督成本，而依赖于这些资源的组织一般会服从这些要求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20)。其次，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对组织结构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纵向一体化、相关多元化和分散多元化等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的变化都与美国政府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有着紧密的关联(21)。
2、模仿趋同。组织倾向于模仿其它成功组织的做法，组织间的相互模仿导致组织结构的扩散。这种模仿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模仿行业中领袖型企业的组织结构(22)；二是模仿该行业当时流行的组织结构(23)，因为组织通常把这两种结构看做是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研究发现模仿趋同可以为M型组织的扩散提供解释，通用、杜邦等公司的成功为其它组织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样板，而某个公司采用M型结构的可能性确实与该行业其它公司已采用这种结构的比例有关-。
3、规范趋同。组织结构可以通过正式的教育机构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而扩散，导致“规范性趋同”(25)。公司经理从商学院学到关于组织结构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他们与校友和大学官员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强化(26)。哈耶和阿伯奈斯的实证研究都发现，M型结构的普及和扩散确实与商学院的教授和咨询公司的推荐有关(27)。
从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视角与制度视角具有一定互补性和兼容性。首先，权力视角强调国家在组织结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这类似于制度学派的“强制趋同”。其次，权力视角强调组织场的演变以及企业在组织场中的相互观察和模仿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这与制度视角的模仿趋同异曲同工。
三、简评
本文介绍了解释M型结构产生和扩散的三种理论视角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这里对这三种视角的基本思想、贡献和不足做一简单小结，并指出今后组织结构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效率视角的基本思想是“结构跟着战略走”，把M型结构视为与多元化战略相适应的一种组织创新，认为M型结构之所以能够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比其它组织结构更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这种视角的主要问题在于把组织视为在真空中运作的效率机器，忽视了社会过程和社会情境的分析，忽视了影响组织结构变迁的外部宏观制度因素以及组织结构形成的微观过程。权力视角的基本思想是“结构跟着权力走”，强调战略并不是结构的最终决定因素，因为战略与结构一样都是组织权力结构的函数，应该从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中去寻找组织结构演变的深层原因。另外，权力视角并没有否认效率，但强调组织的效率是利益群体的效率而非组织整体的效率，强势群体会牺牲组织的整体效率采纳对自身最有利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权力视角的贡献在于它走出了把组织整体视为一个理性行动者的乌托邦，主张从利益群体的角度去认识组织现象，从而为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有助于揭示M型结构产生和扩散的微观过程。制度视角的基本思想是“结构跟着潮流走”，主张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去认识组织现象。制度视角的贡献在于揭示了M型结构在不同组织之间传播和扩散的社会过程。
在今后组织结构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效率视角、权力视角和制度视角本身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在M型结构产生和扩散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理论视角有着不同的解释力。研究发现，在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实行多元化发展战略公司数量的增加，M型组织的采用比例也在增加；但到了后期，许多公司会不考虑战略便采用M型结构(28)。这样，“结构跟着战略走”的效率解释以及“结构跟着潮流走”的制度解释都得到验证。
其次，组织结构的研究需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说某种组织结构最优，二是为什么某种组织结构会被采用。不同的视角适合回答不同的问题。效率视角可以比较特定条件下不同组织结构的优劣，适合回答第一个问题。结合权力视角和制度视角可以较好地回答第二个问题。权力视角从利益群体的权力关系切入，为组织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制度视角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认识组织现象，揭示了影响组织结构的宏观因素和社会过程。综合这两种视角，我们可以把组织结构视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国家权力影响下，在组织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三，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组织结构研究，应注意特定的制度环境的影响。西方学者对M型结构做出的理论解释有其特定的条件，那就是在较成熟、稳定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一个有着高度自主性的行动者。而在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对企业管制的日趋放松，国有企业也逐渐从原来隶属于政府的生产单位逐渐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更宽松、更成熟的制度环境中基于效率原则行事。因而，对动态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变迁机制的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发现。
注释：
①Williamson,Oliver,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New York:Free Press,1985.
②④⑥⑧(27)Hoskisson,Robert,Charles Hill,and Hicheon Kim,1993,The 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Organizational Fossil or Source of Value? Journal of Management,19:PP269～298.
③Candler,Alfred,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Cambridge:MIT Press,1962.
⑤Williamson,Oliver,1981,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PP548～577.
⑦(11)(14)Hill,Charles,1988,Internal Capital Market Control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Multi-divisional Firms,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37:PP67～83.
⑨(24)(28)Fligstein,Neil,1985,The Spread of 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Among Large Firms,1919-1979,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0:PP377～391.
⑩(13)Hill,Charles,1985,Oliver Williamson and the M form Firm :A Critical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PP731～751.
(12)丘海雄：《内部市场化的神话》，中山大学“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广州：中山大学，2004年10月23～24日。
(15)Freeland,Robert,1996,The Myth of the M-form? Governance,Consent,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2:PP483～526.
(16)Palmer,Donald,Roger Friedland,P.Devereaux Jennings,and Melanie Powers,1987,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Structure: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and the Large U.S.Corpor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2:PP25～48.
(17)Fligstein,Neil,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8)Meyer,John W.,and Brian Rowan,1977,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PP340～363.
(19)(23)(25)DiMaggio,Paul and Walter Powell,1983,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8:PP147～160.
(20)(22)(26)Palmer,Donald,P.Devereaux Jennings,and Xueguang Zhou,1993,Late Adoption of 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by Large U.S.Corporations:Institutional,Political,and Economic Account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8:PP100～131.
(21)Fligstein,Neil,1987,The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 Struggle:Rise of Finance Personnel to Top Leader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1919-1979,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2:PP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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