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前景论文,粤港澳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一体化与一体化组织及其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一体化组织应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区域内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逐步发生内在联系而结成整体的过程，这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或政府之间的调节与协商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为区域内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框架与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组织建立的基础，而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则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并非有了一体化组织才能提高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并非没有一体化的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不能发展。拉美、非洲在6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很多的一体化组织，然而，到今天为止，上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仍远远落后于一体化组织较少的亚洲地区。在亚洲，区域内的实际经济合作与联系要大大地高于拉美与非洲。粤港澳区域虽然没有有形的一体化组织，但是，从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使得大量港澳资本转移至广东，由这种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带动了商品、生产要素、技术以及信息在三地间的重新组合配置，形成了以港澳为购销、管理、指挥中心，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的产业一体化的跨地域分工格局。今天，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离开了广东这个后方加工基地，港澳的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等一系列活动便无法存在。而没有港澳，广东的出口导向的加工业也就无法维持。经济一体化也即“整体化”，粤港澳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整体，其经济的结合程度已经高于许多存在一体化组织的地区。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并不存在三地政府的协议与契约，不存在有形的一体化组织，三地的合作也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不可以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此外，战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也突破了过去旧的观念与禁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亚洲地区“成长三角”的产生，等等，突破了一体化组织只能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组成的传统理论的结论，构成一体化组织的既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经济地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人们不断地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先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它为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然后促进港澳的回归，是粤港澳三地在经济合作过程中提供的经验。推而广之，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最终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正面临挑战
从历史的观点分析，粤港澳三地现存的经济合作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政策基础与产业基础的。从政策方面来看，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措施，是三地合作形成的重要政策基础；而港澳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迁移与广东工业化初期的资源、产业发展的状况，是三地经济合作的主要产业基础。进入90年代，由于三地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转型的加速，已使上述的两个基础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事实证明，80年代粤港澳经济合作模式的形成基础，是带有极强的时效性特点的。
首先，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在中国是逐步推进的。即从80年代开始，由广东、福建到沿海，再由沿海向内地铺开。广东的先行一步仅是这个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的带有试验性质的一种地区战略，当这种政策取得成功之后，或迟或早都会向全国铺开。另一方面，对外资的优惠措施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长期不变的政策，优惠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总是会走向“国民待遇”。就根本上看，优惠政策较有利于中小资本的投资，易于诱发投资的短期性倾向；实施“国民待遇”则有利于吸引大型资本的进入与长期投资，有利于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铺开和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与健全，充分说明了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所具有的时效性。这一政策性的改变，一方面使港澳厂商的投资区域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与更加开放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使惯于依赖优惠政策的港澳厂商（大部分为中小资本）面临着经营的困难。尤其是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鼓励基础产业与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领域正是港澳厂商的弱项。因此，港澳厂商调整投资策略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向。
其次，粤港澳经济合作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的轻型加工业，这是由粤港厂商的产业转移引发，以广东的低廉土地、劳动力为其条件的。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与时间的推移，地价与工资的水平会不断趋高，从而使过去低廉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经济就会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另一方面，从国际投资的撤退规律来看，以廉价资源、劳动力获取为动机的外来投资（效率性投资），其撤退的发生率是较高的。这是因为，一旦资源与劳动力的价格上升，则诱发这种投资的动机就不复存在，撤退也就是合理的了。就现状来看，广东与港澳目前均出现了把低成本的加工装配往内地进一步转移，以提升本地的产业结构的意愿，正反映了这种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合作基础的时效性。
上述的分析说明，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正面临挑战，必须在新的基础上推进三地的经济发展与重构三地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
推进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九七已过，紧接是九九，粤港澳区域将成为“一国两制”下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虽然三地将在一个国家的管辖之下，但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以及中国政府对粤港的承诺，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经贸关系仍将遵照国际经贸关系与国际惯例的准则来处理。港澳作为独立的关税区，具有高度的自治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粤港澳三地的经济一体化将变为“一国两制”下的经济一体化，也即中国境内的两个独立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税区，与中国关境内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省的经济关系。这既是一个国家中的不同地区的经济联合，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不同制度的经济联合。而且这种联合还将采取国际经贸的形式去实现。
为了推进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粤港澳三地应当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重新构筑合作的政策基础、产业基础与协调基础。
1、坚持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扩大广东对港澳的开放度， 是新时期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基础
十几年来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验所证明，阻碍三地经济合作的困难主要并不是来自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是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差别与不衔接。港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地区，资本、资源、人才、信息等是由市场进行调节；而广东是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的地区，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与发达，许多市场经济运行的手段、方法、机制还有待于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法律仍不完善。这种状况表明，三地要在更高的阶段上更紧密地合作，依赖于三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差异的逐步消除。因此，广东坚持不懈地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努力建立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三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知名学者莱斯特·C ·索罗就曾经指出：香港的经济前途，全视中国内地能否大力推动市场经济而定。若能如此，香港及周边地区，就可以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由此可见，广东能否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消除三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的关键。
扩大广东对港澳的开放，将决定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的高低。港澳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开放度最高的自由港，对资本、货物、人员、信息等实行自由流动的政策。广东如果不继续扩大对港澳的开放度，就难以使上述的生产要素与港澳地区在更高层次上重新配置与组合，使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例如金融、科技等的合作与发展，就不是单纯的低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过程，它需要资金运动、信息与科技人才等方面的配合，不放松对上述流量的过多管制，区域内的合作就将是一句空话。
2、 用高新技术建立新时期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基础
在八十年代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基础的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之际，科技的发展，将是这一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与推进力。这是因为三地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由“要素推进”的阶段，开始进入“投资推进”与“创新推进”的竞争时期。也就是说，过去那种靠大量投入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来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能力的作法，已不适应当前持续发展的需要。成功地由劳动力密集产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产业，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与竞争力的关键。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唯一的基础。
从粤港澳三地在科技基础、科技资源、科技结构与科技产业的发展条件等总体条件来看，与其它地区相比，并无相对优势，科技发展是三地的弱项。然而，三地在这一区域中各自又有不同方面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可以通过三地的合作，互补所短，发挥所长，推进技术的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这一角度出发，三地合作既是推进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同时这种合作又为新时期的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产业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技合作将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旋律。
3、发展多元化的协调机制， 建立新时期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基础
粤港澳三地过去的合作，尤其是产业一体化的形成，是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由市场机制推进的。这种由市场力量自发地根据三地的区位优势，对资源流向实施的有效配置，是多年来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协调机制。但是，随着三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一体化日益向纵深发展，三地已经逐步地认识到，仅靠微观的市场机制自发地协调一体化的行为，是难以胜任的。在持续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将形成市场的、民间的、半官方的以及官方的多元化的协调机制，成为新时期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基础。而这种多元化的协调机制是三地经济合作走向整体性、结构性的保证。
为了多元化的协调机制的尽快形成，广东应尽早健全与港澳半官方机制相对应的半官方组织，例如香港的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建立民间的三地合作机制，例如粤港澳科协、粤港澳旅游推介机构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三地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协调。九九之后，三地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这就为政府之间的协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发展关系三地长远利益的重大合作之时，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协调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