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教育过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投资风险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3)06-0102-04
在教育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愈加旺盛。然而在人们追求高学历、高回报，和规避低层次教育投资的风险时，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也在随之加剧：受教育者的失业层次逐渐提高，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逐渐增多，专业与就业不对口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越来越多。受教育者对高学历的追求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错位引发了教育过度。教育过度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之间相互作用，若没有宏观的预测和指导，将会产生周期性的教育过度现象。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教育过度是市场经济国家受教育者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可能由于政策因素情况略有不同。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教育过度与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问题也将愈加明显。本文着重论述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含义及其与教育过度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1.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根源
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知识缺失和能力低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体能力差异较大；二是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异，对个体教育影响不同，形成个体之间的知识差异；三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难以预期的变化。我们把前两个方面因素造成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永久性冲击或永久性风险，而把第三个方面因素引起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暂时性冲击或暂时性风险。劳动力市场的暂时性冲击对个体即时教育决策的影响是明显的，教育失业是暂时性冲击的核心组成部分。
暂时冲击、永久冲击和选择性偏见都是人力资本收益风险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些学者把暂时冲击作为收益不确定性的唯一根源，并使用固定效用模型来估计之。此类研究除忽略了永久性收益冲击外，也忽略了潜在的选择性偏见，给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研究带来了一定的片面性，使得对收益方差的测定偏离了真实值。但是反过来看，暂时性冲击引起的教育投资风险却是客观存在的。
2.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
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包括永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带来的风险。一般来说，永久性冲击给个体带来的风险是长期的，往往伴随着一个人整个职业生涯，不能进行风险交易和实现风险分散，暂时性风险一般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存在，并随市场状况的好转而消失。在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测量中，通常把这两种风险综合考虑。总的来说，在一般均衡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承担的收益风险越小，即教育获得与教育投资的总风险呈反向关系；对于某一层次的受教育者来说，教育投资风险与工资率、失业率方差成正比。
贝克尔(Becker,1993)利用1940-1950年人口与教育的调查数据，使用收益方差系数测量上大学和未上大学两群体的收益不确定性。在1940年的调查中，他发现年龄在25～29岁之间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益方差高于同期高中毕业生，比值为1.32:1。而年龄在30～34岁之间的相应收益方差比值为1:1.05。在1950年的调查中，那两个年龄组的收益方差比值相应各自增加到1:1.67和1:1.24。贝克尔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收益方差呈减小的趋势，教育投资的风险性也相对减小。
Belzil和Hanзen(2000)在《收益离差、风险规避和教育》一文中，利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教育对工资率和就业率方差的贡献。从对数工资方差的二次式可以看出：工资率方差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大，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受到的随机冲击不尽相同，方差达到最大值点也会不同。在他们的研究中，受教育年限为九年时，收入方差达到最大，随后开始下降。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工资率方差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而显著地减小。同时，对就业率方差的估计也有类似的结果：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就业率方差单调递减。
为了建立教育收益与风险间更清晰的联系，Belzil答人也计算了各个受教育水平上，个体终生工资率的方差、终身就业率的方差和终生收益的方差，全部的方差是在跨45年的潜在工作经历中测量的。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工资率方差、就业率方差明显地减小。由于收益被定义为小时工资率与就业率的积，终生收益方差也就随着教育程度增加而急剧地减小，因此教育获得与教育投资的总风险呈反向关系。如果从某一受教育水平层次来看，工资率、就业率（或失业率）方差的增加，将导致教育投资风险的增加。
二、教育过度对工资、失业的影响
1.教育过度的含义
“教育过度”又叫“过度教育”，即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所获得的技能超出了工作中所要求的技能，是一种技能低效用现象。这一词语隐含着对受教育程度恰当与否的一种判断，与之相对的称为“教育不足”。
人力需求观认为，工作和职业对学校教育有特定的需求，如果客观上职业和教育之间的供需关系失调；个人认为所受的学校教育超过其工作所要求的程度即为教育过度。为技术性岗位培养劳动力需要很长时间，技术工人的供给不可能很快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经济需要。相对工资率的变化也不足以平衡受教育劳动者的需求和供给。若教育过度供给，会导致许多工人所受的教育超过其工作的需要；过度供给也会导致工人对工作产生不满情绪、离职、工作效率低下和产生政治上的不满等现象。
人力资本观认为，学生投资于学习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内带来经济上或非经济上的收益，预期收益影响学生们关于是否参与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学习努力程度的决定。在现行的工资率水平上，当某一特定的领域对毕业生的需求超过供给时，该领域的相对工资率上升，吸引学生进入该领域，引导他们加速其学习进程。学生们的这些反映导致了未来供给的增加，在长期过程中，建立了动态的均衡收益率。如果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学习领域，那么拥有不同教育证书的工人的相对供给将有一个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导致了工资差别，而这种工资差别又反映了与进行不同教育投资相适应的不同的回报率。
如果学校教育是免费的，而且很容易获得，那么回报率倾向于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果学费很高，贷款无法获得，而入学要求又难以达到，那么只有在回报率较高，并且工资差别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吸引足够多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以满足未来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偏离这种现象，如：高校大量扩招，市场失灵，高校进入壁垒等。
在上述人力资本范式中，教育过度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其一，指学校教育的一般回报率水平的变动，教育过度必然与工资回报率水平的降低相联系。并且认为教育过度是暂时的，因为，一是导致不均衡现象的环境本身一般都是暂时的，二是不均衡的回报率引起人力资本供给方面的反应，使得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因此，人力资本经济学家建议，尽量使学生们了解不同学习领域的工作前景，有助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和维持教育供求的平衡。对于那些人才短缺同时又有助于提高竞争力、加快技术进程的专业，如工程学等，应提供足量的奖学金以吸引学生。
其二，一些学者认为，长远地看，个人在教育方面要么投资不足，要么过度投资；众所周知，教育具有社会效益，又称为“溢出性”或“外部性”，因此，单纯的个人教育决策将导致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只有公共机构对受教育者的成本进行补贴或提高受教育的回报率，才能弥补个体决策之不足。公共机构对教育市场进行公共干预的特征和最大值，取决于这些溢出效应的规模和特征。通常在政府过度促进和补贴教育的时候，会发生过度教育现象，如果缺少这些补贴，一个社会将处于学校教育和整个教育不足的状态。
2.教育过度对工资、失业的影响
国外对失业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失业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很多，劳动力市场状况、工资结构、金融市场、产品市场、技术变迁等因素，均会使得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水平。而教育对就业的贡献，一向被认为是积极的，正如明塞尔对“教育与失业关系”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教育与失业具有反向关系，受教育越多的个体，失业率相对较低”。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随后在欧洲各国相继出现。过去十多年，大量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教育过度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教育过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技能型劳动力的失业率，同时，技能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工资水平和教育收益并未随着上升（实际上，与学历水平相对应的工资率下降了，这一点与人力资本观相一致）。对此现象，许多学者企图从技术进步、岗位匹配等方面给予解释，但结果往往都不能令人满意。
Muysken(1999)等人对受教育者的技能和教育投资上升，而报酬并未上升，失业率也未下降的现象给出了一种比较好的解释。他们认为受教育者的投资决策不仅仅以将来的预期工资为转移，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通过整合舒尔茨的供给方法、贝克尔的人力资本形成模式、Spence的需求理论框架，以及Thurow的筛选和工作竞争模型；构建一个包括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工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假定，允许技能型工人从事非技能型工作。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雇主需要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工人来生产两类商品。由于在两个部门可获得的工作岗位数量是受到限制的，技能型工人的增加填满了技能型部门的就业岗位，多余的技能型工人临时租用于非技能型部门。因此，非技能型劳动力将被从劳动力市场挤出而处于失业状态，从而解释了非技能型工人的失业率剧烈上升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为技能型工人的冲击。因为这些工人等待机会在技能型部门寻找工作，临时停留在非技能型部门。技能型工人进入非技能型岗位，对非技能型工人造成冲击。
工作搜寻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结合了工作搜寻、筛选过程、工作竞争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理论和模型，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并非唯一地取决于对未来工资的预期，也考虑到将来给雇主提供一个积极的筛选信号（雇主实现着对工人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和在劳动力排序中处于可能最好的位置。许多学生除了学好必修课程外，还要学习许多选修课程，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对技能的过度投资，在雇主的预料之中，也是雇主在选择职员时的主要信号。由于技能型劳动力的过度供给，雇主总能找到给出最好的筛选信号或者排序在前的雇员。这反过来也促使受教育者更多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便能给出最好的信号和进入排序更前列。因此，该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技能型工人在工资不增加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技能。
对于技能型工人而言，在技能型岗位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工作竞争的结果使得技能型与非技能型工人的比率增加，而相对工资并未增加。对教育过度的调整过程是通过技能型工人向非技能型岗位冲击和非技能型工人被挤出工作岗位而失业来实现的。
由教育过度的调整过程可知，受教育程度被当作一种信号，成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有效筛选工具，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技能型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一旦确定了工作岗位，过度教育的边际收益率为零，而且还要发生向下冲击现象，导致技能型工人占据非技能型岗位。因而，过度教育既出现在技能型岗位，也出现在非技能型岗位。
三、教育过度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相互作用
从人力需求观来看，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需要之间应是一种映射关系，过高或过低的匹配都不利于激励和调动受教育者的工作积极性，而导致生产的低效率。就成本而言，教育过度是教育投资的损失，虽然与低学历者相比，收入相对较高，但与其它行业同等受教育程度的个体相比，工资率则相对较低，工资率方差偏大，因此，增加了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
从人力资本观来看，就社会需求而言，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与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具有向下特征，即高学历的个体替代低学历的个体，所以又称之为“向下替代”。向下替代的结果既增加了高学历者教育投资风险，更加大了低学历者的收入风险。
上述二元劳动力市场框架和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层的，总体上可划分为“主劳动力市场”和“次劳动力市场”两个层次。主劳动力市场即技能型劳动力市场，次劳动力市场即非技能型劳动力市场。教育过度引起的教育替代，表现为主劳动力市场对次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一方面，岗位工资率不变和各学历层次的工资率相对降低；另一方面，主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的学历层次明显提高，低学历者逐渐退出主劳动力市场，向次劳动力市场转移，最终产生主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挤占次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教育的替代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挤占效应，使低学历者流人失业队伍中；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补充和扩展了明塞尔的“教育与失业的关系”。据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质可知，某一学历层次的工资率或失业率方差的增加，将导致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增大。教育过度既降低了同等学历者的工资率，提高了工资率方差，又抬高了失业率，增大了失业率方差，因此，使得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倍增。
受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投资决策时，带有强烈的教育投资预期和规避风险的心理。为了能留在本层次劳动力市场，相对低学历者会加大职业搜寻力度，尤其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为了获得满意的职业，不惜代价地包装和搜寻，成本大大增加；而相对低学历的就业岗位锐减，就业范围变窄，相对低学历者又不愿意屈居次一级劳动力市场，等待和寻找机会者居多，因此，摩擦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人数增加。有些失业尽管是暂时的，但向社会传达了“低学历者工资率下降，失业率增加，因而教育投资风险增大”的信息。当人们面对较大的职业和收入不确定性时，把这种收益不确定性归结为低学历造成的。为了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投资者只好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若没有宏观的预测和指导，那么，在一段时期内教育过度和教育风险在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行为中相互作用而不断加大，难以达到一个优化状态，只能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来建立一个暂时的低效平衡。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提供市场对各类教育的需求信息，指导学生的教育选择，避免“羊群行为”而造成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投资风险。
四、总结
高等教育投资是有风险的。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随着受教育层次的提高而减小。但是，教育过度的结果，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工资率并未上升，加大了受教育者教育投资的收益风险。同时，技能型工人对非技能型工人的教育替代而形成岗位冲击，会造成非技能型工人失业，带来低学历者的收入风险。为了规避这种因教育替代而产生的收入风险，会引发和加剧新一轮教育过度，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应从宏观上加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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