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调查报告(20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凝聚力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中国论文,公众论文,指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团结就是力量》(1943)
我们平时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也出干部，这说明团结是何等的重要。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习近平，2003)
相隔六十年的两行辞句传递着同样的讯息：团结与凝聚力，是国家和政党视若生命的珍宝。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政治概念却似乎正在淡出公众的视线。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公共舆论场和社会化媒体中不同立场、不同诉求的群体或个体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指责甚至谩骂；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搀扶摔倒老人、救助车祸受害者的爱心人士被反指为推人者或肇事司机；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本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在各种单人、双人项目中大放异彩，却在一种需要11名成年男子齐心协力、与子同仇、休戚与共的世界性集体运动项目中永无出头之日。然而，这是否接近我们理想中的生活？传说中“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神奇力量，是否已经不再为我们所需要？
在社会共识日渐稀薄，政治有序参与空间不足，阶层固化，显性和隐性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公众的团结程度和凝聚力水平，对于认识、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鼓励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当前，民众要求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呼声不断高涨；但这种公共参与诉求的群众基础广泛程度究竟几何？人们在网络互动中体现的参与热情，究竟是一种对于分享行动权力并行使正当公民权利的诉求，还是“原子化的、孤独无助的个体”①的一种情绪发泄？
西方政治学界对凝聚力问题有着丰富的研究。例如，福山对美、德、法、中、日等国家的社会信任进行研究，分析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文化、经济发展的影响；②阿尔蒙德和维巴从公民文化的角度研究了信任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③帕特南用大量现实和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④相较而言，我国本土对团结与凝聚力问题的研究较少，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因此，我们希望本次关于公众凝聚力水平的调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
本研究中提及的，既不是指《欢乐颂》中使所有人“消除一切分歧，团结成兄弟”的宗教性的团结，也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性、超越性的团结，更不是靠形式化地喊喊口号、搞搞运动而得到的整齐划一和表面遵从。我们所关注的团结，是一种个体意识基础上的集体意识，一种多元价值环境中的共同观念，一种理性而积极的共同行动能力——总而言之，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既是成熟社会的基石，也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我们将决定和支撑这种凝聚力的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自组织能动性、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自组织能动性是凝聚力的核心，它是指公众自愿地联合起来参与或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动性。社会资本水平指个体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的多少。⑤它与人们相互信任的程度一起，是凝聚力的两个因素，并且同时对人们自组织能力的大小也有所影响。
本研究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在全国范围进行了纸质问卷抽样调查，并联合中国雅虎进行了网络调查。调查自2012年12月25日起，至2013年1月4日止，共回收有效问卷5510份，样本覆盖了全国各个省(市、区)，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自组织能力；价值观变量；人口统计学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公众凝聚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政体的形式、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准、社会公平程度，等等。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研究侧重于公众关注的主观因素和情感状态，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也并非完全清晰，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偏低
根据我们设定的计量方法，凝聚力指数的分值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则公众的团结程度越高、凝聚力越强。50为临界点，高于50分，则大体上可认为团结、有凝聚力；低于50分则相反。在分别对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和自组织能动性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本次研究得出的公众凝聚力指数为48.02(见图1)，在临界点之下，属中等偏低水平。具体结果和分析如下：
图1 凝聚力指数分值示意
社会信任状况普遍偏低。我们使用罗森堡信任量表⑥来测量社会信任。这一量表由5个项目组成。在对于他人的冷漠程度的看法方面，当问及“遇到困难时，除了家人，没有人会关心我”是否属实时，分别有39.8％和38.0％的人认为“非常属实”和“视情况而定”。在警戒心方面，当问及是否同意“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可能欺骗或欺负我”时，高达51.6％的人表示完全同意。对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多数人都是乐于帮助别人的”、“合作是人的本性，而且大多数人都乐于合作”这三种说法，虽然表示赞同的人略多于表示反对的人，但仍有四成受访者表示要“视情况而定”。
我们将受访者对以上五道题的回答赋值、求和并转化成百分制，得出公众的社会信任程度平均分为48.71分，属于中等偏低水平。这一结果也印证了福山此前的研究：中国、法国和意大利是具有较高家族主义倾向的国家，这种家族内成员的信任倾向虽然能够提供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但它将使得非家族成员团体信任的建立变得困难。⑦
社会资本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我们按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首先，社会资本分为与朋友的关系和与陌生人的关系；其次，社会资本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最后，建立社会关系的动机可能是物质利益上的，也可能是感情上的。对以上问题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转化成百分制分数可发现，受访者社会资本的满意度均值为52.08分，处于中等水平。进一步研究这一分值的构成可发现：
首先，对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同程度满意的人的比例(当问及“您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否亲密、友好，令您满意”时，53.5％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满意)远高于对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同程度满意的人(当问及“您是否能容易地结识陌生人、与他们交流或得到帮助”时，仅28.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满意)。
其次，人们似乎对于发展与已经认识的人的关系有更多自信(51.0％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能跟说得上话的人加深交情，建立更好的关系”)，但是只有17.7％的人对自己认识人的数量感到满足。
最后，人们对自己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感情支持更为满足，因为当问及对于交往中的愉快或亲密的感觉是否满意时，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分别占29.1％和27.9％；而问及是否对交往带来的物质和金钱满意时，这两个比例仅为16.0％和15.4％。
公民自组织能动性偏低。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中，自组织能动性是公众凝聚力的核心因素。我们将自组织能动性按照两个维度进行分类。首先，自发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大致有两种角色，一是带头、领导大家行动的人，二是跟随、配合他人的人。我们希望了解人们更倾向于扮演哪种角色。其次，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看法可分成情感、利益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需要通过调查了解人们在这三个方面的态度。相关问题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将调查结果转化成百分制后，公众自组织能动性的平均分为43.27分，处于偏低水平。其中，以下几个方面较为值得注意：
一是“搭便车”心态普遍存在。如果自己所属的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在有人带领大家维护利益时，积极配合、协助他(67.1％)，而相对不愿意领导大家(当问及“若您和周围的人利益受到损害，您是否愿意带头发动大家维护自身利益”时，34.8％的人表示非常愿意，49.2％的人表示只会偶尔愿意这样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指出，这种“搭便车”或不愿出头的心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今社会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早有“枪打出头鸟”和“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古语，这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而当今的政府治理也采取了这种原则，凡是带头“闹事”的，都要惩罚，而跟随者则法不责众，使得人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时都倾向于选择观望他人。
二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情感动机较强。在自组织能动性的情感方面，当问及是否同意“和大家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让我有安全感或归属感”时，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的人分别为23.8％和44.2％，表示对此没感觉或不需要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人仅为11.6％和5.8％。当问及对于与政策相关的听证会和座谈会是否有兴趣时，表示非常有兴趣和偶尔有兴趣的人的比例高达33.7％和36.0％。
三是多数人不会为了参与公共事务而影响切身利益。在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愿意做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时，有46.4％的人表示非常有兴趣，36.8％的人表示偶尔会有兴趣。但对于“如果我不为大家付出，但是却能享受大家给我带来的好处，那我就不会付出”的说法，高达63.4％的人表示完全赞同，仅12.0％的人反对此看法。这里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多数公众似乎对利益问题敏感，比较自私；另一方面，人们又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更可能会出于情感的需要参与公共活动，但是在利益可能受损的情况下，行动就会相对保守。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翟学伟教授认为，社会凝聚力的减弱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在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人们的归属感来自于自己生活的地域和家族；而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又固定在某一单位工作，国家依靠单位、居委会等组织就可以团结起民众，加之存在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凝聚力也较高。当前，国家将原有的一些功能都抛给了社会，居委会、单位对人们的控制减弱了，人们的行动越来越自主，社会团结也就越来越弱。在现在的社会，即使人们希望找到归属感，人们也不知归属于何方，与谁团结。因此，在这样的过渡时期，社会凝聚力水平较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不同人群的社会资本满意度、社会信任度和自组织能力
女性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对自己的社交状况更加满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可发现，在社会信任度方面，女性的beta值比男性高出7.7。在社会资本满意度方面，女性比男性高出4。但是男女在自组织能动性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在是否愿意带头领导大家维护利益方面，男性的态度并不比女性积极。另外，虽然明确表示自己有“搭便车”倾向的男性略多于女性，但在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方面，女性(62.8％)远高于男性(42.9％)。在自组织能动性的情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能从公共活动中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自组织能力的价值观动机上，男性略高于女性，比如，相较于女性(20.5％)，有33.5％的男性受访者觉得失去批评政府的权力不但让人愤怒，而且让人感到受了侮辱。
“90后”更容易相信他人。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信任度方面，“90后”群体的beta值比“80后”、“70后”、“60后”、“50后”群体分别高出了5.6、6.4、8.4和10.4。各年龄段的人在自组织能动性方面并无显著差别。与年龄较小的人相比，“60后”及年龄更大的人更可能带头维护集体的利益。在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方面，表示对参与政府的听证会非常感兴趣的“60后”受访者占了44.7％，远高于“90后”的22.3％。
认为寻找恋爱对象容易的人，社会资本满意度、信任度和自组织能动性得分较高，其凝聚力总体分数也相应较高。观察beta值，以认为寻找恋爱对象“极其困难”的人为参照，“比较难”、“比较容易”、“很容易”的人的社会资本满意度分别高出8.3、16.0、21.0；社会信任度高出9.3、14.5、17.4；自组织能动性得分高出1.3、2.0和1.8。另外，认为寻找恋爱对象“比较容易”和“很容易”的人与认为“极其困难”的人相比，更可能在大家的利益受损时带头行动或配合他人，并且也更相信合作是人的本性。
高学历没有带来较高的自组织能动性。从平均分来看，虽然硕士、博士群体、在校学生群体以及“90”后群体的凝聚力分数略高，但这主要出于对他人更多的信任，并且对自己的社交状况更加满意(例如，在校学生的凝聚力分数为57.75，为各职业群体中最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信任度和社会资本满意度上均比其他群体高出10到20分)，而不是出于较强的自组织能动性。消费水平对于社会信任度有轻微影响：除了月消费1500元以下群体的社会信任度为48.10分外，剩余样本表现出了随着消费水平升高，信任度递减的现象(月消费1500～3000元和15000元以上的群体，分别为49.73和40.29分)。另外，通过多元回归发现，职业和消费水平对于自组织能动性和凝聚力的影响都很小。我们曾猜测，拥有中产阶级最可能从事的职业的人(即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国企或集体企业管理者和行政、办事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律师/文艺体育工作者”、“专业领域人员”的人)，其自组织能动性或凝聚力较其他人更强，但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社会资本满意度对人生观具有一定影响。对于“在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没得到好处或荣誉的人生，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对社会的贡献很少的人生之间，您选择哪一种”，选择前者的受访者，其社会资本满意度方面的平均分比选择后者的高出约8分，可见，对人际交往越满意(尤其是对交往中的亲密关系感到满意)，越可能有奉献社会的心态。另外，社会资本满意度高的人，也更可能选择“挣钱较少，但能带来快乐”，而非“挣钱多，但是没有乐趣”的工作。
自组织能动性、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公众凝聚力指数的三个因素(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和自组织能动性)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见图2)。第一，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相关度为0.801，属于高度正相关，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社会资源感到满意，就越倾向于相信他人；第二，社会信任度越高的人，其自组织能动性也越强，二者呈0.750的正相关；第三，社会资本满意度与自组织能动性仅有0.544的中等相关。这一结果与以往很多研究非常类似：降低社团参与的机会将导致对他人信任的降低。例如，此前曾有研究发现，就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的关系来看，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明显低于非上网爱好者。⑧
图2 社会资本满意度、社会信任、自组织能动性之的正相关关系示意
对自己与陌生人的关系感到满意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他人。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将信任度划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时，卡方值＝316.792＞20.090，α＝0.01)。而且，对这一点感到满意的人，更可能对人的合作本性也有信心(卡方值＝183.089＞20.090)。
人们并不认为感情比利益更加可靠。从生活经验出发，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亲密关系而交往的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要高于为了利益而交往的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但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一方面，较高的亲密关系满意度和较高的利益满意度所带来的对他人的信任感和对于合作本性的信心是相差无几的；另一方面，对亲密关系不满足的人，反而会比对从交往中获取的利益不满足的人对他人更加不信任，更可能反对“合作是人的本性”这一观点。
对社会资源满意度较高的人，更可能配合他人维护集体利益。对“如果有人带领大家维护集体的利益，您会积极配合他、协助他”表示非常有兴趣的人，在社会资本满意度上的平均分为54.27分，比表示很反感的人高出近20分。
越是信任他人，就越有可能在维护集体利益时带头。二者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卡方值＝156.753＞13.277)，而且，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中获得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与对他人的信任度间也有正向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结论与建议
对于一个改革中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既需要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满意度，以保持长期和谐安定的良好环境，又需要借助公民参与的能动性来为改革提供持续动力和合法性。如前所述，本研究得到的中国公众凝聚力指数为48.02，这一分值处于临界点之下。但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快速转型的特定背景，考虑到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时代特征，低于但接近临界点的分值大体上是令人乐观的。基于以上实证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提升团结程度、增强凝聚力，并将凝聚力水平有效转化成相应的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关怀“屌丝”群体，有益社会团结。本研究表明，越是认为寻找婚恋对象容易的人，其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和自组织能动性越高，这一点在“80后”、“90后”群体中尤其明显。虽然我们还无法明确寻找婚恋对象难易程度与后三个因素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但至少可以推测：一方面，恋爱上更加顺利的人在情感方面得到的支持更多，内心更温暖、更热情，也就容易热衷于社会交往，易于相信和关心他人；另一方面，找恋人难的人，也许会更多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并且心中有更多自卑感、失败感和挫折感，因而更可能在社会交往和参与群体活动方面有所欠缺。也许有人说，“屌丝”这一词给很多人提供了归属感和身份感。但是，在包括感情在内的各种稀缺资源竞争上屡战屡败的“屌丝”们恐怕很难形成真正的、理性而积极的凝聚力。虽然，感情属于私人领域，但政府通过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优化税收结构等，也能够间接地降低爱情的门槛，改变人们的爱情观，改善“屌丝”群体的情感处境。
为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提供制度保障。毋庸置疑，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建立在一定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但是，有钱、有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团结的增强，必须在其他方面作出努力。例如，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初级单位，是培养人们参与更高层面政治生活技艺的基本场所。因此，除了参加选举外，以参与社区、社团活动的形式融入社会和公共生活，是较为理想的方式。另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所言，要想调动人们参与公民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就要求政府真正依法办事，保障公民的维权行为不受干扰和惩罚，法律条文也应该具体规定哪些行为合法，人们才能毫无顾虑地行动。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政社分开，逐渐提高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水平；减少体制和法律层面的障碍，为公共参与留下更多活动空间。在真正的公共参与和实践中，人们接触交往的机会得以增加，信任感得以增强，组织能力和责任观念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应更加重视提升青少年的自组织能动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家庭相对缺少民主氛围，家长的权威对子女有很大影响；而在学校，由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试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并没有足够的机会用来提高交流、辩论和协作能力，增强表达和参与意识，丰富与公共参与相关的知识，拓展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不仅如此，过于意识形态化和形式化的公共活动，使青少年不但不把社会参与看成是实现自己公民本质的重要方式，反而把它当成了值得嘲讽和避之不及的东西。因此，应把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国家人才战略整体提升的契机，改善学校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丰富学生社团活动，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机会，并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
(执笔：顾智锦、赵帆)
注释：
①［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骥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20页。
②⑦请参阅：［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61～128页。
③⑥请参阅：［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40～270页。
④请参阅［美］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2～403页。
⑤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p.24.
⑧李靖、赵郁金：“上网爱好程度、人际信任与自尊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年第10(3)期，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