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的新触角和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军阀论文,触角论文,新局面论文,史研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新局面的形成与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成为史学界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前提。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存在僵化、机械、偏激、失实等种种积弊，因而必须革故自新回到实事求是和对外加强交流的治学道路上来。与国外史学重新沟通后，国外的史学新思想便如潮涌入，中国调整史学研究方法的主观要求和国外史学研究新趋势的现实改变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国外史学新思潮是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新局面形成的外部条件，理论上主要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现实中有西方、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工作的“新”逐渐被推出。在宏观理论上，不再把北洋军阀史当作单一的政治史或战争史，史学工作者打开传统的历史思想樊笼，让思想触角迅速地向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意识观念、民俗习惯等处发散延伸，使历史形象开始从平面的一维、二维向立体的三维甚至多维变化，并放到时间中进行动态研究，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逐日清晰，包含时间流变、能活动的立体生命体。在具体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研究程式和限制：原先，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被机械地运用，导致以论带史的偏向，北洋政府的反动性代替了北洋军阀时期的全部历史内容；而实证主义方法又埋首于档案文字中，写出的历史毫无生气，可读性很低。现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操作上利用计算机，采用计量分析；研究对象除了档案，还延及农村证据，土地制度，会议记录，服饰、家庭生活费用笔记等等，从而使北洋军阀时期史的研究色彩纷呈，生机勃勃。
当前北洋军阀时期史的研究况是：
近年，新颖课题的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论文从1980年前30年中仅有的130余篇发展到今天的60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概括起来，论著课题的“新”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选题趋于狭窄专门，如租界史、侨务问题、币制改革，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保证。二是前所未有，如利用外资、保险业、旅馆业、家庭功能、心理活动、人口分析，在传统研究中很少或没有涉及过。三是突入禁区，如庚款退回、外交维护主权、法制建设、发展经济等，以前的研究都避而不谈。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革新，取得许多新的结论。
⒈档案、资料运用的新突破。胡绳武、程为坤的《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一文的突出处是从细微处着手，大量引用地方志等原始资料，如《夏口县志》、《简阳县志》、《江津县志》、《泸县志》等十余种县志和《时报》、《申报》的大量文章片断，甚至引用被正统史家不屑的《民国野史》、《苏州风俗》、《都市丛谈》诸种市民通俗读物，阐述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从发辫到婚制，衣饰到食物，一直到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风尚，从小到大，以小见大，层层递进，最后从风尚演变中得出结论：“逐种风尚主要表现为追新慕异，去土求洋的形式，包含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的伦理纲常等进步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思想武器，革旧的陈规陋习，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愿望。”[①]杜询诚《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一文引人注目地运用了地方档案、董事会纪录、信函，得出一个全新结论，即：“在北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活动，既不是外国银行的一统天下，也不再是过去外国银行和钱庄的二分天下的格局，华资银行在对外贸易金融活动中的介入程度，同华商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以至当时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相对应。”[②]显然，这与传统的结论有很大区别。虞和平的《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着重对工商部、农商部的档案进行研究，发现：“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便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与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此古今中外度量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此后开始系统制订经济法规，到1921年颁经济法规达40多项，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村、经济社团、利用外资和侨资等方面。”认为，“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法规发挥了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最后结论指出，经济法制建设起了进步作用，“正如当时工商界所言：由于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政策，‘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因此，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③]这一结论更是填补了过去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改变了过去所描绘的北洋政府形象。
⒉运用经济学方法。马振举写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关税与财政》一文大量运用数表、定量分析法阐述问题，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化文中出现6张数表，较文字阐述大为清晰，每个问题运用1～2张数表，十分清楚明白。杨金强写的《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虽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借助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法，在探讨民初政治现代化畸变的过程中，对上海等7所城市的政党社团作了详细的统计，列出数据，最后得出民初党争的特点：党社混沌不清，党争没有健康的法律程序作基础，社会机制尚未形成以及资产阶级不成熟和社会文明程度低下，使袁世凯少有牵掣，走上了专制复辟的道路。经济学方法可使以往定性分析上升为定量分析，增强科学成份；而数表阐述问题可缩小篇幅，表达更加清晰。
⒊运用心理学方法。前述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一文论述到了价值和伦理观的变化，而伦理道德的评价属于心理学范畴。王跃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亦如是。如果说这两篇论文并非主观运用心理学方法，那么，季云飞写的《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一文则开宗明义强调：“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入手，分析辛亥革命推翻清封建帝制的必然性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灭的不可避免性。”文章指出：“武昌起义后国民政治心态演化，出现‘崇权威’及追求‘秩序安定’两大特征。对于这种国民心态，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国民心态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严重制约着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社会心态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④]把社会心态作为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实属不同凡响的新结论。
⒋运用社会学方法。忻平的《民国人口特征论》对社会人口问题进行研究。文章指出：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16年间人口增长为5.3%，“前16年间，虽局部战争频繁，但辛亥革命后实业发展之余波未断，社会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对华经济输入暂时放松，使民族工商业和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故人口增强值相对说比较稳定。”[⑤]张庆平的《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一文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仍然在近代的基础上缓慢地进行，城镇人口年平均递增率为16.1%，城镇人口比重由1893年的6.0%增至10.6%。”[⑥]两文提供了北洋时期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的证据，而人口增长、城市发展都说明社会经济和工业经济必定增长的趋势，这与史学界对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描述对照，又是一个新的结论，或者说恰好是相反的结论。
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较典型的论文是刘志强、姚玉萍写的《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作者认识到“历史研究必须吸收社会学的成果，对家庭功能状况从多角度作量的考察和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地测定下层人民的生存条件。”[⑦]所以文章着重以家庭为考察单位，分别对工人、农民、人力车夫、教师的家庭收入和支出作了极为详尽的考察，家庭生活各项内容，如米、青菜、猪肉、盐、燃料的费用都有具体数字。从家庭的盐油酱醋米中寻找社会革命的动因，也是历史研究中少见的一例，效果却比一般推论要令人信服。
历史研究借助其它学科的方法，优点显而易见：揭示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重要历史现象，有利消除历史研究的盲点，纠正原来结论。如北洋政府曾着手法制建设，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方面，希望像西方一样实行资产阶级法治。又如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人口增长、城市扩大，社会经济总体上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再如，在北洋时期的对外贸易金融活动中，既不是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也不是外国银行和钱庄两分天下的格局，而是华资银行有自己的地位。这些问题的揭示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是一种质疑。北洋政府有其腐败的一面，但不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相反，许多方面具有进步成份。
⒌改变了原有的研究模式。原来历史研究模式是经济＝政治，然后由此推广到其它领域。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成为一切社会现象的本源，成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出发点，也许，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文中说得不错，未从人内部出发研究人的个性，从而对社会结构的解释及未来社会都容易产生误解、迷惘。现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正在使单一化发生变化，比如令人注目的心态分析正好走了从人内部出发研究人的个性，从而对社会结构、现象进行解释的道路，它使把握人类历史内在规律、解释社会现象多了一条途径。
⒍量化历史，加强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了历史表述能力。经济学常用的数表、图表、定量分析手法用于历史研究，使结论可信度大大提高。数字表述代替文字表述，量化历史，可谓轻装便捷，文章也眉清目秀，一甩原先实证主义历史的冗长杂沓，以及定性分析缺乏科学性、难以表述清楚的弊病。
综上所述，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由于新观念的指导和新方法的采用，视角开阔，研究触角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所发展，从而撩去了许多领域惑人的面纱，促使我们对许多成说定论重新审视。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新成果的获得，人们将更多地修改这幅历史画卷。
二、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虽然拓宽方法，但仍有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缺点。
其一，突出的是研究现状缺乏一个新颖的整体框架。对于研究方向、目标没有明确的总体要求，造成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一般研究与具体研究之间联系的脱节，许多具休的微观研究迷失方向，四散游离，无所归属。尽管许多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却显得零敲碎打，要整合成一张完整的北洋政府新面孔为时尚早。所以，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至关重要。翻开现有中华民国史就会明显发现我们总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叙述历史，中心往往是战争和革命。思想、文化仅是从属于战争和革命的小小卫星，微不足道的点缀。读罢全书，读者被纵横交叉重重迭迭的战争、革命弄得眼花缭乱，枪炮之声震耳欲聋。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情况恰好相反，战争、革命的叙述很少，大多谈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如，第一章：导言，标题是：中国的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第二章：经济趋势1912～1949年；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第八章：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第九章：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第十二章：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此书共十二章，上述已占去六章，其它与战争、革命有关的几章其实大多在研究各方面的关系，真正在战争、革命方面着墨少之又少。但相比之下，《剑桥中华民国史》视野开阔，内容宏富，通过各种角度尽可能把社会立体地重现出来，读来富有历史真实感。它的框架采用社会史结构，大量运用社会学方法治史，是多渠道发散型立体框架，所以不同框架导出的研究成果也不同。
其二，应高度重视历史运动和逻辑不相统一的问题。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中已揭示出许多有价值的非逻辑、非理性的内容，比如北洋政府做了一些于民有益的事，按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概念，“反动的”、“黑暗的”、“腐朽的”北洋政府不可能这样做，因而北洋政府这张脸的另一面就此会被逻辑推论悄悄地掩盖取消，这样很不利于历史面目的真实还原。因此，我们要抛弃历史发展的“机械性”，重视历史发展的“相对性”，把研究触角进一步向前推进。
从研究现状看，有许多课题很值得深入研究，如北洋时期的国际关系。一般认为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外交无能，丧权辱国。但《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不同看法，认为：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如一战中废除德国的治外法权，中止支付庚款给德国，暂停5年向协约国支付庚款；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撒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关税提高至5%，最终自主订立关税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迫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为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奠定了基础等。这说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研究的亏空。北洋时期的文化问题研究不够，思想的、文学的、戏剧的等方面都不甚清楚。一般而言，满清专制王朝倾覆，应该继之出现思想、文化大解放的高潮。此外，统一问题、卖国问题也有待研究。这些问题的成说有的含糊不清，有的偏颇过激，有的陈旧俗套，有的失之公允。
其三，缺乏对北洋军阀时期史的内涵、规律进行概括总结。例如研究北洋军阀时期史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把北洋时期中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抽绎出来，然后与同性质历史阶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北洋政府名义统一，实质分裂，只能视为时代转换期的过渡。这一特征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相仿。还有三者都是战乱动荡，思想文化却空前活跃，这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说法仅是一种朴素观点，通过对三个过渡时期的研究能否证明分裂战乱本来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张弛起伏，能量蓄泄交替的规律？是否存在无序——有序——无序——有序的循环？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洋时期就是历史循环中无序的一环？战争是全人类的现象，推而广之，与世界史中的战乱比较，兴许能寻见人类共同的特征、规律。再如引起分裂战乱的原因，是否像我们已熟悉的那样仅仅是经济、政治原因或者再加上季云飞已指出的国民心态，相信实际中还会更复杂。
总之，年鉴学派的主张应予考虑，社会学方法尤应借用，要特别重视把社会学、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各类研究新成果进行历史的综合，使个别的合为整体的，静态的变为动态的，唯有如此，才能写出一部不同于传统手法的史书——应该是那么一幅有战争与和平、家庭与社会、平民与上层、思想与创造、欢乐与悲怆、劳作与收获，有血有肉，丰腴饱满，有人的脉搏在跳动着的，有生命的，动态的历史画卷。当然，我们在借用其它学科研究方法时，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特别是借用社会学方法时应该考虑米罗诺夫的警告：“将社会学的概念、观念、理论和方法机械地引入历史学，只会加重困难。”所以我们要把握这样的原则：“只有赋之以历史内容，确定它们与传统的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条件下，才可以运用于历史研究。”
注释：
①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杜恂诚：《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③虞和平：《国民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④季云飞：《论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
⑤忻平：《民国人口特征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3期
⑥张庆平：《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⑦刘志强、姚玉萍：《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