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以来西欧政党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政党论文,格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政党格局的状态关系到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20世纪以来，西欧政党格局的两次转型对西欧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含工党、社会党，下同)从反体制的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并登上西方政坛，西欧政党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极政党格局逐步演变为两极政党格局，同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出现了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发展趋势。西欧政党格局的演变，促进了西欧政党政治的平衡发展和有序运行，保证了西欧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了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
一、社会民主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和西欧政党格局的第一次转型
(一)社会民主党从反体制的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
从17世纪英国首创现代政党制度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西方政坛一直被代表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政党所占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政党日趋没落，同时，与新的阶级结构相适应，19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先后诞生了一大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90年10月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工人党等。这些党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政党，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体制政党，还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政党。当时在这些工人阶级政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着重大影响。1890年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很大成功。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主张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手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改良替代方案。随着修正主义的泛滥，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开始与从前的敌人和解，力图在现存国家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从革命党向改良党的转型为其成为体制内政党扫清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催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左”倾情绪，工人阶级政党先后在一些西方国家上台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中下层群众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了应付战争，各交战国政府不择手段地对劳动人民进行掠夺，并先后实行了生活必需品的配售制度。1917年德国每人粮食定量每天只有半磅左右面包；法国人民在配售制度下，为了几斤面包或几公斤煤，往往要露宿街头，排上几天队[1] (P749)。在战争开始不久，许多人便幡然醒悟到右翼势力所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性。随着战争的继续，人们看到在参战国，当大部分人口显著贫困化时，少数人在战争中获得了难以预料的收益。德国克虏伯·康采恩在1916到1917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它的股份资本总额的95％，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战时共获利润40亿英镑[1] (P749)。战争扩大了中下阶层与上层阶层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迫使人们对战争进行反思，不少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危机。因而，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便在许多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国家出现了左翼、中左翼民众的反战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从另一方面推动着西方国家民众思想的普遍“左”倾。十月革命破天荒地在俄国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逐步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西方国家下层民众看到了获得解放的光明前景并因此而受到极大鼓舞，从而使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转而支持社会主义，在政治派翼的抉择上倾向于左翼和中左翼党派。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先后上台成为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选中，取代右翼成为议会的大党，以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权取代了原有的帝国专制；瑞典社会民主党1917年选举后，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1920年3月首次组成一党内阁；英国工党从20世纪初开始，力量不断发展，1924年1月首次上台执政，并逐渐取代自由党的地位，成为英国轮流执政的主流政党之一，到1932年，在西欧先后有11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登上执政舞台，单独执政或参与执政。社会民主党从受歧视、受压迫的反体制政党转变成为改良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内政党。
(二)西欧政党格局的多极化
工人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打破了资产阶级政党单独把持西方政坛的局面，推动了西欧政党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促进了西欧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推动了西欧政党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社会民主党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执政党，一方面使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从反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党；另一方面改变了西方国家右翼政党独霸政坛的局面，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主张革命的政党，主张改良的政党，还是保守主义政党，甚至极右翼政党都取得了合法执政的地位，实现了西欧政党格局由单极向多极的演变，从而使西欧政党政治逐步走向平衡。
2.促进了西欧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由于中下层民众思想的普遍“左”倾和社会民主党在部分国家执政，加快了西欧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快速成长，左翼政党力量的增强，为实现共和民主制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瑞典各地普遍出现了要求民主的示威，最终促使国会通过普选权提案，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贵族特权政治制度。从1918年11月至1930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多次掌握政权，在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参与制定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实现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改良，如实行了比例代表制、妇女选举权、8小时工作制、工人的参与决定权和劳资合同集体谈判权，以及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法规。这些社会改良措施，虽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但的确使中下层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推动了西欧民主政治的发展。
西欧国家政治“左”倾发展的趋向，使上层阶层及代表他们的右翼与极右翼党派十分惊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与地位，大大强化了对左翼政党的内外遏制机制。由于选举政治的存在，要想完全阻止社会民主党等左翼、中左翼党派执政已不可能，于是他们便通过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恶魔化”宣传，引起由上至下普遍的“恐赤病”，使民众对左翼思想产生越来越强的敌对情绪。同时对正在崛起的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党采取绥靖政策，以保持西方国家右翼与极右翼的强大地位。为了击败左翼、中左翼力量，各国右翼与极右翼力量宁愿让法西斯像西班牙极右翼民族主义党派那样控制政权。法西斯和极右翼党派在西方国家上台执政，形成了促使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畸变的政治力量，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
二、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和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发展
(一)多极政党格局向两极政党格局的演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国家中，左翼、中左翼政党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更多的民众所接受。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在二战中，不少西欧国家的上层阶层与执政党在德国纳粹超强的军事威慑下，在一个时期内均实行对之让步，并与之合作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使得希特勒得以在短期内征服多数欧洲国家并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同时也使中下层民众与右翼政府和执政党的矛盾尖锐化，产生了对上层阶层与右翼和极右翼党派的不信任。二是由于左翼和中左翼党派，在抗击法西斯斗争中勇敢顽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因而，在二战后的大选中，左翼与中左翼党派在多数国家中取代右翼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西欧国家除传统政党外，又涌现出数以百计的新的政党。战后初期，仅在德国西部三个占领区就有500多个组织要求建立政党，由于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的限制，后来成立了150多个政党[2] (P330)。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每次参加竞选的党派不下30个，其中依法在议会中取得席位的有10个左右[3] (P166)。法国二战后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约有50多个，第四共和国时期进入议会的就有15个[2] (P276)。西欧诸国出现了党派林立、群党争雄争夺国家政治领导权的局面。
在政党格局多极化的国家，由于各政党相互间彼此抗衡，没有一个政党能形成绝对优势，政府只能是几个政党的联合，参与联合的政党一旦出现分歧，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危险，因此，频繁的政府危机便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1958年)约12年的时间，先后更换了20届政府，其中较长的如戴高乐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和1956年的摩勒政府都只存在了15个月，最短的如1948年9月组成的舒曼政府则只存在了7天[2] (P242)。意大利从1946年7月13日组成首届共和国政府到1996年4月的50年间，内阁更迭达55次，平均每届政府的寿命不到11个月[4] (P60)。政府的频繁更迭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西欧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政党分化组合，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政党逐渐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这种情况以德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最为典型。
在德国，吸取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党大量进入议会的教训，实行相对多数当选与比例选举相结合的制度，这样就限制了许多小党进入联邦议院，能进入联邦议院的往往只有3-4个大党。1990年全德联邦议院进行统一后的第一届大选，进入联邦议院的仍是4个政党，依然保持着以基民盟—基社盟与社会民主党为两翼的政党格局。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成立之前，戴高乐一改过去的比例代表制，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这种选举制度客观上促使法国政党格局向左右两翼集合。每经历一次选举，法国的政党便重新进行一次分化组合，1975年5月底的法国总统选举后，法国最终形成“两派四党”的政党格局。
(二)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发展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高，与此相适应，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萎缩，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大量增加。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和政党取向上通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和实用性。他们害怕社会动荡，不愿意进行反制度的“革命”；在选择政党时，淡化意识形态，而优先考虑的是该党的政治地位和方针政策能否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就迫使各政党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促使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向中间化发展，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方向倾斜，传统左右两极政党格局逐渐向中左、中右两翼对垒的方向演进。
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理论革新。第一次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实现了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性政党的转变。第二次是以英国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实现了党从传统政党向以争取上台执政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现代政党的转变。在1995年4月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现代派实现了对党章中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的修改，放弃了实现公有制社会的目标，把社会主义目标规定为社会公正、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健康的环境等等。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在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如同当年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泛滥一样，第三条道路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国际现象。德国社会民主党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了“新中间派政策”；法国社会党提出了“新阶级联盟”战略；意大利左民党完成了向社会党的全面转化，成为“橄榄树”中左势力的核心；瑞典社民党、荷兰工党都先后重新解释了“民主社会主义原则”。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各国社会党为争取中间选民重新进行了自身定位，大幅度调整经济社会政策，逐步向中间阶层靠拢。
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一样，为了吸引中间阶层选民，右翼的保守政党也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保守政党通过总结和反思，极力改变在选民心目中的“冷酷”形象，更加关注选民关心的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中右特色的“欧洲社会模式”，喊出了“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多数保守政党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英国保守党推出了《相信英国》的未来施政方案，表示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福利体制等各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德国的基民盟提出要塑造“新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西班牙人民党奉行“改良的中间主义”路线，把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保守政党的这种政策调整和改革，不可避免地使其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出现趋同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传统主流政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如德国的社会党和基民盟、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以前总得票率都超过90％，现在得票率之和只有70％左右[5] (P177)；而共产党、绿党的力量有所上升；中间党派的力量，如意大利的自由党、共和党力量有较大发展；极右翼党派，如法国的国民阵线等，势力急剧膨胀。但可以断定，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大环境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而在一定时期内由中左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主导西欧政坛的两极政党格局的大框架将不会发生变化。
三、西欧政党格局演变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和政党政治的趋中化发展，对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左右翼政党通过选举，有序更替，轮流控制政坛，实现了政党政治的平衡发展和有序运行。中左翼党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和政治权力稳定化，使得西方国家能够通过议会政治的温和方式进行社会变革，推进福利国家的建设，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左右翼党派同为体制内政党，在治国理念上均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中，为了赢得选民，各自不断进行自身定位和政策调整，使彼此相互接近，在内外政策上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1.实现了西欧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
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竞争必然导致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而对政治权力分配状况的改变则是通过政党制度，即通过政治领袖人物的不断更迭来实现的。正是政治领袖人物的不断变动，才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种选择适当人物代表他们要求的机会，并由这些人制定政策，适应其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政党的竞争与领袖人物的更迭是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更迭频繁时，就会与统治秩序的稳定产生矛盾，如在多极政党格局时期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是多党派的联合，党派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主张并不一致，因而政府不能获得稳定多数的支持，经常面临改组的威胁。政府频繁更迭，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这是广大民众所不愿看到的。随着多极政党格局向两极政党格局的演变，在西欧国家中逐步形成了两大主流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局面。内阁由议会中多数党组成，政府有议会中多数党的支持，因此它便有了相对的稳定性、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很少发生议会推翻内阁或内阁解散议会的情况。主流政党可以在宪法的框架内和平共处，“执政”和“在野”可以通过选举依法、有序地轮换。执政党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野党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并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民意、体察民情，进行总结、反思和政策调整，以迎接新一届大选，从而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平衡发展、有序运行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实施及不断完善。
2.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长期稳定
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是西欧各国政党面临利益集团和多极政治格局的挑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它表明了西欧两翼政党的利益协调和整合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它不仅保证了执政党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同一政治体系中不同利益的选民间过分的政治分化和冲突，进而抑制了社会阶级、集团之间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使社会政治得以稳定而有序地向前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国家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对立阶级、阶层以及宗教文化，使社会高度分立化，政党斗争、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不时地引起政局和社会的动荡。随着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和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发展，执政党为了扩大政治基础、保持执政地位，以及顺利地推行内外政策，纷纷建立了共识和合作模式。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间建立了“共识政治”，即在社会保障制度、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工会和外交、防务等一系列政策方面基本一致，相互妥协。英国的“共识政治”是通过议会斗争方式达到政治合作。政府更迭后，新执政党并不轻易抛弃上届政府的议案，而往往重提下台政府因大选而被暂时搁置的一部分议案，甚至是它在野时所批评、攻击乃至反对的某些议案。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了合作主义的执政民主模式，即由政府、工会代表和雇主代表共同协商国家大计，然后由政府实施。合作主义实际上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官方和民间共谋国家大政方针，相互妥协以达成共识，因而出台的政策较为温和，能为多方接受。同时左右翼政党间的合作，促进了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德国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长期结成稳定的社会伙伴关系，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共同决定权)、工资自治等方面，出色地平衡与协调了劳资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法国在战后逐步把社会伙伴关系制度化，建立了定期协调机制。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中特别强调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强调“市民社会”，提倡为社群服务，建立劳资双方共担风险和共享利益的新社会伙伴关系。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缓和了政府、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保持了西方社会和政局的长期稳定。
3.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
两极政党格局的形成，使西欧各国政权，通过选举实现了在左翼与右翼政党之间的有序更替。对于某一政党来讲，其当选和争取连任的基本条件，一是靠政绩，二是靠民意，而政绩和民意的获得，最主要的取决于其所制定和实行的政策，是否体现了国家利益，是否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左右翼政党审时度势，都逐渐开始修正自身较为激烈或极端的理论纲领和政策主张，越来越多地依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政党的政策，以务实态度面对和解决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政治问题，从而导致了西欧国家的左右翼政党在调整经济政策时彼此靠拢，彼此差异日益模糊。只要是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左右翼政党均协力推行和实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西欧执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先后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从石油危机到80年代末，西欧执政党都改弦更张，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起，西欧各国执政党又都相继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或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执政党政策的相似性和连续性，为西欧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99年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等西欧18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9097万亿美元，人均为25623美元[6] (P223、235)，西欧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雄厚基础，从而使当代西欧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福利国家组成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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