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主政时期的东北政体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时期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6-0130-05
1928年6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带领东北政治集团为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中国多元经济形态并存的特殊国情，也为适应反帝爱国的社会需要及人民要求统一祖国、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积极探索政权性质的变革，力求在批判地继承旧政体的基础上，通过改良政治，达到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目的。
一、东三省易帜，实现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和平统一
张学良在主政实践中认识到，“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并表示：“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1]正是这一主导思想，使他在东北政治决策上，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因此，改旗易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主持下的东北政权极力贯彻孙中山和平统一祖国思想路线的具体表现。“换旗在实质上是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和平统一的旗帜。”[2]
东北易帜的过程是分几个步骤进行的。6月底张学良即命令前方奉军第三次撤军。张学良在发出通电的同一天，立即派出东北代表王树翰等四人赴北平与国民政府代表磋商热河及东三省易帜事宜。7月14日，“东北易帜大计由是遂定”。7月19日，热河主将汤玉麟按张学良命令发出通电：“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8月1日，再次发通电，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易帜之心不变。接着是滦东易帜。张宗昌、褚玉璞所率的直鲁联军残部，盘踞津东滦县一带。张学良为避免新的军阀混战，并为永久消除三省战祸，不许张、褚进入东北。张、褚不听指挥，而且和日本勾结主战。张学良一面电告白崇禧讨伐张、褚部，一面派杨宇霆主持滦东战事。经过滦河会战，张、褚部被国奉两军缴械，直鲁联军完全被消灭。滦河东岸25日起正式易帜。
由于日本的横加干涉，东三省易帜延期3个月。但东北地方当局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仍采取一致行动，终于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再干涉，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东北三省宣布一体服从三民主义，统一于国民政府。
在东北易帜典礼上，张学良发表演说：“民国十八年来战祸频仍，危象环生，人民殷殷望治，机会虽多，惜皆错过，其惟一之光明，即持总理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东北各首领，矢志服从国民政府，目的即在于此。”[3]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饱受战乱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殷切盼望的。张学良代表东北政府和广大群众，在民族大义下，以30万的军队实力认同国民政府，这种壮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多元经济的现状使政治也出现了多重复合体制。这种政体形式是帝国主义侵华和瓜分中国的产物，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分裂活动。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民族经济发展的政权机构。张学良在分析时局后，决定东北易帜。东北政界和南京政府都在积极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做出了努力。东北新政体的建立，是根据地方经济的状况，又学习西方欧美经验，建立的适应中国多元经济体制的联合自治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属国民政府领导，但又保持东北地方独立自治的特色。
二、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东北政治从半封建的军政合一的政治形态向民族民主主义新政体形态变革
张学良在登上东北政治舞台后，曾对东北的政治形势和前途命运做过详细的思考。由于他接受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美政、德政的影响，又受欧美新颖的民主政体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使他对融贯中西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孙中山的一生事业极为崇仰。[4]为了继承孙中山的民主建国事业，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共同御侮，他终于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其目的是否定和超越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殖民政治、军阀割据的分裂主义政治，完全彻底地实现共和制的现代化政治理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新的民主制政权。“他为建立这一政权，为推动中国的政体革命，鞠躬尽瘁地贡献一生。”[5]
张学良新政权的特点是，以民意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准，不符合民意的事即弃之，符合民意的事就坚持。他领导东北军政集团制定了改造旧政府、建设新政权的许多措施，使政治体制出现了从旧质态向新质态的转化。1928年6月，张学良刚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即通电声明：自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精兵减政”；“整顿金融，去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推广教育，整理司法”；“望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6]。通电的第五项更陈明素志：“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定同风。”[7]
依此精神，8月10日，奉天省省长翟文选发布省长公署训令，广泛向各县知事征询关于“兴利除弊”的政体改革意见，经过一段酝酿和集思广益后，8月24日，张学良在各级政府提案基础上宣布具体施政方略，提出“裁新设常关、减盐税二之、裁兵十万、提倡办教育、已令禁烟、清乡、改良市政、整理奉票”八项大政方针。[8]紧接着，8月29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对司法机关实行监督考核训令。9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发布整饬军队风纪布告。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代表了东北广大民众的意愿，因此深得民心。随着这些措施的逐步实施，东北不仅政局稳定，而且出现了政府与民众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
此后，东北各项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均以人民的需要和意愿为准则。对人民反对的腐败官僚政治和历史遗留的专制制度“概予废除”，人民欢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则创建、保留和坚持。以民意为依托而推行的包括民主选举制度的确立、民意测验的实施、民主监督的建立等，在东北均显见成效。[9]
为了改造北洋军政府时代的半封建的军政合一的旧政体，稳定东北局势，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重新组建东北地区的军政、行政组织。在军政方面，恢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制度。东三省联议会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在行政组织方面，组建东三省保安委员会。7月23日，公布了《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的通电》，说明“凡东北各省区的内政外交大问题，悉由保安会合议公开”。7月28日，公布了《东北各省区临时保安公约》，其第5条明确指出：“东北各省区军民政务采分治主义，军政由保安总司令及各保安司令处理之，民政由各省区民政长官处理之。”从此，东北的军政、民政开始分而治之。旧时代的军政合一的政体形式被取消。
北洋政府时代，政出多门，政治思想的纷繁和政治秩序的紊乱长期干扰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为了走出困顿的政治峡谷，张学良主政后，在东北专门设立政治研究会，并自兼委员长。此为东北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政府规定“社会风俗、农林水利、工商业、矿业、道路交通、教育及文化，凡民生各事项均在研究范围之内”[10]，力求使政府各项政策均在调查研究之后制定。同时，“为谋省政之发达及改善，”又成立建设讨论委员会作为议政机构。这些举措虽属政体改革的初级阶段，但确是首开东北政局之新风，它标志着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集团在积极地探索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之路。
东北易帜后，东北新政权在政权性质上发生了质变。在东北易帜宣誓典礼上，张学良正式向国内外宣布东北新政权的政治宗旨：“天下为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五权宪法”；“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训政时期要建设一切新事业，建设全民的政治，救济社会的贫穷。”这一系列政纲的推出在东北建政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11]为实现政体改革，张学良主持的东北地方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共同推行县级以上干部的培训、考试制度以及法律监督制度。在辽宁省成立了专门培训县长的“同泽新民储才馆”，并特设司法班，藉以提高政府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现代化政治水平，以适应新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带领群众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12]这些改革的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深得东北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拥护。其历史意义更为深远。从现代化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标志，是否定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侵华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国内军阀政治的重要的政治原则，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化的历史转折。以民众利益和需要为准则的政治方针的确立，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了东北主政者张学良从民族爱国向民主爱国思想的升华。张学良率领东北政治集团进行的政体改革，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体思想在祖国第一次和平统一的历史新时期的逐步的实现。
三、遵循历史进步的法则，带领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东北易帜前后，政局趋于平稳过渡，东北当局即向东北三省一盟发出建设新东北的号召，动员和鼓励东北人民掀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东北现代化建设高潮，并组织新政府成员对东北现代化建设做出长远的战略布署和具体实施方案。其目的，就是要把东北建设成“振兴中华的基地”。东北现代化包括整顿金融、财政，整顿军队，整顿法院，发展实业，鼓励移民，开矿山，建工厂，兴屯垦，修铁路，建海港，大办教育事业等。
建设新东北首先需要资金投入。而东北当时的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奉票贬值，通货膨胀，对东北政局稳固和经济发展很不利。张学良决定整顿财政，进行币制改革，增加税收，扩大资金来源。首先成立奉天财政整理委员会，“整理财政，废除恶税”，“求收支之适合”。1930年初，又成立了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作为金融研究的学术机构。这一系列措施使东北的财政趋于收支平衡，金融稳定，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繁荣、发展。
张学良统帅下的东北军，在东北政体改革过程中，经过军事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新式军队。其主要标志是，军队的性质由过去的军阀军队演变成为“国家的武力”和“民众的武力”。张学良提出的“对外极力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使东北军政治意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张学良主政后，东北军扩建军工厂，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兵工厂扩大了数倍，设备完全机械化、自动化，兵工厂生产的先进的轻重武器，使东北军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东北军在诸兵种建设方面，拥有海陆空三军和步、骑、炮、工、轻、辎、战车、铁甲车、汽车、通讯、探照灯等多种现代化兵种，实力超过阎、冯、桂三派之和。张学良从1926年任东北军驻北京航空司令部司令，从此开始加快东北空军现代化建设速度，先后从意、英、德、日、美等国购进40多架飞机，至1931年，东北空军已拥有400架现代飞机，蔚为全国之冠。1928年7月，张学良兼任东北海军总司令，东北海军发展到了3支舰队，大小舰船27艘，占全国舰船总量的76.7%，东北海军官兵3300人，占全国海军总人数的61%。[13]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工业化。东北的工业，在张作霖主政时代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张学良主政后，更加速东北工业化的进程。首先，经过政体改革，从军事工业不介入流通领域，转化为部分军工转向民用工业。东三省兵工厂是东北著名重工业基地。张学良主政后，决定缩小军工规模，节省大量经费用于民用生产，转产拖拉机和汽车，与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东北大学工厂等联合形成自建自营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其次，在轻工业方面，奉天纺纱厂受日本排挤后，在张学良扶植下，各县商民热心认股，重新得以发展。爱国人士杜重远，在沈阳筹资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制瓷的“肇新窑业公司”，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不仅免税经营，而且得到政府公助，终于打破帝国主义垄断，占领了市场。东北火柴业因受日本排挤，生产销路出现困难。1930年12月，在张学良支持下，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东北火柴专卖条例》，使火柴业在抵制帝国主义垄断市场的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时，能源的开发亦呈大发展之势。20年代，东北自建自营的现代化煤矿有北票、鹤岗、八道壕、西安（今吉林省辽源市)等，列为全国28个先进煤矿之中。此外，还有抚顺阿金沟煤矿和吉林蛟河奶子山煤矿也都是自办的新式煤矿。[14]
东北的铁路建设，自张作霖主政时即已开始兴起，目的是发展民族铁路事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达此目的，东北当局决定自筹资金修建中国自己的铁路。1924年5月，张作霖为了加强对东北的国有铁路、省有铁路和地方商办铁路的统一领导，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派张学良以军代表身份参加委员会，任委员。张学良到任后，决定修筑与满铁相抗衡的南起京奉铁路打虎山、北至通辽的打通铁路。日本多次干涉，终遭失败。筑路官员和广大群众在张学良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克服重重困难，很快便修成打通铁路，1927年11月正式通车。同时，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又下令修建了昂齐、齐克、洮索等铁路干线，并修筑了吉海、奉海和京奉铁路支线，以打通连接郑家屯、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等地的两条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干线。1930年，张学良在组织修筑铁路的同时，主建中国的大商港——葫芦岛港，目的是取代日本统辖的大连港。葫芦岛港的修成，将与东北铁路三大干线连接，构成了宏伟无比的大工程。[15]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除了发展工业外，对农业现代化也给予了很大推动。东北军垦、农垦政策的实施，使农业从落后的自耕形式走向了企业化、产业化的道路。东北农村每年涌进100多万移民参加垦殖。在新农业政策指导下，东北出现了许多现代化农场和农业公司，使用从外国进口的先进农业机械，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31年，农业生产量创东北历史最高纪录，东北大豆出口量连年呈出超状态，为东北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外，张学良主政时期，东北的文化教育亦呈现大发展趋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军事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联为一体。这种特殊的教育体制使东北教育从落后状态迅速改观，一跃而为全国之先。
总之，在张学良主政的岁月里，东北现代化蓬勃发展，在东北的新建设中，至少有12个现代化建设项目居全国第一，东北现代化建设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自体经济的发展，建立起东北工业化基地，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富强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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