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0)04-084-05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存在，胡风的人生与艺术态度显然给人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印象，那执拗强大的争天抗俗的意志，那维护五四传统、拒绝任何妥协的傲岸，那质朴的凝聚青年后进的热忱，那坚持文学为人生又反对政治外力干扰的独特的艺术取向，乃至为人的耿介性格，都吸引我们试图一睹其中的魅力；并进而探究其内在的精神走向和历史成因：在一个充斥着巧滑的人生态度，依然缺乏“信仰”、依然缺乏“原则”的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究竟动力何在？它是否具有一些可以依傍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流脉？
比较感性地讲，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首先可概括为一种“透彻的真实”。这种“透彻”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最底层的富有质地的体验，也来自他对其他社会理论与文学理论实际发展状况的种种“逼真”的观察；如此“透彻”的现实真实体验不仅为胡风所珍视，而且成为七月派文学的共同精神基础。“从田间来”的胡风，在“苦暗的雨中长大”的孙钿，曾经“长途跋涉”的曾卓，以及阿垅沉默的“纤夫”，冀汸无垠的“旷野”，绿原“暴戾的苦海”，牛汉的“悲哀压在草原上”，胡征足踏过血染的土地，所有这些人与诗的意象连同路翎、丘东平小说中那沉郁的激情与心灵的重负一起，都反反复复地昭示出中国最底层的质地，以及在这样一种“质地”上才能发现的“透彻的真实”。
我从田间来， 我从田间来，
蒙着满脸的灰尘——穿着一身老布衣——
望望这喧嚣的世界 在罗绮丛中走过，
不自由地怯生生。 留下些泥土气味。
一首《我从田间来》道出了胡风的身世，传达了他坚守底层的体验，不为世界的“喧嚣”、人间的“罗绮”所迷幻的执著。对于人类文学而言，可能“现实真实”只是体验的起点，然而对于缺乏“直面惨淡人生”传统的中国文学而言，“真实”却有着特别的艺术意味，尤其是来自底层体验的真实往往成为士大夫文人有意回避和拒绝的事实，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虚化了我们文学基础的坚实性。现代中国作家，常常更愿意借助“民国文学机制”对作家生存环境的某种良性保护，而进入中国式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之中，正是这样的过程，逐渐地在不同的程度和方向上蒙蔽了对中国真相的透彻发现和领悟，严重影响了他们创作的“质地”。
就在胡风出生的1902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外几位重要的文学家如冰心、沈从文、梁实秋等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过，他们是降生在一些优裕的书香门第，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相对平和而稳定的人生道路，为我们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另外一份温良与宁静。而胡风这典型的“底层苦难”式的出身则成了他对“惨淡人生的真实”挥之不去的基础，即便他11岁入蒙馆，17岁上高小，23岁同时被北大清华录取，那渐渐离乡远去的脚步也没有直接跨进高悬云端的知识分子的沙龙，没有将自己超越父辈的未来理想定位在安逸舒适的书斋。就在胡风学业增进、文学兴趣渐浓的同时，他积极投身思想改革与社会改造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了。新文化与新文学对于这位“从田间来”的农民的儿子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新鲜的白话和朴素晓畅的美感，它更代表了一种新的生存追求和新的社会理想。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胡风便是一位努力将文化接受与社会改造相互结合的品位独特的知识分子。
过去的文学理论总是习惯于将这样的追求概括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看这或许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现实主义”从西欧到俄罗斯，从英国到法国，从俄罗斯到前苏联，从别林斯基到卢卡奇，其实本来就有太多的差异。所有这些“现实”肯定都不是同一种现实，离开了特定的民族，离开了具有个体作家的文学经验与人生经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不移的“主义”。胡风对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包括对普罗文学的认识)的接近过程，正是一个充满主体体验，也充满了反思和检讨的过程。早在东南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他就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所折服了。这是一部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著作，“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1](10卷P232)这样的认识显然启示胡风在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思考文学的种种问题。1929年秋到1933年6月，胡风在日本度过了四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他系统认识普罗文学的四年。胡风不仅感受了这一文学追求的价值，而且还亲自体察了这场国际性的文学运动中的机械论与教条主义，这一阵营中刚刚开始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清算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对普罗文学的独特认知是胡风最后走进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的重要基础，但也是他偏离国内左翼文学教条的起点。胡风对普罗文学的接受不是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而是饱含着自身情感特征和底层真实体验的自主选择，属于来自田间的“苦闷的象征”的一部分，胡风所获得的底层体验本来就不是僵死的、模式化的，当然不能简单从属于那些先验的教条的社会理论当中。在后来，在他频繁使用的着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一切既有的批评术语里，似乎都流露出某种艰深性，甚至有时因为词语使用上的“创造的生涩”而令读者或觉阅读的困难。在我看来，其艰难本身恰恰表明了一种自由精神的不屈努力，归根结底，胡风的思想的本质并不能为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文学理论加以简单归纳，他的诸多努力都是想竭力表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透彻的真实”的体验。
只有摆脱了我们既有文学概念的归纳，我们才能揭示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在我看来，与其在按照过去的术语将他归入现代中国的所谓“现实主义”，还不如根据他坚守文学的社会介入需要，努力推动直面底层生存真实的追求总结为文学上的“社会派”。社会派的文学追求不是艺术表现上是否写实(或具有写实因素)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表达革命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学是否应该以直面人生的真相，关注社会的苦难为己任，或者说是“透彻”地揭示人生的真实还是以“艺术”之名从苦难的人生中超脱开来的问题。
与现代中国文学“社会派”追求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式的“学院派”。中国式学院派与社会派的分歧并不是艺术上要不要有“写实”手法，或者要不要有社会的同情心，而是究竟是不是应该如此“透彻”地表现社会的苦难，文学是否必须“直面”人生，艺术是为了超脱人生，给我们以安慰，还是为了介入人生，最终推动它的改造。
应当说，现代中国文学“社会派”与“学院派”的出现都有它们自身的理由，但是在置身于一个更大的不公正的社会压迫的环境中，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转型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努力实际上将沿着两个重要的方向展开。其一是寻找和确立知识分子自己的新的位置，其二是重新定位文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古老传统的改变，它将知识分子从政治权力的大系统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以对知识本身的探求姿态进入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营造和培育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天地。由于现代知识的生产、保存和传输主要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因此，沿着这一方向努力的知识分子也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队伍，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文学家们就属于学院派作家。一般说来，由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作家)居于现代文化知识的生产之地，有着相对较高的现实社会地位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民国社会似乎也形成了一种造就学院派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化”的“机制”——所以他们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的“上层”。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当中，他们的性格趋于理性，比较看重知识和学养，对艺术自身的目标的执著探求和对中外文化、艺术经典的译介、继承构成了这一流派之于现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主要贡献。他们当然不是不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的实际生存境况，只是这种关注主要还是从学院派自身的地位、处境和心态出发的，他们对生存的现实采取着更多的抽象、概括和提纯。这样的抽象、概括和提纯显然要重于他们对热烘烘的生存实景的生动呈现。
后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反拨。在传统中国，无论是儒家的“文以载道”还是道家的“虚境空灵”，都将文学拉离了血肉郁勃的社会现实。我们的文学对中国人的实际生存境况一直缺少真实有力的表现，而持久地关注和思考人的生存状况无疑又是文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至少在灾难深重的现代中国，这一目标是经常性地牵动着中国作家的感情和思维。其中的一些作家，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较多地烙上了社会底层的生存记忆，由于他们的情感与更多的实际生存中的具体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便与学院派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分歧。一般说来，他们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有较多的批评，也对离开底层关怀的抽象的“自由主义”不予认同。他们着重开掘文学所包含的重要的社会生存意义，面对生存的苦难和斗争。他们更愿意投入其中作激情的拥抱和呈现，而非老成持重、隔岸观火。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五四”启蒙时代的结束，新月派——象征派与革命文学两大艺术潮流的形成，现代中国作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种彼此分离乃至对立的状态，对立一直持续到催生七月派的抗战前夕。这彼此分离乃至对立的状态给两大艺术潮流都造成了一些明显的损害，仅以探求现实社会意义的左翼文学创作来说，其中一些作品显然是简单分离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意义，用简单的社会意义来替代文学的艺术追求。而它所理解的“社会意义”，也常常是一种既有的普罗文学的理论而已，作家真正的生存体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展示。胡风不仅是一般意义的“社会派”，而且是包含自己独特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的“社会派”，正是他的追求和他影响下的七月派的文学追求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派”道路的最动人的景观。无论在哪样一种意义上看，胡风的追求都可谓是现代文学“透彻真实”的体现。
努力在区别于学院派的方向上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意义，但又与某些左翼文学割裂社会与艺术的理解根本不同，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派”追求的最杰出的探索者是鲁迅。正是经过鲁迅的探索，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社会派追求中的独一无二的取向，我们不妨将持这种取向的称为“鲁迅传统”。胡风文学追求的成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鲁迅传统的认同和体验，是这一文学的壮观景致让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出身于望族大户、书香门第，从小浸润于四书五经的鲁迅是有资格保持那种贵族式的矜持和高傲的。他在文坛的实际地位本来也让他有条件安坐书斋，过着一种稳定的学院式的生活。然而，从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顿的生存记忆却始终像梦魇一样纠缠住鲁迅，使之像这块土地上的平民子弟一样对生存的“现实”有着特别深刻的感受。而这里的现实又不是任何社会学说里的概念，而是来自他个体体验的真实。在抽象的文化学说和文艺理想面前，他更愿意接受生存本身的事实，鲁迅认为：“事实的教训总比理论宣传的有力”，[2](P313)“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1](卷5，P540)对照学院式的文化知识，鲁迅也更重视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他强调的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1](卷3，P443)在有别于中国文艺传统的意义上，鲁迅概括了理想中的现代文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1](卷7，P118)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个性鲜明的“社会派”文学追求，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文艺与社会现实，与人的生存事实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赋予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和主观精神重要的意义，鲁迅不仅以自己犀利的判断，而且更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尤其是小说与杂文充分显示了这一文学追求的强大的生命力。
鲁迅的存在和巨大的文学成就早就成为了胡风文学之路的精神导引。在担任左联工作及从左联离职之后，鲁迅和胡风有了愈来愈密切的交往。看得出来，鲁迅对这位颇具文学才华又性格耿介的青年作家有一种特别的信任和欣赏，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胡风由此成了鲁迅最愿意吐露心声的几位青年朋友之一，在他们频繁的往来中，鲁迅经常坦诚地解剖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畅谈他对社会人生及文学艺术的各种见解。这都给胡风体察鲁迅精神世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条件，成为他领悟鲁迅文学传统的重要基础。
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之际，胡风深有体会地指出：“不错，鲁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但如果他只是进化论和阶级论的介绍或宣传者，也就不怎样为奇，但他同时是最了解中国社会，最懂得旧势力的五花八门的战术的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进化论或阶级论者的大旗”，“只有鲁迅才是深知旧社会的一切而又和旧社会打硬仗一直打到死。这就因为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容易记住也容易丢掉，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的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的战斗气魄。”[3](卷2，P500，501)在《文学上的五四》中，胡风更是清醒地意识到了鲁迅文学追求是如何在各种相生相克的艺术潮流中特立独行的，例如在五四时期：“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和‘为艺术的艺术’派，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对立的形势，但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的两个方面。”“这原来不应该分裂的两种精神，在伟大的先驱者鲁迅身上终于得到了统一。”[3](卷2，P622，623)让人生的真相与艺术的赤诚形成新的结合，这正是“鲁迅传统”超越学院派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派的意义所在，胡风的体会显然是准确的。阅读胡风对鲁迅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字，再阅读胡风对艾青、田间、路翎等七月派作家的评论文字，我们不难见出他努力寻找和连接中国现代文学之“鲁迅传统”的良苦用心，正如胡风所言：“先生的精神，先生的思想已经活在千千万万的勇敢的青年男女的心里，这是我们早已确信了的事情，但眼前的事实却第一次使我用肉体的感官接触到了燃烧起来的、先生三十年来的工作所散布的火种。望着那些悲哀着的青春的生命，一种感激和悲痛的混合使我泪流满面了。”[3](卷2，P362)
当然，较之于鲁迅本人，作为文学思想家的胡风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论的压力，这使得他常常陷入一种两难当中：如何将他自己生命体验及从鲁迅文学传统中领悟到的艺术感受与左翼文化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结合起来，虽然他一再反对“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但问题是，在一个只能由概念来传达的思想建设的领域，特别是在需要通过思想概念的传播来争取文学话语权的时代，他也不能不反复纠缠于概念/体验的复杂过程。前面所说胡风文学批评在术语推理中的某些艰深性，其艰难一方面表明了一种自由精神的不屈努力，而另一方面，却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无奈的“牺牲”，将鲁迅文学传统的丰富与独立努力置放在“现实主义”等左翼文化的语汇当中，这是不是一种潜在的文学损伤？或者就是鲁迅对他的评价：“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1](卷6，P535)虽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之于胡风的重压，之于胡风的思想选择的艰难。亦如王富仁在评述胡风的鲁迅观时所指出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具有独特性和深刻性，但同时也包含着比瞿秋白和毛泽东的论述更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他在理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而实际上更重视鲁迅前期所接受的主观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所造成的，也是由他站在中国政治革命的现实立场上而更重视‘五四’思想启蒙所造成的。任何一种研究，要做到逻辑上的一致和理论上的统一，只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点，其他的基点都应是可以活动的，只有在不变的基点上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位置。胡风却为自己确定了两个永远不能动摇的理论基点，并且这两个基点在理论上是尖锐对立的。”[4](P47，48)这里，我们要补充的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也许不仅仅是批评的“理论基点”的矛盾对立，而是洞悉现实人生真相与能够解释这些真相的现代话语之间的错位，在这个意义上看，如何让人生的体验真正“透彻”起来，又总是一个似解非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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