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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也是我国新世纪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新发展观。搞清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头在哪里，它与邓小平理论之间有哪些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邓小平的著作和一系列讲话、重要论述中，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涵义和意思，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出发点和依据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讲到：“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既不能超越阶段，脱离实际，也不能落后于现实。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阐明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都反复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
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
邓小平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面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确立的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能把书本当教条。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不协调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第二，发展要借鉴外国经验，但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这是苏联模式在他国失败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第三，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的基本原则。
三、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精髓和实质
这一论断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下普遍原则：第一，科学发展观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效率目标，是实现公平目标的客观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必须以效率为先导，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目标，是实现效率目标的社会保障，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没有公平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效率优先是初级阶段的要求，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因为效率优先，所以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兼顾公平，所以我们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合规律性的角度看，本质论既包括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又体现了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必然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因此本质论遵循了客观尺度，是一个事实判断。从合目的性的角度看，根本任务的完成和根本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人来完成，即是说它们是历史主体在尊重历史规律前提下的一种自觉选择，因此本质论同时也是遵循了价值尺度，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第三，科学发展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政治领域，它同时也关涉到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事实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共同富裕也决不意味着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困。这即是说，本质论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总纲。在这里，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前提和物质保障，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支柱和制度保障，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灵魂和智力保障。第四，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马恩从来不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他们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的自由无非是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和社会关系的奴役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全面发展无非是人的各方面潜能和素质充分、自由地发展。显然，当我们实现了邓小平本质论所规定的任务和目标时，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四、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3]这是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的统摄全局的基本概念，其内涵是丰富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一，它决定了我们在确定建设速度、提出经济指标时都要考虑原有的基础，要从国情出发，提出经过努力确实可以达到的经济指标，坚决避免过去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错误；在具体步骤上，要采取分步走的方针，逐步接近目标，而不能指望一步达到目标。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指标不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作绝对的比较，而要进行相对的比较。发达国家通常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有较深厚的底子，尤其是在工业基础、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资金积累上，比我们拥有雄厚得多的实力。同时，他们一般人口较少，人均资源拥有量（耕地、矿产等）则比我国要多，因而发达国家和地区能达到的目标，在我们中国则不一定能达到。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实际利益比资本主义更多。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财富由全体人民掌握，能够更合理地加以分配，更有计划地加以有效的运用，从而中国人民将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更多的实惠。
五、邓小平理论中确定“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施步骤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用党的文件的形式把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确定下来。十四大再次肯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使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了。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依据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部署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4]十六大报告提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5]
六、邓小平理论中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南
第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我国90年代的年增长速度，原计划定为6%，这个速度基本可以实现第二个翻番，但同周边国家的差距会拉大。后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慎重考虑，修改为年增长8%至9%。中国必须有这样的速度。第二，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所谓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指1984～1988这五年的高速增长，这五年被邓小平称之为“加速发展”的五年。总结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和国际经验，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6]第三，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提出必须处理好加速发展同稳定协调的关系。“稳是需要的，但不能把强调稳与抓住机遇、跳跃式发展、上台阶对立起来；稳定、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7]
七、邓小平理论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战略重点
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8]邓小平亲自领导了若干发展高科技项目决策的制定，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八六三高科技计划的实施等。他对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表示由衷的喜悦，并给予热情的鼓励。邓小平还清楚地认识到，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在一进入80年代就提出：抓教育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9]
八、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现实课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教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都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这些课题也完全包括在江泽民1995年9月28日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之中。这个讲话内容包括这样十二个方面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十二个方面的关系，既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提出，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发展提出了现实课题和提供了大思路。
九、邓小平理论中“三个有利于”论断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评价的根本标准
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姓“资”姓“社”方面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新世纪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成为检验我国经济社会是否科学发展的根本标准。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标准，辩证法的标准，也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标准。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继承和发展。当前，坚持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在实践中自觉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