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型”特征是21世纪环境决策的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特征论文,环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环境保护投入1999年已占GNP的1%，有的城市已达2%～3%，为什么我国环境质量仍在恶化？
2000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全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重，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在污染最严重时期，环保投入占GNP比例达1%～2%，1972年美国环保投入占GNP的0.9%，日本占1.8%，德国占0.8%。基本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为什么我国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达3%，仍感到不足呢？我们感到困惑。深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充分认识我国的环境问题的特征，搞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环境决策必须应对的问题。
1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
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人均GDP由改革前的379元增加到1997年607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GDP增加了4～5倍。到1998年已达到人均800美元，虽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但中国已开始迈进小康社会。
然而，巨大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恶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自80年代以来，大气污染物排出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到90年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1999年我国酸雨问题仍然严重，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约占国土面积的30%。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也在90年代达到高峰，近两年才有所回落。
1999年我国主要流域（水系）监测结果表明，劣五类水质高达38%，在监测的176条城市河段中，63.8%的河段污染较重，固体废物产生量居高不下。
80年代以来，我国水土流失、耕地减少加剧，1998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但耕地减少量却比1997年有所增加。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我国森林面积为1.3亿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3.92%。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11公顷，只相当世界人均水平的17.2%，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森林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虽然是草地资源大国。但近年来，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和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质量逐年下降。目前，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3亿公顷。同样，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森林砍伐、湿地开发、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和环境污染的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世界正面临严峻环境问题前所未有的挑战。
许多事例都深刻说明，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
2 “压缩型”与环境问题
要深层分析我国环保投入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实质，就必须首先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压缩型”工业化是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有关的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称之为“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他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因此工业化进程被大大压缩。压缩型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急剧转变的过程。二战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急剧转变主要发生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1965年国内总产值中，工业部门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农业部门同期则由39%下降到9%。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工业部门的比重由1965年的29%上升到1990年的43%，农业部门同期则由27%急速下降到5%。这些都是典型的压缩形态的工业化。在压缩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也表现出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即多样性和复合性，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环境破坏问题，也有伴随高收入、工业化而产生的如汽车公害、有毒化学物质、固体废弃物剧增等与高水准工业化相关联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虽然已达到了经合发展组织国家的中下水平，但是存在的下水道普及问题却是典型低收入国家水平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一是来自贫困和发展不足，二是来自发展本身。前者是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后者则是发展不当造成的。现今中国的环境问题明显有复合性。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和发展不足而产生的土地贫瘠化和自然资源枯竭，以及人类居住环境恶化如卫生用水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急速或发展不当而产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过去那种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问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问题的绝对划分，已不适应于现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急速工业化国家。过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引起的，是贫困和人口压力类型的环境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简单。压缩型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其分析思路与分析框架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复合性和并发性。正因为有这些特征，才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压缩型发展迅速形成的产业化和消费社会，使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同时发生，致使政策层面上始料不及。如专业人员的短缺，政府财政预算中环保的低投入，国民环境意识的低下都将可能发生“对策的困难性”。这将导致工业化后发性的不利点有可能会扩大，具体表现为环境保护行政能力不足，污染物质、污染源难以确定、违法事件难以处理等各类问题。毫无疑问，运用压缩型理论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有助于各类环境问题的解决。
表1 中国历年废水、废气和废物总排量（单位：万吨，亿标立方）
3 中国“压缩型”环境问题的特征
中国环境问题的压缩性表现在时空维两个方面。
时间维：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是在本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建国50周年特别是后2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了相对独立、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199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超过了3万亿元，第二产业的产值构成也由解放初期的20%增长为近50%，而同期第一产业则由50%下降到不足20%，主要工业产品进入了世界前列。西方国家的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这50年中，前30年由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使中国工业化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难。真正的工业化是发生在最近20年，因此中国的各种环境问题也集中发生在后20年。传统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历时长，其相应的环境问题是阶段性逐步发生的，问题的解决也是逐步分阶段实现的。以日本为例，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开始门户开放，积极推进富国强兵实现工业化的国策。那时日本工业基于产业是矿业、纺织业、钢铁制造业等三大产业，高耸矗立的烟囱和黑烟曾经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与此同时，和三大产业相关的环境公害也不断发生。这期间最严重、社会景影响最大的是足尾铜矿有毒废水污染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公害的原点，这是日本工业化初期所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入了战后恢复期和迅速增长期，在高速成长的50～60年代，产业公害也频频发生，其中最重大的公害是与化学工业有关的水银中毒事件（新鸿水俣病）；与石油化工厂、发电厂排出二氧化硫有关的四日市的哮喘病；与铅矿精炼业排出的毒废水有关的富山县的痛痛病。70年代表现为规模开发型公害和生活公害，前者是由于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如新干线、机场、高速公路等引起的生态平衡遭破坏和噪音等问题，后者则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汽车尾气公害和城市垃圾等问题。80年代以后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地球变暖和酸雨等跨地域性的问题。今天虽然日本社会仍然面临着一些过去公害的遗留问题及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荷尔蒙等，但由于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从而给处理和解决环境公害打下了基础。
反观中国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中国压缩型的工业化并没有挤走或缩小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则是该出现的环境问题一个不少地急速产生。这里面既有与农业产业相关的，由于贫困和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使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如1998年我国耕地减少量比1997年仍有所增加，草地由于掠夺式开发和滥垦，面积逐年缩小，质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也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长江特大洪水的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由于长江上游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所致；也有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中经济畸形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最为典型的是一些乡镇企业以其落后的技术革新装备，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效益，严重污染环境的“十五小”企业遍地开花，使一些地区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据国家环保局的调查，“八五”期间乡镇工业排污量迅速增长，1995年全国乡镇工业废水排放量比1989年增加了121%，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21%；1995年乡镇工业粉尘排放量比1989年增加了182%，占当年全国工业总量的67%；1995年全国乡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比1985年增加了552%，占当年全国工业排放总量的89%。最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由于生活消费方式的急剧改变，产生了富裕社会的环境问题，如消费性消费、汽车尾气公害、大气污染和垃圾污染等问题。我国人均收入最高、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几年在城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上居全国前列。1999年全国因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沿海部分城市酸雨出现频率呈上升趋势。过去发达国家在上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不同的环境问题，今天在中国则是在同一时期多样并发出现。时间维上的“压缩型”工业化，带来了“压缩型”环境问题，使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多样而复杂的环境问题感到压力沉重。
空间维：考察一下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现代化都不难发现，在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都有极为不光彩的一页，即当本国本地区的资源、能源出现危机时，便进行殖民扩张。早期欧洲各国对非洲、亚洲殖民地资源的肆意掠夺，美国对印第安人原居住地的破坏和扩张，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掠夺，实际上都是这些老牌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的历史。20世纪后半叶，虽然没有世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那样掠夺殖民地资源的战争硝烟，但却不乏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公害输出和环境危机转嫁的例证。日本环境学者石弘之研究指出，公害输出有三种模式：①危险物、有害物的输出；②作为公害源的工厂或生产工艺的输出；③为本国需要，在其它国家、区域开发资源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对安全、卫生和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少发达国家将许多环境污染大的工厂和环境破坏行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984年印度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毒气外泄事故，造成了5000人死亡，数万人中毒，其肇事者是美国一家跨国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害输出的例证。日本也在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将那些环境污染严重，国内难以生存的传统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部门和化学工业等迁移到海外，尤其是亚洲地区。亚洲许多国家如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都曾是日本公害输出的受害国，中国也同样是公害输出的受害国。据我们对1998年外资企业的调查，有1/3是污染严重企业。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当本地的资源、能源短缺的时候，就拓展其它空间，在殖民地掠夺和扩张；当环境污染和公害出现并危害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候，就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从而转嫁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危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道义上讲，都不可能存在这种掠夺和转嫁的“优势”。相反存在着许多制约，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行的发达国家占据或破坏了。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世界各国对日益严重的地球温暖化十分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责任和义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国代表坚决反对给发展中国家增加新的义务。虽然中国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很低，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日本的1/4，美国的1/8，但总量在世界上是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位，因此倍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注。因为，如果地球大气层容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有限的话，那么，已经占据相当份额的发达国家当然会十分担心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大的排放量，特别是发展迅速的人口大国中国。因此，在只有一个地球的今天，中国不得不面对着狭小的生存空间，谨慎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21世纪中国环境决策者别无选择地面临着自身严峻的“压缩型”环境问题。
4 21世纪中国环境问题解决和政策制定必须首先从经济层面着手
既然环境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那么环境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经济工作者、环境保护工作者必须深层次认识这个问题和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根据上面分析的中国“压缩型”特征，中国21世纪环境政策制定必须“超常”，探索一条新的思路。
(1)对重大经济政策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我国正在准备实施对重大经济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是想把环境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重大经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保护实施综合决策的具体措施，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始终是我们的中心。如果单纯为了保护环境而不讲发展，决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较之于发达国家不仅面对着贫困和经济落后，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更需要发展。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发展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时间维和空间维的压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研究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由于“压缩型‘工业化所带来的”压缩型“环境问题与传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只能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之上，探求自身的解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将更艰巨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从70年代初期第一次全国环境大会以来，就开始重视全国的环境问题。1992年世界里约环境发展大会之后，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又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环境治理投入上不断加大力度。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对我国“压缩型”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更有赖于对环境政策法规的深层次研究和实施，有赖于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的内化，有赖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在我们即将迈入21世纪之时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政策，探索寻求一条能够摆脱传统发展模式、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道路，是我国实现新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充分利用公众参与机制
最近世界银行和镇江市环保局、南京大学对镇江市的企业实行“信息公开化”，为了让公众识别，便于公众监督，把企业的环境问题分为“绿、兰、黄、红、黑”五种牌子。很受群众欢迎，对企业环境管理也是一种鞭策。
(4)强化环境保护机构建设
机构建设是立法和执法的基础。最近几年环境机构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面对我国压缩型特征，仍需加大力度。
(5)加大立法与执法力度
(6)采用经济手段
(7)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
根据我国目前情况环保投入已占GNP1%，但还是不够的，究竟多少，需要研究，但可以说根据我国压缩型经济特征环境投入达到2%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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