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社会统筹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思想，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社会统筹发展思想，是对5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统筹发展思想的坚持与发展。“五个统筹”的思想以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新的认识，为我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
一、从以“统管”为主导到以和谐为主导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并论述了社会统筹发展思想，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突出强调国家主导。“统筹”，就是由国家统揽、总揽；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讲国家的全局或大局，讲国家对社会的引导、干预；“兼顾”就是照顾到方方面面，平衡各种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那么，由谁来协调呢？显然是由党和政府来协调。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国家作为统筹主导的弊端，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① 并提出了统筹要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全面“统管”。首先要全面管事，1957年，他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② “我们管事”即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同时，也要全面管人，他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③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④ 他还特别强调：“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⑤ 毛泽东针对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对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⑥
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作为治国理念，也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方法，但过于强调管理的集中统一。尽管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但在权力关系上却强调中央集权，大权独揽。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⑦
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它突出了“统管”的思想，其中也包含了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思想。重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也包含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⑧ 可惜的是，这一思想没有在实践中较好地贯彻。
考察20世纪50年代党的社会统筹思想要和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计划经济下的统筹思想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适应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任何社会体制都有其对社会发展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从苏联的情况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却僵化了，在整体上已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形成的历史合理性和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其合理性，它在我国建国初期，在巩固新政权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虽自身无经验可循，由于有苏联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的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就其积极方面来说，主要在于有全局感，兼顾到各方利益的公平感。就其消极方面来说，在于统得过死；对社会需求和各种利益关系变化反应不灵敏；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等等。
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计划体制方能完成社会转型、发展经济的历史任务，其历史积极作用不能被抹杀。毛泽东提出和论述的计划经济下的统筹思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思想，它对于这一时期指导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是不容置疑的，必须对它认真研究加以继承。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统筹发展思想，它突出了以和谐为指导的方针。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思想体现了全面统筹、建立和谐、向上的社会新秩序的思想。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指导统筹社会发展，是党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对此，胡锦涛指出：“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⑨
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指导的统筹社会发展的思想的提出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一，增加经济运行的灵活性，解决“统管”与“放活”的关系问题。五十年代，在“统管”的指导下，“统管”与“放活”的关系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的恶性循环。而在和谐方针的指导下，较好地解决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出现了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和谐有序的局面。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⑩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11) 在新情况不断出现的时候，创新并运用好社会统筹理论，使社会关系中的新问题能够在和谐的理念下得到解决，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第二，增加利益表达的渠道，不断解决新的矛盾冲突，使兼顾各方面利益更能落到实处。五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的论述，较好地指导了社会矛盾的解决。科学发展观面临着解决当前新的社会矛盾的任务，“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12) 另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13) 显然，目前所出现和遇到的社会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矛盾比五十年代更复杂、更尖锐，所以，必须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深入加以解决。
二、在处理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关系上的思想发展
在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上，五十年代党的统筹发展思想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理论，较好地解决了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上又出现曲折。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制定了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重点发展的理论对八大之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4) 这是《决议》对这一时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党的统筹发展思想的肯定。
按照统筹理论，发展应该突出重点，但又要考虑全面。党的八大虽然提出了工作重点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也对重点和全面工作的关系进行了科学思考，但这种正确判断后来出现了曲折。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认识，导致此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不断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工作重点又重新转回到政治上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之初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统筹发展的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遭受了挫折，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在毛泽东的统筹观中，提出了用辩证的方法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好的方法论意义。一是提出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上要学会用两点论分析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生动形象地概括辩证法就是讲“两点”，讲辩证法就是用“两点”的思想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15) 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这就告诉我们，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矛盾时，要处理好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毛泽东讲的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反对用绝对化、僵化、因循守旧等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和处理建设和发展中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的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都是对这一思想方法的体现。后来，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是继承了这一思想方法。二是提出了综合平衡的思想方法。统筹兼顾就要确立各业“并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路。毛泽东提出一整套各业“并举”的思想，强调了综合平衡，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抓好综合平衡，才能兼顾经济领域中的各方面关系，才能兼顾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才能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讲话时，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同时，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对搞好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样下去，“人民群众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16) 再如陈云提出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重要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统筹发展思想，在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上，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突出体现了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相结合、系统发展的特点。
第一，落实在社会纵向发展层面，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明确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和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可持续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统筹发展。
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要求，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日趋扩大的城乡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部门曾经制定了16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但到了2000年，有三项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标准，一是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066元，没有达到1200元；二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只有73克，没有达到75克；三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占80％，没有达到100％。所以，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建立的还是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要建设全面发展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人都要发展，要做到全面发展和系统发展。
第二，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这是对党的八大的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发展思想的继承。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17) 这就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
第三，要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18) 这一认识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的问题的纠正。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全面发展观，忽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那么，在“发展”中一些社会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越来越尖锐化、越来越激化，最终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五个统筹”，牢固树立全面发展思想，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坚定不移的，然而，经济发展要与其他领域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显然，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就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作重点的认识，使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在政治建设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也包括在文化建设方面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还包括在社会建设方面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发挥各类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等。全面发展理论提供了认识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对它在理论研究上深化、细化，必将对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第四，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保证社会能够发展有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的发展之中。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19) “同时，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实现我国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20)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协调理论上，还提出了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中的文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着眼于“三个文明”整体推进的目标，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与之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形态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既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又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
三、对以人为本认识上的新突破
在社会发展上，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在毛泽东看来，社会统筹必须把人放在第一的位置上，首先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在这里，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思想：信民，要相信群众，正确认识人民群众与英雄；重民，重视人民与人才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养民，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利民：要以实现人的发展为目标，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
在坚持以人为本思想上，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思想突出强调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战胜自然。他说，世界万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一思想最初对于鼓舞士气，调动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把它过于夸大，则导致经济建设上忽视客观规律的作用，搞“大跃进”和“放卫星”。长官意志膨胀，习惯以战争年代指挥打仗的方法来指挥经济建设，以政治思想工作取代科学的企业管理，以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而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良性发展轨道。科学发展观的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紧紧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其和谐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关系民族生存与人的发展的长远之计。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五个统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关系，必须把经济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努力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二，在统筹人与人的关系上，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思想强调以工农为本。在阶级分析的方法下，突出强调调整阶级关系，实现对人的改造。在确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思想和阶级觉悟的先进性的同时，对其他阶级、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22) 一方面，以工农为本的思想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适应了建国前后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突出强调它们的先进性，把它们作为依靠力量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后来，把这一思想教条化、绝对化，搞唯成分论，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人的政治思想进步与否的标准，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做法已经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初衷，在实践上造成了巨大的失误。
科学发展观注重在社会发展中满足人的需要，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完善体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践中，必须一切以人为本位，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从科学发展观出发，一是要解决利益关系不均衡问题。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由此产生的新矛盾。同时，通过这样的一套机制使得社会当中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更为合理和协调。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突出的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与此相应，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要求，也呈多样化态势。必须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立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帮助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及时发现矛盾，善于解决矛盾。二是要解决城乡之间在人的发展环境上的差距问题。目前，城乡之间的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物质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对于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带来新的矛盾。必须统筹、协调，解决好上述矛盾。
第三，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思想突出强调人民的整体利益。强调兼顾不同利益，控制和缩小各方面的差距。他提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23) 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等思想都是用了“人民”、“群众”的集合词。重视人民的集体利益符合建国初的社会发展实际。
科学发展观在强调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个体利益，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往往也存在着矛盾。只有个体的发展，才有社会整体的发展。而个体的发展，说到底就是确立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确立的一种价值取向就是强调以人为立足点。这就要求我们，要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别、人的平等、创造性和权利。不断破除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和机制，为人的发展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使每个公民都能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人。
第四，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思想突出强调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奉献。强调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科学发展观在坚持这一思想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胡锦涛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4)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由资本主义生产提供物质基础，人有目的地联合起来控制和发展这一物质基础，并消除历史造成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消除和克服人的发展中的矛盾，从而达到人的智力和体力的统一，精神劳动、物质劳动和享受的统一，生存和发展的统一；并使人的潜能和天资、兴趣和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使人的身心、道德、才能、个性全面而丰富地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25)。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6)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人类社会是存在着人对物的依赖时期的，“以物为本”的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以来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既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富于时代特征。实践已经证明今后还会更加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适时破除“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其他方面内容，诸如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特征的“全面发展”，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协调发展”，以及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本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唯物史观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工人阶级执政党始终把自己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成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
注释：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22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5年6月26日。
⑩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1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1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1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7)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4年4月4日。
(18)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4年4月4日。
(19)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4年4月4日。
(20)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4年4月4日。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提出的新重大战略思想》，来源：新华网，2004年4月4日。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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