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布什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美国总统布什在多次演说中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将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制度和根除“暴政”。相对于以“先发制人”为特点、以反恐为核心的其第一任期政策，这种以“民主化”和“打倒暴政”为核心的理论被欧美学者称之为“新布什主义”。
一、内涵与发展脉络
布什在今年1月20日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以及2月2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称：世界上许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还未实现民主，美国负有在国际范围内促进“民主”与“自由”这一道德和战略使命；实现世界和平的惟一道路是“把自由扩大到全世界”；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以及“消灭暴政”。这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全力以赴的工作”。这种“不能让专制永存”的政治理念，超出了以往“布什主义”范畴，并将成为布什执政期间美外交与安全战略的主调。至此，“新布什主义”正式亮相。
新布什主义的出炉有一个从孕育到成型的发展过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归现实主义。第一任期之初，布什力图把美国从克林顿时期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国际机制和“人道主义干预”中拉回到单边主义、新孤立主义和“美国利益至上”的现实当中，准备有选择地介入海外事务，以谋求狭义上的“国家利益”。这是布什政策向现实主义的重归阶段。
第二阶段：以反恐战争为核心。“9·11”事件打乱了布什执政初期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既定战略思路，“反恐”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布什及其顾问频频发表讲话，论述恐怖主义和自由、暴政之间的关系。于是，“邪恶轴心”说、“先发制人”论、“融合战略”等围绕反恐战略主线展开的各种举措及政策接连出台，形成了以“反恐”为核心，“邪恶轴心”为主要打击目标，“先发制人”为准则，军事实力为基础，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而逐渐形成了“布什主义”。
第三阶段，推进全球民主自由。布什主义因阿富汗成功举行选举而得到巩固，并将其早期所持的现实主义与美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相结合，从美安全利益出发，逐渐形成在中东乃至全世界推进民主和自由的战略与政策。布什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只字未提反恐战争，却着重陈述这样一种理念：美今后将支持所有国家的民主运动及在那里建立民主制度，最终在世界上“结束暴政”，至此新布什主义出炉。
二、新布什主义“新”在何处
“新”布什主义与“旧”布什主义的核心都强调推行美式民主与自由，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以长期保持美“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新布什主义是布什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新之处主要是：
（一）将“反恐”内容扩展为“推进民主与自由”。在“反恐”阶段，布什就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要彻底铲除中东地区滋生的恐怖主义土壤，就必须对伊斯兰世界的现行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造，并把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反恐、消灭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促进中东民主改革”，一起列为美在中东的四大政策目标，据此制定了“大中东计划”。美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后，布什意识到，以反恐为核心推进中东民主化这一目标太狭窄、分量比较有限，不足以赢得全球的支持，于是决心将“促进世界民主化”作为美“推进中东民主改革”政策的外延。2003年月11月6日，布什在美商会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拟定了世界民主运动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行动方案和工作重点。他指出，中东地区许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还没有实现民主，这是美今后几十年的政策重点；古巴、缅甸、朝鲜和津巴布韦是压制自由的国家；中国虽已具备一定自由度，但仍需在社会和宗教自由方面进一步放开。
（二）主要目标由“邪恶轴心”指向“全球暴政”。“9·11”事件后，布什大谈反恐、防扩散，目标直指伊朗、伊拉克和朝鲜3个所谓的“邪恶轴心”。随后，他又将长期关注和打击的对象扩展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失败国家”以及“流氓国家”。布什以“反恐”为名“顺藤摸瓜”，拟定了一张环环相扣、逐渐扩大的“黑名单”，即国际恐怖分子→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等，将一切异己与“恐”挂钩，将反恐战争扩大化。
今年初，布什又提出“扩大自由空间”直至“根除世界暴政”的理论。1月18日，国务卿赖斯在美参议院会议上透露出布什心目中的6个“暴政”据点：朝鲜、伊朗、古巴、缅甸、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然而，美最终目标不仅是这6个“据点”，而是还包括布什认为正在民主倒退的俄罗斯和美今后最主要的对手中国。在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直言要俄接受“西方价值观”，指名中国要“尊重人权”、“尊重”分裂分子，并称暴政是美政策今后几年，乃至今后几代人的打击目标。
（三）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时并举。布什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单边主义和偏重军事实力这样一种战略手段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新布什主义则开始强调外交和软实力的重要性。今年初，布什在访欧时宣称：“我们追求的国际目标要求美欧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国务卿赖斯也在巴黎称：“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因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为此，布什政府呼吁增加对国际组织、“千年挑战账户”计划和全球艾滋病防治计划的资金投入。美新近推出的政府预算案将可自行处理的开支削减近1％，砍掉了150项国内计划，却增加了公共外交经费。美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交流（包括海外研究中心、海外图书馆、访问计划）经费增加了近25％。（注：美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布什发现了外交的重要性”，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2月2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 2005年3月17日。）
三、思想根源
新布什主义主要源自传统政治理念、新保守主义主张、夏兰斯基的“民主论”和宗教观念。
（一）承传美国“例外”的传统政治理念。纵观历史，美历任总统对自由主义原则的独特性及优越性都异常忠诚和坚定信仰，其指导思想中都存有“天定使命观”、“民主和平论”，深信“美式民主”是一种无法替代、最好的政治体制这一终极意识形态理念，认为美可在世界上一切美认为“非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替天行道”，“普及自由”。1947年杜鲁门宣布“支持自由的民族是美国的政策”；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压力……保证自由的存在和成功”；1982年里根宣布发动“维护自由的全球斗争”；克林顿奉行“接触与扩展民主”战略；布什作为共和党保守势力的代表，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政策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声称促进世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主导美政坛，主张运用美军事实力来维护世界秩序和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变革。布什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重点和实践主要依据新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提出的思想主张，其中包括查尔斯·克劳萨默发表在《国家利益》季刊上的“走向单极世界”的文章，由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执笔的1991年“防务政策指导方针”草案，以及1997年保罗·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提出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等文件。他们坚信，确保美国家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摆脱盟友及国际机制的制约，美必须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主动寻敌并将之摧垮。布什发动对伊战争出自这一逻辑，对付所谓“暴政前哨”国家也出自同样逻辑。伊战结束后，新保守派人士预言，伊政权更迭将引发一股民主化浪潮，不但会席卷伊朗、叙利亚等国，甚至会迫使埃及以及海湾地区的王朝等接纳改革。新一届政府要职仍为新保守派代表所把持，如国务院原鲍威尔派系被清除，“赖斯团队”全面进驻；国防部仍在拉姆斯菲尔德的掌控中；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由新保守派副总统切尼的门徒哈德利统领。这些都说明，新保守主义势力仍将继续左右布什政府的政策与行动。
（三）从夏兰斯基的论点得到启发。布什善于从史学论著中吸取灵感。“9·11”事件后，在布什没有弄清恐怖主义顽疾根因和如何采取对策时，2001年出版的《罗斯福王》、《神的斗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及《1865年4月：拯救美国的一个月》3本书及时打开了布什的对外政策思路。今年1月初，布什又向媒体推荐2004年出版的以色列内阁部长纳坦·夏兰斯基的《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一书，他说：“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该书的要点是：自由具有巨大的威力，可以将所有暴政社会改造成为自由社会；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与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美外交政策应该重振“鲜明道义”；自由、民主在全球的传播需要美国的激励和领导。夏兰斯基的观点与新布什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受到宗教观念的支配。布什的就职演说反复提及上帝，提到美国接受了“造物主”和“自由之神”的“呼唤”或“使命”。从以往布什一系列外交政策的讲话中，总能找到具有宗教特征的三个理念：一是关于美国是上帝的“神选国度”；二是美国“受命”或“受到召唤”改变世界；三是在执行该使命过程中，美国代表了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正义力量。而这种宗教的思维特征是17世纪新教千禧年主义中较为流行的启示论观点：尘世的冲突被提升到天堂与地狱的冲突、上帝与撒旦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冲突的高度。在布什看来，萨达姆·侯赛因不仅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还是“恶魔”，“我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不能把美国人民的安全放在一个恶魔的手中。我不会观望等待，寄希望于萨达姆·侯赛因的理智和克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的妖魔化更坚定了布什的信念。
四、对新布什主义的评论
新布什主义一经问世，就在欧美政要和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辩论，对其评论褒贬不一。
（一）支持者极力为其辩解。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N·哈斯、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外交学会研究员瓦尔特·拉塞尔·米德、欧盟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等人都是新布什主义的拥护者和鼓吹者。
1、称美推进民主既合理合法又有能力。民主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体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公民的需求，追求民主是普天之下人所共有的愿望；“促进民主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重要准则”，（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作为世界价值观的民主进程”，美《华盛顿季刊》2004/05冬季号，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2月7日。）国际社会对“保护人权的准则”的重视已开始削弱“国家主权原则”；布什在国外推广民主，堪为美外交政策中具有实际意义的积极要素，强大的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能促进或阻碍民主的发展。（注：美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瓦尔特·拉塞尔·米德：“每一次选举都是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洛杉矶时报》，2005年1月29日，新华社联合国1月30日英文电。）
2、推进民主超越了意义狭隘的反恐战争。暴政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反恐仍是美国家安全事务中的重中之重，如不能制止未来的恐怖袭击，美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反恐意义狭隘有限，不是争取世界其他国家支持的理想方式。在乌克兰，布什选择了民主而不是与普京的交情，堪称超越反恐战争的第一个范例。
3、美国推进中东地区民主化的动机既利人又利己。穆斯林世界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民主差距巨大，继续让这种差距存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穆斯林世界人民的利益。（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H·哈斯：“促使穆斯林世界更加民主化”，2002年12月在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的讲话。）美利用民主理想开辟了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之路。美的民主意愿诚恳， 美军进入伊拉克并非为了石油和霸权，而是为了其解放事业。
（二）反对者的批评一针见血。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共和党保守主义者帕特里克·布坎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约瑟夫·奇林乔内、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德·特列宁等人都对新布什主义进行了抨击。
1、布什强调的“民主宣传”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民主宣传”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美入侵伊拉克之后，世界各地反美情绪空前高涨，伊斯兰人民对布什政府表现出高度不信任，“民主”对他们来说等同于“西方化”，这样的宣传只会起到反作用；（注：美前国务卿、美民主党国际问题学会会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不要给阿拉伯民主化进程打上美国印记”，泰国《曼谷邮报》，2005年3月13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3月24日。）二是本届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存在的诸如海外驻军财力短缺、美元贬值和贸易赤字等问题，空喊民主口号根本无济于事。
2、布什“反暴政”用意是为美扩张政策服务。新布什主义要对付全世界恐怖活动和暴力现象，这是世界历史“最傲慢、乌托邦式”的方案；布什用带有意识形态性的话语蛊惑人心，与其说在宣扬全球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毋宁说是以民主为包装，试图用美传统政治文化来赢取民心，从而为美国家利益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服务；布什是在给美扩张和政权更迭政策披上一件“反暴政的外衣”，是在为进一步增加美在世界各地的驻军找借口；新布什主义是一种新的干涉主义。
3、促进民主作为美外交政策优先目标不现实。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外交政策不能也不应该以推进民主和反对暴政为重点。首先，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和平的。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虽举行选举却缺乏真正民主所应有的制衡因素，特别容易受制于民众的情绪，易导致战争；第二，推进民主虽是美良好目标，但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在伊拉克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第三，强迫别人接受民主将要付出破坏国际合作的代价。美在消除伊朗核武器计划方面需俄的帮助，在追捕“基地”组织方面需巴基斯坦的帮助，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缔结和平，这些都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