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丛谈——刘海峰主持
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研究*
冯用军 赵 雪
摘 要： 学科文化是文化的亚文化，既是学科生长的基底本质，也是学科成熟的衡量标志。科举文化是科举学学科文化形成的理论源泉，也是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底蕴。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双方互为依存、共生共消。在解构文化与学科文化概念基础上，对科举学学科文化的九大特性与表征在跨学科研究框架内进行了重构，进而推演学科文化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科举学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建设的文化理路。
关键词： 科举学；学科文化；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
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是一面催人奋进的文化镜子；鉴往知来，以史为鉴，文化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历史向导。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化财富的总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学科文化（disciplinary culture）是文化的亚文化，是学科在孕育、兴起、形成、发展、深化、提升、成熟与创新等生长全程中形成的精神化财富和物质化表征。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和科举事件现象与科举制度运行规律等的科学，[1]也是一门学科文化正在形成的专门学问。科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大背景下，已成为科举学学科文化形成的重要源泉，也为科举学学科建设跨入新时代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双方互为依存、共生共消，科举学学术共同体要主动丰富科举学学科文化，加速推进科举学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酒店管理专业是应用型专业，学生须掌握必需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现在的问题是高校教学内容与行业存在脱节，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与酒店的要求有差距[4]。本专业已建设起酒店与校园融合、国内与国外平台融合的“教学、实践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这一努力和尝试无疑有助于为行业培养更合格更优秀的专业人才，具有一定推广意义。
一、文化与学科文化的解构
学科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中央集权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和现代大学组织所特有的文化现象。[2]讨论学科文化，不得不提及英国高等教育文化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的“学科文化”论，他直接吸收人类学分析文化的传统，把文化看作“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3]认为文化不仅塑造个人的心智，也塑造集体的行为，从而将个人与群体稳定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套良性的学科制度和学科建制可以确定一个结构稳定的学科体系一样，一种成熟的学科文化及基于该文化之上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门学科的真正成熟、学科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真正圈定，[4]以及该结构稳定的学科系统可以经得起任意内部知识探索和外部实践变革的小扰动，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开始走向理性繁荣。学科文化，亦称学科氏族，它的基本涵义及特征是根植于学科和文化，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学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织细胞，是大学承担其五大生态职能（教学以培育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引领）的主要平台，“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每门学科的成员拥有共同的信念，拥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价值观念、学术精神等，这些是学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而文化，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它的探讨已有几千年历史，而给它下的定义则超过了三百种。根据知识考古学的结果，文化一词最早产生于我国西汉时期，主要是指“以文教化”“人文化成”之意。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诠释，前者大意指与“武力”对应的“文教”，后者大意指典籍或礼仪风俗。[6]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以文化人，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这一认识持续到了我国近代。今天所讲的“文化”与我国古代的有所差异，是十九世纪末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西化词。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是一种物质形态除外的较宽泛的文化界定，它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即大众化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带有社会属性的物质化和精神化产物，而狭义即学理化的文化仅指人类精神活动有关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和精神过程，主要由人的行为、行为模式及指导行为的模型、行为结果、象征性符号等四个要素构成。作为人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共同活动的产物或结果的总和，它一般具有社会性、精神性、整合性、规范性、一致性、习得性等鲜明特征。学者所论述的学科文化，一般是属于广义文化的一种独特亚文化，也兼有文化的一般特征。
学科是大学及其师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化轴心，而学科文化则是大学及其师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所以，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科文化建设，都比较关注物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一体化建设，学科文化培育和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办在学科、专业授权条件上规定，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研究方向、学术队伍、教学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图书设备、教学场地、办公场地等硬性物质条件和管理条件、组织水平等软性文化条件。一般地说，学科文化，是指历代学者在创建该学科的过程中，发现、创造和形成的以知识为本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学科理论体系以及所具有的思想、方法、概念、定律、理念、思维，是学科中所采用的语义符号、价值标准、知识体系、科学精神或人文素养、文化产品以及工作方式手段等的总和，[8]也是学科的“保护膜”，包括分支学科的亚文化和依托其的学术专业课程的亚文化。如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可以将学科文化简述为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知识管理为目的、能有效指导学科建设的文化体系和以文化为内容与手段的科学的学科知识管理理论体系。在不同的科学分支组织内，各自的知识群与学科文化有关系，并由此形成特定的学科文化，比如在我国很多领域都存在的“南派”与“北派”“海派”与“京派”等。特定的学科文化，首先就是蕴涵在特定的知识群或研究集合中，这种知识或集合就包括特定的理论、思维的方法、方法论和专门的分析技术、工具，各种学科就是具有各自思维风格和文化风骨的思想群落。学科文化是学者、学科、知识三者在动态过程中相互影响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学术性、显然的身份性和信念性。[9]托尼·比彻教授在其代表作《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科学文化》中把学科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academic tribes)，每个学术部落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文化，具有认可的身份性和特别的文化属性。[10]学科文化依托于专业课程及生存于其中的相关人员并具有划分身份的标识性，当学科内研究人员、学生和行政人员“人数众多时通常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在主要的文化形式中，学科文化在近几十年来明显地升高了。所以，比彻适时地集中论述学科文化，汲取他自己的开拓性的工作中的成果。他的论据是新颖的，是很有见识的。”[11]
死体可燃物含水率(Y)与气温(X2)、相对湿度(X3)、连旱天数(X4)、风速(X5)、蒸发量(X6)之间的数学模型为：
二、科举学学科文化的特性与表征重构
有文化品位的科举学的学科建设，不是要简单地打破经典的或新兴的学科的壁垒或依附它们并成为它们的一个部分，而是要争取独立学科的尊严和自主发展的机会，形成独特的学科品格和丰富的学科文化。虽然学科文化所形成的学科壁垒与学科开放性本身就是一对悖论，[17]形成成熟的科举学学科文化似乎有违开放科举学的宗旨，其实不然，没有学科地位的稳固建立，就无所谓学科领域的自信开放，而学科的全面开放反过来又有可能提升学科的地位，这也是伊曼纽尔·华勒斯坦鼓吹开放社会科学的初衷。“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18]埃米尔·迪尔凯姆（Eacute mile Durkheim）在这里所强调的学科的“个性”也就是“学科文化”，学科文化就是学科的“基因”，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性标志。跨学科研究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方法与文化进行解构，按照科举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择其精髓进行学科基因编辑和学科文化重组，在短期内，必然有助于推进科举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发展，从长远看，必然有利于完善科举学学科群及其理论体系，这种学科建设路径有必要从文化视角加以深入思考和专门研究。
科举学要直面学科建设（理论和制度、政治和认识）中的困难，解决外部制约因素的同时，从内部找原因，大胆吸收经典学科和新兴显学学科建设经验和教训，推动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内涵化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化、经典化。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那些懦弱的“准学科”才会拼命强调学科建设中的外部困难而有意回避自身学科文化、理论体系建设上的裹步不前、固步自封，比如科学转型、学科框架转变等外部因素，这应成为科举学学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科举学学科文化既是科举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也可以为科举文化学奠定基础，[20]如果遵从学科的形成和建设逻辑，科举学学科文化建设应注意五个要素的丰富和完善：其一是学科文化环境，主要是指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文化环境，比如科学技术文化、政策制度文化、经济产业文化、社会文化、公民文化等人文社会环境，在加大科举文化对外宣传的同时也要加强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对外推广；其二是学科价值观念，也就是科举学观（科举哲学），主要是指科举学人对科举学的价值判断、根本观点、价值取向和自身的伦理道德操守，这是学科文化的核心要素，也决定了“领域派”（科举观）与“学科派”（科举学观）的分野，但“学科仍为学科——这是因为它们的联结非常强大有力，足以容纳相当大的内在差异的存在。正确的文化分析应该允许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21]其三是学科模范，也就是科举学领域的开拓者、贡献者、先进人物、英雄及其典型事件的群体化和抽象化，将学科价值观人格化与具象化，从而树立学术共同体内的学习模范；其四是学科仪式，比如科举学的会议文化，既在国内主办，也在海外举行，而且有比较固定的程序和行为方式，这属于学科的组织文化；其五是学科网络，即学科外部的关系网（《科举学论丛》等期刊、出版社、报纸、网络等）和学科内部的文化传播渠道（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包括传播学科文化的组织方式和沟通形式。其中，学科环境文化和学科价值观属于学科精神文化范畴、学科网络和学科仪式属于学科制度文化范畴、学科模范属于学科物质文化或学科形象识别系统（VI）。通过科举学学科文化“五要素”的辨识和建设，不仅可以凝练科举学学术共同体的文化特质，而且可以扩大科举学学科文化在社会环境中的认受性和扩散性。
围绕学科为中心形成的学科文化亦是一个文化组织，像对一般文化组织的特征进行研究一样，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来自不同学科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和观察者对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相近，有的可能相左。比如在科举学学科理论指导下对“府案首”“院案首”“录科”“录遗”“科试”“大收”等概念与制度等的辨析和考证研究，[22]来自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文化背景不同的学者的看法可能存在争议。正如科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科举学学科文化亦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学科文化的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与科举学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科制度建设相隔甚远，但是，如果将科举学学科文化扩散到学术生活的宽度，就像把科举文化提升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一样，那么，主管学科审查的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评审学科建设的专家和学术助手，就能从文化的研究获得对不同的学术生活及其教学和科研的职能的深度认知，[23]他们在考虑学科政策调整或新增学科时就会更好地与科举学的研究工作条件相协调，从而加速作为新兴学术专业的科举学学科建设、国家学科目录的进入、专门机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的设置进程。同时，如果再把定位于关系科学的科举学看成一个自组织文化系统（可以在规模和复杂性很不相同的水平上讲系统），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属于自组织文化系统的学科文化“很可能影响一门门知识，即科目的生存性，还有在这一门门知识的基础上并围绕它们构成的高教系统。从最近来看，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对系或工作层次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学科、专业的结构和文化与院校及广大高教部门会聚在一起”，[24]这样，以学科建设为逻辑指向的科举学作为学科、专业和课程的综合体落户院校和广大高教部门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学科文化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的互动
（13）Ties That Bind:Policiesto Promote(Good)Patent Pools译文：论促进有益专利联营的政策。
学科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科学社会学的主流思想认为，学科文化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但是科学文化学的主流思想则与此相左。科举学学科文化既具有文化的共性，也具有学科的特性：一是精神性——学科文化形成的主体是大学里的人，它必须有人的精神活动参与，而人的活动又是以客观为依据的主观指向，其核心是科举学人的理性与自由精神活动，所以，与大学师生精神活动无关的物化运动就不能归入其中；二是社会性——学科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具有社会人身份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的科举学学术共同体的活动，就不会产生稳定的学科文化；三是规约性——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性活动中创造学科文化，学科文化也反过来规范和制约着科举学人的学术性活动，滋润着他们的学养；四是稳定性——学科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不会因为个别学者的离去而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或消失，[12]科举学创始人的中流砥柱效应依旧会把科举学人凝聚在一起；五是创新性——学科文化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它会及时地反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要科举学与时俱进，就能维系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六是再生产性——知识本身即是文化，文化亦是一种知识，学科知识是组成学科文化的重要部分，学科文化又是学科知识的高度抽象。学科知识来源于科学分化和社会分工，所以，学科文化既是社会分工再生产的结果，[13]也是科学分化学科知识再生产的结果，[14]要千方百计增加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的新知识；七是一致性——学科文化一旦形成，对于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就具有一种潜在的一致性要求，也就是使得这一文化系统群内的个体既具有相对一致的文化气质和共同话语体系，又具有与此相应的文化独特性和密语符号，这是学派或流派形成的重要标志；八是整合性——学科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体，它的规范性使得任何进入这个文化系统的他学科或他领域成员，无论其背景文化差异有多大，经过科举学学科文化的熏陶、浸染和整合，很快就会在科举学学术共同体的精神生活、精神行为表现中表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运用通约学术话语进行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互鉴；九是习得性——学科文化不是学科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大学天生就有的，它是师生在共同学习《科举学》等课程中逐步形成的，后来者只有通过后天习得或耳濡目染才能具有，所以学科文化具有可传承性、可传播性、可塑造性和可持续性。
进一步分析科举学学科的衍生分化，可以发现，每一个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就是一组次级学科文化的专门化，这些次级学科文化的专门化又与总学科一道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学科文化，或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学科文化之家，[19]比如科举学的学科文化与科举建筑学的学科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如果学术共同体能费心的再去回顾科举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工学、理学、数学、农学、林学、艺术学、哲学、法学等学科交叉后的跨学科研究，就应该可以发现在次级学科领域文化专门化的过程中，有穿过不同学科边界线的某些相似点和不同点，进一步考察发现，那些相似点就是科举学自身的学科文化，而那些不同点则是科举学外部学科的学科文化。因而，在一个广义尺度上，学科变成了科举学学科文化分析的适切基础，而学科文化又反过来成为学科分析的基本前提；而在另一个比较狭义的层级上，学科不再是这种学科文化分析的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不同分支学科领域必须沿着不同的文化路线图绘制自身的学科边界、构筑自身的学科藩篱，这种科举学学科文化上的结构特征极类似于我国春秋时代周朝与各诸侯国的分封关系，既有“共主”也有“诸侯”的互动关系。
四、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理路
学科文化区别于其它社会文化、组织文化或个体文化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就整个学科系统而言，学科门类和分支领域众多，学科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具有多样性；以知识领域划分的学科具有学术性，凝聚于学科之中的学科文化自然也就渗透着浓郁的学术气息，它主要体现为学者自治、单元独立、注重实效以及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学科文化的成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和衡量标准之一，包括学科课程、学科制度、学科建制和学科理念(精神)四个层面。然而，在构建一门学科的进程中，早期学科创始人往往只注重前三个层面，即学科课程、学科制度、学科建制等有形资源的竞争、积累和增量，而较易忽视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形成与发展，如伴随学科而产生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科学意识、学术习惯、话语体系、教学信念、价值标准、伦理规范、符号标记等，上述文化因子构成了完整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的灵魂与生命，离开学科文化谈学科建设，无异于纸上谈兵。学科文化的形成是学科建设的根本，其广度、深度与高度事关学科建设成败。相比于多学科研究、单学科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无论是从研究形式还是从研究内容上都更为全面而深刻，[15]可以极大地拓展科举学“学科领地”，因而有助于学科文化特别是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如果再通过透视学科的衍生分化与科际整合的过程，也许就能发现：跨学科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所导致的合乎逻辑的科举学学科的深度分化与科际整合，表面上看，是学科体系内知识分支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交叉重组现象(recombine phenomenon)，实质上，这却是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科文化被结构（structuring）、解构（deconstruction）与重构（reconstructing）的螺旋过程：第一，作为一个永恒概念的文化被分解为自然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和人的文化(也有其他的分类标准，如时间、地域、载体、关系、物质性、层次、地位等)，它们本身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但核心是人的活动，因此，大学人的活动对学科文化有重大影响，科举学学科文化必须重视与社会的文化和人的文化的互动发展；第二，社会的文化又被分解为社会子系统的文化，如教育子系统文化。学科文化就隶属于教育文化，当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因此，社会变动和教育变动也会对学科文化产生影响，科举学学科文化要及时跟随考试改革与发展的情况；第三，由于各门学科发展历史有长有短、建设质量有高有低，因此，学科文化再次被解构，各学科纷纷将相关的文化要素圈入自己的领域，从而形成了具有典型边界特征的学科文化和依附其上的学科氏族(群)，学科文化逐渐成为维护学科独立性的“樊篱”和防止其他学科介入的“堡垒”，学科文化的成熟度直接显示了学科体系的成熟度、学科壁垒的森严度和学科地位的高度，[16]科举学学科文化要采取开放姿态，并与其它学科领域“亲诚惠容”。在学科文化的广度、深度、高度上，与年轻的科举学相比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哲学等成熟学科而言，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是难望其项背的，类似“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科举学的学科文化形成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为加速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型塑和形成，科举学学科建设和学科文化建设必须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学科文化建设与科举学学科建设是相互依存、共生共消的统合关系，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积淀学科文化、催动学科建设上具有独特功能。在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和科举学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比如“文人相轻”“文人相妒”等。换句话说，在丰富科举学学科文化促进科举学学术共同体生长的进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开放性、连通性与融合性，学者间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在将其他学科学者的科举研究纳于科举学一统时，也要从形式到功能上保留他们的“学科封地”与“文化自主性”，让他们乐见科举学学科之成并共享学科发展成果，至少不至于对科举学等新生事物产生抵触情绪和质疑行为。基于作为课程、专业和学科化取向并存的科举学的建设资源的有限性，在不能相互替代又无法笼而统之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形成一种同构共轭的科举学学科建设文化，即最少投入最大产出的经济最优化文化。一方面，应因校制宜，重点突破，就是在一些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特色鲜明、制度完善、环境宽松、条件充裕、方向稳定的大学，比如厦门大学，尽快将科举学建设成为二级学科（含教育部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或专业；另一方面，要统筹规划，整体提升，就是在突出科举学学科专业建设的同时，要科学合理地规划科举学课程体系建设，在丰富的基础上完善、在广泛的基础上深化，通过交叉整合，实现协同跨越。腹有诗书气自华，学科文化的形成是学科建设的根本，其自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事关学科建设的成败，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学科文化特别是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关于科举学学科的衍生分化与科际整合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到了合乎学理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学科群的制度建设问题，更考虑了隐性的学科文化对于学科建设的浸润作用。
以5D为代表的“普及型低价全画幅”的推出，说明佳能当时已经突破CMOS传感器制造上的技术瓶颈，全画幅CMOS制造过程中的成品率得以保证，现在来看这也成为了全画幅机型能够在数码单反相机领域保持领先优势的保证。
科举学内容广博、体系精宏、底蕴深厚，在文化强国新时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长远的发展前景，学术共同体要主动把握并积极融入这一股新学术潮流，将科举学的复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逻辑整合起来，突破科举学学科建设的“高原现象”。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5]刘海峰教授亦言：“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的自觉，过去弃如敝履的科举文献已变成历史价值很高的资料，变废为宝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这些资料变成‘新材料’的过程……随着为科举制平反成为一股学术潮流，‘科举学热’也自然形成。早点知道其发展的趋势，参与其间，顺应这种学术潮流，也就是‘预流’，必定能乘势而上。英语中有句格言，叫‘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意思是说，上涨的潮水会将所有船只抬高，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21世纪的科举学就是一股强劲的上涨的潮流。”[26]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刘海峰教授已经驾驭着科举学这艘核动力航母在现代科学大海上扬帆远航，我们这些快艇、小船、舢板更应紧随左右、不离前后，争做科举学新时代的学海弄潮儿！
总之，科举学的目标是建成一门既学术化又大众化、既科学化又平民化的新兴交叉学科。明末清初诗人叶燮有言：“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广大科举学工作者要坚定推进科举学立学的信心，下定推动科举学建学的决心，立定促进科举学成学的恒心，充分展示千年科举制、百年科举学的学科文化自信、学科道路自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在靠人为，科举学立学的宗旨是什么？就是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采千家之言，成百世之学！《论语·卫灵公十五》中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科举学之道需要全体科举学研究者、爱好者去弘扬，做积极的参与者、行动派、实干家，而不是旁观者、批评者和享受者，逐步形成科举学学术共同体。宋代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年轻一代的科举学人而言，科举学既已成学，能不能立学、能成多大的学，不能光停留在纸上、停留在学术争论上，关键是要去做有益的探索、亲身去躬行，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如果成功了，那就继续规范科举学的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如果失败了，大可退回书斋，总结失利经验，再次积蓄力量，开始新的冲刺，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持之以恒，总是有成功的一天。[27]
（本文在第十七届科举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得到了刘海峰教授、龚延明教授、葛承雍教授、陈维昭教授、多洛肯教授、张亚群教授、胡平研究员、田建荣教授、毛晓阳教授、陈长文副研究员等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冯用军，赵雪．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原则、技术与标准 [J]．大学教育科学，2019(2):89-96．
[2]周朝成．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学科文化与组织的视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1-10．
[3][美]伯顿·克拉克 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导言.
[4][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 著．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科学文化[M]．唐跃勤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
[5]刁现民，孟金陵．麦克林托克及其科学成就[J]．自然杂志，1989，12(10):784-789．
[6][唐]孔颖达 疏，马嘉运 校定．《五经正义》之《周易正义》[O]．据《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0．
[7]李余生，张怀国，殷辉安．高校学科文化及其建设探讨之一——学科文化的涵义[J]．地址科技管理(增刊)，1998:47．
[8]丁巨波．玉米遗传研究的进展[A]．中国遗传学会 主编．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884-1994)[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63-168．
[9]蒋洪池．大学学科文化的内涵探析[J]．江苏高教，2007(3):26．
[10][英] Tony Becher &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M].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E &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41-51．
[11][美]伯顿·克拉克 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导言.
[12]冯用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探析——跨学科的视角[D]．汕头:汕头大学高教所硕士论文，2006:2．
[13][德]Ludwig Huber. Disciplinary Culture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Vol. 25，No．3， Disciplinary Cultures，1990:241-261．
[14][美]K Hyland. Academic attribution: ci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J]. Applied Linguistic．Vol. 20，No. 3，1999:341-367．
[15]Liu Haifeng. 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M]. UK: 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8:317．
[16]冯用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探析——跨学科的视角[D]．汕头:汕头大学高教所硕士论文，2006:57．
[17]沈跃春．跨学科悖论与悖论的跨学科研究[J]．江淮论坛，2003(1):19．
[18][法]E·迪尔凯姆 著．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2011 重印）:171．
[19][美]伯顿·克拉克 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导言.
[20]冯用军，王飞．论科举文化学的学科基础[J]．教育与考试，2008(2):43-52．
[21][美]伯顿·克拉克 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4．
[22]刘希伟．清代教育考试中的几个概念辨正[J]．教育研究，2019(4):67-73．
[23][美]Burton R·Clark.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National Disciplinary，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J]. ISIS: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1988:496-497．
[24][美]伯顿·克拉克 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导言.
[25]陈垣 编．敦煌劫余录(6册)[O]．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序．
[26]刘海峰．参与科举学的学术潮流(前言)[A]．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27]冯用军．科举学的跨学科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2:326-334．
作者简介： 冯用军，男，四川安岳人，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博士（北师大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政策与评价、大学排名与战略规划 （唐山 063000）；赵雪，女，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高教管理 （唐山 063000）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的研究成果（18JZD052）。
（责任编辑：王伟宜）
标签：科举学论文; 学科文化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 跨学科研究论文; 学术共同体论文; 唐山师范学院论文; 北师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