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差距论文,财政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F290，H290，H710
一、引言
多级政府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是近年来公共经济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一方面，财政分权在转型经济和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能和政府间关系的协调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考虑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多级政府框架（federalism）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应该如何划分。Musgrave（1959）将公共部门的基本职能归纳为稳定、配置与再分配，这些职能在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配置问题就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模型、Buchanan（1965）的俱乐部模型、Oates（1972）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开创工作。一般认为，地方政府（注：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国家，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等多级政府；英国等欧洲国家只有联邦和地方政府两级。一般认为中国有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市政府、县、乡政府五级财政单位。为简单起见，以下用中央政府表示最高一级政府，用地方政府表示子级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的代表居民的偏好，而中央政府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能够避免溢出效应的潜在成本。经济学家还从政治体制运行角度分析了分权的益处，提出标尺效应（yardstick effect）、权力制衡（abuse control）等说明分权经济下政府部门的竞争能够提高政府运作效率，防止滥用权力。Zhang和Zou（1998）等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普遍认为发达国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支出权力和份额的加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程度不一定成正向关系。
多级政府框架下的财政分权必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与集权经济相比，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财政竞争（fiscal competition）。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一个地方政府的税收、支出等公共政策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外部性，纳什竞争的结果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Gordon（1983）给出了分析政府水平竞争（horizontal interaction）的一般框架，归纳了外部性的类型并讨论了中央政府可能的干预手段。Wilson（1986）引入资本自由流动和地方产出类型，讨论了税收竞争的存在性；Wildasin（1988）区分了以税率为目标的竞争和以公共支出为战略变量的竞争，指出这两种纳什均衡是不一致的，对资本税率的竞争可能导致更高的政府支出。（注：与此不同，Hoyt（1993）认为不同竞争类型下政府服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弹性等因素。）Lee（1997）引入不完全资本流动，在两期模型下发现流动成本的存在可能导致公共品供给过度，这与一般文献中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结论不同。
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财政竞争更为复杂。（注：除了本文谈到的税收竞争和服务竞争之外，人口流动下另一个重要的公共财政问题是收入再分配，作者将另外撰文分析。Wildasin（1991，1994）等关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再分配分析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借鉴和灵感。实际上，后文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我们的模型存在区域之间的隐性收入再分配。）由于人口迁徙会带来以居地为讨论基础（residential-base）或以居民为讨论基础（native-base）的问题，有些文献引入房地产市场，（注：Wellisch（2000）用此框架研究了很多公共财政问题。）考虑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搭便车（free rider）和税收竞争问题。也有一些文献引入不同类型个人的心理情结（psychic attachments，如乡愁），如Mansoorian和Myers（1997）、Bucovetsky（1995）等。以上这些文献都主要考虑同级政府水平竞争带来的要素流动、服务供给或税收安排的变化，没有关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垂直竞争影响。Wildasin（1989）指出中央政府的干预措施能够纠正地方过度竞争造成的扭曲，但同时考虑水平与垂直财政竞争的一般性研究框架是由Gong和Zou（2001）首先提出的。本文将采用这种联邦框架（federal framework），分析要素流动的分权经济中各级政府的最优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政策。
结合劳动力流动性，扩展了政府竞争的类型和可行的财政政策工具。地方公共品水平外部性在消费者偏好中的直接显示使我们能够更清晰的分析中央对应性转移支付的功能，在某些约束下对应性转移支付不再仅仅具有纠正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的作用。我们还通过各种可行的政府政策工具限制，讨论了行政法规等外来制约对分权经济中的公共政策的影响。文章对模型的解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且引入区域差异，分析了多级政府框架下的财政政策与地区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对拥挤效应、内生劳动选择以及政策约束的综合考虑使我们对多级政府框架下政府决策的作用和个人选择的丰富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的收入效应，多级政府框架下税收变化和个人决策随各种参数的变动情况与单级经济中的一般结论不太一致。在政府收入税限制下，对应性转移支付不仅能够帮助减少外部性损失，促进地方政府关注居民福利，而且能够在地区之间平衡财政缺口，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部分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
文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对数效用函数，采用联邦主义研究框架，给出多级政府框架下最优个人选择和政府选择的一般解形式。由于模型比较复杂，很难得到显示解，我们在第三节通过数值模拟考虑地区差异、生产力水平、禀赋差距、偏好差别等对个人及政府最优选择的影响，并结合中国东西部经济现实，简要分析模型的经济意义和政策含义。最后在第四节，总结全文，探讨模型的扩展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多级政府框架下的最优选择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一个有两个地方的两级分权经济。经济中的总人口数为
，我们考虑不完全人口流动，假设个人从地方i迁徙到地方j的成本是
，其中i，j=1，2，i≠j。也可看作是对迁徙的心理成本的度量。地方i拥有初始禀赋E[i]，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s[i]，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品f。（注：Keen和Marchand（1997）在流动资本下分析了财政竞争对公共支出构成的影响，指出不合作均衡的公共支出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地方公共投入过多而公共物品提供过少。）我们考虑代表性消费者经济。i地方的代表性消费者在其预算约束下选择
（注：②Boadway和Keen（1993）在不完全信息下考虑最优非线性收入税，给出了公共品供给的修正的萨缪尔森法则（Modified Samuelson Rule）。）
其中N[i]是居住在地方i的人口数目，w[i]是地方i的工资率，II[i]是地方i的企业利润。这里我们既考虑了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服务竞争，又考虑了劳动力流动时的收入税税收竞争，多级政府框架下的这种财政竞争必将影响个人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我们假设中央政府是领导者，地方政府在看到中央政府的决策后行动，同级政府之间进行Nash竞争。显然，当地方的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有
L[i]=N[i]l[i]（5）
个人在决定自己的居住地时会权衡收益与成本，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个人关注其实际购买力。（注：文献中关于人口流动的均衡条件一般采用等效用、等工资率等方法。前者可参考Wellisch（2000）、Mansoorian和Myers（1997），后者见Wildasin（1994）等。）当j地方扣除迁徙成本后的收入大于地方的税后工资率时，个人将从i地方迁徙到j地方。我们假
（注：④易有
L[2]/M＜0，移往高生产力地方的人口随着迁徙成本的增大而下降。从而一定存在M[+]，当M＜M[*]时人口流动，否则不流动。）
下面我们来求解这个序贯博弈。
1.消费者与厂商决策
给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变量，地方的代表性消费者在自己的预算约束（4）和劳动供给约束l[i]≤1下选择c[i]，l[i]最大化效用（1），地方i的代表性厂商选择最优的劳动需求量L[i]最大化利润II[i]=F[i]（L[i]）-w[i]L[i]。当该地的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综合条件（5）和消费者、厂商的最优反应，我们得到l[i]=l[i]（τ[，w]，τ[i][，w]），c[i]=c[i]（τ[，w]，τ[i][，w]，τ[，i]）。（注：这里个人的最优劳动供给选择仅仅是收入税的函数，如果采用其他形式的效用函数，如类似于Keen和Marchand（1999），设U[i]=β[i][，1]ln（c[i]-l[i][b]/b）+β[i][，3]lnf+θ[i]lns[i]+θ[-i]lns[-i]，则消费税也将影响劳动供给l[i]。）将其代入效用函数（1），可以得到地方的间接效用函数。
2.地方政府决策
给定中央政府和另一个地方政府的决策，地方i预期到消费者和厂商的反应，将在预算约束（3）下最大化间接效用V[i]。根据代表性消费者劳动供给的不同，我们有l[i]＜1和l[i]=1两种情况，从一阶条件进一步得到l[i]=l[i]（τ[，w]，G[i]），c[i]=c[i]（τ[，w]，G[i]），s[i]=s[i]（τ[，w]，G[i]，g[，i]），将它们代入V[i]有间接效用函数
=（τ[，w]，G[i]，g[，i]）。现实中中央政府通常会以法规等形式制定一些政策上下限，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等。如果我们假设地方收入税限制τ[i][，w]≥δ[i]，则解更为复杂。如果τ[i][，w]＞δ[i]，前面两种情况分别对应劳动供给是否达到临界值的情形。如果τ[i][，w]=δ[i]，l[i]=1，时的解与前面第二种情况类似，l[i]＜1时最优解将满足另外的一阶条件。
3.中央政府决策
给定两个地方的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反应，中央政府在其预算约束（2）下最大化加权社会福利
。我们要求τ[，w]≥γ，其中γ是不大于1/α的非负数。鉴于地方2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仅按照l[2]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对地方收入税没有上下限限制，我们有τ[，w]=γ，并且按照l[2]是否达到临界值有两种解。我们发现最优解满足一些性质，最优的中央和地方公共品有相同的边际社会福利，当γ≠0时，即使地方i的公共品不具有外部性（θ[-1]=0），如果该地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没有达到临界水平，中央仍然向其支付对应性转移。前面我们指出，对于合适的参数设置，存在临界流动成本M[*]，当地区人口流动成本M＜M[*]时，流动均衡条件（6）和（7）式成立。结合人口流动均衡条件和前面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多级政府框架下各级政府和个人的最优决策解。
后文中的数值分析结果显示，高生产力地区将向中央政府上缴更多的一揽子转移支付。这种区域再分配可能缓解区域差异，提高低生产力地区居民福利。我们进一步假设中央政府向地方1正向支付转移支付，G[1]≥0，结合地方收入税限制和中央收入税限制，我们可以得到在这些政策工具约束下更为丰富的结果。根据劳动供给约束和政府变量约束，即使仅仅考虑两个地方的劳动供给都小于临界值的情形，我们也有9种可能的解，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给出一般形式，第三部分中的表2—表5将在具体参数设置下进行讨论。
三、地区差异、政策约束与财政分权
在第二节，我们给出了联邦框架下的个人和政府决策的最优条件，由于显示解很难得到，下面我们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明确居民偏好和地区差异对多级政府框架下的财政分权的影响。首先我们从一般的对称经济出发，假设地方政府的生产力水平是一样的，此时显然不会有人口流动。设经济中的总人口数为2，初始两个地方各有一半人口，地方初始禀赋均为2。按照Gong和Zou（2002），Barro（1990）等的选取，我们选取参数β[i][，1]=0.3，β[i][，2]=0.2，β[i][，3]=0.2，θ[i]=0.2，θ[-i]=0.1，A[i]=1，α=1/3，γ=0，其中i=1，2，这样f=1.3512，g[，i]=0.3333，G[i]=-1.0134，τ[，i]=2.1675，τ[，w]=0，τ[i][，w]=-2.1675，c[i]=1.0134，l[i]=0.3466，s[i]=1.0134，w[，i]=0.6756。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征收一揽子转移支付来为其财政支出筹资，不征收有扭曲性的收入税。地方政府征收高额消费税，补贴居民收入。如果中央政府不能依靠地方逆向的转移支付来弥补其财政缺口，中央将依靠收入税等筹集收入。下面我们在不对称经济中，考虑居民偏好和技术参数对中央政府干预措施和地方政府最优决策的影响。前文我们谈到人口流动规模随流动成本的增加而下降，实际上临界流动成本M[*]还随个人对公共品偏好的增强而增加，如果个人更偏好无拥挤性的中央和地方公共品，临界人口流动约束会减弱。在以上参数设定基础上，我们设流动成本M=0.5，中央社会福利函数权重X=[0.5，0.5]，生产函数系数A=[1.0，1.5]，α=1/4。同时我们设定中央收入税下限30％，以个人对劳动的边际厌恶系数β=[i][，2]变动为例，考虑居民偏好对各级政府决策的影响。
如果某一个地方居民的劳动厌恶程度增加，该地的劳动供给水平下降，工资率上升，吸引人口流入，拥挤效应使总的工资收入和实际禀赋同时下降，导致个人消费下降，地方的公共品供给和逆向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也下降。同时，除非流动成本足以阻止居民流动，该地方得到的对应性转移支付和消费税都倾向于下降。如果经济中两个地方的劳动厌恶程度同时增加，人口将从低生产力地区向高生产力地区流动，且流动程度和休闲时间随两地劳动厌恶的增加而增加。此时如果劳动供给的边际效用β[i][，2]较小，流动成本大于临界流动成本，低生产力地区的居民不能移动，如表中β[i][，2]=0.1时M＞M[*]=0.2851，地方1的人口不流动。这种被动的拥挤效应减少了地方1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而地方2却从中获利，向中央政府上缴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下降，本地居民的消费税负担也相对减轻。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初期阶段，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比较严格，落后地区限制人才流动的现象（例如扣压档案等）更加突出。实际上这种行为对落后地区是非常有害的，过大的人口流动障碍不利于低生产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在我们的模型中，低生产力地区无法稀释过剩的劳动力，只好采取平均主义，以效率为代价缓解人口相对过剩压力，拥挤效应导致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而发达地区是有激励设置人口流动障碍的，在同质人口的前提下对外来人员的限制有助于减少对稀缺资源的占用，提高本地的居民福利。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异质人口，或者更进一步引入分工，发达地区政府的最优人口政策也可能会鼓励某一类人口的流动。一般来说，我国西部地区居民的生活较为闲适，东部地区的生活节奏较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生活的质量，对休闲的偏好有所增加，我们也可以构造不同的偏好，考虑政府对应于不同的居民生活习惯的政策安排。
如果政府政策工具存在某些约束，那么个人和各级政府的最优决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仍以β[i][，2]的变化为例，考虑地方收入税约束和转移支付约束的影响。表2是限定τ[i][，w]≥-2（i=1，2）、τ[，w] ≥0.3时β[i][，2]从0.10变化到0.25的情况。与表1相比，收入税约束限制了人口流动，地方2的人口仍然大于1，但小于表1中的均衡人口数。对收入税竞争的限制使高生产力地区的吸引力下降，它的地方收入税补贴下降，固定在边界水平，而低生产力地区的收入税补贴上升。在大多数情况下，高生产力地区下降的税后收入并没有减少该地居民的消费水平，拥挤性的下降使得实际禀赋效应上升，从而保证了居民的消费和福利。除了实际相对价格效应以外，初始禀赋的拥挤效应扮演着重要角色。当β[2][，i]下降到0.10时，劳动收入和消费的相对实际价格下降，与表1相比，地方2个人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水平更低。但是当β[i][，2]=0.15时，表2中的N[2]等于1而不是1.1198，较高的人均禀赋使得个人的消费高于表1中没有地方收入税约束时的情形。我们发现，对地方收入税幅度的限制阻滞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地方2的税收限制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品供给都下降，尽管该地居民的福利水平由于拥挤效应减轻而上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同时，地方税收限制还改变了某些决策变量随参数变化时的变动方向。随着β[i][，2]的上升，地方2的收入税取临界值，中央政府对地方2的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固定在的水平。一揽子转移支付不再是U型，而是呈上升趋势。地方2的消费税、地方1的个人消费和福利都保持下降，不再是表1中的倒U型，两地的消费税负担呈方向变化。这与中央收入税限制的影响不太一样。
表1β[，2]变化时的最优政府决策（注：表中各参数对应的第一行是第一个地方政府的数据，第二行是第二个地方政府的数据。以下表类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简单起见，表中主要给出了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的部分数值模拟结果。我们的参数设置与经济学文献是一致的，如果采取其他的参数设置，在一定的参数变动范围内总可以找到我们这里给出的变化趋势，各表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β[i][，2] N[i]f g[，i]G[i] τ[，w] τ[，i] τ[i][，w] l[i]c[i]
s[i]w[i]
0.10 1
1.1159
0.3472 -0.5093 0.30
1.8459 -1.9325
0.8009 0.8195 0.8369 0.2953
10.3333 -0.9927 2.8087 -2.1333
1.0000 0.8369 0.8369 0.3750
0.150.8802
1.0827
0.3459 -0.4115 0.30
1.6140 -1.7180
0.4640 0.9052 0.8120 0.4893
1.11980.3527 -1.0665 3.7809 -3.7223
0.8755 0.7041 0.8120 0.3806
0.200.8502
1.0379
0.3454 -0.3995 0.30
1.5941 -1.6995
0.3304 0.8990 0.7784 0.6479
1.14980.3523 -1.0228 3.6858 -3.6344
0.6363 0.6577 0.7784 0.4740
表1和表2显示，中央收入税尚不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支出需要，地方政府要向中央上缴一揽子税。而且高生产力地区的上缴更多，多级政府框架下高生产力地方对低生产力地方存在隐性的补贴。如果地方1无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我们假设它从中央得到正向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为了便于对照分析，我们仍然在以上参数设定下考虑β[i][，2]变化时的反应（表略）。与表2相比，一揽子转移支付的增加将减轻低生产力地区的税负水平，中央给它的对应性转移支付也下降。高生产力地区将征收更重的消费税以支付扩大了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要求。然而，与表1中没有地方收入税和转移支付限制时的情形相比，地方2的消费税并不必然增加，高生产力地区居民的消费也并不必然下降。同时，随着β[i][，2]的上升，c[2]的变化趋势比较复杂，和表1中的情形类似。当劳动力流动受到流动成本限制时，g[，1]也表现出不连续的跳跃。
表2中央和地方收入税约束下β[i][，2]变化时的最优政府决策
β[i][，2] N[i]f g[，i]
G[i] τ[，w] τ[，i] τ[i][，w] l[i]c[i]
s[i]
w[i]
0.10 1 1.1128
0.3473 -0.5139 0.30
1.8589 -1.9445
0.8039 0.8172 0.8346 0.2945
1
0.3333 -0.9843 2.7369 -2.0000
0.9654 0.8346 0.8346 0.3850
0.15 1 1.0477
0.3467 -0.4971 0.30
1.8402 -1.9272
0.5068 0.7700 0.7858 0.4162
1
0.3333 -0.9218 2.6869 -2.0000
0.6204 0.7858 0.7858 0.5364
0.20 1 1.0055
0.3463 -0.4863 0.30
1.8276 -1.9156
0.3645 0.7394 0.7541 0.5329
1
0.3333 -0.8811 2.6507 -2.0000
0.4524 0.7541 0.7541 0.6798
政府政策工具限制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政策意义可能减弱。我们有必要探究各种政策的效应。如果经济中没有一揽子转移支付体系，在我们的模型设置下中央政府将征收高比例的收入税。高生产力地区不再需要承受支持中央财政的负担，其地方消费税和收入补贴下降，较少的人口将享受更多的休闲、消费和福利。地方1在某些情况下与地方2的情形类似，但另一方面，它的消费税和对应性转移支付可能比有一揽子转移支付时高，居民的休闲时间和消费水平都下降。如果我们同时设置地方收入税下限，低生产力地区的实际收入税负担加重，居民的劳动供给与有一揽子转移支付时相比会下降。
前面的分析我们都只假设地方2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两地在偏好和初始禀赋上都一致。现实中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禀赋差异，某些地方有着更为丰厚的自然资源和更为雄厚的初始资本基础。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不同地方的居民偏好也并不一致，某些地域的个人更注重休闲质量，某些地域更追求高消费。下面我们引入区域差异，考虑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差距的影响。我们不妨把这里的地区1和2分别对应于我国的西部和东部，我国东部地区普遍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优势，自然条件优越，资源禀赋充裕，教育水平高。假设A=[1，2]，E=[1，2]，M=0.3，τ[，w]≥0.3，τ[i][，w]≥-1（i=1，2），G[1]≥0，其它参数不变，我们以西部公共品外部性θ[-2]的变化为例，考虑在同时存在生产力差异和禀赋差异的情况下个人偏好的变动效应。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假设西部提供环境质量公共品，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汇集着我国绝大多数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对东中部地区的正外部性较大。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东部居民对环境质量公共品的偏好θ[-2]增加。表3是θ[-2]从0变化到0.20时个人和政府的最优选择。
表3中央和地方收入税及G[1]约束下θ[-2]变化时的最优政府决策
β[-2] N[i] fg[，i]
G[i] τ[，w] τ[，i] τ[i][，w]
l[i]
c[i]s[i]w[i]
0 0.6950 1.3740 0.0126 0.1233
0.30
0.6746 -0.84900.2110 1.4640 0.6870 1.0550
1.3050 0.3333 -1.6890 2.6746 -1.00000.2560 0.7896 1.0305 1.1378
0.05
0.7003 1.3313 0.2105 0.0623
0.30
0.7495 -0.91830.2207 1.4071 0.8321 1.0142
1.2997 0.3333 -1.7407 2.7902 -1.00000.2558 0.7682 0.9985 1.1420
0.10
0.7057 1.2913 0.3424 0.0047
0.30
0.8262 -0.98920.2306 1.3537 0.9685 0.9757
1.2943 0.3333 -1.7890 2.9055 -1.00000.2557 0.7483 0.9685 1.1459
0.15
0.7061 1.2444 0.4167 0 0.30
0.8330 -0.99560.2315 1.3493 1.0889 0.9725
1.2939 0.3333 -1.8475 3.0519 -1.00000.2557 0.7213 0.9333 1.1462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更大的外部性，中央政府可以从东部地区征收更多的一揽子税以弥补西部地区。但是，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最优结构应该是增加对应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减少一揽子转移支付水平。另一方面，个人和政府决策的变动依赖于临界条件。如果G[1]＞0且τ[i][，w]＞-1，随着西部公共品外部性的加强，西部的居民人数和劳动供给水平都增加，地方政府对个人的收入补贴和消费税上升。如果G[1]=0，外部性的加强不影响居民的最优居住地选择和劳动供给选择，西部地区的消费税和消费水平不变，东部地区个人的消费下降。随着东部居民对西部生态环境偏好的加强，在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推动下，西部地区的生态公共品供给将上升，依赖性更强的东部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消费税间接向西部的生态公共品付费，整体社会福利呈U型变化。同时，表中当西部的公共品不具有外部性θ[-2]=0时，g[，1]仍然不为0。对应性转移支付除了纠正地方公共品外部性之外，它还能够在地区之间平衡财政缺口，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
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建立生态西部，尽量避免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误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因此背负了一定负担，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西部的生态建设更关系到全国的利益。目前中央鼓励中东部地区扶持西部地区，如福建省定向援助宁夏几年来，为宁夏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培训、人才培养和资金支持。区域互助不失为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种办法，如德国的横向转移支付、法国的贫困调节基金等，但罗宾汉模式也需要规范的机制安排，在经济发展不对称背景下自发性的援助在力度和成效上难有大的作为。我们的模型提供了加强外部性公共品供给、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配，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隐性收入再分配可以提高西部地区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和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央政府可以先估计西部生态公共品外部性的大小，明确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本文各表中都假设X[i]=0.5，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央政府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关注程度X[1]＞0.5），然后根据相应的公式确定对东、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数量和结构。和公共经济学的传统文献结论一致，我们的模型也支持对应性转移支付在纠正外部性方面的优势，但在政府政策约束下对应性转移支付还具有平衡地区财政缺口的功能，中央政府在制定对应性转移支付水平时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同时，对应性转移支付和一揽子转移支付的比例配置也要引起关注，我国在转移支付的对象、数量和结构等方面缺乏规范有效的运作，我们的分析提示在不同的目标下对应性转移支付和一揽子转移支付的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当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公共品支出也有一个优化问题。以这里的环境质量公共品供给为例，一方面是存量污染治理和流量污染控制之间的投入分配，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合理使用。西部大开发中对存量污染的重视程度较高，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治沙等工程都着重于修复被破坏的环境。存量污染治理难度大，治理时间长，成果易反复，因此不仅要加大治理投入，还要加强管理，保护治理成果。流量污染必须与存量污染同时治理，否则生态质量要么原地打圈，要么继续下滑。我们的模型如果进一步将地方公共品根据支出类型或者转移支付要求分类，也可以得到类似Gong和Zou（2002）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分析也可以用于探讨某一地方政府内部不同子级政府之间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宁夏自治区的北部川区和南部山区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制定不同的区域扶持计划，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促进各区域经济增长，减少地域差异，推动整个自治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生态建设，西部大开发也鼓励资本、技术向西部流动，这些对应于我们模型中A[1]和α的变化。下面我们考虑在西部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劳动产出弹性增加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最优政策。在既定的初始禀赋差异下，如果低生产力地区技术进步能力增强，人口向高生产力地区迁徙的趋势将减弱。表4给出了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A[1]从0.25变化到2.0时各级政府和个人的最优决策。随着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差距的缩小，潜在税基增大，中央和地方公共品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对应性转移支付g[，1]呈倒U型，税基的充实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减弱。与g[，2]的变化不同的是，当西部地区的收入税补贴也达到临界水平后，g[，1]仍然下降而不是保持不变。当两地的生产力差距足够小时，尽管西部的消费税率持续上涨，居民的消费水平开始提高。随着西部生产力的上升，东部地区的财政负担减轻，居民有更多的消费、休闲和福利水平。出人意料的是，如果两地的生产力差距扩大，例如在西部生产力A[1]不变情况下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A[2]加速，g[，1]仍有可能呈倒U型。这可能是因为低生产力地区拥挤效应较小，放大了实际财富效应，其它政策约束和临界条件又综合作用使得地区生产力差距过大时中央的最优决策反而是减少对弱势地区的补助。
表4政策约束下技术进步的影响
A[1]
N[i] f g[，i] G[i]
τ[，w] τ[，i] τ[i][，w] l[i]
c[i]
s[i]w[i]
0.25 0.5120 1.1685 0.3350 0.3712
0.30
0.2541 -0.4601
0.0367 1.7072 0.8763 1.2315
1.4880 0.3333 -2.0000 3.3994 -1.0000
0.2611 0.5889 0.8763 1.0160
0.5
0.5653 1.2018 0.3374 0.2718
0.30
0.4031 -0.5979
0.0926 1.5847 0.9014 1.1422
1.4347 0.3333 -1.9431 3.2558 -1.0000
0.2597 0.6283 0.9014 1.0484
1.0
0.7057 1.2913 0.3424 0.0047
0.30
0.8262 -0.9892
0.2306 1.3537 0.9685 0.9757
1.2943 0.3333 -1.7890 2.9055 -1.0000
0.2557 0.7483 0.9685 1.1459
1.5
0.8236 1.3374 0.2109 0.0000
0.30
0.8895 -1.0000
0.3007 1.4416 1.0030 1.0682
1.1764 0.3333 -1.6932 2.7231 -1.0000
0.2519 0.8526 1.0030 1.2449
表5进一步分析了劳动的产出弹性α变化时各变量的反应。仍然给定以上政策工具约束，中央和地方公共品供给都下降，直到α足够大。随着产出弹性的增大，劳动需求上升，但收入税约束限制了东部地区的征税能力，西部的税收征收因此上升，政府财政收入的缩减限制了它们的公共品供给，在α较小时随产出弹性的增大公共品反而下降。政府的政策约束还限制了人口流动，减轻了富裕地区的拥挤压力。收入效应在此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西部的消费税和劳动供给随α的增加呈倒U型，收入税和消费呈U型。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对应性转移支付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当α超过某一足够高的临界值后它也将下降。这和表4中A[1]增加时西部对应性转移支付的变动趋势一致。与表4不同的是，中央给西部的一揽子转移支付逐步增加，东部的逆向一揽子补贴先降后增。
表5政策约束下α变化时的最优政府决策
α
N[i] fg[，i] G[i]
τ[，w] τ[，i] τ[i][，w] l[i]c[i]s[i] w[i]
1/8 0.7260 1.3299 0.3115 0.0000 0.30 0.7564 -0.99050.1305 1.4188 0.9974 0.9827
1.27400.3333 -1.8848 2.7578 -1.00000.1367 0.7829 0.9974 1.1538
1/4 0.7057 1.2913 0.3424 0.0047 0.30 0.8262 -0.98920.2306 1.3537 0.9685 0.9757
1.29430.3333 -1.7890 2.9055 -1.00000.2557 0.7483 0.9685 1.1459
1/2 0.5744 1.2843 0.3636 0.1941 0.30 0.5982 -0.65850.2761 1.6009 0.9632 1.2555
1.42560.3333 -1.8356 3.4524 -1.00000.5040 0.6757 0.9632 1.1797
四、总结
本文在多级政府框架下考虑两个不对称的地方经济，引入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选择，研究财政分权下各级政府的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我们在模型中综合了税收竞争和服务竞争，引入了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垂直竞争，探讨多级政府框架下的公共财政政策和个人决策。要素流动性和内生劳动选择使得两个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税竞争效应较为复杂，在我们的数值模拟中高生产力地区不仅吸纳更多的人口，而且其代表性消费者通常提供更多的劳动。拥挤效应和由之带来的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较高比例的地方消费税和收入补贴同时作用使得个人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变化更为丰富。同时，中央政府主要依赖逆向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体系筹集收入，高生产力地区向中央政府上缴更多的一揽子税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隐性的区域收入再分配。我们还通过政府政策工具约束比较分析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它不仅可以纠正地方公共品外部性，而且能够在地区之间平衡财政缺口。
在第三节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分析了生产力差异、禀赋差距、偏好差别等与多级政府框架下的各级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区域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Wilson（1991）、Hoyt（1993）、Buckvostsy（1991）等发现国际贸易中通用的“大国优势”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情形并不适用。Bucovetsky（1991）在资本自由流动下考虑了人口数量差异对地区政策的影响，指出人口数量较少的地区通常有较低的竞争均衡税率和较高的效用，但区域合并可以纠正无效的竞争结果。而在不对称性相当大的情况下，小区域的境况也可能变差。我们在人口流动的多级政府框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分权经济下高生产力、高禀赋地区对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隐性补贴提高了后者的福利，人口向高生产力地区的流动也降低了低生产力地区的拥挤效应，人口数量较少的低生产力地区有较高的福利。高生产力地区对税基的吸引伴随着较高的中央财政负担，多级政府框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措施一般具有协调区域发展、补贴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发现，如果两地的生产力差距过大，中央政府也会减少对低生产力地区的转移支付。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地方而言，加大技术进步是必要的。
本文不仅在理论上突破了多级政府框架下政府政策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分析框架，而且对现实经济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通过逆向的一揽子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用隐性的区域间再分配协调地区不平等。在我们的模型中，高生产力地区通过逆向转移支付减缓了上下级政府之间对共享税的竞争，落后地区财政实力的增加可以减少居民的税收负担、降低发达地区的拥挤性，中央政府“抽肥补瘦”不失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双赢手段。结合我国的现实来看，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的财政力度和操作方法都还有扩展和改进的空间。我国的转移支付更多地流向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马拴友、于红霞，2003），这不仅不符合转移支付的公平原则，而且对东西部地区的长远利益都是有害的。东部地区上缴更多的净转移支付可以限制人口流入，降低本地公共品和稀缺资源的拥挤性，有利于本地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可以从根本上调整我国转移支付的分配格局，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力度。在转移支付的形式和构成上，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和对象，上级政府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率。例如针对西部具有较大正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央政府不仅可以从其他地方征收一揽子补贴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而且要注意转移支付结构的配置，在我们的模型下最优结构是增加对应性转移支付比例、减少一揽子转移支付水平。现实经济中政府政策工具存在较多的限制，我们也具体分析了工具制约对多级政府框架下最优个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
本文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文章采用同质消费者模型，没有区分不同地方劳动力的类型，这也部分使得高生产力地区的拥挤效应超过了它的技术优势效应，地方2的禀赋效应减弱。如果引入人口差异（例如低生产力地区的个人不能完全胜任高生产力地区的工作），我们不仅能够克服模型中拥挤效应的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分析收入分配等有意义的问题。第二，文章仅在静态模型下考虑了人口流动性，我们可以将之扩充到动态经济，考虑要素流动对多级政府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流动成本的存在影响了经济的效率，我们也可以分析分权经济下的不完全资本要素流动。同时，人口流动均衡条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考虑，如果将等效用作为均衡条件，模型的结果可能会有所改变。第三，最优税收不仅包括最优税率，还包括最优税制问题。我们在此预先设定了经济的税收结构，对于各级政府应该征收何种税收的问题没有考虑。如果构造一个政府有多种税源的模型，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权划分和税率设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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