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机会均等的斗争_种族隔离论文

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机会均等的斗争_种族隔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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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11-0017-04

在战后美国史上,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动荡不安的时期,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和弊端,也激发了美国解决矛盾和克服弊端的意识和信心。就教育发展的角度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具变革意义的时期,民权运动的高涨和向贫困宣战策略的实施为美国社会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斗争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联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在推动教育机会平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一、民权运动与教育机会平等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高举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大旗,《独立宣言》中的“人生而平等”家喻户晓。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美国种族间、男女间、贫富间远未达到真正平等。“人生而平等”至多适用于白种男性。1790年的《归化法案》更加明确了公民权只针对全体白种男性,土著美洲人被排除在享有公民权的人群之外。南北战争前,白人殖民者把黑人视为“黑奴”,黑奴是没有受教育权的。南北战争后,黑人在名义上取得政治地位和教育权利,但教育上的黑白隔离使黑人不可能获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的教育权利。如黑人教师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仍然远远落后于白人教师。1895年,拥有1/8黑人血统和7/8白人血统的荷马·普希乘坐火车时因拒绝遵守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到专为有色人种设置的车厢就座而被捕。最高法院对此案的裁决是:隔离而平等。但实际上,“隔离而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隔离是事实,平等不可能。

二战中,黑人士兵英勇作战,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战后十年,虽然美国经济迅猛发展,但黑人的处境没有多少改善,甚至有些方面不及战时,1954年南部每名黑人学生的教育经费仅占白人学生的60%。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公布了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终审判决,宣布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该判决推翻了1896年普希诉弗格森一案判决所确认的“隔离而平等”的原则。“这个里程碑式判决成为努力解决公共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催化剂’”[1](P332)。正如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在判决词中所说:“仅仅根据种族原因就将(黑人儿童)与另一些相同年龄和资格的儿童隔离开来,这会使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他们心灵和思想造成难以解除的影响。……我们断定,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而平等’原则没有立足之地。隔离的教育设施实质上就是不平等的。”[1](P333)

布朗案判决后,随之而来的是超过10年的斗争和骚乱。布朗案虽明确了分离教育是不平等的,但又规定各地法院在执行时要因地制宜、速度恰当、富有弹性及诉诸良好的信念,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放任政策。因而老的联邦各州摇摆不定,进展缓慢,部分州则坚决抵制。南方议员则在1956年通过一份声明,宣称布朗判决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宪法的,是对司法权力的滥用。佐治亚州通过一项法案,判决利用公共基金支持无种族隔离的学校是重罪;密西西比州议会规定,白人就读于无种族隔离的学校是违法的。南部甚至成立了白人公民委员会以抵制学校融合,暴力骚乱事件开始频发。

1957年,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阿肯色州州长为谋求连任,无视联邦法院的命令,派遣国民警卫队在小石城中心小学布岗,阻拦9名黑人学生入校学习,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甚至包围了学校。当事件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并经电视播出后,举国震惊。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下令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统辖之下,并派遣联邦军队到小石城,强制实施种族合校。

根据1961年的报道,从1954年到1961年,美国仅有7%的黑人学生进入废除隔离的学校,其余93%的黑人学生依旧在黑人学校[2](P476),教育平等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然而,布朗案引发的民权运动在持续发酵,自由乘车、静坐示威、抵制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抵抗使民权运动进入高潮。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将非暴力抵抗作为争取民权运动的主要手段,迫使联邦政府迈出民权立法的关键一步。

约翰逊总统上台后,于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该法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旅馆、饭店、运动场、剧院、公共图书馆等地点——实行种族隔离;授权司法部长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和公立学校向法院起诉;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禁止在就业方面实行种族歧视;禁止在联邦选举中不公平的运用选民登记程序和进行文化测验。”[3](P239)该法案还对拒绝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采取财政惩罚的手段,大大加速了种族合校的进程。该法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方学区都纷纷开始向联邦教育署递交消除学校隔离的计划。据统计,1957年南方各州和白人一起上公立学校的黑人学生只占黑人学生总数的4%,到1964年亦不过9.2%,但到1966年12月,已达到25.8%,到1968年更达到40%。两年以后,有320万黑人学生在黑白混合学校上学,占黑人上学人数的84.3%[4](P164-165)。到1972年,有91%的南部黑人学生就读于种族融合学校[1](P338)。史家称,60年代后半期废除种族隔离的步伐之所以加快,得益于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胡萝卜即是通过《初等与中等教育法》增加联邦对教育的资助,而大棒则是《民权法案》[1](P337)。哈佛大学废除种族隔离研究专家加里·奥菲尔德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们带领一个像南非那样一切都是由种族界定的种族隔离社会……使它成为美国社会最融洽的一部分……极少有民主国家在和平时期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1](P338)。

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鼓励了美国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以及拉美裔美国人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斗争。妇女和残疾儿童也通过斗争获益。

二、向贫困宣战与教育机会平等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至少有1/4的人口没有享受到战后的繁荣,仍生活在赤贫之中。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中认为越来越多的城市美国人正在陷入贫困。他认为美国现在是由两个国家构成的:一个大部分是富人、白人,一个则大部分都不是白人,而且陷入贫困之中[5](P448)。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的《美国困境》一书的出版使贫困的恶性循环概念为人们所熟知。这项1940年的研究揭示出黑人穷人的贫困形成了一套相互转化的因果关系。例如,教育匮乏限制了就业机会,从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医疗、食品、住房以及下一代的教育贫困问题。这种贫困模式显示:个人可能在这个因果循环中任一点进入,然后陷入到无尽头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6](P350)。默达尔的模型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关注。1963年,肯尼迪总统下决心发动一场反贫困战役。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所幸的是继任的约翰逊总统继承了前任总统的反贫困计划。1964年1月,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而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家居以及更优质的培训与工作机会。这场战役要让美国人民摆脱脏乱、贫困以及失业[6](P392)。

向贫困宣战包括方方面面,如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扩大福利服务,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住房补贴,改善卫生保健条件等等,而教育则被视为消除贫困的关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教育能打破“贫困循环”。沃尔特·赫勒在题为《美国贫困问题》的报告中,将教育视为反贫困战役的中心角色。“如果教育机会被剥夺,儿童就很难再找到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了”[6](P391)。

1964年8月20日,《经济机会法案》的签署标志着“向贫困宣战”的开始。该法案规定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作贫困学生的贷款和为在校学生安排部分时间就业机会。法案提出实施职业队计划,面向16岁至21岁青年,施以基本读写技巧的培训和就业辅导,并组建国内和平队、美国志愿者服务队。其中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最受关注。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平等进入教育的社会人才筛选过程。开端计划在1965年夏季开始启动,当年就有56万儿童参与到开端计划中。

1965年4月11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初等与中等教育法》,规定提供资助改进教育计划,这些计划专为那些丧失教育权利的儿童设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塞利布雷齐(Anthony J.Celebrezze)在国会对法案的公开听证会上引用约翰逊总统的陈述:“正如忽视导致贫困,贫困也会导致对下一代的忽视。”他进一步说:“总统的计划……就是要打破在我们历史上最富饶的时期一代又一代繁衍的贫困的恶性循环。”[6](P392-393)教育委员凯佩尔(Francis Keppel)发言说:“许多世纪前,阿基米德曾告诉我们‘给我一个支点和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为贫困学生做点什么的足够长的杠杆和足够强的支点。”无疑,这个杠杆就是教育,支点就是联邦财政资助[6](P392)。该法包括五个主要部分或条款。第一款规定为地方学区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教育援助,联邦资助基金的80%将用于该项目。其他资金用于图书馆、教科书和教学材料、教育研究和发展中心以及州教育部门。1966年和1967年该法案资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印第安儿童计划、移民工人的儿童计划、残疾人计划以及英语表达能力有限的儿童计划。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联邦政府对中小学普遍进行援助的法律。

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向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施、图书馆和教学提供援助。该法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贫困大学生提供联邦奖学金和低利贷款,至少使100万贫困大学生得以继续深造。史家称:“在约翰逊任内,国会通过了60多项教育法案,促进了60年代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了穷人和黑人的教育状况,使联邦政府在为现代化生产培养合格劳动力方面承担了重大责任。”[3](P247)据统计,1963年到1964年,联邦向中小学提供的联邦基金总额近9亿美元。到1968年至1969年,已猛增至30亿美元,联邦政府分担的教育经费比例从4.4%升至8.8%[1](P342)。约翰逊总统因此而被称为“教育总统”。

《民权法案》第四款授权实施一项调查以测定美国公共机构中所有人教育机会均等的有效性,1966年,科尔曼的报告“教育机会平等”问世。经过大量的调查统计,科尔曼发现:“有关学业成绩的差异,与可测量的教育投入的差异,不是紧密联系的”,“即使投入大量的钱改善诸如师资培养、修改课程、建设新校舍等,都不能大大地减少贫苦儿童和其他学生之间在学业成绩上的相对差异。学校教育不能克服贫困的文化的影响。”[7](P456)“在一定程度上,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家庭教育和社会阶级背景,第二大变量是学校里其他儿童的教育和社会阶级背景。”调查表明,贫穷的黑人学生在种族融合学校能获得更好的成绩[1](P336)。科尔曼报告为种族融合提供了依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破贫困的循环和消除社会的种族歧视,要求的不仅仅是向穷人提供与那些富人所占有的相同质量的学校设施。“对平等的衡量,不是一个学校在一个儿童身上花了多少钱,而是学校教给儿童多少东西。只有当学校成功地把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竞争所必需的技能,教授给所有的公民时,它们才是为平等和民主的利益服务的”[7](P458)。

科尔曼的研究结果带来了公共政策的根本变化。根据科尔曼的观点,教育机会均等,反映在设备和服务方面的均等,产生的是不均等的教育成绩,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它们在一年级时就已经明显存在,似乎随着儿童年级的升级而增大[8](P360)。由于认识到仅靠教育并不能克服“贫困文化”造成的恶果,教育界人士开始对如何为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补其不足”发生兴趣。例如,为弥补穷学生因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种种不利,对3岁至6岁的孩子进行学龄前免费教育,称之为“开端计划”;改革课程设置,使教学内容易于为穷人孩子所接受;实施用校车接送不同种族的儿童上同一学校的“校车计划”,以期通过种族合校,提高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习成绩等等,但这些都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人认为,仅靠学校教育并不能消除贫困,因为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不是仅靠教育改革能解决的问题[3](P632)。

1964年5月22日,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声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3](P244)。在196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约翰逊正式提出“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在随后的几年中,反贫困计划和民权立法成为政府建设“伟大社会”的中心工作,而争取教育机会平等则成为反贫困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教育工作者致力的首要目标。

民权运动的开展是自下而上的。最初是底层民众的诉求、斗争,队而推动了政治领导人对民权运动的领导,最终迫使联邦通过民权立法和教育立法。换言之,解除学校隔离和民权立法的成果,并非政府仁慈的结果,而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民众示威抗议而获得的。

反贫困运动的开展是自上而下的。战后美国日益恶化的贫困问题以及贫困的恶性循环,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有所作为,以缓解社会日趋尖锐的矛盾。他们相信教育在消除贫困上的作用,希望借助教育终结贫困。尽管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而非教育,但《经济机会法案》、《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实施仍为贫困人群提供了大量的教育机会。

客观地说,不论是民权运动还是反贫困计划都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60年代后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和法律基础,更为其他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斗争树立了榜样。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美国种族歧视和贫困问题迄今远未消除,仍根深蒂固地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1999年,长期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倡导者盖里·沃菲尔德(Gray Orfield)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学校的再隔离”的报告,认为美国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在1988年至1997年间呈上升趋势,黑人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校上学的比例从43.5%下降到34.7%。平均而言,白人学生所上的学校81%为白人学生。沃菲尔德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正在倒退,正在回到那种从没有在美国历史上创建过平等的、成功的学校的教育模式当中。”[9](P96)

为什么种族隔离如此顽固?教育史家给出的答案是“今天的种族隔离不是由法律裁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今天的双元制,不是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分轨,而是以白人学生为主的优质校和以少数族裔为主的贫困校的分轨”[1](P446)。

战后,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贫困问题始终围绕着美国社会。据统计,1992年大约有600万低于6岁的美国儿童——大概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大约26%的儿童,超过成人数量的2倍,生活在贫困之中[8](P379)。

为什么贫困问题难以消除?教育史家给出的答案是,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经济的变化,而非教育体系存在弊端[5](P525)。

归根结底,教育机会的平等,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合理和平等。这是战后美国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斗争留给后世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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