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促进理性决策的实证研究
解业达 陆文斌
摘要： 为探究社会支持是否能够削弱金钱给个体决策带来的非理性影响，采用被试间实验设计，使用金钱图片启动范式[1]和社会支持启动范式[2]启动实验组的社会支持，对控制组进行中性启动，随后两组被试同时参与使用Eprime2.0程序制作的金钱概念影响下的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程序，对其反应和选择进行统计，并对有关的统计结果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支持能够削弱金钱概念对被试的非理性影响。
关键词： 经济心理学；金钱概念启动；实验法；非理性决策；社会支持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这就是“理性人”这一假设的由来。直到今天，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依然把“理性人”这一假设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们经过各类研究发现，有诸多因素可以导致个体背离“理性人”这一假设，在决策中倾向于非理性，例如禀赋效应、心理账户等。那么到底有什么因素会导致个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前人的研究发现，亲社会性、公正、声誉等诸多社会性动机都会对个体决策产生非理性的影响[3]。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发现，除了社会动机这类较为抽象的因素，很多具体的事物也可以导致个体做出非理性决策，比如在当今时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金钱[4]：民众因为金钱的诱导而对股票市场的盲目投资、因为金钱引发的盲目无意义的竞争行为等。目前，对金钱效应的主流研究都认为，金钱将会引发个体强烈的自足感[5]，即一种自我控制感更强，更重视独立且更加排斥社会联系的行为倾向，这使得个体拒绝与他人协作甚至忽视他人。但在当今时代，拒绝与他人正常协作和忽视他人都将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是非理性的。因此，可以说金钱概念引发了个体的非理性倾向。但前人的研究多聚焦于金钱如何会引发非理性决策以及对其内部机制的探讨上，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从理论层面分析，金钱之所以可以影响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是源于金钱是一种真实有效的可以影响个体生存状态的社会资源。而社会支持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它是个体在处理问题或完成任务时可使用的潜在的资源，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通过自己与他人建立的社会联系在需要时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所需的各种实质化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社会支持从理论上讲应当能够对同样是作为社会资源的金钱起到一定的取代性作用。而前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对金钱重要性的判定，具体来说，知觉到社会支持的个体更加倾向于认为金钱没那么重要。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知觉到社会支持的个体也更加不愿意放弃生活中的其它生活乐趣或者时间来交换金钱[6]。这足以说明社会支持对金钱的替代性作用。那么既然社会支持能够对金钱产生替代性作用，它又是否能够削弱金钱概念对人们非理性影响？本研究旨在探索并回答这个问题。
一、实证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对象
使用完全随机方法招募大学生共100人，年龄在18-25岁之间，所有被试智力正常，无精神病历史，且都未曾参加过此类测试。将所有被试随机分配到社会支持组和控制组，每组50人。正式实验实施后，93人的行为数据有效（其中7名被试由于反应数据大量缺失被剔除）。
（二）实验材料与测量工具
1.启动图片。启动图片使用杨东教授在2015年在（金钱启动对疼痛共情影响的ERP研究）中采用的图片启动范式，金钱概念启动的启动材料为10张与金钱相关的图片。
2.最后通碟博弈任务使用Eprime2.0程序。
3.对社会支持和控制组的操作方式使用Qian Xu等人2015年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duces the pain of spending money）一文中使用的操作范式。社会支持组的操作为要求被试回忆并写下五个他们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曾对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支持或引导的人。控制组的操作则为要求被试回忆并写下五个他们感兴趣或喜欢的人物，例如历史人物、电影明星等等。
（三）实验设计与流程
程序使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标准范式，每一轮试验过程如下：首先屏幕中间呈现十字型注视点持续时间为0.5s，随后屏幕中间上将出现博弈对手头像持续时间为1s，紧接着屏幕中呈现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3s，之后进入被试的决策方案选择界面（被试按键f则表示同意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按键j则表示拒绝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最后屏幕中将反馈本轮试验的结果（如接受则按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分配资源，如拒绝则双方所得皆为零）。正式实验共包含24轮试验，其中提议者将提出公平分配方案12次（5：5），不公平的分配方案12次（7：3、8：2、9：l三种方案分别出现4次）。顺序为随机出现。两组被试处理的不同之处为两组被试都会被金钱概念启动，而社会支持组与控制组的被试则分别采用社会支持启动与中性启动。
本实验为2（组别：社会支持组、控制组）×2（公平性：公平方案、不公平方案）的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拒绝率。
1989—1993年对路堤状态进行了专门的野外观测。测量了土的温度、水平位移、溢洪道侧墙的水平位移以及溢洪道侧墙的土压力。在深度为2.5 m处各项指标最大值为：温度30 ℃，膨胀压力-0.30 MPa，距墙15 cm处水平位移0.6 mm。在冬季坝顶深度为0.2 m处最大水平移动距离为4.5 mm(即溢洪道侧墙与土之间的裂缝张开的近似宽度)。
图1 实验程序流程图
（四）统计方法
从社会支持组和控制组的不同组别的水平上来分析不同分配方案的差异，结果发现：社会支持组的被试对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的拒绝率（2.5%）显著低于他们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的拒绝率（49.6%），F=163.95 P〈0.001；控制组中被试对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的拒绝率（7.3%）也显著低于他们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的拒绝率（63.5%）。F=238.47 P〈0.001。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后，发现不同组别之间的主效应显著，F=13.19 P〈0.001。此外，不同分配方案之间的主效应也是显著的，F=398.52.P〈0.001。但不同组别与不同分配方案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3.09 P=0.082〉0.05。
实验被安排在无其它干扰的安静的实验室中进行，将所有被试随机分入社会支持组和控制组并对两组被试分别进行相应启动，随后请接受了社会支持启动和中性启动的被试分别完成相应的实验程序。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后会根据他们在实验中的总收入赠与他们不同的小礼品，见图1。
二、实验结果
分析两组被试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拒绝率，结果如表2所示。
百矿复垦披绿行动，通过大力投入资金，引入先进技术手段，恢复了毁损山体，改善了生态环境。对于生产矿山，矿山企业作为实施主体，按照绿化方案，及时开展矿山绿化工作，确保完成绿化任务；对于治理责任主体灭失的矿产地，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治理，与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恢复项目有机结合，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积极开展复垦披绿。调研发现，2016-2017年，累计投入资金6.8亿元，集中绿化矿山181家，恢复损毁山体面积14km2。
除此之外，南宁的旅游企业，如旅行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南宁总体的旅游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表1 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拒绝率
表2 两组被试在不同分配方案下拒绝率的方差分析表
（2）表现在基于RFID的电子标签技术的创新与深入研发。利用其识别率高、准确率高等优势，对其畜牧产品进行精确识别。从市场角度分析，在确保畜牧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对畜牧产品进行精准定位，通过电子标签的信息读取与原有产品信息参数进行对接，判断两者信息是否一致，进而使产品生产信息不会因人为操作出现误差。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包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
从公平与不公平两种不同的分配方案的水平上来分析不同组别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公平分配方案下社会支持组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2.5%）显著的低于控制组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7.3%）F=11.54 P=0.001〈0.05；不公平分配方案下社会支持组的被试的拒绝率（49.6%）显著的低于控制组被试的拒绝率（63.5%）F=7.80 P=0.006〈0.05。
三、关于实验的讨论
本研究中，对不同分配方案接受率有显著差异，面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只有很少数的被试选择了拒绝（4.9%），而面对不公平方案，则有很大比例的被试都选择了拒绝（56.5%），两组被试对公平方案都更加倾向于接受，而对不公平方案都更加倾向于拒绝。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在博弈过程中，接受者（被试）首先会对分配方案的公平与否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随后在公平的方案中感受到满意。而对不公平的方案产生不满，而满意与否这一标准会成为影响个体做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不满时，被试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拒绝他人，即使这种行为并不理智。该种结果，也可以用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理论[7]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并不是完全经济理性的人：他们不是只把经济上的绝对收益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也会很在乎公平或正义等道德准则，尽管据此做出的决策会导致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组与控制组在拒绝率上有显著的差异，该结果首先说明对社会支持组和控制组的操作是有效的，也表明社会支持的确能够对被试在具体决策场景中的决策产生影响，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公平分配方案或是不公平分配方案，社会支持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都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并且不同分配方案与不同组别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这首先说明不论面对公平的分配方案还是非公平的分配方案，唤起了知觉社会支持的被试都更加倾向于接受而非拒绝。从交互作用也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不是不同类型分配方案所引发的，而是由于对两个实验组的不同操作导致的，即不同的组别（社会支持-控制）引发了被试的不同反应。因此此处可以抛开分配方案这个影响因素，认为造成这个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对不同组别的不同操纵。
进一步分析，在实验中首先对两组被试都进行了金钱概念启动，随后社会支持组的被试知觉到了社会支持，而控制组被试则知觉到了一些中性事物。因此，两组被试在实验中体现出的差异可认为是社会支持这一因素影响的体现。实验结果为社会支持组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显著低于控制组的被试对提议的拒绝率。该结果揭示社会支持削弱了金钱概念启动对被试在决策中非理性倾向的影响，而该种现象能够发生可能是由于社会支持本就是一种真实、有效的社会资源所导致。具体来说，金钱也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从而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而同样作为社会资源的社会支持，会对金钱产生取代作用[8]。社会支持效应取代了金钱效应，使得被试不再容易被金钱概念所影响，以至于金钱概念不能够引发被试强烈的自足感，最终导致知觉到社会支持的被试在决策中的拒绝率降低。这说明知觉社会支持这一因素可以作为解决金钱概念带来非理性倾向的有效方法。
四、结语
本研究仅仅是从决策结果的层面对社会支持是否能够削弱金钱概念对决策的非理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虽然研究揭示了一些现象，但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仍然缺少系统的了解。此外，本研究主要在实验室中进行，这导致其生态效度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对影响机制的深入探索并尝试扩大研究的生态效度。
参考文献：
[1]杨东,李志爱,余明莉等.金钱启动对疼痛共情影响的ERP研究[J].心理学探新,2015(2).
[2]Xu Q,Zhou Y,Ye M,et al.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duces the pain of spending money[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2015(2).
[3]莫志宏.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J].南方经济,2014(32).
[4]Vohs K D,Mead N L,Goode M R.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oney[J].Science,2006,314(5802).
[5]Vohs K D,Goode M M R.Merely Activating the Concept of Money Changes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3).
[6]Zhou X,Vohs K D,Baumeister R F.The Symbolic Power of Money：Reminders of Money Al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J].Psychol Sci,2009(6).
[7]Camerer C F.Progress in Behavioral Game Theor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4).
[8]Vohs K D,Baumeister R F,Schmeichel B J.Motivation,personal beliefs,and limited resources all contribute to self-control[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2(4).
中图分类号： F71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5-0133-03
作者简介：
解业达（1978—），汉族，黑龙江延寿人，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军事心理学教研室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
陆文斌（1991—），男，汉族，甘肃兰州人，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军事心理学教研室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
近年来，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国家持续不断地加大了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各级政府也增加了对乡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和村容村貌等的建设投入，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由于城乡差距由来已久，公共服务及其设施整体落后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全面改观，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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