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改革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教育改革论文,社会公共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4-0123-06
发生在20世纪最初10年，也是清政府统治中国最后10年的新政改革，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种种变革中，无疑是力度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其中“教育改革无疑是各项改革中进行得最广泛、最深入的一项，因而它的影响也显得最深刻、最持久”。[1] 218这种“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显然超出了教育本身，可以说，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绝大多数变革，都渗透着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公共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的研究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之间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范畴。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期，教育与公共领域之间就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和分析这种关系，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特殊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揭示清末教育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特殊经验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大多源于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是以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概括出的一个理想范型——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通场所，如团体、俱乐部、沙龙、通讯、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机构。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2] 171它具有如下特征：1.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公众。2.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两大部分，前者的机制体现是咖啡馆、沙龙和文学艺术的俱乐部等，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活动空间。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采取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和公开讨论的方式。5.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其功能的方式是形成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并最终转换为意识形态。[3]
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是建立在对18世纪以来欧洲市民社会分析的基础上。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公共领域内含于市民社会之中。公共领域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除了来自于民主制度程序的政治投票外，更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这种认可或同意是自由的公众通过公共讨论和社会批评而实现的，于此，公共领域便有了两重含义：一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争夺又相互合作的互动空间。[4] 当我们在第二个层面上使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时，公共领域便从描述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历史经验性概念”变为可以被跨文化应用的、普遍有效的“分析性概念”。
正是因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具有的上述高度抽象的理想范型的性质，国内学者便使用这一概念来分析晚清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等现象，尽管研究过程也曾出现过分析手法上的概念机械套用，但发展的趋势却是把来自西方的理论越来越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经验相结合，揭示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自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都对近代中国形成与欧洲不一样的公共领域观念和形态，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是受到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无关，而是同近代以来晚清帝国面临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
第三，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致力于公共领域构建的新型士大夫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讨论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
第四，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即公共空间)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其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报纸和学会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三者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
第五，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他们大都经历了一个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化过程，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新的交往空间中，传统的等级关系渐渐打破，产生一种精英之间的平等观念，及至最后发展为国民和公众这样完全现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5]
基于中国特殊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发生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自甲午战争失败及戊戌变法时期开始出现，到20世纪初期空前扩张，其形成原因、内部形态、参与主体、舆论倾向等无不与近代教育的变革，特别是清末的教育改革存在着密切关系。
二、教育改革与公共空间的扩张
1901年初，清廷在面对“八国联军”之役后内外交困的危机，发布实施新政上谕，力图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方面进行改革，教育改革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是开始。废科举、派游学、兴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三项基本内容，三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其中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具有关键作用。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洋务派学习西方的需要，以学习西方语言和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学堂和留学运动的出现，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第一波冲击。但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洋务30多年可谓步履维艰，其阻力除了来自旧的传统观念外，就是科举制的制度性障碍。及至戊戌，变科举、兴学堂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维新变法存留下来为数不多的成果。这些对传统教育早期变革的思路和成就，为清末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石。
废科举、兴学堂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围绕着科举和学堂的相互关系展开的。1901年9月14日，清廷发布“兴学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6] 4719开始将传统书院普遍改设为新式学堂。几乎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陶模提出了变通科举的主张：“自甲午以后，诏设学堂者屡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则以利禄之途仍在科举，欲其舍诗赋、八股、小楷之惯技，弃举人、进士之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是故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7] 136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其理由：一是科举的存在使读书士子心存犹豫和侥幸，学堂难以解决生源和师资问题；二是科举的存在使学堂难以获得士绅的支持，经费无法解决。他们的结论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6] 4998上述废科举的主张，在申述其理由时均将科举制对设立新学堂的阻碍列为主要方面，而这些主张被清廷采纳。1905年9月颁布了著名的立停科举之诏，宣布自明年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6] 5392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制遂告终止。
科举制度的废止影响深远，诚如身历其境的严复所言：“此事乃我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8]废科举意味着传统的读经—科举—入仕的正途被堵塞，官僚政治系统与传统教育系统高度一体化的格局被打破，其直接结果是新式学堂创设的制度性阻碍不复存在，而早些时候伴随着西学的广泛传入和清帝国内外危机的情势，设立新学堂的观念性障碍已经大大减弱，新学堂以此为契机，开始长足发展。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06年的学堂数为19830所，在校学生250000余人；1909年，学堂数为59177所，在校学生1639921；到1912年，学堂数上升到87470所，在校学生300余万人，8年之间，学堂数和学生人数分别增长了20倍和31倍。[9] 168废科举的另一直接结果是留学潮流勃兴。以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去向最集中的日本为例，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274人，1902年为608人，1903年为1300人，到1905年为8000人，1906年为12000人，1908年为30000人，[1] 2188年间，人数增加了109倍！留学生人数剧增的时期正是废除科举的1905和1906年间。
清末的教育改革在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三者的交互作用中，其改革的步骤呈现出渐进的状态，而改革的进程则呈现出某种类似革命的骤变。新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造就了崭新一代知识分子，这批新式人才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他们凝聚在学校、学会、报纸等新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进行批评和监督，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铸就了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舆论和公共交往空间。正是由于公共空间的扩张，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便不只是停留在决策层面，而是由决策很快转化为新式教育事业，教育改革与公共领域两者在新政期间呈现出某种良性互动状态。
“在中国公共领域各种空间形式之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5] 由于清政府教育改革中鼓励办学的政策导向以及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和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独立，一方面导致20世纪头10年新式学堂数量的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办学主体也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导致民间办学热情高涨，私人斥资办学、地方集资办学，使学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04年的4222所学堂中，官立者3605所，占85％；公立或私立者总共只有617所，占15％。而在1906年的19830所学堂中，前者的比例下降为26％，而后者则猛增至74％。[7] 142这些新式学堂秉承传统教育注重道德教化的功能，在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中肩负起引领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的使命，这种使命使新式学堂成为清末从事公共批评的一块重要的公共空间。
职能性社团是近代公共空间的核心部分，包括学会、会、社、公会、学社、会馆等在晚清社会文化领域渐次创设的各种趋新性民间组织。它们以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为宗旨，成为彰显趋新舆论、价值观念和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阵地。根据桑兵先生的统计，1901—1904年之间，各地先后建立起来的各种以新知识群为主体的新式社团大约有271个，如果从职能上区分，其分布状态可以通过下表来显示：[9] 275-276
表1 1901—1904新式社团分布状态
科学卫生 师范 宗教
名称 教育 不缠 演说 体育 学生 爱国 研究 艺术 妇女 实业 风俗 研究 性社 混合 合计
会足会 会会会团体 会团体 团体 团体 改良 会团型
组织
数量 21342517261718161617 8 51 50271
1904年以后这些新式社团的数量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仅以教育会为例，1908年全国有506个，1909年发展为723个。[9] 274这些职能性社团分布于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福建、安徽、直隶、河南、山东、云南、山西等20多个省市，显示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大变动。
报纸是构成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又一核心部分，是学校和职能性社团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主阵地。1905年至清朝灭亡的6年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这些报刊的主办者主要有官办、商办和外资三种形式，其中商办相对数量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至1908年达到85％，而为清廷所控制的报刊尚不足10％。[10] 民间创办的报刊，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
学校、学会、报纸构成了清末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三块主要空间，另外还有诸如集会、通电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以商会、社仓、义仓等形式存在的公共空间。就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20世纪之前，公共领域主要局限在救济和慈善事务，但20世纪初，公共领域已扩展到社会经济管理、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等方面”。[11]这部分在20世纪初扩展起来的主要是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公共空间，就其内部关系来说，学校、学会、报纸三者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倚重，“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5]就其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而言，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这种特殊形态，既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促使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推动力，公共领域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
三、教育改革与公众舆论的倾向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是通过一个自主的、有自己意见的公共舆论表现出来的。所谓公共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2] 108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这些趋新知识分子，无论是经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还是通过出国留学或进入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形成既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更是源于由教育而养成的知识经验。于此，我们就必须对清末教育改革中新学制的颁布和施行在新的知识体系的构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思想中的作用予以特别关注。
1902年8月，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发的学校系统文件，时称“壬寅学制”，这一学制虽经公布却未实施。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会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并在全国实行的学校系统。新学制的颁布，其意义不仅仅是将传统书院改为制度化的学堂，而是从教育宗旨到教育内容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以科举选才为中心、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模式，使延续一千多年的儒家传播体系开始崩溃。
张之洞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新学制的指导思想：“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2] 2891906年，学部又制定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2] 535的教育宗旨。上述教育宗旨带有浓厚的“中体西用”色彩，体现了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及其整个新政的初衷，但同时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西方教育观的影子。教育宗旨中的后一方面集中体现在新学制三段七级① 学校体系的课程设置中：
在《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开设的科目为：修身(2小时/周)、读经讲经(12小时/周)、中国文字(4小时/周)、算术(6小时/周)、历史(1小时/周)、地理(1小时/周)、格致(1小时/周)、体操(3小时/周)，共8门，每周30小时。[12] 293-299高等小学堂的课程体系设置为：修身(2小时/周)、读经讲经(14小时/周)、中国文学(8小时/周)、算术(3小时/周)、中国历史(2小时/周)、地理(2小时/周)、格致(2小时/周)、图画(2小时/周)、体操(3小时/周)，共9门，每周38小时。[12] 308-313《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学习的科目包括：修身(1小时/周)、读经(9小时/周)、算学(4小时/周)、中国文学(4小时/周)、中外史学(3小时/周)、中外舆地(2小时/周)、外国语(8小时/周)、图画(1小时/周)、博物(2小时/周)、物理、化学、体操(2小时/周)，共12门，中学分4年，头两年每周36小时，后两年每周38小时。[12] 318-325《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学堂的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为豫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学科为豫备入医科者治之。”[12] 329开设的课程除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体操、兵学等为各科通修外，其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则因学科的差异而有所区别。
从开列的清末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清单来看，尽管传统的儒家经学在学校教育中仍然占有相当大比例，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成为现代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建构在这些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地理概念、男女平等思想、进化论观念、民主观念也随之而深入到新学生的内心世界。教育宗旨和教育实际结果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显现，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6] 5676
征之于清末社会公共领域，由新知识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恰恰构成了公共舆论的主流内容。各趋新报刊媒介以“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为其主流意识，各职能性社团通过兴学育才，创办报刊出版业，组织各种形式的阅书报机构，集会演说，以及开展体育、军事训练，借用戏剧、音乐、幻灯等形式从事传播新知识，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等活动，广泛宣传国民意识、国家观念、危机和竞争意识、自强和“尚武”精神、民主、自由、改革和革命等现代思想，形成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公共舆论空间。不仅如此，这些作为公众的趋新知识分子们，在公共领域这一新的交往空间中普遍实行民主的原则和程序，在各种趋新的职能性社团中，他们明确规定会员的地位一律平等，规定通过选举产生组织团体日常工作的职员，由全体会员大会讨论表决重大问题等等，以自身的组织和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主张。
由公共舆论所呈现出来的是公共精神品格和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是以民主的价值追求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与清政府教育改革乃至整个新政的初衷、价值理念和主观诉求是相背离的。如前所述，清政府实施教育改革仍然是以“中体西用”为其主旨，引进新式教育体制和课程体系，其目的也是在捍卫传统的皇权道统，即为封建政治国家提供精神和文化的支持，及至1906年清政府启动宪政改革，其最直接的动机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的话来说就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12] 174-175一方面是新的政治合法性在不间断地削弱帝制合法性象征，另一方面是清政府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其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化，仍然固守传统的由儒法合一、以礼入法的传统意识形态所构建起来的皇权、官权、绅权相结合的集权政治的合法性，其结果是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疏离，导致改革者的主观诉求与改革的实际结果之间背道而驰。
清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先导的一系列新政改革措施的推行，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特别是趋新知识群体和职能性社团借助于报刊等舆论阵地进行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民间对国家政治是非曲直和改革成败得失的评判。面对公众空前的政治参与，清政府试图利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加以控制，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专门有一节“学堂禁令”，对学堂学生的行为思想加以各种限制，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妄上条陈”；“不准离经衅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述妄谈刊布报章”；“不准私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缪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附他人会党”[13]，等等。然而，由于基本价值理念的对立，清政府的控制措施非但没有收到实效，反而使公共舆论由一般的政治批判、政治议论日益走向体制外反抗，作为公共舆论载体的学堂、学会、报纸等成为20世纪初反清情绪不断扩张的渊薮，正如孙中山所言：“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相成，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14]这种新政改革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无可奈何的失控状态，是清末改革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余论
本文以“宏观叙述”的方式，力图以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出现的公共领域这一现象解读清末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试图从清末教育改革的实际结果中分析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特殊性，所有的论述还仅仅在于问题的提出。由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一般而言南方多于北方，沿海沿江比内地发达，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集中了大部分从事公共批判的公众，所以对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必须立足于区域性和功能性的个案。清末教育改革，其改革的政策法令和制度建设虽然是针对全国的，但改革的具体实施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状况与公共领域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否完全契合？这是研究教育改革与公共领域扩张关系中的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的问题，只有进行“微观剖析”、“个案研究”，才能真正接近于问题的解决。
注释：
①新学制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分别为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在横向的方面，中学堂分普通学堂、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在分科大学堂之外，还有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洋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了纵向三级水平、横向三足鼎立的整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