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政党制度的变迁与经验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建国以来论文,经验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制度是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所谓政党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党的社会政治地位、作用，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执政党与在野党并存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党制。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这是由我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建国以来，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实行并一贯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教训。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极地与中共合作，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经受了多次严峻的考验。纵观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我国多党合作制的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运动，是我国多党合作制的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多党合作制的政治基础。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各民主党派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宪法成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2)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党际关系准则。建国之初，党内外对于民主党派要不要存在下去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新中国建立了，民主党派的使命完成，应被取消。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和1951年1月召开了两次统战工作会议，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作了讨论和规定。会议指出民主党派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党，巩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中国社会事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同时提出“团结、建设、进步”的口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不存在了，我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怎样对待民主党派问题再次被提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从而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多党合作的根本方针和关系准则。(3)多党合作制的运作机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多党合作制的组织机构。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4]因此代表们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且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使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多党合作制主要运作机构。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权，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些方针和政策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初步确立。
二、多党合作制的曲折发展以至遭到严重破坏时期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多党合作经历曲折发展以至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既紧密联系又仍有区别的阶段：
1、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段时期是多党合作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多党合作的格局仍然存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没有放弃，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左”的错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得到体现并且逐步扩大。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时希望民主党派积极地提出意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响应号召，向中共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和尖锐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分子的反击是必要的，但这时由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迅速到来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当时国际国内紧张局势估计过于严重，也由于一些领导人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了，给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时全国划成右派分子多达55万人，大多数是民主党派分子和知识分子。在这55万人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甚至有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反右运动中中共改变了对民主党派的正确分析，简单地把他们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以至当作“改造对象”，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受到极大挫伤，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减弱，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降低。
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提出在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一张一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驰的方针。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采用“神仙会”的方式解决民主党派思想方面的问题，同时宣布“五不变”政策和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这些措施的实行起到了一些良好作用，缓和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但这种局面只持续到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中共的“左”倾错误在统战工作中急剧发展，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进一步丧失。
2、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多党合作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极“左”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被忽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被破坏，多党合作制正常的运作机制被严重践踏。民主党派的办公机构被砸烂，民主党派被当作“反动集团”，成为全面专政对象，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或坐监牢。各民主党派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多党合作制遭受空前灾难。
三、多党合作制的恢复和丰富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建国以来党关于政党制度的成果，提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符合历史规律和时代特点的新时期多党合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关于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5]这就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同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的讲话中总结了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指出由于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2)新时期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党际关系方针。新时期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它代表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党中央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于建国以来长期的左倾思想影响和社会上一些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怀疑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的传播，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自然成为新时期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党际关系上，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7]从而创造性的继承了建国以来的“四字方针”，形成了处理党际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3)新时期多党合作的运作机制。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新时期首要工作是重建了民主党派组织和政协组织，重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其次是在召开政协会议和邀请民主党派人士直接参政的多党合作的具体形式之外，中国共产党经常就国家大事召开民主协商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第三是充分重视“互相监督”的作用。长期以来，互相监督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单项监督，这不利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邓颖超在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尤其需要来自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监督。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防止党和政府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有很大好处。”以上举措使得新时期多党合作的运作机制更加丰富化、更具实效性。
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了多党合作的法制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9年，中共中央经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了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作用的各项制度措施。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
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多党合作制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时期；相反，多党合作制遭受挫折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停滞不前甚至被严重破坏的时期。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从而更好的做好今天的事情。为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制更加完善和健康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经验：
首先，多党合作是一个双方互动的结构。一方是居于领导和主动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是民主党派。二者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强制性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自封的，它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民主党派不满国民党的独裁专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国方针，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创建民主共和国。可见中共的领导地位的权威来源于其纲领、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广大人民的认同。因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不是强制性的。强制性的权威即使能建立，也不会长久。只有在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拥护的情况下，其领导作用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时，民主党派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凝聚自己的党员和所代表的群众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反之，如中共八大以后，党内极“左”思想开始严重，多党合作制受到影响，特别在“文革”期间，多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民主党派机构被毁，民主党派人士遭到迫害，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多党合作制名存实亡，民主党派人士自身不保，更谈不到起参政、监督作用了。在这种双方良性互动结构不存在的情况下，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实际上是失效的。
其次，多党合作制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社会生态学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命体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寻求平衡，继续生命。多党合作制产生于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必然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多党合作制要想保持旺盛生命力，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纵观多党合作制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多党合作制的内容、任务、和具体形态都有所不同。例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民主党派为三大改造做出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党派又响应中共的号召，为四个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大业奋斗。由此可见，多党合作制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体现出它的生命力。今天，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也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一些以前没有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涌现出来，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新的利益群体出现，政治体制必须做出积极回应，而我国原有体制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新利益团体的意志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得不到很好的表达，这样会影响这部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针对这一问题，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是艰巨的，需要各个方面的优秀分子共同努力，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这是中共在新时期适应社会变化的一项重大举措。同样，民主党派也应该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积极的努力。从多党合作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来看，多阶层的社会结构状态和政治发展的艰巨任务是多党合作制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依据。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集中并表达其成员的意志，在今天这种社会阶层多元化的趋势下，正好可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使民主党派成为他们的利益整合机构，政治协商成为他们意志表达的渠道。从而在新时期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应起的作用。
最后是多党合作制的法律化、制度化。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本层面，另一是现实层面。1993年八届一中全会最终把多党合作制载入宪法，只是实现了多党合作制前一方面意义，即以成文法的形式写入宪法，而后一层面的意义更重要。只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被尊重，才是多党合作制的真正实现。但是我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治历史，法治观念淡薄，政治生活中忽视宪法、法律的现象很普遍，因此加强依法治国，使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加强依法治国的社会宣传，使每个公民知法、懂法，逐渐培养起用法、守法的习惯，牢固树立依法治国观念才是多党合作制法制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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