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防御体系与二十一世纪亚太格局———个历史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弹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亚太论文,视角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研究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引发的坚持还是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部署还是反对导弹防御体系的争论是跨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变化，反映出新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一些发展趋向。本文拟就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特别是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引起的亚太地区三个主要三角关系的互动，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世纪亚太格局的走向作一探讨。
美国目前的导弹防御体系是考虑到政府对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进行审查后提出的。 它包括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ational Missile Defense，简称NMD ）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heater Missile Defense，简称TMD）。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前沿战区。为实施其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美国还试图修改“反导条约”，由此引起亚太地区主要三角关系如下的互动和变化：
TMD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关系
TMD与中国大陆、 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一是TMD的设计防范对象问题，另一个是美日联合研制部署TMD是否包括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关于前者，美国中央情报局1999年9 月公布的《2015年以前外国导弹研制情况和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的报告评估对美国的导弹威胁时，将北朝鲜、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对美国威胁的主要国家。（注：该报告〔R〕的详细内容见《参考资料》，1999年9月29日，第8—16页。）
实际上，美国部署TMD的真正对象是中国。 因为将其它国家列为导弹防御对象在逻辑上是不通的。首先，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能与冷战期间的苏联相提并论的，因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小了。在冷战时期，美苏协议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体系，如今俄罗斯削弱了，国际形势缓和了，美国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导弹威胁而不惜花巨资研制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美国为了诱使俄罗斯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上妥协，竭力游说俄罗斯。美国不仅派代表到莫斯科向俄罗斯多方解释，而且提出愿出资帮助俄建设伊尔库茨克雷达站。（注：刘刚，“俄反对美修改反导条约”〔N〕，《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8日。 ）美国能和俄罗斯联合开发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止俄罗斯的威胁吗？显然是不可能。在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美国对俄可能有其它（如经济）的考虑，但俄绝非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防御的对象。
伊朗、伊拉克、朝鲜等“不负责任的国家”（renegade states ）或“流氓国家”（rogue state ）也是美国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理由”和对象，这在逻辑上也是难以服人的。首先，美国在海外有六个战区，其中它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亚于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为维护其在那里的驻军和盟国的安全，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应首先，或至少应该在中东和亚太同时部署。尤其是在美国报刊不断透露伊朗研制中程，乃至洲际导弹的情况下。（注：美国前国防部长Rumsfeld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象伊朗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集中精力，它们可能在五年内部署洲际导弹。见Bruce B.Auster,"Should America Worry
about Missiles Again",U.S.News and World Report,July 27,1998;《时代周刊》今年 2 月报道， 伊朗已经从苏联手中获得中程导弹的发动机（engine），并试验成功了中程导弹，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拥有洲际导弹。Mark Thompson,"Star Wars:the Sequel,"Time,Febuary 22,1999,p26.）但事实却是，TMD首先在远东被提到美国的防御议事日程。其次， 美国国内不少专家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为即使它研发成功，也只能拦截一些导弹，而对一些低层次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到达美国的途径却是无效的。美国人民最熟悉的安全威胁是诸如发生在阿克拉哈马的炸弹爆炸，但美国政府对此似乎司空见惯，并未见采取大的举措。第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和最先进的投掷工具，又从来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按道理是遭到美国敌视的国家，而不是美国应该感觉到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前国防部长佩理在对北朝鲜访问后撰文表示，“美国军队及在朝鲜半岛的联盟是强有力的……北朝鲜明白这一点。”（注：Washington Post,October 17,1999.）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也承认，“很少国家会发射洲际导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面临几乎是毁灭性的报复。”（注：Thompson,Time,Febuary 22,1999.p2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显然是想通过“妖化（demonize）”北朝鲜来掩盖其部署TMD的真实意图。
因此，TMD真正防范的对象是中国，或者说真正受到TMD影响的是中国。这不仅是中国学者有关研究的共识，也是西方外交和舆论界人士一致的认识。法国一位外交官明确提出日本参与TMD 计划的“真正理由仍是中国的导弹威胁。”（注：（法）《费加罗报》〔N〕，1999年 8月7日，引自《参考资料》1999年8月9日，第9页。 ）东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安全问题专家左藤解释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大声讲出这一点，因为中国对这一点十分敏感。（注：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pril8,1999.）这与最近一段时期来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 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围绕所谓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改进了中国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提高了中国核武器的威力，从而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考克斯报告”所鼓噪的内容联系起来考虑，美国防华之心更是昭然若揭，把中国当作导弹体系防御的对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是否将中国台湾拉入TMD的问题，是中国最关注的问题。 中国总理朱瑢基明确表示，“我们反对TMD， 尤其反对坚持把台湾拉入TMD。因为TMD不但违反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议，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一再重申反对美国将台湾拉入TMD系统内。 （注：“朱瑢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回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1999年3月 16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99年8月21日； 李肇星大使在华盛顿也多次这样表示。彭鸣，马世琨，“洋武器难救李登辉”〔N〕，《环球时报》，1999年8月27日。）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含糊其词，另一方面在不同时期的表态自相矛盾。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9 年3月1日在北京表示，“TMD根本不存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则表示，将台湾拉入TMD是可能的。 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则明确表示，TMD实际上已经存在， 例如美国曾经向台湾出售过的“爱国者二型导弹”就属于TMD的一部分。（注：周德武， “盟国高层评朱总理访美”〔N〕，《环球时报》，1999年4月2日。 ）实际上这是不无道理的。TMD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保护小区域的“底层点防御系统， ”主要用于对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导弹在飞行终端进行拦截，以保护战术战役目标；二是“高层面防御系统，”主要对高度在40公里到160 公里的导弹在飞行末段进行拦截，以保护较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目标；三是“助推、上升段拦截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发射不久仍处于助推飞行和上升飞行中的战区弹道导弹。TMD的研制是由低空向高空发展的。 迄今为止，在海湾战争使用的爱国者PAC—2型导弹，以及不久前试验成功的爱国者PAC—3型导弹是TMD中取得成功的拦截武器。 而台湾目前已经从美国购买了200枚爱国者导弹。 据美国《防务新闻》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同意让台湾增加购买6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 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不能把这次出售解读为美国下一步即将出售反导弹系统给台湾，同时又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是个案审理，如果大陆的导弹威胁不解除，美国下一步面临的便是在反导弹系统完成之后，提供某种反导弹系统给台湾。（注：New York Times,May 1,1999;Los Angeles Times,May 1,1999.）言外之意是，现在大陆的导弹还没有对台湾构成现实的威胁，更高层次的防御系统还没有研制成功，一旦有了这两个条件，美国就会向台湾出售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公开，或者说在形式上将台湾拉入TMD的，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坚决反对，另一方面是台湾的客观条件不允许。台湾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面临诸多困难，时间上来不及，而技术上也不可能，台湾的地理环境更使它缺乏试验的现实条件。更重要的是没有这样的必要。美国政府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坚持的《与台湾关系法》第三条规定，（甲）“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乙）美国将根据“对台湾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的性质和数量。”（注：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M 〕，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考虑到美国国内的亲台势力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一贯态度，美国完全可以在研制成功高层次TMD 系统后出售给台湾。正因为如此，虽然美国国会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9 月两次通过要将台湾拉入TMD国防授权法，而1999年2月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TMD构想报告和台湾安全情势报告中都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L.Shirk ）在国会作证时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她说：“从台湾的角度看，《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了长久保障，使其不会因为缺少防御能力而吃亏……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的可能性上面。顾虑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高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仍在研制之中，因此不会在短期内提供给任何人。今后，我们在提供任何类型的导弹防御方面作出任何决定都要（根据）对台湾合法防御需求评估的结果（而定）。我们在考虑这些需求时，当然会把海峡的安全局势考虑在内……”（注：“苏珊·舍克在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谈美国对两岸的政策”〔N〕，《参考资料》， 1999年4月28日，第39页。）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10月2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通过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才删去了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潜艇、早期雷达预警系统、 “宙斯盾”级驱逐舰等空防、海防和反导弹系统等内容。（注：马世琨，华容，“美国国会想武装台湾，”《环球时报》，1999年11月5日。）一旦TMD更高层的防御系统研制成功，那么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要求，在台湾“防御”中国政府统一时，将根据台湾的需要而向台湾出售。可以说，台湾与TMD关系的实质不是台湾加入不加入TMD的问题，而是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TMD成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当局一改从前的含糊态度，明确表示欢迎将台湾纳入TMD。1999年初，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一家杂志的采访时表示：TMD对亚太的安定与安全具有正面的意义，基于这一因素考虑，台湾是乐观其成的，也愿意配合，并强调巩固国防力量是台湾军队当前致力的主要目标。（注：朱锋，“TMD与当前东北亚的‘导弹危机’”〔J〕，《当代亚太》1999年第5期，第10页。）8月18日，李登辉称，建立TMD 不仅是当前的形势所需，“更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台湾“行政院会”于8月19 日迅速通过了向“立法院”提交的“施政报告”初稿，表示将迅速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并逐次完成导弹防御体系。（注：彭鸣，马世琨，“洋武器难救李登辉”〔N〕， 《环球时报》，1999年8月27日。）为此，台湾还特意调整军购方案， 把原来以获得潜艇等进攻性武器为主，转向在预警、快速反应和指挥通讯等导弹防御方面。台湾当局为被纳入TMD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美国在亚太实施TMD计划，坚持向台湾出售TMD设备，实质上是将台湾拉入TMD，阻挠中国统一的进程。而只要台湾不统一， 美国就可以此为借口继续坚持向台湾出售防御中国统一台湾的武器，而台湾当局在获得这种武器后会更加坚定地反对统一。如此反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那么，中美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和平关系。
TMD与中——美——俄关系
促成美苏两国就核裁军进行谈判，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自己的威慑有效性而不使对方的核武库对自己构成威胁，苏联最早研制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有趣的是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内，当初坚决反对研制和部署这种系统。
苏联在1964年十月革命纪念日时首次展示了其反弹道导弹系统，不久又在莫斯科周围部署这一系统。当时的美国约翰逊政府认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会动摇核威慑理论，并导致大量增加进攻性武器。而双方进攻性武器的发展又可能使反弹道导弹系统在它实际部署时过时。因此，若不就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达成协议，双方将耗费大量资金最终而一无所获。在美国的敦促下，1968年苏联同意就防御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后来鉴于苏联已经建立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尼克松上台后才不得不支持美国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但其目的之一是以此作为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
美国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一开始就遭到国内的反对。最后，虽然参议院以51对50仅一票的多数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的拨款，但该项拨款一连数年遭到国会的削减，使原来要建立12个场地的计划到1972年缩减为3个。（注：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45页。）1969年，美苏双方谈判开始，后经数轮讨价还价，于1972年5月达成协议， 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规定双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限制为两处，其中一处为保卫首都，另一处用于保卫洲际导弹基地。同时还签订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性协定》。（注：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52—653页。）这些条约的签订是70年代美苏之间关系缓和（detente）的重要表现， 为双方就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里根上台后掀起了新的冷战，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并于1983年提出了针对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此举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也因此停滞不前。苏联解体后，布什政府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修改，放慢了实施该计划的步骤。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才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于1993年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START Ⅱ）。
对于俄美关系来说，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必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而牵动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根据1972年的美俄《反弹道导弹协议》，美苏（俄）双方都不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因此美国希望俄罗斯同意修改该协议。同时，美国还希望俄杜马能尽快批准START
Ⅱ以便为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START Ⅲ）的谈判铺平道路。 但针对美国违反1972年的“反导协议”的行为，俄罗斯坚决反对。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表示，“只有在《反弹道导弹条约》能够明确地得以保护和遵守的情况下， 战略进攻武器才能进一步削减。 ”（注： Thompson,Time,Feb 22,1999,p27）如果“反导条约”遭到破坏，一切有关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就失去了意义。对此，美国采取软硬两手逼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弹协议”。一方面提出让俄罗斯分享美国家导弹防御技术，最终允许这一防御系统扩大到俄罗斯，另一方面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告诉俄方，克林顿总统将在离职前批准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俄政府副总理克列巴诺夫声明说，如果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俄防空部队将有一切技术能力保卫祖国，俄军事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俄将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这将比发展防御性战略武器“来得快，便宜得多。”（注：刘刚，“俄反对美修改反导条约”〔N 〕，《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8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杜马将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如此下去，核裁军的进程将严重受挫，冷战期间开始的军控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将重新开始。
在国际格局面临重组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又一次将中俄两国推到一起。针对美国部署NMD和TMD的计划，中国从维护全球稳定与和平发展的立场出发认为，“发展、部署和转让具有战略防御潜力的反导弹系统，不仅不能增进安全，制止导弹扩散，相反，会损害安全，刺激导弹扩散，而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注：《人民日报》，1999年1月23日。）同时， 中俄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已于1999年4月达成协议，表示“维护和巩固1972 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极为重要。”认为“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实施建立和部署反导弹系统计划，可能加剧本地区热点的紧张局势，”还“表示将根据形势发展，继续维护《反导条约》及相关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注：“中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有关问题磋商的新闻公报”〔N〕，《人民日报》，1999年4月17日。）在去年的联大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一委）开会时，美国意欲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企图遭到中、俄以及其它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针对美国代表为修改“反弹条约”寻找借口的讲话，俄罗斯代表阐述了“不能动摇战略平衡基础”的主张，强调“任何损害或取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作法都不仅会影响俄美双边军控谈判，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现有军控体系的崩溃。”（注：林少文，“美国又在打导弹牌”〔N〕，《环球时报》1999年 10月29日。）中国代表则强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必须维护，任何修改该条约，以便使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合法化的举措都将在全球产生广泛和消极的不良影响。随后，由俄罗斯提出，中国和白俄罗斯联署的“关于维护和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决议”案提出，任何违反“反导条约”的行动不仅将影响缔约国的安全，而且将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战略平衡及裁军进程；重申不得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缔约国不得向其它国家转让《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所限制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及组件等。（注：周德武，“修改反导条约引起争议”〔N〕，《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11月6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以54比7通过了俄罗斯的提案。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的所有成员国没有一个支持美国的立场。（注：New York Time,November
6,1999.）
美俄关系的恶化不仅阻止了双方之间冷战结束以来在裁军问题上所形成的缓和趋势，阻挠双方在裁减军备问题上的发展势头，破坏国际防核扩散的努力，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而且可能导致中俄与美日之间客观上形成类似于冷战期间的对峙关系。
TMD与中——美——日关系
日本参与TMD的主要“理由”是1998 年北朝鲜发射航天器（所谓的大蒲洞——1号导弹）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其实日本早在1995 年就开始了TMD的可行性研究，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与美国保持了关于TMD的共同“基础调查研究”关系。根据1999年8月16 日日美双方正式签署并交换的有关TMD的文件，今后2年至5年内， 日美两国将共同研制海上高层防御系统，即用驱逐舰携带的导弹拦截弹道导弹。仅用于初级阶段的经费，日美各自负担3600万美元。日本政府1999年财政年度预算为此拨款9.6亿日元。在今后5至6年内，日本还将拨款200亿到300 亿日元的研究费用。这项费用还不包括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高层防御系统。
如果说导弹威胁，所谓“朝鲜导弹”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与前苏联相比。冷战期间未曾听说日本打算拦截前苏联的导弹。冷战后为什么却突然把它私下认为“精确度不高”的朝鲜导弹视为致命的威胁呢？最终成为政治大国可以说是日本国内的一种共识。而拥有核武器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重要象征。可以预计，建成TMD 系统之时就是日本在经济大国基础上开始进行核武装，走上政治大国的开始。日本的战略目标在于首先建立防御性的“盾”，然后再发展进攻性的“矛”。TMD的成功部署将改变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原来的被动地位， 并将在美日同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肯定，TMD建成之后， 日本在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海外参战问题上就会因顾忌减少而有所变化。日本政府力图以此为契机，永久摆脱遭受核威慑的阴影，客观上有助于日本国内极右势力的膨胀。
对于美国来说，与日本合作研发TMD有两方面的意图。 一是技术层面上的。TMD技术难度大，经费投入多， 美国迫切需要日本在相关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并以此让日本分担庞大的经费开支。另一个则是政治上的。冷战期间美国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的条件，在日本驻军，控制日本对外政策，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前线。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在日本驻军的依据，美日摩擦增加，日本国内，尤其是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区的日本人民强烈要求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军事同盟，联合研制TMD系统， 进一步将日本在安全上与美国绑在一起，继续使日本依赖美国，从而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控制。TMD 研发部署的客观结果是美日之间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强。
美日TMD 的研究开发首先加剧了中国与美日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程度。其次，因为TMD系统不仅包括储运和发射系统， 更重要的在于其远距离的探测和预警系统。TMD 成功部署将使中国沿海地区的一切飞行活动都在TMD的监控之下，危及中国的领土与领空安全， 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防御，而这必然造成东亚地区的军事对抗和局势紧张。虽然日本表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是为了日本的防卫，日本政府没有考虑把这个系统转移到台湾，但由于近年来日本对安全的解释不断扩大，已经不再局限于保卫本国领土、领海，而把触角伸到朝鲜和中国的周边地区。而针对中国政府对此的关切，日本政府在解释《日美安全联合宣言》和《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这一概念时，始终回避回答其使用范围“是否包括台湾。”日本政府在这一概念“性质”上的搪塞使中国政府不能不怀疑日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和政策，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同时，由于日本安全战略的主导者美国坚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包括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武器，并且台湾当局在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态度积极，客观上日本支持了美国对台湾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政策。特别是美日共同研发成功后，很难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TMD技术和设备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再者， 一旦台湾宣布独立而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使用武力，美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时，可以借用美日盟约将日本拉入其中，而美国利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后灵活性将大大增加，加剧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能力，使日本也介入台湾问题，从而使美日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走上新的对抗。
结语
展望亚太地区国际局势前景，美国研发导弹防御体系政策引起的亚太三角关系的互动趋向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时的一些轨迹有许多共同点：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冷战政策首先是从停止对日本的非军事化开始的。对中国执行敌视政策的美国大力扶植刚刚进行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引起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的担心，“中国人民不得不郑重考虑国家安全，以及从哪里有可能得到援助的问题。”一位中国外交史学者指出，“‘一边倒’的方针是当时的客观形势逼出来的。”（注：谢益显，《折中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四十年》〔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0年版，第19页。）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前言中明确规定：中苏双方“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一年后，美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日美安全条约》，并将中国的台湾省包括在该条约所规定的保护范围内。远东地区美日和中苏之间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70年代，随着中国与美日关系的改善，日本表示《日美安全条约》第六条中的“远东范围”已经没有必要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了。日本外相还表示，“在台湾海峡地区几乎没有运用日美条约的可能性。”而中国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出发，则对《日美安全条约》不主动表态，甚至主张日本在民主的基础上自卫，对日本维持必要的自卫力量加以肯定。（注：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6—547页。 ）如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日不仅没有解除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而是得到加强。TMD所显示的是美日同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态势， 这与冷战开始时期中、美、日关系具有共同点。
美国将台湾实际上拉入TMD的政策效果同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效果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表示，美国对台湾从无“掠夺野心”，美国也“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又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前，面对台湾两岸局势的不断缓和，曾逐步以每年2000万美元的速度减少对台湾的军售，冷战刚一结束，美国就调整了对台湾的军售政策，不仅向台湾出售了台湾当局争购已久的先进F—16战斗机，目前又要把台湾拉入TMD，向台湾出售导弹防御系统。前者阻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搁置了台湾问题，得到当时即将灭亡的蒋介石政权的欢迎。后者则严重影响中国阻遏台独的能力和效果，延缓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因此得到了台独势力的欢迎。两者都是把朝鲜半岛发生的事与中国的台湾联系起来（历史不会忘记，台湾问题最初产生也是因为清政府在朝鲜战败而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两者的结果都是将美国与台湾当局紧紧地绑在一起，使台湾问题更复杂，加剧了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恶化了亚太地区的安全。
回顾美苏之间裁减核武器谈判的历史可以看出，美苏之间在冷战期间为了实现对对方的核优势，花费巨资，结果都拥有了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库也没有赢得对对方的优势。如今又都面临着再花巨资销毁这些武器的任务。现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将自己的所谓绝对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的基础上，不顾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不惜破坏全球脆弱的战略平衡，甚至欣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对中、俄、美三角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总结历史经验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然而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坚持其立场，威胁中国的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正如哈弗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歇尔·戈德曼也指出，中俄之间结成同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这种可能性“取决于美国的所作所为。因为，如果美国象霸权主义那样行事”，这种可能性就会增加。（注：“对未来的预测：俄罗斯？中国？”（美）《波士顿环球报》〔N〕，1999年10月17日， 引自《参考资料》，1999年10月20日，第8—9页。）目前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中俄联手的声音。（注：《环球时报》举办的就中国外交的对策与选择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美国“妄图利用北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建立一个由美国说了算的单极霸权世界。这是对21世纪的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面对这种安全威胁，中俄两国应该开展真诚的战略安全合作。”见沈骥如，“中俄携手，共筑安全”〔N〕，《环球时报》，1999年7月23日。）朱瑢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说，“俄罗斯支持我们反对TMD，但这并不是说， 而且也没有到研究如何对付TMD的时候， 因此（在他访问俄罗斯时）我们（中俄两国领导人）没有谈判这个问题。”（注：“朱瑢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回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1999年3月16 日。）言下之意是，一旦到了时候，或有了需要，双方在这一方面谈判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1999年4 月双方的反对修改“反导条约”的联合声明，10月至11月双方在联大裁军会议上的成功合作都表明了这一点。
鉴史可以观兴替，知趋避。在冷战后国际格局面临新的组合时，回顾冷战形成的历史不难看出，围绕导弹防御体系，特别是TMD 问题引起亚太地区三角关系的互动与冷战初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亚太国际关系格局有可能重蹈冷战的覆辙，重演军备竞赛的恶梦，甚至导致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日为一方的新形式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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