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条件下产生历史的观点——对刘少奇解放初期“剥削有功”提法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提法论文,条件下论文,初期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926 （1999）—05—0164—（06）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今天刚好经历了半个世纪。我们在回顾中国经济从贫困走向富强这段变化历程的同时，也想到了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伟人们，刘少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员。尤其在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的一些重要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1949年初天津解放，同年4月25日， 刘少奇在天津与工商业资本家座谈时曾提到：“今天资本家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1页。）。 这句话曾是刘少奇同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观点，对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个观点成为刘少奇同志的罪证之一，使刘少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如今刘少奇同志的功绩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刘少奇的被批判的某些重要观点得到了客观的分析和肯定。但在对“今天资本家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下称“剥削有功”）的认识上，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是为了提高我们正确分析反常规观点的能力，以便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问题的实质，避免认识上犯极“左”或极右的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刘少奇同志提出“剥削有功”的历史背景
“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注：《刘少奇》上卷，第429页。 ）。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允许资本主义现象的存在，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旧中国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再加上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承接下来的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经济，城市工人也由于工厂经常开工不足和破产、倒闭，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工人不断增加，许多工人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挣扎。刘少奇从中国经济落后、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10%～20%的实际国情出发，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不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就允许了私有制的存在。我们需要私有制的存在是因为“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14～215页。）。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天津在1949年初解放后，许多刚进城工作的干部或者把在农村的做法带到城市，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过头思想倾向，或者怕出立场问题，不敢同资本家接触，民族资本家对党的城市政策出现疑虑。一些民族资本家逃往海外，导致工厂陷入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并影响到许多即将解放的城市出现大量资金外流现象，这种状况如果不得到妥善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夺取全国政权和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认为稳定政治局势就是头等大事，因而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有条件地允许资本家企业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会议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应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和利用民族工商业。并确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和发展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因素，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因素，并逐步吸引和引导其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给了民族资本家一个转化缓冲期，并为其发展提供了空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0页。）对国民经济基础起着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所有制的问题，承认私有制的存在，就意味着允许资本家在一定限度内剥削，剥削一分钱也是剥削。这会影响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吗？刘少奇同志认为不会。首先从公、私有制经济的主次关系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地位从属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关系各要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民族资本主义成分终究要向社会主义成分过渡。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会逐步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过渡。刘少奇认为，由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所以国营经济在接收官僚资本以后，逐步地“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7页。）。与此同时， 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在于它掌握着如铁路、航空、桥梁等交通硬件设施，大型公共设施和大型工矿企业及银行等重要枢纽机构，“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3页。）。 虽然占有20%的民族资本还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但它已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对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轨道。刘少奇曾对东亚经理宋卿先生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8页。）在商业方面， 由于国家经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并使其主要在城乡之间担负起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作用。在这个思路下，刘少奇指出和平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恰当的步骤和政策。“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恰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8页。 ）有步骤地进行赎买是刘少奇同志确定的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和平过渡的大方针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和监督控制都是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进行调适的。社会主义成分，指的就是公有制成分。第二，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分逐步向无产阶级转化。我们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列宁曾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存在着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已经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注：《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卷，第403页。）中国也是如此，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中，在经过与反动的顽抗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地较量之后，资产阶级的势力已被削弱，无产阶级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广大的工人、农民成了当家作主之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工人阶级除了和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残渣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外，同时还注意争取思想比较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43页。）。通过争取和改造， 使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问题上，刘少奇同志首先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方面，他在天津的时候对民族资本家说：“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会号召工人要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由于我们认真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各种成分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使拥护和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的商人不断增加。同时刘少奇同志也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所以说：“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9页。）。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 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和无产阶级对他们改造的信心，是他提出“剥削有功”的重要依据。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形式逐步被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形式所代替。虽然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这些性质的变化必然带来分配形式的变化。刘少奇同志在与天津资本家座谈时就听到：“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像要求增加工资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资本家受不了”（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页。）。而对民族资本家的股息进行限制， “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并且“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页。）。
最后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已荡然无存。“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的问题”。当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不仅已经夺取了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全面夺取国家政权已成定局。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将被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代替，违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被摧毁，或被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时的国家机器，社会意识形态，都围绕着人民的利益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现实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行不通后，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2页。）。在中国， 进步的资本家也只有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才有权益可言，对于与无产阶级及其政权为敌的资产阶级只有走向死亡的道路，更无特权可言了。正因为如此，1949年3月17 日新华社在题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社论中提出：“在城市中，私人资本所经营的现代化工业，虽然是脆弱的，但也还存在着相当数量。只要我们坚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允许它们存在和发展，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也成为一种有力的因素”。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就是通过在生产领域中支配雇用工人，在分配领域中按“资”分配，在交换领域中“平等”交换，以及在消费领域中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实现的。可是，从当时政治的经济的情况分析，“剥削”的因素正在转化为主要对人民有利的因素，剥削的条件不完全具备了，从当时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来看，剥削是有功劳的，“剥削有功”的提出是必要的。同时，这个观点的提出也不会影响无产阶级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形式的主导地位。与人们的担心恰恰相反，“剥削有功”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主义道路而提出的。这也是刘少奇同志提出“剥削有功”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剥削有功”是刘少奇同志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
“剥削”之所以有功，是因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在发展当时生产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生产力的构成包括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的、技术的要素总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从事社会劳动实践的劳动者以及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基本要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49年初，中国的高度技术基础在哪里，当时中国尚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总体的生产技术是相当落后的。邓小平同志曾谈到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情况时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水平相对其他经济而言较先进，我们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是持相应的积极态度，并利用和发展这一优势，做为国营经济的补充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停产的企业恢复生产，使失业者重新就业，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有效的措施。所以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因素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少奇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0页。）的确，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上，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使资本主义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阶段，内燃机和电力的出现，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也不可避免地流传到中国，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吸收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是积极的主动的。所以，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因素首先就是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和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优势，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样“就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逐步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注：《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8页。）。其次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因素，人的能动作用是关键。“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扩大生产、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国家还可以作出一定的贡献”（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8页。）。 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优势，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的阶段。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就得让其在一定范围内生存和发展，允许其对工人进行剥削。
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智能要素。一旦它渗透到实体性要素中去，就会改变实体性要素的性质和水平，并由此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西方科学技术在当代的进步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积极的效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发现，在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时期资本增加的效果，大约占生产率提高的12%，而技术变化的效果占58%。技术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从近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首先发源于英国，第二次技术革命也首先发源于英、美等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上先进技术和科学通常由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发达国所控制和掌握。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自然地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成分，使自己显示出某一方面的先进性，所以刘少奇说“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0页。）就是从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这个角度讲的。在党的领导和刘少奇同志的指导下，国民经济总产量迅速恢复到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从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讲：“剥削”确实有功劳。
三、“剥削有功”的价值取向
我们提倡剥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剥削”一词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解释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政治上的特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它的结果是转移他人的利益为己有，最终达到私有化和个人私欲的无限制的膨胀，为了这种膨胀，有时甚至是血淋淋的强取豪夺。然而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中的观点。
首先，从目的上讲，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降低工人失业率，维护工人的基本权益而提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我党就是依靠这个宗旨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指向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 然而在当时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失业和生活贫困。要扭转这种状况让更多的工人就业，解决人民的吃、穿、住的问题，就必须鼓励民族资本家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刘少奇看到“一切剥削者要发展自己都必须损害别人。资本家要发展自己的财产，或者要在经济恐慌时不致破产，他就必须挤倒很多较小的资本家，就必须使无数的工人饥饿”（注：《刘少奇选集》上卷， 第144页。）。从宏观角度看，如果我们发觉当资本家发展生产时其结果恰好相反，资本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效果是避免了无数工人忍饥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剥削还那么令人深恶痛绝吗？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资本家的扩大再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工人有了就业的机会，只要在经营活动中不违法，应该是良性的生产活动。所以他们的剥削相对他们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言，成了次要的方面，是功大于过。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情况下，民族资本家企业恢复和发展得越快，工人失业和生活问题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难怪刘少奇同志对天津的民族资本家说：“你们现在剥削1000多个工人，假若你们能剥削2000多个人就更好了，我们让你剥削更多的劳动者”（注：《刘少奇》，[美]洛厄尔·迪特默著。）。这是民族资本家剥削有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刘少奇也看到，资本主义的自私性和利己性的暴露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我们允许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一些资本家就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例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物资、偷工减料等等，同时“有些资本家想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对于这些非法活动我党的反应是“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方面，所以刘少奇在估计到工人可能有些不理解时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注：《刘少奇》，[美]洛厄尔·迪特默著。）如果我们从“剥削有功”真实的意图去把握刘少奇同志的思想，就会看到刘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为了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敢于冲破人们习惯思维模式的精神境界。
其次，“剥削有功”的直接受益者是国家，在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增加国税，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政府通过税收调节，使部分剥削的成果转化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贡献。在解放初期，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向新政府交税时，态度比较端正，把在国民党时期的两本账变为一本账，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所以刘少奇同志对民族资本家说：“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账变为一本账。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4页。）。同时，刘少奇针对国家财政困难对资本家说：“现在你们须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一般还要多一些。”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的非常时期，以及农民负担比较重的情况下，民族资本家在国家的税收调节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底，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就提到：“城市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负担。”国家用这笔钱，可以投资经济建设，救济灾民、失业工人及其他无以维持生活的人。从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允许其剥削，是国家为了站在剥削者的肩膀上为更多的人谋利益。剥削者本身从而成了贡献者。另一方面，通过调税控制行业之间的悬殊利益差距。资本家善长于投机，但是在政府的税收调节下，利益受到了限制。
四、“剥削有功”是刘少奇同志的政治谋略
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提法，为的是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他在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当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并强调“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刘少奇看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靠人，但是“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9页。）。 在革命队伍中缺乏管理、技术人才，当前最妥善的办法就是说服民族资本家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安心工作。刘少奇对宋卿的谈话就明显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你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页。）。刘少奇同志在保证政权在握的前提下， 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观点，是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一种政治谋略。
“剥削有功”提法是一种因地制宜，灵活的战略战术。无独有偶，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当时提出“猫”论是因为农业生产上不去，加之实行“大跃进”和公社化，人们吃、穿、用都成了问题，而切实可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到田”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猫”论是这种思想的通俗化和形象化，他第一次向正统思想提出挑战，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深受农民欢迎并且可以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策略。刘少奇提出的“剥削有功”也是当时由于工业瘫痪，工人吃穿成问题，甚至没有饭吃，在要求统一的公有制还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部分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问题上，刘少奇选择了后者。承包制实际上是一种经营管理体制，既然资本主义可以用，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样道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国家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那么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提法相同的地方，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前提下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提出的。其次，都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稳定社会局势，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稳定人心的作用。
“剥削有功”提法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一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的资本家也感到“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但是，刘少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今天处在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我们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5页。 ）在商业方面，歇业多，开业少。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处在一个举步维艰的环境中。所以，重要的是鼓励生产，同时政府对资本家的剥削活动及利益要进行调控，使其必须按照政府的思路走，否则就别无他路。例如在限制政策上，首先要求民族资本家必须在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和活动，不许走旧资本主义的老路。其次，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实际上规定了其剥削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过分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由于在代表被剥削者利益的政党调控下，形成了一种“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的合作关系。
资本家当然也有罪恶，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功大于罪。资本家的罪恶在于它财产、利益的私有性和为了维护这些私有性的政治特权。新政府建立后，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特权没有了，但它的财产私有性还是存在，这就是罪恶的一面，刘少奇同志认为是次要的，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说：“国营经济则在接收全国官僚资本后，以及在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不过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纵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这种主次成分的经济构成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形式的雏形。其实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已经不完全具备了，并且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成果，大部分还是归给了人民。并且，民族资本家在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经济和恢复生产力，以及提高生产力方面，与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尤其是：恢复生产，同时也使工人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生产，带动了其它产业的复苏。所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提法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其观点是正确的和恰如其分的。如今，我国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注重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控制，大力提倡引进外资、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在我国发展，在肯定他们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动力作用的同时，有区分有重点地对他们进行引导，使它们合情合理地“剥削”，实实在在地做贡献，国家通过调控把握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质和量之间的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刘少奇同志“剥削有功”提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收稿时间：199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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