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唐代伊斯兰教传入西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丝绸之路——这条1877年被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交、贸易、宗教、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窗口，（注：F.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e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5 vols[M].Berlin,1877-1912;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M].Berlin,1910.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omischen reich[M].Berlin,1915.），也是“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交汇的中心”。（注：周菁保.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A].雷茂奎，李竟成.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我国西北，就与这条丝路的畅通和繁盛密切相关。
一、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盛
远在公元前6-7世纪时，欧洲人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据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已有人到过“绢国之都”。古罗马时代，欧洲人视丝绸为非常珍贵之物，当时与黄金等价。（注：王怀德.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1998,(1).）关于这条横跨亚欧两洲的中西交通大道，中国史书中最早有确切记载的是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进行联络和考察。经过公元前139-126年、前119年两次通西域和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战取得胜利后，这条“东起中国长安、西止原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由此联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注：李明伟.“丝绸之路”概述[A].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8.）的中西贸易通道便被打开了。张骞通西域，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欧洲史学家狄雅可夫评价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注：（英）狄雅可夫.古代世界史[M].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自汉以来，丝绸之路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注：（汉）班固.汉书·张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的繁盛局面。从世界范围讲，“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水准的提高，也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意义”（注：李明伟.“丝绸之路”概述[A].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8.）。它曾经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文化、印度河恒河流域文化同著名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联结起来，从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注：穆永吉.丝绸之路与回族商业贸易[J].甘肃民族研究，1996,(1).），对于“促进和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影响更为深远”（注：穆永吉.丝绸之路与回族商业贸易[J].甘肃民族研究，1996,(1).）。在这条漫长的贸易古道上，我国古代的许多王朝、许多民族都被卷入，她们都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及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紧密地联结着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命运。
丝绸之路在两汉被开拓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继续发展，到隋唐时达到了它畅通繁荣的全盛时期。（注：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98.）唐代，我国封建农业经济持续上升，商业贸易广泛，长安已成为世界各国贸易客商向往的中心。而且，在628年和657年，唐朝先后歼灭了威胁西域商道的西突厥，再次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使唐的政治力量越过葱岭而达中亚。盛唐时，唐朝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内，丝绸之路的畅通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河陇地区，将唐都长安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沿途市镇，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丝路交通网络，故丝绸之路“在唐代已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丝路，而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注：李清凌.西北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6.），“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M].影印文源阁四库全书本.）。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的友好交往准备了条件，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了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移居中国，这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西北的根本原因所在。唐代，中国同西亚地区往来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同阿拉伯的交往”（注：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38.）。据汉文史籍记载，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可追溯到汉代。《史记》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注：（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公元97年，甘英行至安息西境欲渡海往大秦受阻，由于甘英的报道，中国人对“条枝”的了解又深了一层。《后汉书·西域传》载“条枝国城……海水曲折，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注：（汉）范晔.后汉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据学者考证，“条支”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实泛指美索不达米亚。白寿彝先生说：“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在阿拉伯半岛以内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在回教创兴500年前，中国阿拉伯已经有交通了。”（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M].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阿拉伯史学家卡米勒尔·雅德也认为“中国在伊斯兰教以前已经到达幼发拉底河上的西拉和俄波拉（注：（叙）卡米勒尔·雅德.中国与阿拉伯的历史关系[J].历史研究，1958,(11).）。”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唐王朝的建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随着阿拉伯人由西向东对波斯和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文化便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主流文化之一。在战争期间，由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开辟出来的交通路线，到战争间歇期或者和平时期，则往往变成宗教文化和商业经济通行的大道。阿拉伯人由西向东的浪潮和唐朝由东向西的经略，遂使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进入高潮。（注：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5.）当时中国唐朝的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高峰，因此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就陆路来说，由于两国边界相连，路途更加方便和安全，来往人员大增，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由长安出发到咸阳，分为两路：北路上渭北高原，西经乾县、长武入甘肃，过泾川、平凉，西到静宁，西北行到靖远渡黄河，经景泰到武威。南路循渭河谷地西到宝鸡后，仍沿渭河谷地入甘肃，经天水、陇西、临洮到兰州渡黄河，再到武威。两路到武威汇合后经河西走廊，西到敦煌。再由敦煌西经玉门关或阳关到新疆。入新疆后，向西又分为三路：南道沿昆仑山北麓、沙漠南沿经若羌、且末、于阗、叶城、西由塔什库尔干到中亚。中道由安西或玉门关西北行至哈密，沿天山南麓经吐鲁番到焉耆、库车、阿克苏，至喀什，经帕米尔入中亚。北道亦经吐鲁番，再到吐鲁番西面的交河古城，过庭州、轮台，西到伊宁渡伊犁河入中亚。这就是东段丝路的基本概况。（注：马士年.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路线与传播概况[A].西北文史汇览[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283-284.）对于新疆以西的丝绸之路，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书中亦作了详细的记载。《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载：“安西（今新疆库车）西出枳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今赫色勒沙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毗罗城（今赛喇木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今新疆拜城）。又六十里，至俱拔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洲，南临思浑河（今新疆塔里木河）。乃西北渡拔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渡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戍五十里，至热河（今伊赛克河）。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城北有碎叶水（今楚河）。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今阿塔城）”。（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这是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经由现在的北疆、中亚细亚以相往还的陆上通路。此外，丝绸之路“回纥道”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也是极其畅通的。在吐蕃陷陇右、占西域，唐朝退出中亚以后，唐与西方之间的陆路联系只能依靠穿越漠北地区的“回纥道”。总之，丝绸之路的东西大小各道在唐代是极其畅通的，史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32[M].北京：中华书局，1977.），反映了唐代西北地区的陆路交通是极其发达的。这为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伊斯兰教在西北丝路沿线的传播与发展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繁荣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同时处在盛世中的大唐帝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也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恢宏气度，接纳了世界上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正是在中西方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一种新兴的人类文化载体，同时又是阿拉伯文明的重要载体——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永徽二年(651)，地处西亚的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唐都长安朝贡，此举被后人视作掀开了中国与阿拉伯两大文明体系正式交往的历史扉页。《旧唐书》载“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贡”。（注：（宋）刘昫.旧唐书·高宗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由于史籍记载不同，有关阿拉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永徽年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注：周燮藩.中国宗教纵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286-289.）自此以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颇为频繁。范文澜先生说：“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4.）据汉文史料《旧唐书》、《册府元龟》及穆斯林史料《中国印度见闻录》(AI-Kitabal-tani min'ahbar as-sin wal'-hind)的记载，唐代中国与大食交往频繁，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商人纷纷东来西北。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651—798)的148年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者达39次之多，除官方的这些记载外，大部分涌入西北的则是阿拉伯商人。（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朝贡[M].北京：中华书局，1975.）伊斯兰教正是沿着丝绸之路由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商人在经济文化交往中传入西北社会。此外，“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也极其发达，因此也有部分穆斯林顺海路来到西北。盖当时“长安为唐之都城，亦奔名逐利者之所趋也。由扬州往长安大抵皆溯隋代所开运河，而上至洛阳，再经潼关而至西安市”（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85.）。但是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足够的史料说明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系由南海蕃客传入。笔者认为沿丝绸之路进入西北地区进行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商人，对于伊斯兰教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起了主要的作用。
据汉文文献和阿拉伯、维吾尔文献的有关记载，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我国西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且多渠道进行；传播的路线大体上沿着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范围遍及西北各地，其中以东部长安地区最为集中，是全国伊斯兰教传播的重心。
新疆地区是古代东西丝路交汇的中心，也是人类历史上多种文明相交融的中心。唐代，由于受地缘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首当其冲地传播到了今新疆境内。因为文明的传播，在“主要靠陆路交通的情况下，从甲地传到乙地，原则上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传到远方”，（注：（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7世纪中后期至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为伊斯兰教向新疆境内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怛逻斯战役后，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萨曼王朝向其统治的河中地区强力推行伊斯兰教，并攻占葛逻禄所属塔拉斯地区，“塔拉斯被伊斯兰教占领后，该地的大教堂被改为礼拜寺”，（注：（俄）纳尔沙黑.布哈拉的地理和历史概念[M].彼得堡，84.）葛逻禄人全部改信伊斯兰教。葛逻禄中的一部分于9世纪初进入喀什噶尔，成为喀喇汗王朝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臣民，从而揭开了伊斯兰教初传入我国新疆的序幕。据《伊斯兰百科全书》记载，怛逻斯之战后，大食人将锡尔河附近的柘折作为大食世界与突厥语部族的界点，并修建了城墙，以防北部牧民的侵扰。（注：Encycolpaedia of lslam[M].Lsted,Leiden1913-1914.（《伊斯兰百科全书》）.）816年，大食将领法道勒出击葛逻禄和讹打剌班，大食势力再次向北延伸，后该地被萨曼家族据守。（注：华涛.西域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6.）《雅忽必历史》曾载，8世纪60年代迁居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族部落葛逻禄叶护在马赫迪手中皈依了大食宗教。这里的大食宗教，显然指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胜利，大大有利于它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推进。（注：Al-raqubi[M].Beirut 1960,P436.（雅忽必：《雅忽必历史》））桑原鹫藏在《隋唐时代来居中国的西域人》一文中亦说，在公元8世纪初期倭马亚王朝时代，有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和阿里的后裔，因躲避宗教迫害，逃到中国的西北部。（注：（日）桑原鹫藏.隋唐时代来居中国的西域人[A].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86.）此外，《畏吾尔族资料简编》中还记载了唐末高昌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概况。（注：冯家陞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一条中西文化汇聚的长廊。唐代，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后，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今甘肃境内。《甘宁青史略》卷三载“唐天宝后，（伊斯兰教）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注：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兰州：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卷三.）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总通道，向东呈网络状分布，几乎贯于全境。马凡在《河西的环境》一文中也认为“回教在河西历史颇久，唐代以后由新疆一带进而达河西，河西遂成为回教向东发展的根据地”（注：马凡.河西的环境[A].马祖灵.甘肃宗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7.）。唐代的河西，经济富庶，文化繁盛，大批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商人，纷纷来到河西，“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汉姓，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注：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M].北京：北平成达师范学校，1935.），“终唐之时，唯甘、凉、灵有回族”（注：马祖灵.甘肃宗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8.）。除河西走廊外，甘肃丝路沿线还活动着其它穆斯林商人。如临夏地区就流传着唐代有十大上人在河湟地区活动的口碑资料。马祖灵先生在其《甘肃宗教》一书中也说，唐肃宗借西域诸国兵，其中大食人恐不在少数，因长安通往西域的凉鄯大道已为吐蕃所据，加之唐政府允许他们留居中国，遂散居在长安及甘肃南部一带。（注：孙滔.青海回族源流考[J].回族研究，1999,(4).）这和甘肃一些穆斯林中流传的他们的祖先是唐明皇从阿拉伯请来“降妖”的说法是一致的。青海地处我国西部中心地带，是陆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之路三条大动脉的交汇处。（注：孔祥录，喇秉德.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J].青海社会科学，1986,(1).）唐代，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西宁道传播到了今青海境内。据汉文史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藏文史料《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白史》和藏文史诗《格萨尔》的记载及《青海省·民族志·回族志》所作调查收集到的口碑资料，唐代中亚商人越过葱岭和祁连山，到达青海河湟一带，经营商业贸易，继从事耕作。现在西宁回族中的哈、丁、穆、白等姓的先祖，据说就是移居来到此地的波斯人，他们成为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最早传播者，这同有关历史事实和记载等史料是完全吻合的。孔祥录、喇秉德的《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一文中亦认为，“伊斯兰教的传入青海自唐代始，或者说可以追溯到唐代。”（注：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兰州：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卷三.）
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我国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唐代伊斯兰教传播的重心。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商人、宗教家、艺术家、旅行家、外交人员等，纷纷来到长安，为伊斯兰教在陕西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东来西北的穆斯林，经商的居多，在唐代他们大多被称为“胡商”、“商贾”，虽然这些商人并非全是穆斯林，但穆斯林居多确是事实。长安的“西市”和“东市”，胡人“藁街充斥”，出现了许多专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许多穆斯林番商，由于经商缘故，多居住在长安及其附近。据穆斯林史料记载，唐代的陕西还散居着大批避难的什叶派穆斯林，这些人估计数目不会太少，操着牙客的生意。（注：（阿）夏利夫·阿利沙门·泰显·马卫集.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A].冯家陞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从现在陕西地区穆斯林中存在的什叶派宗教习惯来看，当时已有部分什叶派穆斯林迁居到陕西地区。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征服九姓胡国以后，那里的民族改信了伊斯兰教，由于贸易往来，好多人来到长安，并定居了下来。（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85.）此外，在长安还居住着大批穆斯林援唐官兵，他们是应唐王朝的邀请，在参加完平定安史叛军后居住到西北的。《旧唐书·大食传》载：“至德初，（大食）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注：（宋）刘昫.旧唐书·大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总之，由于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径穆斯林民族的涌入，长安及其附近的穆斯林人数日益增多。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48[M].北京：中华书局，1977.）反映了唐代中后期，留居关中地区的穆斯林是很多的，他们为陕西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旧唐书·西戎传》载：“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注：（宋）刘昫.旧唐书·西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一个宗教之存在，并非因其教义之存在而存在，实因其拥有若干信徒而存在”，（注：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208.）“信徒是宗教的化身，是宗教的载体，所以信徒所到之处，宗教也必然随之而至。”（注：纳麟.从回族角度谈伊斯兰教的中国化[J].回族研究，1999,(4).）宗教是为信仰而存在的，信仰的主体是信徒，因而一定时期内信徒在丝绸之路沿线生存的状况，必然决定着伊斯兰教传播的命运。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为丝绸之路的畅通、繁盛及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径穆斯林民族的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外部环境，而他们在丝路沿线的商业经济生活，则是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地区的根本动因。（注：韩毅.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J].青海民族研究，2002,(3).）伊斯兰教传入西北，为古代西域和西北地区文化的重大转型与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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