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看时论文,重构论文,第一回论文,石头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3-0038-06
一
本文借鉴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通过细读吴趼人《新石头记》(1905)的第一回里面所建构的时间空间框架，来分析晚清1900年以后旧小说续写潮流里面的“时空穿越”叙事。在这些“穿越”中，古典小说里面的人物每每从内地迁徙到大都市上海过上了摩登生活，甚至跑到了未来社会。这样的写法在当时很流行，是晚清小说家感受现代焦虑、编织未来构想的一种尝试。吴趼人等晚清转型知识分子自身也如同其笔下续写的角色一样“穿越”文化意义上的间隔，迁徙到半殖民地的大都会上海。
迁徙和“穿越”是发生在时间置换和空间置换中。对时间感觉和空间感觉的表征是文学表征的框架性问题，在社会和文学发生变革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时空表征方式的变革。具备历史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和反思，是用来“定位”其自我存在的基础。这种“定位”依靠语言符号的修辞性表述得以实现。不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时间，还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里所强调的空间性，都表述在具有社会关系属性的时间空间性修辞里。在人的语言运用中，所谓“前”、“后”、“上”、“下”、“距离”、“位置”、“边界”、“门槛”、“边缘”、“核心”等时间性、空间性和时空整体性关系的表述，与那些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述如“家庭”、“社区”、“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等，是密不可分的。如此的时间空间性修辞表征，即巴赫金所说的“时空体”。时空体将情节化叙事牢牢地记录于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里，是文学表征的符号操作脚手架，用来搭建人所体验的真实和模拟的“世界”①。巴赫金在其著作中对时空体并没有作明确的定义，而是把它放在欧洲小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对小说类型、体裁、题材嬗变的具体分析中来展示时空体作为理论概念的实际阐发价值。本文采用时空体这个研究范式，认为其有助于考察中国1900年以后小说叙事的变革，特别是前述的“时空穿越”现象。举例言之，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遁入大荒山隐修的贾宝玉，到了1905年由吴趼人续写的《新石头记》里，忽然间因想起未酬的补天之志而“热念如焚”起来，于是踏入晚清的当代社会，游历了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上海和内地，并在梦境中参观了未来中国。
发生在晚清末期的传统小说人物“大迁徙”，在时间和空间大框架上都与现代化转型的初始是同步和同构的。从社会历史时间上讲，它伴随着中国从天道循环的时间观向“发展”理念所改写的线性时间观的转化，以及从本土的计时、历法向西方的计时和公历的过渡。从社会空间上讲，它发生在中国的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现代都市兴起于上海，中国从“天下”的中心滑向“万国”和“世界”的过程中。旧小说里的角色是栖居在古典时空体形式里面的。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时空需要通过新的表征实践来获得新的表征形式。在新的表征实践的初始阶段，古典角色就凭借其脍炙人口的魅力而被“借用”到晚清小说叙事里面来“客串”一番，通过他们的震惊和不适来生动地见证并呈现社会的变化。这正是晚清作者所探索的，也是晚清读者所着迷的。新的时空体想像和表述，也由此而逐步浮现。正如巴赫金所言，“古典作品的历史生命”来自于“它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未经中断的再定位(re-aecentuation)过程”②。《新石头记》是展示这种动态时空再定位的文学文本实例。在《石头记》(《红楼梦》)所表征的古典中国与《新石头记》所表征的现代现实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间、空间、认知以及表征方法上的张力。巴赫金说：“小说里面所有的抽象元素——哲学和社会的概括、理念、对原因和效果的分析等——都受吸引流向时空体，而且通过它来获得血和肉，使得艺术想象的能力发挥威力。”③他从西方小说文类的发展里面，梳理了西方时空体表征的变迁，认为其充分地反映了小说文类的发展：从流浪汉小说里的道路到哥特小说里的城堡，再到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里如巴尔扎克和斯汤达的客厅和沙龙。参照巴赫金的思考来看中国的虚构叙事变迁，就可以发现不尽相同的时空体演变脉络。美国汉学家黄卫总(Martin Huang)曾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小说里面抽取了某种走向“私人化”的时空体表征倾向，从“《三国演义》的宫廷和战场”，到“《水浒传》和《西游记》的道路和战场主题”，再到“《金瓶梅》的卧室和花园”，最后通达《红楼梦》的大观园里各处隐秘的角落④。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比较了基督教西方和传统中国的时空表述，认为：“在西方的寓意式文本叙事里，事物消长的整个范围被清晰地安排在第一原因的起点和世界末日的结局之间。在中国文学的视野里，经验的宇宙，据其定义，是无始无终的。其结果，那种将认知系统度归化为模仿性的叙事性形式的尝试，必须不可避免地在其自身的审美结构里，体现出永不停歇的反复更迭原则。”⑤指出《红楼梦》完美地体现出时空结构上“永不停歇的反复更迭”，所以在曹雪芹的笔下难以达成情节叙事的彻底封闭，就连高鹗所做出的勉强收尾也仍然是在更宏观的架构上演绎了更迭循环的原则。以晚清吴趼人写的《新石头记》来对照，能够看出此原则的瓦解。《新石头记》在时空架构上离开了中国传统叙事，试着在西方式的线性历史中找到叙事的新起点，打破循环的惰性，让贾宝玉“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⑥。
晚清小说续书的题目很多都含有“新”字，比如《新石头记》。形容词“新”在“新石头记”这个词组里能组成两个偏正结构：“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对于前者可以问：新的《石头记》新在何处?对于后者可以问：新的“石头”新在哪里?这两个问题都指向了更大的时空现代转型问题。黑格尔在他关于“历史哲学”的构想里，把“中国”和“印度”当作现代世界在时间上的前驱和在空间上的赘余，也就是说，尽管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仍然与西方现代时空并存，但在时间上则不属于现代而是属于“历史”，于是也就谈不上能拥有什么“未来”；在空间组织形式上则是“例外”，无法合理地占有“一席之地”。与抽象的“历史哲学”不同，晚清转型期鲜活的文学想像和叙事，为中国本土的时空构想提供了另外的可能。黑格尔想像不到像贾宝玉这样的文学角色，作为话语载体从中国的古典时空里复活，活跃在通商口岸上海。在这样的文学想像性叙事里，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历史”遭遇，展开对话，并导致《新石头记》的后20回将贾宝玉送入了未来的“文明境界”。如果说中国的文学想像性叙事能够将贾宝玉转变为一个活跃在现代时空里的现代主体，那就有可能生成黑格尔所想像不到的关于中国未来的话语，这是晚清小说叙事实验的意义，其中的时空表述探索特别值得深究。
在吴趼人写于1905年的《新石头记》里，贾宝玉的“情”已经被致力于中国国富民强的热念所代替。该小说于1905年在《南方报》上连载，标为“社会小说”，作者署名“老少年”。1908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了单行本《绣像新石头记》，署名“我佛山人”，标为“理想小说”。在小说开始，贾宝玉因“忽然”想起了未竟的补天之任而“热念如焚”。他无心继续待在世外的大荒山静修，由此开始了一番游历。在小说的前20回里，贾宝玉游历在1900年的晚清当代社会。他遇到了此时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的薛蟠，结识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等，发现“林黛玉”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上海妓女惯用的绰号。社会的腐败使得宝玉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也参观江南制造局，学习英文，研读西学，为的是最终超越西方的“假文明”；薛蟠则迷失于义和团的盲目中，从一个西化浪荡子变成排外狂徒。《新石头记》的后20回描绘了中国文明的美好未来。此时的宝玉经历了庚子国变和高官陷害，对现实再次幻灭，却偶然进入了一个昌明的“文明境界”，比“野蛮”的中国及“假文明”的西方都要优越。比方说宝玉在医院看到了一整套医用镜片，其功能明显超越了西方的X光和照相术的叠加，因为这些镜片不仅能看到骨髓、血液、筋络和体内器官，甚至能观测道德“性质”。儒家的道德秩序发展成为“文明专制”，被认为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晚清的种种痼疾似乎在这一“文明境界”中涤荡一新。在最后一回里，宝玉在梦中返回中国，此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世界的强国，治外法权已经从列强那里收回，上海的浦东正在主办“万国博览大会”，北京正在准备第一次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国皇帝被推选为主席。
美国汉学家黄卫总指出晚清小说续书的作家总是“通过运用手段诸如时间混序、错位，特别是反讽”来“表述他们对快速改变的当代社会的关注”⑦。《新石头记》显然也运用了上述手段打破古典《红楼梦》的表征模式，用来表达新体验、新想像。叙事者在开篇强调说，此《新石头记》不是另一部“狗尾续貂”的“后梦”、“续梦”或“补梦”。还有一位署名为“报癖”的同时代批评家在《月月小说》杂志上批判历来的续书“非纪潇湘馆主之返魂，即称怡红公子之还俗”，但“报癖”极为赞誉《新石头记》，甚至认为“试取曹本以比较之，而是作自占优胜之位置”⑧。
本文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将参照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和一些叙事批评理论，借100多年前“报癖”的上述阅读感受为由头，对晚清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问题作出阐释和引申。对时空体问题做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谈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时空体作为文学表征的时空符号操作脚手架，需要从具体的叙事痕迹和阅读体验里面来体会它，才会有深入的分析。下面篇幅里的这个工作将牢牢建立在对《新石头记》第一回的细读分析基础上。第一回题为“逢旧仆往事怪迷离，睹新闻关心惊岁月”，其中“旧仆”指焙茗，“新闻”指新兴的报纸上面登载的新闻时事。作为回顾旧《石头记》并展开《新石头记》的叙事过渡，这第一回是架构新型时空表述的关键：它一方面瓦解了《红楼梦》里面“永不停歇”、“反复更迭”的古典时空，另一方面让贾宝玉穿越时空，进入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的现实社会，并最终走向中国富强的未来。
二
在第一回开头有一个重要的过渡段落，浓缩了《新石头记》得以展开的修辞、叙事、话语“基因”。细读就从这里开始：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天，贾宝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作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此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慢慢的就热念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⑨
这“忽然”两字来得突兀。不管是第三人称叙事者还是宝玉的内心独白，都没有对这个“忽然”提供解释。与“忽然想起”对应的是“忘”，“前因后果”也是个关键，因为“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必然要与旧“记”、旧“石头”有千丝万缕的“前因后果”。新与旧的关系就徘徊在“想”和“忘”之间的“前因后果”里。忘总是有选择性的，到底遗忘了什么，继承了什么，不该由小说家夫子自道，该由读者和批评家去追问。由“忽然想起”导致了“热念如焚”，“脂砚斋”若重生，也不会放过这个再次出现的“热”字。在《红楼梦》原本里，薛宝钗有“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不言而喻，薛宝钗的内热即她深藏的欲望，此时宝玉热念如焚，也是欲望被重新点燃。
对这样的词语细节的注意，不是出于“索隐”癖好，而是因为这些“复杂词”(complex words)很关键。“复杂词”概念由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提出，指在文学作品里某些词语里面包含着复杂甚至矛盾的含义，渗透作品的要紧之处，是修辞转义的交叉路口⑩。燕卜荪将这个自创的术语娴熟地运用在诗歌分析实践中。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所创制的“中心意象”(central figure)概念与“复杂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所有的话语范式”都由“一个意象(或一个意象系统)及对其的解构”所组成，且“不可能存在某个最终的阅读”，所以它就不断地派生出“辅助的意象迭加来叙述先前叙述的不可读之处”(11)。从修辞、叙事和话语衍生的多种角度来看，保罗·德·曼所说的“中心意象”相当于燕卜荪所说的“复杂词”。不管其命名如何，都可以被看作是“根本上就不协调的意义的交叉路口”(12)。汉学家黄卫总所罗列的时间混序、错位、反讽等晚清小说叙事特征的实现，都离不开复杂词或中心意象的意义衍生作用。
《新石头记》这一叙事段落中的“补天”也是个很重要的复杂词或中心意象，是消除旧的“前因后果”并建立新的“前因后果”的关键。在旧《石头记》里，女娲所补之“天”暗示传统政治与道德秩序。既然“天”已经被补，此石便纯属多余，其不务正业实属必然。作为支撑《石头记》总体叙事结构的复杂的一个“中心意象”，这个“天”从18世纪以来逐渐衰颓，隐含着“解构”的可能。二百年后到了晚清，解构的时机到了，“天”已经不是皇天后土的天，而是《天演论》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此时不要说君父，就连家国都将不保。宝玉在此时幡然振作于经济实业，也便可以解释为新历史条件下的补天术了，宝玉的“发热”也就可以理解成又一个“炼”石的过程：前番是被动地由女娲所炼，这回是自我加温。这个复杂词和中心意象“天”，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时空的总体借代性修辞：“天”在《新石头记》里发生的转义，即时空体表征框架的转变。在此背景之下，审视前面分析的一系列“复杂词”或日“中心意象”，就会发现它们解构了旧《石头记》里的意识形态，足可以撑起一个新的故事了。在某种程度上，晚清续写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就如同“补天”的新尝试——对既有叙事线条的再梳拢再利用，来缝补价值系统上的裂缝。也可以说，《新石头记》的创作动机是建立在弥补旧《石头记》未酬的补天之志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方可以真切地体会“报癖”的评价：“旧《石头》使阅者泪承睫，《新石头》使阅者喜上眉，旧《石头》浪子欢迎，《新石头》国民崇拜，《旧石头》如昙花也，故富贵繁华一现即杳，《新石头》如泰岳也，故经营作用亘古长存。”(13)
从“热念如焚”的一刻开始，贾宝玉再一次渴望进入世俗世界：
说也奇怪，从前他苦修时，不知历了几世劫，就如过了一日似的。如今要乔起头发来，却一日比一年还难过。(14)
“热念如焚”的贾宝玉觉得停滞的时间慢得不堪忍受，揭示《新石头记》时空框架里社会时间加速的开关已经开动。这是在“千年如一日”的历史之后对于行动干预的召唤，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被延误的历史时间，就再也追赶不上线性的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新阶段。但仅仅时间性的转变是不够的，贾宝玉还需要亲身穿越1900年中国的社会空间。第一回在这之后还有大约2000字，此时宝玉已经决意还俗，离了青埂峰。他在一个破庙避雨时碰到一个熟睡之人，发现竟然是旧仆焙茗，焙茗对自己为何睡在这里，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甚明白，庙中本有个道人在煮粥，这时也已闪开了。这段情节里面的意象：粥、破庙、道人，推想起来似乎与旧《石头记》的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的一个叙事片段扣上了：其中，革员贾雨村做了林如海家西塾，偶至郭外，见到一座破庙“智通寺”，内有一个老和尚在煮粥，又聋又昏，答非所问。此粥、此庙、此僧，又与更早些的《枕中记》、《邯郸记》等建立了关联。其原型又可以追溯到唐传奇《黄粱梦》。把这些“前因后果”串起来，寓意就出来了：宝玉个人乃至近现代中国人的“摩登”之旅最终可能是“黄粱梦”也未可知，就如同贾雨村的青云直上，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是“智通”的反面。这一警示，似乎把近现代和当代好几代中国人的线性历史观都给“解构”在黄粱梦里了。《新石头记》以此微妙地质疑了复出的贾宝玉即将开始的现代性洗礼，似乎把刚刚引入中国的线性历史上行曲线蓝图，摆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循环论时空框架的一隅，于是旧《石头记》的那种幻灭感再次若隐若现。
新旧《石头记》的开头在叙事上的平行还不仅止于此。在旧《石头记》里，贾雨村离开了智通寺后，踱入村肆，碰到同样精明的古董商人冷子兴，便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由此便引出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处心积虑的贾雨村来说，不啻是极有价值的新闻。在《新石头记》的时代里，获取新闻的途径不必靠冷子兴，可以通过阅读方兴未艾的新式报纸获取。通过阅读报纸，复出的贾宝玉将他的主观的时间与外在的社会进程协调同步起来。
第一回的结尾是这样的：
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方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顺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翻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叉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这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取过打开一看，却是些经卷。觉得包书的字纸。甚是古怪，摊开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去，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暗暗纳闷。拿了这张纸，翻来复去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也有不可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X月X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X月X日，礼拜日。不觉吃了一大惊。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15)(此处原文有误，光绪二十六年当为公历1900年，即爆发义和团运动的多事之年。)
重振补天之志热念如焚的宝玉，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报纸，其雄心不亚于当年的贾雨村，他的态度也象征性地代表了晚清新小说家的求新姿态。作为晚清一部“新小说”里的主角，他觉得《封神榜》、《绿野仙踪》等旧小说和经卷“都没有看头”。与此相对照，宝玉感兴趣的是包装纸——他所没见过的新式报纸。“闻”字旁边破的窟窿当为“报”字之缺。《新闻报》是上海早期著名的中文报纸之一，创刊于1893年，在很多年里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拥有和经营。显然，新式报纸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是与旧日的京报、邸报、阁抄大不一样的载体。
在第二回“入尘寰初进石头城，怀往事闷看红楼梦”的开始，当宝玉聚精会神地初次阅读报纸的时候，小厮焙茗正对着一个小纸盒发呆，里面有一些小棍儿。宝玉发现那些小棍儿能魔法般地点燃火焰。这是主仆二人初次遭遇火柴的情形。在修辞意义上，报纸就如同火柴一样是便于携带并带来“光明”的现代日常必需品，可以说每一期的新闻都在培育着晚清读者的新阅读习惯、趣味和话题、思考。遭遇“新闻”和“火柴”，是主仆二人走出传统时空之前的“热身”。
对巴赫金来说，任何对时间空间的文学表征，都要与作者“他自己尚未解决的并仍然演进的当代”发生关系(16)。作者吴趼人借贾宝玉的”穿越”来表达自己的体验：他去上海谋生，做报人，写小说，也曾在小说里贾宝玉参观过的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工作。他那集新闻与小说为一身的职业，并让古代文学人物体验现代生活的写法，在晚清很常见。到《新石头记》写成的1905年，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其结果，传统知识分子靠科举选拔去“补天”的机会已不复存在。他们迁徙到上海，另寻施展才华的机遇，成为第一代新知识分子——新闻家、小说家、翻译家、新式学堂里的教育家，用各种话语方式来表述和播散现代经验，其表述也被那些从各地会聚来的新上海人所消费。上海和上海人，就是在这样的“时空迁徙”中被历史地塑造。欧洲一位研究晚清报刊的汉学家巴巴拉·密特勒(Barbara Mittler)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相当有趣的描绘：“说到其堕落，其洋人风范，其启蒙意识，其对摩登的渴望，上海人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叙事里的惯用角色。他在时间和空间里错位，是一只实验用豚鼠，预示着中国的下一步。”(17)薛蟠告诉宝玉：“我老实告诉你：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纵使有，也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的了。”(18)胸无点墨的薛蟠忽略了上海不可或缺的“第五件事”：现代新闻和小说出版。毕竟，是报人兼小说家的吴趼人重新起用了薛蟠这个角色，通过薛蟠的嘴来生动地道出上海的“四件事”，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再卖给上海新兴的都市阅读群体。这“第五件事”和那“四件事”互为附庸，互相提供信息和素材，而且，现代新闻和新小说家两者也是水乳交融。对《新石头记》作评论的批评家所用的笔名叫做“报癖”，解读这个笔名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了。吴趼人等许多晚清文人往往同时从事这两种事业。《新石头记》不仅如同当时大多数小说那样是首先刊登在报刊上然后才出版单行本，而且里面的贾宝玉本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报癖”，可以说是与吴趼人等晚清知识分子一起生活在由新闻、小说、出版业和现代知识话语所编织而成的新的社会时空里面。
梁启超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19)这个“境界”固然关乎文学想像力，但也离不开时空体来作为其表征的脚手架。“他境界”在晚清中国本土的重要参照物，就是上海这块现代“飞地”所提供给内地的现代时空体验。巴赫金还说，作者所观察的“当代”，不仅包括“当代文学”，而且包括“从过去而来的文学，在当下继续存活并更新其生命”(20)。综上所述，可以说是解释了贾宝玉“热念如焚”地去往上海的原因。
注释：
①②③Mikhail.M.Bakhtin,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Trans,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324,324,250.
④Martin W.Huang,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8.
⑤Andrew H.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14.
⑥吴趼人：《新石头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⑦Martin W. Huang,“Introduction” (1—18 ) in Martin W. Huang ed.,Snakes' Legs :Sequels,Continuations,Rewritings,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p.12—13.
⑧报癖：《新石头记》，《月月小说》第6期(1907年2月)，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
⑨吴趼人：《新石头记》，第3页。
⑩William Empson,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London :Chatto & Windus,1951).
(11)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p.205.
(12)J.Hillis. Miller,“Narrative”(66—79) in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2ri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 ,p.77.
(13)报癖：《新石头记》，《月月小说》第6期(1907年2月)，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18页。
(14)(15)吴趼人：《新石头记》，第3，6—7页。
(16)(20)Mikhail.M.Bakhtin,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Trans,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 ,p.256,256.
(17)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 s News Media,1872—1912(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p.356.
(18)吴趼人：《新石头记》，第32页。
(19)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