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54年东欧的清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1954年在东欧发生了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清洗和公开审判。这场恐怖事件实际上是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翻版，仿效了当年苏联的模式：预先构想罪行、挑选牺牲品、逼取认罪、公开审判和判决。清洗涉及到许多著名领导人，其中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本文以波兰的哥穆尔卡事件、罗马尼亚的帕特勒什卡努审判、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公开审判、匈牙利的拉伊克公开审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公开审判为主线，对东欧的清洗作一个论述。
一、反对“右倾民族主义”的清洗
东欧的清洗开始于1948年。首批受害者中最突出的是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司法部长帕特勒什卡努。
波兰是苏联卫星国中惟一一个清洗从党的最高层开始，以撤换共产党总书记为开端的国家。而其他卫星国的清洗一般是从较次一级党的领导人开始，然后扩展到较高和较低领导层，席卷越来越多的人；最高领导人，如拉科西、哥特瓦尔德、乔治乌·德治以及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受到影响。
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是在波兰监狱中度过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1938年德国入侵波兰后，他逃到苏联， 在那儿呆了两年（1939 ～1941年），那时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共产党人。1941年底返回波兰。1942年，斯大林决定空降一批波兰共产党人回波兰，以波兰工人党的名称重建波兰共产党。这批人中有诺沃特科、芬德尔和莫沃耶茨。这三个人相继被害后，哥穆尔卡脱颖而出，当选为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领导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前，党的领导人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对苏联惟命是从，但是哥穆尔卡不同，他是波兰本土培养出来的地方共产主义者。波兰解放后，基于对波兰国情、传统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哥穆尔卡坚决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主张探索适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战后初期，苏联对波兰的主要政策是强调波兰应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因为“波兰问题对于俄国人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注：〔苏〕萨纳柯耶夫等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81页。）但是，苏联并不要求波兰照搬其模式。哥穆尔卡在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曾问斯大林对波兰集体化问题有何考虑。斯大林感到惊奇：“什么？现在就要在波兰搞集体农庄？要知道，波兰农民是严重的个体主义者。我们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才开始建集体农庄的。”（注：〔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然而，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讲话，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全面爆发。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斯大林不再允许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要强行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各国，加强东欧与苏联的统一，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因此，继续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必然会招致灾难。
在1948年6月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国内派和以贝鲁特为首的莫斯科派之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波兰工人运动的估价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贝鲁特占据了上风，哥穆尔卡受到了政治局的批评。政治局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哥穆尔卡的态度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传统的严重让步”。在中央委员会8月会议上和12月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大会上， 哥穆尔卡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批评，他反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立场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被指控犯了“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接着又被解除了副总理兼收复地区部部长的职务，最终被开除出党。1951 年8月2日被捕，但是未被审判和处死。 “当时之所以不提及审讯哥穆尔卡问题，首先是考虑到他的态度，因为他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原告，而不是被告。”（注：〔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叛逃到西方的波兰公安部10 局副局长希维亚特沃后来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上说：“在哥穆尔卡拘禁期间，他没有承认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公开陈述的事情之外的任何事情，他没有比3年前被迫做的自我批评多走一步。他驳斥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那里逼取的指控证据是伪造的，并不断反击，指控贝鲁特和他的团伙在波兰被占领期间与纳粹合作。”（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 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东欧清洗的作用是建立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和联合的苏联集团，同时消除所有独立路线、不同道路和潜伏的、有竞争力的组织。清洗是消灭潜在“异端”的方法，可以用来阻止怀疑和批评，制造恐怖气氛，是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然而，清洗的作用不仅在于此，它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罗马尼亚的清洗比其他国家更明显地表现出清洗实质上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对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来说，清洗是他获得权力的武器。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有3 派在相互竞争：由乔治乌·德治领导的“监狱派”；以安娜·波克、瓦西里·卢卡和特奥哈里·乔治斯库为代表的“莫斯科局”；以及帕特勒什卡努、福里什和科夫里的“国内派”。
乔治乌·德治利用“莫斯科局”杀害了福里什，把科夫里逐出中央委员会，自己担任了罗共中央总书记。尽管帕特勒什卡努在党的领导层中处境孤立，但是他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当红军进入罗马尼亚时，公众根本不了解从莫斯科来的和监狱中出来的党的领导人。帕特勒什卡努因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与被禁止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创建了爱国阵线，为推翻安东尼斯库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作出巨大的贡献。在群众眼中，他是党的象征。战后第一届联合政府中，他是唯一的共产党人，担任司法部长。他也是派往莫斯科安排停战协定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中惟一的共产党人。在1944、1945年中，“帕特勒什卡努掌权”的呼声很高。
帕特勒什卡努的影响对乔治乌·德治和“莫斯科局”都造成了威胁。斯大林和铁托的冲突给乔治乌·德治和“莫斯科局”提供了机会。作为建立铁托领导的东欧国家联邦的一步的保罗关税同盟的组成是对斯大林的霸权统治的一个挑战。1948年2月， 苏联命令罗共产党人清除党内的民族沙文主义分子。乔治乌·德治深知“莫斯科局”也不信任他，如果他不立即行动，有可能成为“莫斯科局”的攻击对象。于是帕特勒什卡努成为当然的牺牲品。2月22日， 在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大会上，在乔治乌·德治的唆使下，乔治斯库当面指责帕特勒什卡努“深受资产阶级影响，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拥护者；过高地估计阶级敌人的力量，在反动派和它们的西方帝国主义支持者面前投降。”（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3月，罗共剥夺了帕特勒什卡努的司法部长职务。一个月后，即情报局开除南共前两个月，他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被捕。不久，科夫里也入狱。与此同时，一大批“国内派”共产党人被捕。
但是，对帕特勒什卡努命运的最后裁决一直拖到1954年，斯大林去世之后。1954年4月6～14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对帕特勒什卡努的审判。起诉书指控帕特勒什卡努率领一批由福里什和科夫里吸收的间谍和阴谋家充当法西斯警察的密探，后来又为帝国主义间谍机构服务，实行反苏的民族主义路线，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等罪行。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里被判死刑。
首批被清洗的两个受害者属于共产党中的“国内派”，都被指控为“右倾民族主义”，撤换他们是为了消除任何民族主义道路或民族主义倾向，表明斯大林决定要在东欧建立一个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首批清洗也是东欧地区接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中的“国内派”和“莫斯科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后不久，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开始了苏联式的清洗。
二、公开审判“铁托主义分子”
在建立一个效仿苏联模式的、统一的、服从于苏联的集团过程中，铁托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战争年代斯大林和铁托之间就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1948年，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发表声明，重提建立一个联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有希腊的巴尔干联邦的问题。斯大林认为这是要建立一个以铁托为首的第二个社会主义中心，这不仅妨碍他在这个地区建立苏联模式的目标，也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斯大林邀请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前往莫斯科。铁托没有去，而是派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代替他。1948年2月10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两国代表。“他批评了他们几个小时，斥责他们‘胡说’，‘目无苏联’，甚至不允许他们作任何解释。”（注：王建新：《分道扬镳——苏南冲突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0页。）为了利用保加利亚来牵制南斯拉夫，斯大林突然命令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结成联邦。南斯拉夫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激化。
斯大林以为“只要把小指头一弹——就再不会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注：〔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共产党情报局调动所有的东欧国家，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是，铁托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斯大林打输了这场战争。
但是必须清除铁托对苏联造成的危险。“斯大林明白：一只坏羊会毁掉整个羊群，现在他需要把铁托当作敌人，就像过去对托洛茨基那样，以便惩罚和铁托有联系的人，以便在诅咒铁托的同时，将服从者的阵营凝聚起来，并重新使大家感到恐惧。”（注：〔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 斯大林要通过大规模的清洗和公开审判来“揭露”铁托和卫星国领导层中所有潜在的铁托分子，并且要把他们当作渗透到党的领导层的反苏叛徒、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从莫斯科回国后占据匈共统治地位的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是可利用的理想的合作者。1948年初夏，拉科西应邀到莫斯科进行协商。贝利亚命令他准备公开审判。8月的一个星期天， 拉科西邀请政治局的格罗、法尔卡什、雷瓦伊和卡达尔到他的家里。据卡达尔事后回忆：“法尔卡什宣读了匈牙利驻瑞士大使向布达佩斯送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中详细陈述了一位匈牙利移民提供给他的信息。据这个提供情报的人说，战争期间，拉伊克与杜勒斯（注：这里指艾伦·杜勒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瑞士指挥美国在欧洲的情报工作。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谍报部门有联系，中间人是菲尔德。”（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诺尔·菲尔德是美国的一位外交官，1940年底，与他的妻子一起前往日内瓦，利用“惟一神教礼拜委员会”的资金助纳粹的受害者，有不少东欧共产党人在他的帮助下逃到瑞士。
1949年5月11日，菲尔德在布拉格被捕，被带到布达佩斯。12 天后，拉伊克被捕。拉伊克当时只有39岁，是国内派共产党人，曾经是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和非法的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1948年6月，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拉伊克当选为政治局成员和内务部长。无疑他是公开审判的理想目标，首先他是“国内派”，其次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苏联一直就不信任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共和国失败后曾作为德国人的俘虏留在法国或者在法国从事抵抗运动，曾受到较多的西方思想以及苏联称之为‘世界主义’的熏陶。”（注：〔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匈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加博尔·彼得与他的助手许契·埃尔诺上校和安全局的其他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特殊机构调查拉伊克案件。苏联的东南欧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费多尔·别尔金将军派内务部的利哈切夫将军和马卡罗夫将军以及一批苏联“顾问”到布达佩斯协助该机构的工作。
受害者受到无情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折磨人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拉伊克和许多受害者在经历了残酷的折磨后仍然拒绝“认罪”。于是改变了手段，由党的领导人和别尔金诱劝他们，使他们相信招供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服务。“斯大林和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是为了揭露铁托的阴谋，需要他们作出牺牲。审判结束后他们会被送往安全的地方，过隐姓埋名的生活。”（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许多忠诚的、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成了自己的信仰的牺牲品。
从拉伊克和他的团伙那里逼取了“认罪”后，开始了公开审判的预先排练：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被告，认真地背诵了他们的口供，然后在苏联顾问的监督下，与充当法官的审问者一起演习。经过一番预演后，公开审判准备正式开始。
1949年9月16日，在钢铁工人工会大厦二楼大厅里， 公开审判拉伊克和他的同伙的序幕拉开了。8名被告站在布达佩斯的人民法庭上， 他们是拉伊克、国防部反间谍局局长帕尔菲、内务部上校警官科隆蒂、党中央干部部长瑟尼、副部长绍洛伊、前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尤斯图斯、前南斯拉夫赴匈牙利军事使团的领导布兰科夫和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组织的奥根诺维奇。
拉伊克供认他是霍尔蒂秘密警察的密探，被派到西班牙做内奸。战后，他的任务是打入党的领导层，为铁托和杜勒斯工作。他与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有直接联系，准备密谋杀害拉科西、法尔卡什和格罗，接管国家。布兰科夫在铁托与斯大林分裂后离开了南斯拉夫，审判的时候他代表“南斯拉夫方面”，他揭露兰科维奇告诉他“在巴尔干和中欧，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处于中心的领导国家，并且应该组织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将成为倾向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联邦。”（注：《拉伊克·拉斯洛和他的同谋在人民法庭上》，布达佩斯，1949 年，第254～253页，第270～271页。）
审判持续了一周。9月24日，宣布事先由拉科西和贝利亚起草的、斯大林批准的判决书。拉伊克、瑟尼和绍洛伊被判绞刑，布兰科夫和尤斯图斯被判无期徒刑。奥根诺维奇被判9年徒刑。 帕尔菲和科隆蒂被指控一起计划叛乱，送交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10月15日执行判决。
拉伊克审判达到了它的目的：证明了铁托是叛徒，是美国代理人，他试图破坏社会主义，把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分离开来。它也证明了斯大林的理论：阶级斗争越来越重要，因为敌人混入党内，甚至混入最高层，因此要保持“革命警惕性”。
拉伊克审判后，匈牙利的清洗并没有结束。1950年，许多曾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与匈牙利共产党合并作出过贡献的、担任重要职务的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捕。其中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和国家元首萨卡西奇、党的副总书记马罗山·久吉尔和司法部长、 党中央委员里埃什。1951年，共产党中的国内派的一批人被捕，其中有副总书记和内务部长卡达尔和外交部长劳伊·久拉。
拉伊克审判是战后东欧第一起“完美”的公开审判，它为所有卫星国提供了示范。匈牙利清洗的幸存者之一霍多斯（注：霍多斯出生于匈牙利，战争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流亡瑞士。1945年回国后，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英美文学的主编和记者。1949年被捕，1954年被释放和平反。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移居美国。）把它称为“模式化的审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的代表前往布达佩斯学习它的组织方式和程序。”（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与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同时，保加利亚也准备进行公开审判。季米特洛夫是铁托的盟友。但他是反希特勒斗争的英雄和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显然不适合充当保加利亚公开审判的主角。1949年1月， 季米特洛夫悄悄地离开了索非亚。4月，一份很短的公报报道他生病了， 在莫斯科接受治疗。1949年7月，他在莫斯科逝世。
1948年5月，保加利亚开始寻找合适的主角。 科斯托夫成为理想的候选人。他主要负责保加利亚经济，曾经出现过对苏联的“不忠行为”。事情发生于科斯托夫发现苏联以极低的价格从保加利亚购买了大量的烟草和玫瑰油，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售价低于保加利亚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为了阻止这种行为，1947年，科斯托夫命令把禁止向外国泄露秘密经济信息的保守国家机密的法律适用于苏联。
1949年6月10日，科斯托夫被捕。1949年12月7日，审判在索非亚人民军队会堂的大厅里开始，12月14日结束。与科斯托夫一起受审的还有其他9名被告，但是他是惟一被处决的人；其他被告均被判处徒刑。 科斯托夫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在战争时期就是统治者的密探，从1944年起成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后来又成为铁托的代理人。
科斯托夫公开审判的准备过程以及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都是效仿 3个月以前的拉伊克审判的。但是它与拉伊克审判有不同之处。科斯托夫审判的焦点只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只局限于铁托主义，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阴谋反对保加利亚。而拉伊克审判中涉及的国家比较多。
这主要是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不同经历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与西方的联系比匈、波和捷少。当因从事秘密活动或因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面临被捕和被处决的威胁时，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流亡中心不是英国或法国，而是附近的苏联，因为苏联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容易懂，而且共产国际中已经有比较强大的保加利亚人领导集团。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没有流亡伦敦的政府，也没有流亡组织在瑞士，保加利亚人也没有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而是参加了邻国的游击队，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最显著的不同是科斯托夫在审判期间撤回了他的口供，“在这个特殊法庭面前我有最后几句话要说，我认为我的良知要求我告诉法庭并且通过法庭告诉保加利亚人民，我从来没有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过，从来没有参与过铁托和铁托集团的阴谋和犯罪行为……我一直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做事，一直忠于苏联、尊重苏联。……应该让保加利亚人民知道我是无辜的。”（注：〔美〕约翰·贝尔：《保加利亚共产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拉伊克案件发生后，匈牙利拉科西就督促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清洗。在发动清洗之前，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党的最高领导层犹豫了几个月，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抵制苏联和其他卫星国施加的压力。但是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最终以他国无法比拟的残暴方式开始了。
1949年9月底， 哥特瓦尔德要求斯大林派苏联顾问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执行任务。10月底，策划拉伊克审判的苏联顾问马卡罗夫和利哈切夫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接着波亚尔斯率领第二批人马很快到达布拉格。在清洗的最后阶段，由苏联的亚历山大·贝切恰斯诺夫将军指挥。
随着苏联顾问的到达，起初的犹豫阶段迅速结束。从1949年9 月到这一年结束，大批曾流亡伦敦的人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埃夫任·洛布尔。接着，清洗行动逐步蔓延到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较高层。10月6日，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什林被捕，次年2月，捷共中央副总书记之一、政治局成员什维尔莫娃被捕。1951年，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层几乎所有成员都作为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被捕，其中有胡萨克、诺沃麦斯基、伊万·霍尔瓦特和作为主要罪犯的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但是斯大林仍不满意，因为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充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拉伊克的角色。
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清洗的过程中，斯大林把苏联国内的反犹太主义推广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卫星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有反对犹太人的传统。但是在战后最初几年，苏联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很多共产国际的人参加了建立以色列国的工作。“那时，‘当家的’（指斯大林）已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一会儿跟着法西斯制度走，一会儿跟大不列颠走。……1947年5 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已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表示完全的支持。”（注：〔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 页。）然而，支持苏联的以色列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没有获胜，亲美的政党赢得了选举，以色列倒向美国。于是斯大林转变了态度，成为阿拉伯人民事业的支持者。这种变化伴随国内披着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外衣的反犹太政治迫害，犹太文化和政治组织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捕和被谋杀。这场反犹太恐怖活动的顶峰是揭露犹太医生杀害领导人的阴谋。当时斯大林还准备把苏联的犹太人放逐到远东。后来斯大林逝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使得斯兰斯基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拉伊克”。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号人物。在希特勒分解捷克斯洛伐克后，斯兰斯基逃往莫斯科。德国人失败后，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深得斯大林和贝利亚信任，在清洗的初期阶段扮演重要角色，从他的同志中搜索党的敌人，把他们交给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斯兰斯基一直与哥特瓦尔德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然而，面对斯大林的压力，这种友好关系已经救不了斯兰斯基的命了。1951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接着，与斯兰斯基有私人或工作关系的一大批人被送进了监狱。
1952年11月20日，开始了对“由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党阴谋中心领导人”的审判。与斯兰斯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有捷共中央书记处国际部长盖明德尔、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国民经济科科长弗雷伊卡，捷共中央书记弗兰克、克莱门蒂斯、国防部副部长雷伊青将军、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瓦布、外贸部副部长马尔戈利乌斯、外贸部副部长洛布尔、财政部副部长菲斯赫尔、什林、著名的共产党记者、捷党报《红色权利报》国际版评论员西莫纳、外交部副部长隆东和外交部副部长哈伊杜。14名被告中有11名是犹太人（除弗兰克、克莱门蒂斯和什瓦布外）。
在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听众面前，被告一个接一个地供认自年轻时代起就已成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警察的密探和托洛茨基主义叛徒，是企图颠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谋杀国家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的、铁托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阴谋的代理人。1952年11月27日，法庭宣布事先安排好的判决：隆东、洛布尔和哈伊杜被判无期徒刑，斯兰斯基、盖明德尔、弗雷伊卡、弗兰克、雷伊青、什瓦布、马尔戈利乌斯、菲斯赫尔、什林和西莫纳被判死刑。6天后，他们被绞死。
在斯兰斯基审判中，赫尔曼·菲尔德取代了拉伊克审判中他哥哥诺尔·菲尔德的地位。起诉书中写道：“赫尔曼以人道主义援助为掩护，从捷克斯洛伐克逃亡英国的难民中吸收了大量的代理人，说服他们为英国、美国间谍机关服务。在难民中挑选代理人时，菲尔德兄弟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他们必须属于政治左翼，第二，他们应该是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色彩浑厚是斯兰斯基审判的一大特点。起诉书中说道：“斯兰斯基、盖明德尔和其他阴谋家支持帝国主义依赖的代理人犹太人复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犹太人复国主义组织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提供了前进的基地。”以色列成为攻击的目标，“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古里安政府把以色列国变成美国人的财产，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战争贩子把以色列变成反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地带的罪恶计划。”（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并没有随着斯兰斯基被判决而结束。成百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安全机构和军队军官以及参与斯兰斯基公开审判的成百名证人被指控为间谍、破坏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或铁托主义分子，站到了被告席上。
除了增添了反犹太主义的新内容外，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还有两大特点。首先是时间长、受害者人数众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欧洲力量较大的共产党，它的志愿者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占主导地位；共产党人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先后在法国和英国流亡，所以战后的捷拥有大量斯大林怀疑的各种类型的“不可靠分子”，如伦敦派、巴黎派、西班牙派、托洛茨基分子和铁托分子。这就造成清洗的时间长和牺牲者的数量多。斯兰斯基事件持续了5年半，最后的审判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年半，即1954年1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审判中，11人被处决。后来的审判中，100多人死亡，成千人被捕入狱或流放。13600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成为牺牲品，而整个国家的人口为1400万。（注：〔匈〕H.霍多斯：《公开审判》，普雷格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第二个特点是清洗的操纵者也多于东欧其他国家。拿匈牙利来说，苏联人主要依靠匈领导人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执行他的指示，其他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没有参与，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表示赞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传统和清洗的广度，必然导致众多的党的领导人卷入对清洗的策划。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和他手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都参与了清洗过程，其中包括哥特瓦尔德的妹夫——国防部长切皮契卡、总书记斯兰斯基（在清洗的最初阶段，斯兰斯基参与了逮捕和审讯过程，最后自己沦为受害者）及其继承人诺沃提尼、总理萨博托斯基、副总理西罗基和两个公安部部长科普日瓦（任期为1950～1952年）、巴契列克（1952～1953年）。他们一起挑选牺牲品，一起制造虚假的指控，并且一起指导法庭如何进行审判。因此，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处决后，东欧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为清洗的牺牲者平反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最后的公开审判仍在进行。因为参与谋杀的领导人害怕为公开审判翻案会危及他们的地位。
反犹太主义恐怖活动也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在50年代初，波兰清洗了军队里的犹太人。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14名高级军官被捕，他们被指控是部队里为帝国主义势力服务的间谍组织。 这些人全是犹太人。1952年底，匈牙利也开始发动“反犹太复国主义”案件。以前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不断被消灭。拉伊克审判的策划人之一许契·埃尔诺与他的弟弟一起被捕。他俩都被拷打致死。接着，以前清洗的指挥彼得将军被选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同时，效仿苏联的“医生阴谋”案，逮捕了一些医生。不过，这次清洗因为斯大林的死而没有实现。
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又一次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成功地消灭了帕特勒什卡努、福里什和科里夫，但是强大的“莫斯科局”威胁着他的地位。他们与苏联有直接的联系，控制着政府中的关键职位：乔治斯库控制着军队、安全警察和内务部，波克和卢卡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乔治乌·德治感到自己像一个傀儡，而不是最高统治者。1952年，反对犹太人的清洗为乔治乌·德治夺取权力提供了良机。在2 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乔治乌·德治发动了对“莫斯科局”的攻击。波克被谴责为反对集体化的右倾主义者，而卢卡被指控暗中破坏重工业发展。关于波克通过以色列（她的父亲和兄弟已经移居那里）的外国情报机构和瑞士银行帐户有联系的谣言四起。但是莫斯科出面干涉，莫洛托夫偏袒波克，贝利亚站在乔治斯库一边，使他俩免遭逮捕和处决。然而，清洗是在劫难逃。“莫斯科局”的三驾马车都被撤职。
1952年5月，卢卡被捕。1954年10月，卢卡被审判并判处死刑， 后被减为无期徒刑，死在监狱。波克和乔治斯库保住了性命，但是都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罗马尼亚是这个地区的唯一一个清洗是由斯大林发起，但又不是直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的国家。乔治乌·德治利用清洗消灭了所有权力的竞争对手。
这样，清洗从波兰、罗马尼亚，蔓延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最终在捷克斯洛伐克达到顶峰，席卷了整个东欧地区，而且愈演愈烈；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东欧的大清洗是冷战爆发、苏联加强对东欧控制的产物，是东欧照搬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步骤，为苏联模式得以在东欧确立清除了障碍。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是歪曲了司法制度，使法律成为施加政治迫害的工具；其次，在各党内部制造了相互怀疑的气氛，破坏了党的稳定团结；再者，无数起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这一切为后来东欧发生社会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