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基层民主建设风险管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风险管理论文,基层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2)04-0029-05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试验”，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不过，在一些地区和领域，虽然民主氛围、民主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新的民主环境下的民主生态关系并没有形成成熟运转的套路和体系；民主在形式上是存在了，但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与发展民主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使风险的形成和聚集具备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信息化和高技术化浪潮已经遍及普通党员和群众，在现代化的信息转换与交流平台的促动下，非主流的信息流动和信息交换将会大大增加，传统的党的基层组织在实现和推动党内民主建设中将会遇到更多更大的挑战。这些都表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风险管理，将会随着民主进程的加深而深刻表现出来。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国内对党内民主风险特别是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研究还不多见。借此，笔者对此领域进行认真分析和阐述。
一、风险管理观的选择与风险的聚类
风险，就其含义而言，就是未知的危险。我们在实践中，大多数人把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甚至是基层人民民主建设定位于“风险小”的一类。实际上，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层面，有很多事例说明建立风险管理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民主实践中，由于民主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权力的分配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民主的进程会使现有的体制、党员群体、利益和权力分配模式等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甚至出现矛盾和分歧。一些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矛盾或分歧，如果不能得以有效化解，就会不断升级，形成风险点。因此，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观是客观必然的选择。
1.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管理的模式选择
综合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和国外民主政治的有关经验，我们从简单有效的分析手段入手，用层次分析模式来解析党内基层民主的风险系统。层次分析法是根据系统原则，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不同类型、不同层级，通过比较明确的区分度来显示问题的一种方法。对于这种强调系统性的分析方法而言，层级与系统化是其关键部分。两者的析出与厘定是通过我们大量的调研、座谈和专家访谈之后对风险因子的聚类而确定的。通过归类发现，党内基层民主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本体性风险两大层级。
系统性风险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在全社会视域下的风险审视和解析；本体性风险则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本身所具有的限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内容之内的风险。本体性风险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遇到的技术性的运行风险。比如，程序风险、运行风险、策略风险、经济风险等。它的社会意义和战略意义低于系统性风险，不具有改变民主建设进程的效力和作用，作为风险防范体而言，是次量级关注对象，因此本文不作详述。
系统性风险是我们党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一种带有社会化意义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整体性风险。在层次分析法中，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系统性风险在风险管理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发挥着调控基本取向的方向性作用。这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2.党内基层民主系统性风险的分类及认定
系统性风险包括以下风险：
(1)导向性风险。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导向性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民主的武器化、民主的彻底化和民主的形式化。
民主的武器化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曾利用民主化浪潮作为瓦解不同发展模式国家的武器。美国在民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民主武器化的范式：尽管美国在民主宣传上轰轰烈烈，但他们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只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只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其改造的民主被赋予什么状态就无须顾及了。比如，菲律宾在马科斯时代民怨不息，而在美国政府看来，“按里根政府的标准，不管马科斯如何践踏人权，它也算是一个好政府。”①(P294)
彻底民主化则认为民主一旦施行，就会自然建立起民主的运行机制，用民主的方式割除一切积弊与沉疴。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民主。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其《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一书中认为，苏联东欧等国在1989年及其随后几年先后出现社会失控局面，就在于极端民主与彻底民主律动下的推手与变革。有一些人现在认为中国民主化可以“一步到位”，其基本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已经有多年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有条件使民主进程“一步到位”。
民主的形式化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以西方民主模式马首是瞻。殊不知，西方民主模式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其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内源性发展的产物。用西方传统民主模式来套中国社会，只会从不同角度上助长激进民主的运作。从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进程来看，套用西方民主模式非但未能产生民主建设的竞争力与源动力，反而加大了社会转型风险的危险程度。第二，民主的泛化。民主有没有边界?对于党的基层民主建设而言，“界限”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我们应该把民主作为解决关键的、重要的甚至是核心问题的主要方式，不能对民主搞盲目崇拜，更不能把民主泛化到各个领域。这关系到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信任度。
(2)体制性风险。这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风险。解决体制性风险的困难之处不同于导向性风险的表面化和直接化，体制性风险实实在在存在于党的基层组织民主建设的运转过程之中。它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主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制约与冲突。当前，党内基层民主的设计在总体上的思路是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为中心，以“四个民主”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建设。但是，在具体的形式以及民主建设的模式上，还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民主设计构架。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点，仍然属于探索的过程区间。各种试点与探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个别性和地方性特色使其无法成为整个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方向性选择。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试点应是对即将全面推开的重大政策措施的区域性试验，不宜在试点的路径上和时间上长期化，因为长期化的试点必然导致主要试点对象的丛生风险加大。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科学的民主设计是必要的，尽管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探索并保持灵活，但总的框架和大的模式结构必须明晰，形成有指导力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设计对于民主建设的整体推进，避免民主建设不均衡的区域性发展风险和路径选择的依赖性发展风险都有重要意义。另外，如何在党的基层民主建设中科学运用渐进性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渐进性一般指政策的渐进，这种渐进是由外部的推动力量的大小决定的。而这种渐进性过程，一旦转变成适应性过程，就会体现出一定形式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这种阶段性发展特征是由事物内在发展运动的特定规律决定的。阶段性发展是事物发展的飞跃或即将产生飞跃的表现，渐进性发展也是要以一个一个阶段性进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坚持渐进性原则与阶段性原则的有机统一，是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且基本的问题。
第二，民主进程与民主条件滞后之间的制约与冲突。党内基层民主在“四个民主”建设，特别是民主管理、民主选举上已经有了很多重要且有益的经验，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挑战之一就是民主进程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协进性矛盾。在基层组织中，一些民主的程序和规制已经在运转，然而党员干部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体系化，有很大一部分党员甚至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还不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进程中的发展需求与党员的民主价值观之间不能形成互动，不能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党内民主进程中如果没有党员民主价值观做基础和支撑的话，党的民主进程只能在程序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上徘徊。在民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民主观不同，许多方面的民主建设被形式化，甚至被歪曲化，并把一些非民主的方式运用到民主建设中。这显示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急需在实践中探索培育党员民主价值观的途径和方式，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协进性矛盾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点，这是关系到党的民主进程能否实现跨越的关键环节之一。挑战之二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与民主进程相关的社会配套保障制度建设的协进性矛盾。如何使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化是充分发挥民主作用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的民主建设许多情况下是民主的某一环节风光独好，其他方面却难以跟上步伐。从目前党内基层民主进程来看，实践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总体规划和设计，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民主建设进程不能完全同步，结果是不同地方各有特色，缺乏全面性的制度配套和制度保障。
(3)竞聚性风险。竞聚性风险是从风险的转换与运动的角度上显现出来的一种风险。竞争、聚集、放大是这种风险的主要特点。因此，对于从静态条件下的风险分析而言，这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党内基层民主进程中，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面临着竞争性风险的挑战。特别是在竞争性选举的环节上，党组织安排干部的传统渠道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竞争性因素融入党内基层民主进程之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是一种选择性风险。这种风险尽管在某个环节上看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本体性风险，但是在其存在的普遍意义作用下，会不断聚集与放大，进而升级为区域性甚至整体性的风险。从其发展的均衡状况的角度，竞聚性风险可以表现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比如一个地区的民主建设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因素，而另一个地区这种因素可能会弱一些。随着民主发展进程的加深，竞聚性风险的落差需求会促成两极化分野的格局，也就是一方面对竞争性民主的需求强烈，而另一方面对这种需求冷漠甚至排斥。两极化分野的危险在于形成民主需求的刚性与钝性的背反式分离。
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示就是：
一旦形成这种背反式分离，民主建设取得成效的区域就必然要不断扩大民主成果。如果民主发展需求的刚性越来越强的话，就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形成民主发展的势能，以强势的姿态掌握民主进程的主动性。这种势能的结果有可能形成民主刚性需求的“倒逼”风险，这是整体性风险中最应警惕和防范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的分配像财富一样，它也遵循着等级模式，只是完全颠倒了过来，财富总是积聚在社会的顶部，而风险却总是向社会的底部累积，即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②(P36)在竞聚性风险的形成过程中，泛化民主是一个关键环节，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基层民众先入为主地认识民主的概念、参与民主的进程。把民主的概念和民主的条件、发展阶段等内涵一般化、快餐化了，时时讲民主、事事讲民主，把民主的优势无限地放大到各个领域。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政治运作结构和模式的运行就会聚集成巨大的潜在性风险。
(4)交互性风险。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参与民主各方的交互活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参与方良好的交互，对于促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的民主建设氛围必不可少。在民主建设的交互方式上，网络的交互作用日益突出。
对于网络交互形式而言，按照有关专家的分类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即“完全联系、放射性联系、连锁性联系和环形联系。”见下图。③
a.完全联系 b.放射性联系 c.连锁联系 d.环形联系
网络植入性的存在是非常广泛、深刻的，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去参与和渗入各种交流互动的平台，以实现交互关系。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为“楔嵌”。网络楔嵌大致可以涵盖三种样式：一是条件性楔嵌。网络楔嵌不是无原则、无支撑的嵌入，而是一种平台化的楔嵌，网络的平台化是其他交互形式最为不及之处。网络平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网络参与者的普遍关联，这种关联必将导致关联各方利益的相互攸关以及平台信息信从程度的相互攸关，最终导致参与各方价值判断的相互攸关。二是维度性楔嵌。网络在参与者的判断和分析上，从来就是五花八门，这类带有普遍不确定判断的楔嵌，我们概括为维度性楔嵌。网络楔嵌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能是多维化的趋势，尤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和认识会产生相对性的聚集和绝对性的离散混合交叉的特点。不管什么问题，网络中基本的二维判别的分离化以及高度离散的多维判别角度，使得网络楔嵌具有广阔的解析空间，同时也具有高强度的解析难度。三是功能性楔嵌。网络楔嵌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网络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或武器。在特定条件下，网络楔嵌可以为某类政治目的服务。网络楔嵌在成为普通党员干部群众最为熟悉、最为广泛接触的交互方式后，战略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像给他人电脑中植入木马程序一样，作为锐利的武器攻击目标，达到政治目的。网络楔嵌的重要意义在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之后，国内一些地区一度食盐短缺的事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楔嵌的存在，使信息沟通的依存度得以强化，其楔嵌造成的关系越紧密，影响效应就越大，其可控性和传播速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重要的风险因素。
二、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发展及变化趋势
1.党内基层民主的风险是以阶段性渐进的方式发展变化的
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其深刻的阶段性特征，党内基层民主风险也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对党内民主风险，特别是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深化。党内基层民主风险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不完整。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相当多的人认为风险小、保险系数高，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不确定性和隐性因素往往没有引起重视和关注。同时，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性研究不够突出，也是造成对党内基层民主风险认识受到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认识本身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认识正是阶段性的表现之一。第二，系统性风险抑制。现阶段，由于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属于初级阶段，一些重大的政策措施还在进行试点和探索。党内基层民主本体性风险的表现力比较强，无论从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程度还是发展规模都没有达到系统性风险全面显露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性风险受到了条件的抑制，只能蕴藏在本体性风险之后，但是其保持着积累效应和后发弹性。一旦时机成熟，将进入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这种抑制就会被打破，形成显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是把握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坚实基础。
2.社会矛盾的锐化程度是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风险元素
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同基层人民民主建设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挑战，即社会矛盾的发展对民主建设进程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力。现阶段，社会矛盾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种利益及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党内基层民主风险的社会化趋向已经成为党在民主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党内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将民主运用到解决基层的难点问题中去。从当前的一些事件来看，社会矛盾的锐化程度在加深。无论是村委会选举，还是党支部领导班子的选举，由于在基层民主进程中的社会化融入，社会矛盾锐化程度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3.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重大调控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价值体系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对于党内基层民主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最有调控力的非制度性因素就是以社会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化，民主的需求与民主的推进都需要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寻找理论支持和现实保障。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基层对民主的认同以及推进的要求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民主土壤的缺失与基层对民主调控能力的担忧也随着民主的发展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的出现，将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进而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将把系统性风险推到社会秩序建设的层面中去。这种风险形成的路径一旦实现，就需要在社会价值体系上做出回应。这对于社会秩序建设而言，需要未雨绸缪。
注释：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马科斯王朝[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②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③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