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柳和城
(上海作家协会，上海 200040)
[摘 要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 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关键词 ]张元济；支那教案论；四部丛刊；续藏经；道藏；碛砂藏
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以及生活方式。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在他的同事、友朋中，耶稣、佛祖或元始天尊信奉者与宗教研究者不乏其人，他们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创造出一系列文化成果。我们从中能梳理出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
译书院——特班——《外交报》
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清政府革职并“永不叙用”，李鸿章把他推荐给盛宣怀。张来到上海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第一部印行的书就是与基督教有关的《支那教案论》。该书原名《在华传教士》，英人宓克著，是严复涉足译坛的第一部译著。1892年严复翻译完成后，没有正式出版，其手稿即呈送给李鸿章，以后其手稿本和副本则在官绅中广为传阅。张元济1899年3月29日致信严复，告以南洋公学将设译书局，欲印宓克《教案论》一书，请严复作序。
现如今，更多的企业在绩效管理中采用KPI方法。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利用预测劳动生产力目标，使企业发展战略目标量化，从而转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任务。而将KPI应用于工程绩效管理中，能够提升工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企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清末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百姓多有矛盾，引发过许多“教案”，直至庚子义和团排外和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严复于1892年翻译《支那教案论》，撰写了提要，介绍该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客，还撰有按语九条。《提要》说：“时长江教案蜂起，作者盖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通，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故著是书以讽之。”大旨谓华人“崇尚虚无，散布流言之积习”，“为教案之媒”，而“教士处置之失当”，推波助澜，“助于兵戎，坚以盟约”，导致“华人仇耻之念，而自塞其流行之机。”严复说：“观书中所论，天主教士不愿受法国保护；英国大牧师斯考德谓教士在内地契掌产业，为不尽合公法。似彼教中人未尝不深思远虑，而幡然欲变其计。”[注] 严复：《支那教案论提要》，《支那教案论》原书。 原作者持论较为公允，对传教士在华传教引起华人仇教、自己堵塞传教之途的现实没有回避。南洋公学译书院根据盛宣怀指示，所译大都为兵书、工程、法律或卫生类实用性书籍，唯独这一部张元济进译书院后决定“欲印”的书是社科类图书。
1900年初，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印书”一条中写道：“沪上印书，自以商务印书馆为最。……美华书馆工作亦佳，惟墨守教规，不肯承印兵书，且言明出书甚迟，故虽有他书，未与商办。”[注] 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支那教案论》无疑为商务印书馆承印。同报告册开列己亥年印成出版之书十种，《支》书在内，且印数2000部为第一，远超其他九种印数500或1000部的记录。
张元济主张宗教自由，各种宗教平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少见的，因此他首选《支那教案论》出版决非偶然。
《碛砂藏》虽非商务出版，但理事会实际主持印行事宜的费范九，本是商务印书馆同人。费范九，名师洪，江苏南通人。精通佛学与书法绘画，1928年5月进商务编译所出版部，后任美术部主任，直至1954年退休。1940年代前后曾协助张元济校勘古籍。叶恭绰在《碛砂藏》序文中称，理事会常住为费范九一人，洪织毕采访摄影，奔驰各地，历时三年。主持影印《碛砂藏》工作任务十分繁钜，理事会只管食宿，没有工资。费范九全不在意，兢兢业业投入其中。该书预订时东方图书馆刚在复兴之中，就表示支持，预订了一部。这也可视作商务印书馆成就此造福文化的一段“佛缘”。
1901年时，张元济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他主持特班招生口试，问应试学生黄炎培：“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黄回答：“我没有信什么宗教。”张答以“好。”后黄被录取。这透露出张元济的办学思想与教会学校是不同的。那时他与蔡元培、梁启超、汪康年等随马相伯先生学拉丁文，“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又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语。”[注] 张元济：《马相伯先生年谱序》，同上，第416页。 马相伯实际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科学与宗教并非像世人所认识的那样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张元济未作评论，只说给自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有一点很明确，张元济将基督教派中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仅言祸福感人者，一类是像马相伯这样的有学养者。1934年3月他在纪念徐光启的一篇文章中，对天主教和徐光启这类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也作了肯定的回答[注] 张元济：《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册书后》，《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原书。 。
特征特性：中晚熟品种。在适宜种植区生育日数83天左右，适宜鲜食或炸片、炸条，株型直立，株高60cm左右，植株繁茂，生长势强。叶淡绿色，茎绿色，开花正常，花冠淡紫色，花药橙黄色，子房断面无色，无天然结实。块茎圆形，白皮白肉，芽眼浅，结薯集中，平均亩产1957kg，商品薯率89%以上。干物质含量22.67%，淀粉含量12.2%，蛋白质含量2.11%，维生素C含量23.1mg/100g鲜薯，还原糖含量0.13%，食味品质优良。抗晚疫病，抗PVX、PVY病毒。适宜黑龙江各地春季种植。
对于“教案”、基督教乃至宗教的认识，在他与蔡元培创办的《外交报》得到充分反映。张元济在《外交报》第一期“叙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文明排外”：“吾闻日本政界有‘文明排外’之论，是何言欤？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之效。”“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自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文野之别岂在质性？”“当世君子诚欲审国势，诇外情，出文明之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于吾此报当不无涓壤之助”[注] 张元济：《<外交报>叙例》，《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1页。 。
近代以还，国人心理中自大与排外的壁垒并未打破，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外交报》企图拆除人们心理上的这道防线，这应该是对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人盲目排外情绪的反拨。基督教传教问题成为《外交报》所关注的主要热点之一。《外交报》设有相当于现代报刊“社论”的“论说”栏目，有人统计，《外交报》共计300期，“论说”接近300篇，这些由编者撰写或代表编者意见的文章，涉及基督教的就有14篇，占总数的5%强，中心议题也是“教案”[注] 参见吕明涛：《张元济与近代基督教——以<外交报>为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
在纽约的宗教问题演说
张元济1910年作环球考察，11月25日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有过一场精彩的演说，主题 为“耶教与今日中国”，称之为宗教问题演说也不过分。
他开宗明义说：“今耶教在中国境内，经各国教士竭力传布，而推行不甚广远，且本国人民感情甚恶，时时有仇教之举动，而政府与社会两方面均不能就根本上解决。此事甚为可虑。”[注] 张元济：《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演说大意》，《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161-163页，下同。 张回顾了明末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建立徐家汇天主堂；刚在罗马教皇皇宫看到明代皇太后致教皇国书，清代传教士充任朝廷顾问等等历史事实，指出：“顾何以在当日则顺利如彼，而今日则挫折若此？今日中国人一闻耶教之名，且有避之若浼者，是非无因而然也。”张元济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传教之事载入条约，“城下之盟，人皆耻之”。“此为民教不和最初之根。”第二，在华传教士多系外国教士，“与吾国人民最易发生恶感情。”
最后《影印续藏经启》指出重印该书的意义：
张元济认为，传教载入条约，此层目前不易挽回，然而解决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恶感情”，应该更改外国人在华传教办法。他说：“中国人自己传教，自能熟知中国人之性情。则凡教中之仪节、言论必能善为因应，使其易于推行，不致受种种之抨击。间有莠民投附，察知其人并非真心悔过者，可以拒绝。即已入教，亦可随时摒斥。……”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留学生身上。“若我国留学生之信奉耶教者，肯以传教之事自任，则外国教士自必引身自退。”张元济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
现在本国无识之人占大多数，与教会之恶感情积久且深，一时不易消弭。诸君子既信耶教，耶稣舍身救世，诸君子亦必有舍身救国者。诸君子出而传教，其始必大有危险。然以诸君子信道之笃，爱国之诚，鄙人敢信诸君子即殒身丧命，亦必不惜。诸君子可以先行宣布，万一不幸遇有此事，但求国家按律治理，无所用其赔款，更无所用其割地，甚且可以援耶稣爱仇之意，不必杀人。以至诚之心感人，人未有不动者。传教中人果能如是行之，数次而后，而谓仇教之人有不自惭而感化者，吾不信也。
如果说《续藏经》印行还比较顺利，那么借印《道藏》有点像唐三藏取经，历经曲折。
《四部丛刊》中的佛道书
张元济的宗教观更多地反映在他的出版实践活动中。
采用动力学求解器进行仿真，总仿真时长为0.000 2 s。计算结束后分析导线仿真模型对于方案2设定的外部加载的响应，提取芯棒中心单元绘制应力时程曲线，如图10所示。由图10可以看出：在加载过程开始后，芯棒、外层铝股的应力快速上升，很快达到最大值，即达到最大应力状态；而后随着时间推移，铝股间出现相互作用，应力出现震荡并逐渐达到稳定。
《四部丛刊》是张元济主持辑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1919年至1936年先后出版初编、续编与三编，共计收录经史子集重要古籍468部，2万余卷。其中佛道类书籍有21部，列表如下：
ESP理论融入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是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这既能使课程符合学生需求，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又能促进教师成长和学生的专业发展。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注] 张元济等：《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全集》(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这是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为“古书续命”的指导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当然包括佛道典籍在内。他对佛经的了解胜过常人。1939年1月他在《德诗汉译·序》中说：“昔尝读《玄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事润色。盖两国文字性质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难其慎也。”[注] 《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414页。 《玄三藏法师传》即《四部丛刊初编》中的《大唐西域记》。此书的价值已众所周知，张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老子道德经》等道家经典，《初编》采用的都是宋明最佳版本。《续编》《三编》张元济对许多书撰写了跋文。佛道著作就有《龙龛手鉴》《景德传灯录》《文始真经》《通玄真经》《新雕洞灵真经》《镡津文集》与《参寥子诗集》等数部，有的还有校勘记。跋文除交待版本情况外，常常阐发自己对书籍内容的看法，涉及宗教观的论述最富代表性的当数1936年撰《四部丛刊三编·镡津文集》跋，云：
除公共课和理论性很强的基础课外，其他课程都是校企双方共同授课，校内教师讲授基本理论，企业老师讲授专业技能。以草坪养护方向的核心课程《高尔夫球场草坪建植与养护》为例，本门课程理论部分由校内教师讲授，实践部分在企业完成，学生学到的不是单一的操作技能，而是整个草坪建植养护的综合技能，经过一个周期的学习，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掌握了高尔夫球场草坪草养护要点的基础上，理解了草坪草生长规律，掌握了各项操作技能，为今后从事各类草坪养护奠定了基础。
世界大通，教宗互峙，理无独胜，事有相资。我国崇儒，儒宗孔子，孔子之言曰：“有教无类。”佛入中国殆二千年，涵濡浃洽，亦无远弗届。余不学佛，而深以排佛者为骄为隘。窃尝谓儒无不可佛，佛无不可儒。岂惟佛然，即凡同于佛而自外至者，亦无不然。余读沙门契嵩之文，而深喜其合于斯旨也。人既有其所信仰，遇有起而非之者，自无不可发挥己见，以求其理之得伸。陈舜俞为契嵩撰《行业记》曰：“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仲灵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由是排者浸止。而后有好之甚者，则信乎其理之自有可伸者在也。”《四库总目》既录其书，而讥其恃气求胜，与儒相争，反复强辩，援儒入墨，此诚不免囿于一孔之见，非今日之所宜言。因于是集印成之日，而为之辨正如右。海盐张元济。[注] 《张元济全集》(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7页。
《镡津文集》，宋代释契嵩著。作者属禅宗云门宗，博通儒佛，对于当时儒家的排佛论力加反驳，而倡导儒佛一致论。张元济显然赞扬作者这一观点，引申为“儒无不可佛，佛无不可儒”。《四库总目》站在儒家一统角度批评契嵩“恃气求胜，与儒相争”。张元济认为，“此诚不免囿于一孔之见，非今日之所宜言。”儒学其实并非宗教，孔子也不是超自然之神，但是千百年来统治者“独尊儒术”，把儒学抬到宗教的地位。今日“世界大通”时代，“教宗互峙，理无独胜，事有相资”，这是张元济早年宗教平等思想的延伸。
《文始真经》，关尹子著，道家的一部经典。作者将“道”广阔无边的本意天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此经阐述宇宙和自然规律，以养性为中心思想，书中不少警句，成为流传很广的人生格言。如“勿轻小事，小隙沈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等等，是上古先民长期的经验智慧积淀。张元济很重视这部书，取来六种版本，“一一对勘，知不同出一源。然是本讹误，足资订正。其他各本，有前后错乱者，有全章脱漏者，有增益数句者，亦有文字互异而不能定其孰是孰非者，今录为《校勘记》，附列于后，庶读者参观互鉴，得一书，不啻兼得数书也”[注] 张元济：《文始真经跋》，《张元济全集》(第9卷)，第375页。 。
《续编》中《雪窦四集》是宋代僧人重显的文集，张元济亲自撰写销售广告：“《四库》著录，《祖英集》二卷，宋释重显撰。《提要》称：‘重显戒行清洁，其时多语涉禅宗，胸怀洒脱，韵度自高。’又称其‘风致清婉，非概作禅家酸馅语’。是为南宋宁宗时刊本，于《祖英集》外，又增《颂古》《拈古》《瀑泉》三集，均为《四库》未收之书。”[注] 《申报》1934年10月21日。 实际上也是一篇精粹的跋文。
发起影印《续藏经》
1922年，张元济在一封致傅增湘的信中说：“一年以来，南北学佛诸子怂恿敝处影印续《释藏经》，并以宏法大愿广为说法，认购者亦已有百数十部，责望甚切。敝处业已允从，将于来月发售预约，而《道藏》预约亦将同时发售，道家势力似不如佛，所有销路恐不免被其侵占。或又谓释、道两教截然不同，销送各殊，不至遽有妨碍。究竟如何，殊难预测，应请吾兄代为察度。如尊意以为无碍，自当同时发布，否则宁迟毋速，缘此书预约含有孤注之势，若一发不中，我公责任固重，敝处亦措置较难，故不能不慎之于始也。”[注] 1922年8月19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载《张元济全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7-308页。 张元济把宗教典籍视作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重在传承，不让其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消亡。但作为企业，又不能不考虑营利，发售预约乃是通行的模式。先说《续藏经》。
《续藏经》又名《卍续藏》《大日本续藏经》，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间，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编集，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辑编刊行。所收多为中国南北朝至清代佛门撰述的珍籍要典，其中不少在我国久已失传。该书总计收经1659部、7143卷。《卍续藏》印成后，存书与底版毁于大火，流传不多。1922年10月5日，《申报》刊出商务印书馆将影印《续藏经》的消息：“《续藏经》一书刊自日本，流入中土，为数无几。今则版已被毁，搜求更艰。本埠商务印书馆得远近诸信士之同情，有照原书影印之成约，现已刊就，样本分送各界，广招预约，准备印行也”[注] 转引自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
实际上一年前商务已将印行《续藏经》提到议事日程。张元济1921年9月30日日记有详细记载：《大日本续藏经》著作者950余人，1750余册，7140余卷，151000余叶。“别为十门，六十三类，分七百五十本。另附总目五卷。”[注] 《张元济全集》(第7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69页。 1923年12月，《续藏经》以上海涵芬楼名义影印了500部，每部分三编、751册，分装151函。首册有一篇包括张元济在内64位各界名流联署的《影印续藏经启》，详述佛教传入及在华的演化，介绍了佛教宗派和经典“大权妙用，殊途同归”的特点。接着，阐述佛学典籍的盛衰与日本藏经书院出版《续藏》的经过：
综上十宗，撰述宏富，导源于晋代，极盛于唐时。载在僧传，渊源有自。允宜编入论藏，同为法宝。顾自隋唐而降，三藏圣教，颁自皇家，非奉詔敕，莫能增入。唐季会昌之厄，藏外流传之本散佚殆尽。吴越国王求天台教典于高丽，宋慈云大师请于时宰，奏编入藏，师资传习，于今为盛。清凉国师之《华严疏钞》，宋时来自海外，至明季而始入藏。此外名著，当北宋承平之世，即已隐显参半，重遭兵燹，悉就沦亡。明清间诸大德展转访求，不获睹其只字，所为扼腕太息者也。前清末造，海禁大开，乃知诸宗佚著流传于海外者，犹十存其四五。日本明治间，彼国藏经书院既以明藏排印行世，复搜罗我国古德撰述之未入藏者汇辑成书，号曰《续藏》，为一千七百五十余部，为七千一百四十余卷。凡三论宗嘉祥之论，法华宗南岳之文，法相宗慈恩淄州濮阳之书，华严宗云华贤首圭峰之作，密宗善无畏不空一行致译著，律宗南山相部东塔之章疏，净土宗昙鸾善导之遗编，俱舍宗普光法宝之杰构，与夫梁之光宅，隋之净影，唐之法眼，宋之四明慈恩孤山灵芝之述作，皆赫然在焉。凡此诸书，绝迹于中土者，远或千有余载，近亦六七百年，苟得其一，珍逾球璧。今乃萃数十百种于几案之上，恣吾人之寻讨，可不谓非幸欤！
后一因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外国人不能确知中国人的性情与习俗。耶教救世宗旨，本以拯救人之罪恶为出发，凡来归者无不容纳，因此良莠参差。莠者“有时恃教为护符，而其行为益加恶焉”，由此“对教会发生第一恶感情矣”。(二)传教士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本来就感到不平，而传教士雇佣的中国人也可享受这种权利，“人心愈为不平”。“于是对于教会又发生第二恶感情矣”。(三)“因教案有杀人赔款割地之事”，虽则原因多样，但国民看到这些因外国人传教而引起，“于是对于教会发生第三恶感情矣”。
1929年8月，张元济在庐山收到栖贤寺方丈含虚上人来信，邀请张访问该寺，拟商印寺中珍藏的《五百罗汉图》[注] 现藏于庐山博物馆，原图有200幅，现存112幅，每幅纵2.14米、横1.25米。 。这是康熙年间许从龙所绘大幅阿罗汉佛像，有110余轴，“神出其妙，世间希有”，方丈“拟哥罗板印成梵夹本，以广流通”。张元济以“此行不克造访，异日重来再商”，谢辞邀请，印行罗汉图的请求当然也未实现[注] 1929年8月含虚上人来信及20日张元济在信上的批注，载《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第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1页。 。
发起人都是政界、学界、工商界与文化界的名流，不乏南北学佛诸子。其中来自商务印书馆者除张元济外，还有任绳祖、朱元善、孙毓修、蒋维乔四位，均为编译所成员，蒋维乔还是一位著名佛学家。《续藏经》印行500部，仍然不多，几十年后存世者已成凤毛麟角。1990年台湾新文丰书局以《大日本续藏经》书名出版影印本，精装150册，再次为其“续命”。
借印《道藏》的曲折经历
张元济的这篇宗教演说，肯定基督教救世宗旨及与人为善的基本教义，希望“基督教造福于中国”，是他早先宗教平等与“文明排外”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道藏》这部道教经典总汇，不仅收有道教经典文献，而且是一座研究东方哲学、艺术、科技和史地的宝库，其学术价值极高。《道藏》成书于赵宋皇朝，金元时散佚。现存的《道藏》是由明成祖永乐年间奉诏编修，英宗正统时校正增补刊成，俗称《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年间，又编成《续道藏》。此书历经沧桑，20世纪初国内仅剩下北京与上海的白云观各保存着较完整的一部。商务印书馆借印《道藏》始于1918年初，傅增湘与罗振玉则是积极推动者。
1918年3月29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印《道藏》事别约发起人及招股等应需费用，可由本馆支给。惟叶数必须确查，方能定价。来示谓先查一柜，推知其余，恐有未妥。最好派人抄一清账(或即用汇刻书目)，注明某书若干叶。若仅云某柜若干叶，则承办之人并不逐一检点，我处信为实数，则将来太费周折矣。如需用二、三十元，可请伯恒照付也。惟此事必须速办，定约、备案、发起招股，最好乘公在职之日，省事许多。”[注] 《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289页。 当时傅增湘任教育总长，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道藏》在沪借印当然最方便。5月间，张元济向上海白云观阎道人商借，还看到了藏书，检查了卷叶。6月3日张元济在一封致罗振玉的信中说：“印《道藏》事已就此间白云观残藏，实点叶数，虽非全豹，卷帙实所缺无几。按现见叶数推加，大约不过于万叶，较沅叔所言于伍万叶，已少三分之一，差易为力矣。如何印法须弟到京后与沅叔诸人一决。”[注] 《张元济全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63页。 张提出请罗与王国维、沈曾植参加发起。北京白云观的陈毓坤道人来沪，张元济也请其向上海白云观阎道人疏通。但阎道人以沪观董事会持有异议，拒借此书，以后又托词避开，不予理睬。
三组被试的自尊水平差异不显著，是本研究采用的整群随机分组方式造成的。 本研究的被试同为医学影像专业，在入学时他们被随机分到10个班级中，在确定被试接受何种实验处理时，研究者以班级为单位，随机将这10个班级分配到三个实验处理小组，这种整群随机分组的方式确保了被试相关特性在三个小组中的均匀分布。
从及物动词的内部分类看，“买”是只能带体词性宾语(名词、代词、数量词)的动词；根据语义的主要特征和与之相关的语法特征，动词“买”属于动作动词中的弱持续动词；从动作行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角度看，“买”属于自主动词，从语义上说它是能表示有意识的或有心的动作行为的动词，即“买”这个动作行为是能由动作发出者做主、主观决定、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
1918年8月张元济到北京，一来参观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参加座谈，二来为借印《道藏》事向北京白云观接洽。8月6日张元济日记记载：
午后偕沅叔往访白云观陈道人。谈《道藏》事。拟告以沪观一部，拟抽给津贴，亦无允意。陈甚难商。京观一部可否商一变通办法，运至上海可以向两部立案，沿途饬官保护，作为官事办理。或由观派人同往监看，均无不可。道人云，已于廿日前去信与陈。再候十日，如有回信不允，拟再追一信去。余言，如有办法，可再函商。如系空言，似不必再渎，不如就在此商定办。道人亦无言。[注] 《张元济全集》(第6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0页。
陈道人考虑书籍运至上海不方便，建议还是用上海白云观的那部为好，他愿意帮助去信恳商。道理不错，但上海白云观道人提出要商务募捐修葺三清殿。付借印费是应该的，但要承担数千元修葺款，未免有“敲竹杠”之嫌。商务严正拒绝。张请傅增湘转商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从中斡旋，也没用。傅增湘建议用官方力量强迫道人出借，张元济认为此策“断不宜用”。于是暂时放弃影印《道藏》的计划。
荏苒数年，1922年由傅增湘在北京与各方接洽，终于跟北京白云观签订借印契约，由京观提供《道藏》底本，商务京华印书局承担照相。为加快速度，有400多册残破本，准备借至上海照相，但遇上了麻烦。张元济告诉傅增湘：“《道藏》残本陈道人忽有怀疑，自不便过于勉强。惟在京先照，只可先留底版。此时预约，究竟能售多少，殊难预料。此层似不必与道人说破，但告以在京照相，转寄上海制版，且事实亦正如此。运纸入京税重，装订本子工人不敷，均不能不就上海办理也。伯恒、炎佐两兄处已去函告知，仍祈就近接洽为幸。”[注] 1922年9月9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308页。 经傅增湘奔走疏通，终于解决了问题。
张元济邀集南北著名藏书家、学者、名流13人，组成《道藏》出版委员会以壮声势。《重印正统〈道藏〉缘起》云：
道家之书荟粹成藏，始自六朝。历唐、宋、金、元，递有增辑。卷帙繁夥，靡可殚究。其详见于至元十二年《道藏尊经历代纲目》刻石。至明正统十年，重辑全藏，以千文编次，自天字至英字。万历三十五年《续藏》自杜字至缨字，三洞四辅十二类，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册。经厂刊版，率用旧规。传至有清，旧庋于大光明殿，日有损缺。迨庚子之乱，存版尽毁。各省道观藏本亦稀。京师白云观乃长春真人祖庭，为北宗灵宇，独存全藏，几成孤帙。虽经、箓、符、图，类属晚出，而地志、传记，旁及医药、占卜之书，或出晋、宋以前，或为唐人所撰。清代《四库》既未甄收，藏书家亦鲜传录。其中周秦诸子，半据宋刊。金元专集，尤多秘笈。乾嘉学者研索及斯，只义单辞，珍侔星凤，采辑未竟，有待方来。至若琼简琳文，玄言毕萃，非资博览，曷阐真源。宗教学术，所系重已。仆等远怀神契，近闵颓波，深惧古籍就湮，幽诠终閟。因议重印，用广流传。经东海徐公慨出俸钱，成斯宏举。特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专承印事。合并梵夹，改为线装。摹影校勘，三载克毕。海内闳达，尚垂察焉。[注] 发起人：赵尔巽、康有为、李盛铎、张謇、田文烈、董康、熊希龄、钱能训、江朝宗、梁启超、黄炎培、张元济、傅增湘。见《张元济全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9页。
其工程量极大，京华印书局难以承担全部从照相、制版到印刷、装订的任务。张、傅反复商议，决定照相在京进行，其余在沪进行。经过努力，自1923年10月到1926年4月，商务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的《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终于印成。原书梵本装，现缩改为石印六开小本，每梵本二叶并为一叶。全书凡1476种、1120册，共印100部。后来商务又选印其中部分书籍，称《道藏举要》，全10类，176种，398册。
《碛砂藏》及其他
张元济等发起印行《续藏经》与《道藏》后，不时有人请他继续印行各类佛道文献，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
其中,ΔCS 和ΔPS 分别表示在外生变量冲击下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福利变化量。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可以分解为ΔCSd 和ΔCSm ，分别表示消费者在消费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时的福利变化。生产者福利的变化也可分解为ΔPSa 和ΔPSb ，分别代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生产者的福利变化 和分别表示市场初始均衡时的国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和目标价格分别表示市场初始均衡时国产大豆需求量、试点地区大豆供给量和非试点地区大豆供给量 表示进口大豆需求曲线的垂直移动量。
惜《续藏》出版之始，我国人士不知底蕴，未解购求，流入中土者才四五部。近年北京大学校、浙江藏书楼又各购一部，而彼国藏经书院不戒于火，印存之书悉成灰烬。比年佛教渐昌，同人以重价求其烬余之本，已杳乎不可复得。盖中土久佚之要典，阅千百年而复显于世，昙花一现，又将日渐澌灭矣。同人惄焉忧之，爰商之商务印书馆，先将《续藏》重为影印，以饷当世。《正藏》开印，列为后图。斯诚难遇之奇缘，希有之盛举，非徒学佛者当封为瓌宝，抑亦好古者所乐于观摩。南北诸大刹虽有龙藏，苟无此书，则如千寻楼阁不设阶梯，何由升堂而入室？欧美诸名流方留意于远东文化，苟无此书，则于东方学说缺而不备，何由竟委而穷源？盖是书一出，而我国魏晋六朝隋唐以来师师相承之旨，如日再中矣。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将于是乎赖。[注] 原载《续藏经》第一册，原书。 64位发起人(姓名先后以笔画为次序)为丁传坤、王震、王竹怀、王宗祐、王雷夏、史一如、江杜、任绳祖、朱芾煌、朱元善、狄葆贤、李开侁、李燿忠、李国松、沈曾植、沈煇、吴永、林志钧、周奋、胡翊儒、胡瑞霖、范古农、徐文蔚、徐亮羲、徐乃昌、徐鸿宝、梁启超、夏寿康、夏继泉、夏敬观、马一浮、马其昶、秦少文、庄蕴宽、陈裕时、陈汝湜、梅光羲、许丹、陶珙、程德全、冯煦、黄炎培、黄群、黄士复、孙厚在、孙毓修、汤芗铭、张謇、张一麐、张志、张烈、张圆成、张元济、刘承幹、诸宗元、蒋维乔、邓高镜、欧阳柱、蔡元培、韩德清、简照南、简玉阶、简英甫、关别樵。此启为新发现的文献，《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年谱长编》均未收录。《王一亭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蔡元培全集》等相关署名人文集、年谱，也不见此文记载。
实业家聂其杰(云台)是一位佛教居士，1930年致信张元济商印佛教禅宗史书《五灯会元》。张元济复信说：“承示令友发起重印《五灯会元》，此书为宗门要籍，洵宜广印流传。惟蒙嘱用仿古活字重排精印，自当代为效劳。第查敝馆仿古一类甫在试制，缺模甚多，今若《五灯会元》分量颇重，悉用仿古排印，恐穷年累月不易观成。弟等以排印不惟费时，即校对亦极困难，不若改用善本影印，美观而又省事，易于告成。最好由尊处向刘公鲁君商借，用其所藏复刻宋本，缩印六开本(照附上径山本影样)，则同一精美而成本较廉。特属敝馆同人袁佩壬君趋诣承教，如何之处统祈详加指示。”[注] 1930年3月6日张元济复聂其杰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10页。 建议改排印为影印，连影样与底本都选好，考虑得十分周全。此书是否印成，不详。印行成功、意义也最大的当属煌煌巨制《碛砂藏》。
《碛砂藏》全称《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诸藏汇编，因开雕于宋理宗时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而得名。该书的雕版刻印，历经宋元两朝，历时长达93年。全藏收录各种佛教典籍1532部、6362卷。《碛砂藏》内容丰富，卷帙浩繁，例目清楚，便于查阅，为佛教研究全面、系统的经典汇编。该书集后汉、晋、隋、唐、宋、元历代翻译、撰写佛著的学者名流约400名，其中唐玄奘的译著数目最为显著。全藏所收比来自日本的《续藏经》多出数种重要经卷。每函起始的扉页都有释伽牟尼说法图，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其中还有“陈升画陈宁刊”“杨德春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等等刊记，反映出当时手工业与物价、货币等状况。据研究者介绍，其版画画风与杭州大万寿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的扉页画完全相同，受到西藏与西夏佛教美术的影响很大。雕刻技艺高超，书法造诣精湛，其版本、文献、学术价值极高。
《碛砂藏》传世极少。1931年夏，朱庆澜将军在陕西赈灾，发现西安卧龙寺、开元寺藏有保存基本完好的大藏经。回沪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叶恭绰、蒋维乔等商定，发起“影印宋版藏经委员会”，聘请张元济为名誉理事。据是年秋该委员会致张元济函云：“我国仅存亡宋版藏经，希世之宝，于艺术为国粹，在佛教为法典，保存流通，允宜并顾。爰特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于本月9日在上海开筹备会，通过会章”。该会名誉理事36人，有弘一、于右任、林森、唐少川、张难先、傅沅叔、戴季陶、印光、王晓籁、易培基、庄思缄、黄炎培、蔡元培、谛闲、李石曾、陈铭枢、叶楚伧等[注] 原件，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页。 。委员会当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二八”之难，商务无法像当年印行《续藏经》那样承担此任务(后来连代售和储存都不得不谢辞)，因此影印宋版藏经会自己在陕西拍摄后到上海印制。
很遗憾，Husqvarna品牌仍旧属于摩托车世界中的小众，更多人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还处在最为基本的阶段，甚至能准确拼写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已算是相当难得了。不过，如果能亲身体验悬挂Husqvarna标识的摩托车，尤其是VITPLINE家族的车型，那么就能明白这个瑞典摩托车品牌的独到之处了。
原书有200余卷残阙，委员会各处采访宋元精本力争补足。范成法师在山西广胜寺访得一部大藏经，样本带到上海。1933年10月1日，叶恭绰在寓所请影印宋版藏经会成员与几位版本专家鉴定，“以备《碛砂藏》选择补用”。到场有朱庆澜、徐乃昌、蒋维乔、董康、张元济、夏敬观、赵尊岳、袁同礼等。“董氏评定为北宋初年所刻。张氏谓，字体稍有棱角，疑南宋或金代所刻。而其刻法及印纸，全属北派，则诸氏所公认。”[注] 《最新发见古藏经，题文从未见著录》，《申报》1933年10月3日。 这是张元济参加《碛砂藏》印行的实际工作之一。
1906年张元济以“开复原官”后的学部员外郎等身份，被招到北京起草了一系列学部和外务部的文件。其间，他在上书里明确主张，“外人所设学堂之学生，必有归依彼教者，一律奖励”。“取耶教学生考试合格者，照将来改定章程一律奖励”。他认为，“方今各国教育几无不与宗教相杂，实积千百年之阅历始能及此。”他从南洋公学一些信教的华人教员的情况说明：学部所定章程中有“春秋释奠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实已糅合宗教、教育为一，与上文所言教育公理及近日全球公许所谓信仰自由者未免不合。”[注] 《张元济全集》(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32页。 此章程实含有凡不拜孔子者，即不得入学堂。既然基督教有教会学校，那么僧人办学也应得到鼓励，“可以图风俗之改良。佛教虽衰，然在下流社会势力犹盛，若僧徒稍有普通知识，必能启导愚民，减杀迷信”。张元济同时主张“至道教亦可仿照并办，似于宗教教宗前途不无裨益。”[注] 张元济：《为寺庙办学致学部堂官书》，同上，第45-46页。 对不同文化习俗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本是维新变法以来时代潮流所致，在张元济身上则表现得十分突出。
C大调钢琴奏鸣曲K330是莫扎特中期所创作的奏鸣曲，此时的莫扎特还没有遭受母亲的病逝和生活的拮据与窘迫所带来的伤害，因此他对生活还是充满着信心与希望，作品也是洋溢着青春欢快的气息。
全书影印共耗资23万余元，充满艰辛曲折。1933年5月开始发售预约，先后分十二次出书，1936年全书出齐，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全书计591册，合成59函，共印500部。另有目录、附件2册，印1200部。
拒印《洞冥记》
张元济退休后，经常收到认识或不相识的人来信求助出版著述，他几乎有信必复，或批转编译所认真答复。只有一位例外。1929年12月一个叫孙锵(玉仙)的熟人来信，荒谬地要求商务印行10万册《洞冥记》，可以立致太平，当即遭到张元济的拒绝。
在用户担心余额宝的自身潜在风险的时，阿里巴巴正在努力加强用户的资金提供安全和保障。例如发表承诺，如果客户账户资金被盗，支付宝方面将承诺全额赔偿。
《洞冥记》是什么书呢？它不是古小说《汉武洞冥记》，乃是1925年新出的一种扶乩书，宣扬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作者仙谷子为民间宗教罗教的道首，道门同善社与一贯道热衷传播该书。张元济严厉回绝了孙锵：“影印《道藏》确为弟在商务印书馆时所主张，然意在存古，而不在于布教。……至于弟之宗旨，则以处今之世，人欲横流，凡贪货纵欲之徒，无不大行其道，断非天堂地狱之说所能警醒也。而先生苦口婆心，弟亦惟有景仰而已。”[注] 1929年12月19日张元济复孙锵书，《张元济全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8页。 孙氏为前清进士出身，却笃信扶乩邪说，常来纠缠。一会儿向东方图书馆借书，一会儿为其设于杭州净慈寺前之“九九老坛”新设“义务学校”募款，一会儿又怂恿商务印书馆复印“大成金书”，等等。张元济在复信中先是规劝，“惟鄙见窃以为今之祸乱，全由于民之无教。但弟所谓教，乃教育而非宗教。弟以为宗教之力所及甚微。”[注] 1930年8月9日张元济复孙锵书，同上。 对其募捐要求则严加拒绝：“弟与我兄所见不同，未敢再与辩论。承属捐助义务学校，来示指为厚藏，而弟自顾力有不逮，未敢应命，歉仄之至。”[注] 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在孙锵来信上批注，《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第10卷)，第381、382页。 最后把孙借书并“商榷”孔子生日的胡言乱语信批转王云五：“此君隳入迷信甚深，屡来纠缠，经弟严驳。虽系旧交，感情甚淡。”“拟请覆以看书人多，不克借出，衹可请莅馆检阅。章程可请附送一分。”[注] 1930年12月12日张元济在孙锵来信上批注，同上，第378页。 这里张元济对宗教、迷信以及教育都有精辟的见解，直言彼此“所见不同”，很值得我们玩味。
从上述引证来看，张元济对天主教、基督教与佛教、道教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论述，似未涉及回教。其实不然。1906年出版奚若(伯授)翻译的《天方夜谭》由《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到单行本，均属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长时所为。商务印书馆曾在广告中郑重推荐此“述异小说”，称“原名《一千一夜》，为阿剌伯最著名之说部，所载故事虽多俶诡奇幻，近于《搜神》《述异》，然天方教徒之法制教俗，多足以资考证。原书风行欧洲，吾国亦有重译，惟系零篇断简，今本觅得全文原书，译之以餍观者。”[注] 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370页。 其中“天方教徒之法制教俗，多足以资考证”一句，足见出版者并非单纯将此书视作故事小说。1930、1940年代商务出版的《百科小丛书·伊斯兰文化丛书》中，有《伊斯兰教概论》《回教哲学史》(马邻翼著)和《回教哲学》《回教真相》(马坚著)等介绍伊斯兰文化的专著。著者马邻翼、马坚与张元济都有过通信交往，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张元济不是思想家或理论家，而是一位实干家。他的许多思想常常通过教育和出版的实践活动形成并阐发。面临中国社会转型、中西文化碰撞之际，他有清醒的认识，反映在文化观就体现在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开放共存的精神上，对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宗教同样如此。张元济1902年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认为西方的教育“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学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我国的教育，“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注] 《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3页。 这里两次提到“教宗”一词。现今“教宗”已成罗马教皇的专称，张元济文中显然不是此意，而是指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信仰，发展中国教育就要考虑到民众的信仰，目的是“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由表1中的时间数据可以看出，与算法2相比，对于绝大多数电路，算法1具有更高的功耗计算时间效率.特别是对输入数较多的电路，如pcle和sct，与算法2相比，算法1将功耗计算的时间效率至少提高了2个数量级.
结语
综上所述，张元济的宗教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The number of perioperative myocardial infarctions were not different in groups of OO and EP with signi ficant invasiveness of open surgery.
首先，宗教自由思想。在张元济看来，世界各种宗教形态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不应扬此抑彼，应当一视同仁。他的宗教平等观反映在处世为人方面也有许多实例。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鲍氏兄弟与高凤池等均为基督教徒。张元济加盟商务后，与他们合作得很好，与夏的关系尤深。夏瑞芳去世后，虽然张元济经常与高凤池等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商务内部也常被人分为“书生派”“教会派”，但是仅仅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新旧理念的不同，矛盾从来不涉及宗教层面。张1936年还应邀加入“上海基督徒耆年同乐会”，该会会长就是高凤池[注] 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6页。 。他还为高撰写了《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赞扬高为中国实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抗战时期张元济卖字鬻文度日，高凤池特意请其题写“传碑”、给予“润资”，张十分感动。
第二，中国应该自办教会，可以避免国人仇教的心理。1906年他在《关于教会学校上学部堂官书》中写道：“推原今日教案之所由起，莫不由于容纳莠民。教士岂乐于比匪，上流社会不与相接(昔在总署见袁爽秋太常条陈有润饰邪教经典一款，深佩其所见之广。奉旨交议。后来不知如何议复也)，只得来者不拒，亦慰情聊胜于无耳。上流社会何以不与相接？则以为舆论所不许。舆论何以不许？则以朝廷之视彼教终未融浃故。然欲民教相安，必有上流社会身入其中，为之主持，而后莠民无所施其伎俩。而能操此转移之权者，则在我学部。”[注] 张元济：《关于教会学校章程致学部堂官书》，《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32页。 在此，他回答了当初选择《支那教案论》作为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第一部社科类书籍的原因所在。
第三，解决“民之无教”，根本在于发展教育而非宗教。宗教救不了世界，迷信与邪说只会把人引入歧途。作为一种个人修养，张元济也有“佛缘”可寻。他毕生珍藏着母亲谢太夫人留下的先祖元儒谢应芳先生手书佛经六种，晚年两度题跋，1953年托史久芸带往北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史久芸1946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经理，他信佛，又是上海佛学界心光讲学会成员，常在电台讲佛经，介绍张元济收听诵经广播。张人凤回忆，祖父“80岁时，姑母送给他一台小的收音机”，“收听最多的是广东音乐，他童年在广东度过，所以熟悉这高雅的音乐。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收听诵经节目。据说曾祖母对佛学有研究，祖父也懂，但他不向小辈们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收听佛经朗诵，只是增进一种古朴、清心的环境气氛。”[注] 《祖父张元济先生四十年代家庭生活琐忆》，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6页。 懂佛而不信佛，是真正洞悉宗教真谛的表现。
第四，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这应该是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实践给于我们有益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9)01-0105-11
[作者简介] 柳和城，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浦东文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近现代出版史、藏书文化与上海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 ：翁惠明 wenghm@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