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现代中国——《中美关系史(1911-1950)》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余年，我国大陆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中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无论就发表的论著数量而言，还是就总体学术水平而言，都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中美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注意，对该领域涉及的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和大多数重要问题，都有比较认真的探讨。尽管如此，直到陶文钊新作《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面世以前，仍然缺乏一部涵盖整个这一时期的论著。该书作为作者多年治学的总结性成果，既达到了通史类著作须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要求，又具有在史实调查方面深入细致、根据确凿、引证丰富的专著特色。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该书的论述超过了迄今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同行学者们应予重视的卓见。就总体而言，该书论点鲜明但不失于偏激，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当然，任何著作都必不可免地会有缺点，该书的缺点主要在于宏观思考和逻辑性分析方面还有欠缺，对现代中美关系包含的某些政治侧面揭示或阐释得不够。
《中美关系史》是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一方面，它论述了历时40年的一个国际关系过程，铺展了一幅连续的历史长画卷；另一方面，它又显现了这一国际关系所包含的纵向的、富有理论意义的诸层面。后一点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可以按照这些层面来考察该书所作的历史研究，辨识其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并且提出对史事及其研究状况的一些看法。据此，本文将从下述三方面来评析《中美关系史》并进行必要的讨论：中美关系与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与中美国内政治，中美关系与中美政策思想。人们用类似的方式评析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①。尽管他们更多地是评价这两部历史著作中包含的国际政治思想，但其方法——主要从评析者自己设定的论题框架而非评析对象本身的历史顺序框架出发——确有长处。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中美关系史》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优缺点，使用此类评析方法可能更为适当。
中美关系与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
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就其地理范围而言，是欧洲国际体系逐渐扩展为全球国际体系，是世界各不同区域、不同文明和不同形态政治实体在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近现代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扩张作用下，逐渐结合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美国赢得独立并逐步扩大海外介入规模，中国被迫结束闭关状态并成为列强蚕食的对象和权势竞争的场所，便是这一演变过程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美关系的出现及其变化，主要取决于两国均置身其中的世界政治和近现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出现及其变化。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不仅不可忽视，而且不可简单地看待。它们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所谓多元，是指大致除冷战初期外，这两套国际政治结构中权势和影响基本上分布在三个以上大国中间，而非集中于某一个大国及其头号对手，例如从一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美日关系。所谓多层次，是指不仅应当注意上述大国格局，而且应当注意强国与弱小国家或民族的关系模式（即国际体系中的所谓分层），强国相互间的交往模式，由国际法规、国际道义准则、国际惯例和大国非正式协议或默契构成的国际政治规范②。当然，中美关系史著作完全不必刻意去做国际关系理论形式的综合或抽象，但它们应当包含较全面的、能够同理论思考相对应的史事叙述和阐释。
我不久前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我国学者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若干方法上的缺陷，其中比较普遍并且最妨碍学术进步的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未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置于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的国际政治与美国战略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这些研究缺乏应有的多维国际框架。我还就此提到，这落后于我国学者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相应状况③。《中美关系史》关于这一期间东亚国际政治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论述，正是我国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一个典范。
该书序章对世纪之交东亚国际权势竞争作了很精彩的说明。这一时期（大致从甲午战争和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东亚大国格局，总的来说是一种正在酝酿重大变动的多元均势，而美国只是其中的一个远非最有力的角色。正如陶文钊在一篇论文以及本书中强调的那样，除国力尚嫌不足和国内反帝国主义舆论的制约外，美西战争的结果使华盛顿在很长时间里必须首先致力于巩固对菲律宾的统治，而不能较多地参与在华的竞争④。海约翰的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用空洞的外交辞令和外交姿态代替实力干预。欧日列强当时所以未加反对，恰恰因为它们是一纸空文，况且尚未有任何强国强大到要迅速改变它们所反映的均势格局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海约翰照会及其问世的经过表明，“美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已经摆脱了追随者的处境”（《中美关系史》序章第25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语只注页码）。美国为扩张在华势力而努力争取实施门户开放，起初主要针对俄国，但到西奥多·罗斯福主动出面调停日俄战争时日本已经成为同俄国一样的制衡对象。罗斯福希望“俄国和日本将继续互相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序章第27页引语）。《中美关系史》的叙述显示，此后列强在华竞争出现了某种趋向于两极化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开始变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欧洲两大军事对抗集团的形成促使东亚大国关系重新组合，导致了英法俄暂时支持日本在华扩张势力和四强排挤美德两国的非正式局面。这一国际政治框架，加上陶文钊强调的美国因菲律宾属地而受到的有力牵制，使得一系列重要事态变得顺理成章和容易理解了。这些事态包括：通过《罗脱—高平协定》美国在对华扩张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诺克斯计划）夭折；塔夫脱政府调整东亚政策和“金元外交”政策（其本质是改行“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第37页）；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和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同样，威尔逊执政后否定塔夫脱与列强合作的方针，促使美国财团退出国际银行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日、俄已加入其中，使之成了四强协同排美这一东亚大格局的缩影。《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揭示了这一出出错综复杂的历史活剧的内在统一，在深刻性和整体性两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平，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未涉及威尔逊那富有特征的国际政治观（自由国际主义）⑤，因而对他变更对华政策所作的解释显得比较单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近30年里，主要由于美日两国实力和权势的显著增长，东亚国际政治总的来说变得比较简明了，即从此前约20年欧美日列强大体上互相制约、纵横捭阖的状态，转变成以美日两国争斗为主的状态。《中美关系史》虽然没有作出此种概括，并明确划分这一时期美日争斗的几个基本阶段，但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是比较清楚的。第一阶段为一战期间及凡尔赛和会，可称为日本优势之下的美日竞争。美国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日本对袁世凯政府的二十一条要求。与某些论著中较为简单化的观点不同，《中美关系史》一方面确认美国在有关交涉之初对日态度甚为软弱，并试图以允许日本独自控制山东、南满和东蒙来换取日本放弃独霸中国地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交涉后期美国态度有所改变，进行了幕后的和公开的外交干预，有助于迫使日本搁置第五号要求的多数条款⑥。尽管如此，该书强调整个交涉过程中美国的“总原则是不因中国问题而卷入国际争端”（第29页）。这一断言基本正确，但表述不够适当，而叙述美国政府在交涉终结所作的声明时，没有提及著名的“不承认原则”，不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⑦。接着，在叙述了美国新一轮败多胜少的在华投资攻势（被某些美国史学家视为意在“遏制日本进一步对中国本土进行单方面经济渗透”⑧以后，《中美关系史》将笔锋转向美日两国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和代表双方关系暂时缓和的《蓝辛—石井协定》。前一幕的描述恰到好处地同中国国内的“府院之争”和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争议糅合在一起，只是对日本鼓动中国参战的动机阐释得不够清楚；关于后一幕的评判总的来说是准确的，但未指出美国的妥协既表明了威尔逊政府已从两年前宣布的不承认原则后退，也表明了美国第一次明确修正门户开放政策。这种对日本扩张的退让、对中国权益的出卖和对自身原则的背弃，在凡尔赛和会处理山东问题时达到了顶点。《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实际上肯定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⑨。有关研究中比较平允的一种看法认为，威尔逊在和会上起初反对日本要求，后来在日本压力下转攻为守，继而妥协退让，以至彻底屈服⑩。就山东问题而言，对威尔逊外交的此种概括，不管大多数学者能否接受，借用它来表述威尔逊任内整个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是恰当的。
以美日争斗为轴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的第二阶段，主要由华盛顿会议构成，其结果是日本权势受挫。《中美关系史》注意到，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连同他对协约国的其他重大让步），使期望战后按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安排世界的美国舆论幻想破灭，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愤怒。这种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何后继的行政当局改变对日态度。不仅如此，美日竞相扩充海军军备，20年代开始时两国“从政府到民众舆论都认定对方是在进行针对自己的战争准备”（第65页），从而使美国将抑制日本作为保证战略安全的必要前提。此外，当时还存在一种《中美关系史》没有注意到的、对日本不利的国际政治态势：德国战败和俄国因国内剧变而暂时退出在东方的大国地缘竞争，使英法远不需要像战前那样迁就和支持日本。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的对日态度，以及美日势力对比的改变。与某些论著认为美国在这次会议上依旧姑息日本不同，《中美关系史》得出了与另一些论著相似的较为合理的结论，即美国总的来说采取抑制日本的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1)。这一成功体现在《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以及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之中。它不仅具有大国格局的意义，也具有国际政治规范的意义。“列强制订了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常常受到局部的破坏，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毕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废弃它”（第81页）。当然，如《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显示的那样，所有这些并不意味东亚国际体系分层的改变。尽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第80页），但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关税自主权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要求以及废止对中国政治、法权和行政自由的种种限制的要求，被美国在内的列强搁置起来，中国仍然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正是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大国格局和规范以及它所维持的分层，构成了一个新旧相间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均势，特别是美日均势。这种均势的前提，一是日本被约束和自我约束，二是美国政府愿意并有能力在东亚维持足够的介入和进行有效的干预。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两大前提已基本不存在，东亚国际政治自此进入了一战爆发以来的第三阶段，即日本武装侵略浪潮兴起并最终导致美日全面冲突。对这一过程前半段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态度，《中美关系史》作了精细和公允的阐述。国内大多数有关论著认为美国的态度始终是绥靖，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照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的侵略，定下了30年代西方大国迁就法西斯侵略者、牺牲弱小国家的政策基调(12)。然而，《中美关系史》依据对史实的细致发掘和分析，认为美国的态度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两个月内，美国政府持消极观望态度，史汀生幻想日本文官内阁能约束军方，希望国联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终于导致史汀生于11月下旬明确地谴责和警告日本，并在一个多月后以照会方式声明不承认主义；尽管不承认的实际阻遏作用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明确地反对日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强调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完整应予维持，并且保留了美国以后进一步干预的权利(13)。与其前任执政的最后15个月相比，罗斯福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对日政策显得极为软弱。“美国处处小心，事事谨慎，生怕冒犯日本”（第157页）。《中美关系史》所作的这一评价以及对美国姑息政策的基本原因的说明，同中外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一致。该书有关论述的缺陷是，几乎完全限于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天羽声明、棉麦借款和白银协定，而对国际政治大背景中一些应予重视的问题（包括美国承认苏联并与之建交的对日动机、美国对日本退出伦敦海军会议和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反应、美国大力扩充海军军备等）或未予注意，或匆匆带过。罗斯福政府同国会制订中立法的关系同样未得到足够的说明。
1937年，罗斯福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美关系史》将此当作美国逐渐趋向抗日的起点，这从世界和东亚形势、罗斯福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史述编排便利的角度来看，无可厚非。当然，这并不等于美国政策的变化是直线式的。国务卿赫尔就卢沟桥事变发表的声明以及美国在《九国公约》成员国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无所作为，表明罗斯福政府没有放弃姑息政策。但另一方面，罗斯福毕竟发表了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他的政府毕竟实行了针对日本对华战争暴行的“道义禁运”。在公允地叙述了此类双重倾向后，《中美关系史》展现了一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态——美国政府从1938年底到1940年秋三次以贷款方式实际授助中国抗日，可惜与前一部分相比有叙述稍简之嫌，不利于显示其重要意义(14)。此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强硬化趋势和美日全面冲突趋势迅速发展，而《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是同对于国际政治大背景和美国世界战略的简短说明结合在一起的。德日意缔结同盟，法国败降和英国抗战，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苏德战争爆发——这一个个重要事件连同中国抗战局势，决定了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发展。
如果说一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处于美日关系的框架内，那么此后多年的中美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苏关系的框架内(15)。与美日关系不同，从二战后期开始，美苏关系的舞台不仅是区域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因而在战时战后中美关系研究中，考察美苏关系的有关内涵，也就是考察中美关系的主要的东亚国际政治原因和世界政治原因。《中美关系史》在这方面作了若干努力。该书分析并强调了罗斯福关于苏联的考虑及其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关系，正确地认为“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第365页），并且谈到了此种考虑同美国对苏蒋关系和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方针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作者还阐述了美苏冷战的开始，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马歇尔调处失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该书就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和东北问题上的军事、外交折冲，就1949年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新中国的“一边倒”决策以及年底正式形成的美国东亚战略等，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做出了解释。
但是，同关于1941年底以前东亚国际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研究相比，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显然是逊色的：没有足够地展示美苏关系框架中罗斯福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16)；对战后支配东北问题及其走向的国际原因的说明，不够深入和全面(17)；对苏联因素如何影响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新中国的对美政策，未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18)；在1949年末到1950年6月，美国拟定和改变了东亚战略和对台政策，有关的国际政治背景及美国世界战略背景值得注意，而该书只作了简单的阐述(19)。这些不足之处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缺陷似乎表明，作者对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尚未形成准确和严密的宏观理解。
中美关系与中美国内政治
国际关系和当事国的国内政治是两个紧密关连的范畴。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有如下几类：(1)国际关系状态——友好或对抗，缓和或紧张，和平或战争，往来密切或疏浅——对每个当事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苏激烈对抗状态对美苏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2)一国针对另一国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对后者国内政治的影响，前者往往以造成这种影响、实现干涉内政为自觉目的，包括谋求改变对方的政治体制、政府、国内政策或外交决策过程；(3)一国国内政治对该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除政治体制外，经常为研究者注意的有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动机（例如争取外援以打击国内的反对派，或援助某个国家以取悦亲近该国的国内势力），对外政策执行者或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要求，影响对外政策的舆论（如果舆论对政策形成并非无足轻重），特殊利益集团旨在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活动，对外政策决策层内部的意见争执或权力斗争（两者兼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中的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
《中美关系史》在有关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上，主要涉及上述第二类联系，即美国以其对华政策和行动影响中国政治事态，也就是影响武昌起义后40年里几乎持续不断的中国内部动荡、政治冲突和革命。按照现代中国政治的进程和美国的介入程度，这些在华干预主要有对辛亥革命、直奉冲突、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战后初期国共冲突和解放战争的干预。对后三项干预，国内已有若干专著作了详细阐述(20)，《中美关系史》的某些有关的重要见解则将在后面涉及。美国对十年内战的干预，特别是1930年夏美舰猛烈炮轰在长沙的中国工农红军并多次在长江沿线同红军交火，美国历史学家早已予以注意和探究(21)，但据我所知，国内已发表的各种论著都未谈及这些史实，《中美关系史》也不例外。至于美国国内政治，该书的叙述涉及前述第三类联系中的某些因素，即美国国会和舆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行政当局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争执。
关于辛亥革命，《中美关系史》同国内先前的有关论著(22)一样，认为美国和其他列强采取了既不支持清廷亦不支持革命党人的中立态度。但是，这并非意味它们在革命变更和秩序稳定之间保持中立，它们的方针是“支持袁世凯执掌大权，收拾局面”（第5页）。也同先前的论著相似，《中美关系史》强调美国同其他列强一起孤立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扶袁压孙，干预辛亥革命。不过，该书仍提出并证实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那就是威尔逊取代塔夫脱执政后，美国政策由列强共同行动转变为美国单干。威尔逊不顾忌欲以承认为筹码索取新权益的其他大国的反对，单独承认袁世凯政府（美国由此最先承认中华民国）。这一行动有助于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此后美国又听任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可以说，《中美关系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述有其特色。
更有特色的是，该书对美国与直系军阀关系的考察，加强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依据中外第一手史料，作者揭示了20年代初列强竞争和北洋军阀混战交织而成的中国政治经纬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美国与英国一起，支持直系军阀打击投靠日本的皖系和奉系军阀。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柯尔比迅即指示驻华公使公开出面阻挠日本扶皖反直，在华美国报人则纷纷撰文褒直贬皖。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美英公使即表示直系的胜利展示了中国统一的前景，主张列强一致同意促进对直系的外商贷款。美国公使还介入了直系总统贿选的筹划过程，而且作为唯一在场的外国公使观摩了这幕丑剧的上演，以示支持。但另一方面，作者指出由于日本的牵制、银行家对投资风险的担心以及因直系政权腐败无能而引起的不满，美英“没有给直系实质性的援助”（第96页）。这样的阐述很有分寸。
美国对1924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态度和政策，是一些中美关系史学者业已深入探究过的一个课题(23)。要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先前的论著，实属不易。尽管如此，《中美关系史》仍然在这个课题上作出了某些独到的贡献。首先，作为背景性的探究，它揭示了美国对孙中山及其广州革命政府的蔑视和敌视。在美国驻华代表和华盛顿方面看来，孙中山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是“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的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第97、100页引语）。在广州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广州海关余款（关余）的归属问题上，美国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者的对立表现得尤其明显，它预示了美国对此后中国大革命的总的态度。其次，在阐述南京事件（宁案）时，《中美关系史》使读者能领会到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区别对待，反对过分逼迫蒋介石，另一方面又对蒋的地位和控制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进行了军事准备，以便必要时进一步实行武力干涉。这同牛大勇和沈予分别提出的两种对立观点相比，较为精细和审慎。
《中美关系史》中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叙述，主要涉及国会和舆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在这方面，该书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国会和舆论强烈谴责威尔逊针对山东问题的外交政策，二是它们对中国20年代大革命的同情或理解，三是由于史迪威被召回而发生的舆论转变。在凡尔赛和会上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让给日本后，威尔逊返回美国时，“迎接他的是劈头盖脸的批评浪潮……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更是对他群起而攻之”，“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还是第一次”（第61页）。如前所述，这种舆论无疑是促使后继的哈定政府向日本权势发起反攻的一大原因。在说明美国政府所以坚持规避对中国大革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时，《中美关系史》强调，除实业界及其喉舌以外，其他舆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教会组织，以种种方式宣传理解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必要性，反对进行武装干涉。由于舆论影响，在中国民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际，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要求善待中国大革命的议案。约20年后，中国事态又一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史》叙述了史迪威被召回一事如何激起了美国舆论“‘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的丑事统统被抖搂了出来”（第328页）。美国人关于蒋介石政权的良好意象转眼间几乎荡然无存。正如作者指出：美国舆论的这种转变对战后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一个制约因素(24)。
国内政治还包括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广义地说，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党派、政府部门、舆论群体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和意见交流，而且有国家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同机构、不同个人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和意见交流。由于已解密的美国的外交档案文件最为丰富，历史学家对美国当局内部在外交决策中的分歧和争执了解得最多，同其他广泛利用此种史料的著作一样，《中美关系史》对美国政策的阐释也因此显得更为细致和准确，其中较有特色的是，作者对芮恩施同国务院关于二十一条和中国参战问题的分歧所作的研究。这位前大学教授、远东问题专家对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甚为担忧，断定二十一条危及中国独立和美国利益，主张美国应积极反对。国务院向日本示弱后，他强烈警告如此将造成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我们的在华影响会就此告终”（第26页引语）。《中美关系史》指出，芮恩施的意见对威尔逊决定改行较为强硬的政策起了相当大作用。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芮恩施为排斥日本影响，擅自鼓动北洋政府对德断交和准备参战。这一行动遭到国务院否定后，他又抗命不遵，导致国务院不得不指示必须阻挠中国参战，否则“意味着让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第39页）(25)。行政当局内部的争执还以激烈得多的形式表现在威尔逊的山东外交政策引起的风波上。《中美关系史》以有力的事实和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包括国务卿蓝辛）对威尔逊出让中国权益的强烈不满：当面质问者有之，据理争辩者有之，致函抗议者有之。芮恩施甚至为此而愤然辞职。这些叙述同关于国会和舆论激烈反应的叙述相呼应，再现了威尔逊当时的极端不义及其众叛亲离的处境，并且有力地衬托了美日矛盾的尖锐性。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二战末期罗斯福政府内部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的分歧——“两种美国对华政策主张”（第355页）——所作的分析。早在1986年问世的一篇论文(26)中，作者就作出了这一分析，其独到之处是如实地将罗斯福本人的立场定位于赫尔利、魏德迈一边，强调后者是罗斯福意愿的执行者，同时又指出这种意愿在执行者的积极推动下，从一种笼统和不无伸缩余地的政策意向逐渐转化为具体和明确的政策并趋于极端的机制。这对于准确理解二战末期美国对华行为是很重要的，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中一项具有显著思辨性质的决策分析。
如果对照本节开始提到的各个层面和因素，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史》的考察还不够广泛、细致。例如，在论述美国同新中国从对立走向战争时，该书未提及这种对立状态是促使美国国内兴起麦卡锡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未提及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对美国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中共和新中国的国内政策由于同美国对立而受到的影响，及其国内政治考虑对于对美政策的影响，《中美关系史》也未予注意(27)。又如，在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治方面，史迪威为实现其在华使命几度很深地（甚至以阴谋方式）卷入国民党上层政治这一重要史实(28)，似乎被作者忽略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美蒋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的战略要求同蒋介石的国内统治利益多有抵牾——该书阐述得很不够。对加剧1949年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对华政策争吵的权力斗争因素——国防部长约翰逊同国务卿艾奇逊的倾轧——作者也未提及。还有，中共中央内部某些时候在对美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中下层干部、基层党员和民众在对美看法、态度和行为方面同中央的意图之间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对决策的影响，固然因条件所限不易研究，但也不应一概忽略或回避。
中美关系与中美政策思想
从政治层面上说，国际关系大致上就是国家（及国内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对外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导致对外政策形成和支配其运行的，除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经济中各种有关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决策者的对外政策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广义的，既指心里、情绪和精神（即mentality），亦指理念、观念和意识形态（即idea和ideology）。具体说来，它大体上包括同对外政策相关的意象、态度、价值取向、信念和意识形态(29)。意象是指关于外部世界某一客观事物或状况形成的概念、对其是好还是坏所作的估价以及赋予它的含义。态度是指事先对外部世界某一类事物或状况是好还是坏、是友好还是敌对等等所抱有的总的倾向和立场。价值取向构成态度的基础，指示了对外行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信念则是其持有者坚信的一些命题，即使它们有时是不可证实的。众多互相联系的信念构成的体系，即是意识形态。大致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对外政策思想”，既表现在决策者自己所作的系统阐述中，也表现在具体的对外政策实践中。它们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同基本的客观情势一起，决定外交战略。因此，一部中美关系史，必然包含关于中美政策思想及外交战略的历史记录，问题只在于叙述是否准确，解释是否适当，考察是否周到。
《中美关系史》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论述，大致涉及清末以来五大政治力量：清政府、北洋军阀、广州革命政府、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清政府对美政策思想，作者概括为“以夷制夷”。日俄战争后，在华扩张之疯狂莫过于日本，而担忧日本势力膨胀莫过于美国，因而“以夷制夷”自然主要是以美制日，1908年清廷派遣特使唐绍仪访美，目的即在于此。然而，当时东亚列强竞争的大格局，加上日本及时在对美移民问题上迁就美国，致使唐绍仪抵达华盛顿当天，其使命即因美国同日本达成《罗脱—高平协定》而宣告流产。1915年，袁世凯面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特别寄希望于美国的干涉”（第29页）。如前所述，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美国的态度并非一味软弱，但是在美日力量对比上，美国的处境比七年前更加不利，致使袁世凯的“以夷制夷”未能奏效。值得赞许的是，《中美关系史》始终未像国内先前的不少论著那样，否定作为近现代中国外交传统思想之一的“以夷制夷”。实际上，它的主要依据是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客观位置，是大国竞争和大国制衡倾向的客观事实，以及这两者共同决定的弱国均势外交的必需性和可能性。这一传统思想即使对主要依靠中国人民力量的新型中国外交来说，也是可以继承或借鉴的(30)。
陶文钊的著作对2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研究所作的一项显著贡献是，展现了直系军阀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对美政策思想。吴佩孚采取以夷制内的方针，竭力结交和拉拢美国在华官员及民间人士，迎来送往，厚礼相待，殷勤之至。他特别重视宣传媒介的作用，想方设法动员在华美国报人为其制造舆论。凡此种种，盖出于争取美援以达到扫除皖奉两系的目的。由于前述的多种原因，他的期望大半成了泡影。在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对美国的希望更是全盘幻灭。很长时间内，孙中山心目中的美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实行民权的国家”，是“为自由而奋斗”的中国革命者可以作为鼓舞者和榜样的国家，是孙中山热切期望“一起为这一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国家。基于这样的意象、态度和信念，孙中山恳切呼吁美国承认和支持广州政府。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的意象、态度和信念则完全相反，导致孙中山最终确信其“助恶长乱”，“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31)。《中美关系史》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认识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美政策转变，言简意赅，很能说明问题。
在《中美关系史》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研究中，最周详、最富卓见的，当推论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对美政策部分。章百家曾经依据翔实的中美双方档案史料，相当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这一课题(32)。与之相比，陶文钊的研究在某些重要方面提高了一步。首先，关于蒋介石政府此一时期对美政策的第一阶段，《中美关系史》将下限划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其背景是政府内部完成了对抗战以来外交的检讨，确定了新的外交方针。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调整、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战局的变化等几方面来看，这样的划分比将1938年1月《近卫声明》作为下限要合理些。在这第一阶段中，蒋介石实际上基于“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思想，着力争取借助欧美列强干预，实现中日妥协。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谋求欧美列强提供对华贷款和美国修改中立法的努力，虽然几乎没有成效，但蒋关于美国的意象和信念（“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威，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第189页），促使他认定美国迟早会援华抗日。其次，尽管章陶俩人都将国民政府的新方针概括为“苦撑待变”和着重争取美国，但陶文钊较多地注意了蒋介石的基本外交思想，该书的一段引文（蒋介石1939年8月29日致胡适电，见第195页）有利于读者了解这位长于纵横捭阖的谋略家对世纪初复杂的东亚大国竞争史事的理解。遗憾的是，“敦促美国对日禁运”一节对中国就此进行的外交努力叙述过少。第三，尽管章陶俩人都正确地认为抗战前期中国对美政策的第三阶段是从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到珍珠港事件，但章百家将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主题泛指为利用日趋尖锐的美日矛盾来获取美国的全面支持，并且过于侧重论述蒋介石的有关策略，陶文钊则抓住谋求中美英结盟对抗日本这一根本战略思想，着重据此来展现对美外交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后一种论述更为严整，也更符合事态的本质。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美政策思想成为国内一些学者深入考察的对象。在已发表的成果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牛军和杨云若、杨奎松的专著(33)，以及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的某些论文。它们多半依据许多学者很难利用的中共外交档案文件，细致准确地展现了中共对美外交的思想和实践。在这方面，《中美关系史》因条件所限，难以超过这些著作，但它仍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有特色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关于1937至1941年间中共世界政治观和美国观几度变迁的论述。从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上半年，中共呼吁并期望中美英合作反对日本，实现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然而，慕尼黑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美国在援华问题上的消极、苏德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国际政策的大变化等事态发展，再加上国共关系重新紧张，使得中共改变了原先对世界政治的看法，用帝国主义战争来解释欧战的性质，将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制国家定义为世界反苏反共反民主的中心，视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为最大危险。但与众不同的是，《中美关系史》强调，即使在此时，中共也没有把美国与英法等同起来，而是及时肯定美国东亚政策出现的积极变化。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中美关系史》证明早在1940年，中共就重新将美英同日本的矛盾当作东亚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尽管对欧战性质和总的世界局势的解释未变，但已确认东方慕尼黑危险已大致过去，苏德战争爆发时，这种不正确的解释就自然被抛弃了，中共政策思想在国内与国际两方面重归完全统一。与前述论著相比，《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说明较为合理，因为它实际上把世界局势与东亚局势、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考虑、意识形态本身的限制作用与伸缩性，有分寸地区分开来，而不是只注重前几个方面。当然，该书在论述中共对美政策思想方面仍有欠缺，其中最明显的，一是阐述1944年中共对美外交时未分析中共当时的对外政策思想，二是展现中共领导人关于西方世界和美国的意象、态度和信念(34)的内容过少，不如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政策思想的论述。
在《中美关系史》涉及的时间范围内，美国对华政策思想中最系统、最自觉、也最具实践指导作用的，当推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思想。该书与此有关的内容值得注意。我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为界标，将其分为前后两个形态：(1)“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2)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形态。它们在基本假设、着重点、政治与战略含义和实施方式等方面都大有区别(35)。事实上，以此界标来划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关系，是三部国际名著(36)的共同做法，不过它们未能充分系统地阐明政策思想问题。《中美关系史》与国内大多数有关论著一样，没有认识到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分水岭性质，但它仍然指出了此前此后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某些基本要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以前，罗斯福设想中国将是战后四强合作体制中美国唯一真正亲密的伙伴，唯一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大国；美国需要中国充当主要屏障，抵制苏联未来在东亚的可能的扩张，并且充当美国的主要助手，帮助消除英法荷殖民帝国。而且，中国还被罗斯福视为推广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场所：中国可以在美国指导下“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第224页引语）。罗斯福还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对美国有着“感情上的依附与钦佩”（第224、284页引语），他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实现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罗斯福希望国共两党团结，不支持国民党反共，因为国共团结有利于抗战，也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第255页引语）。对这套几乎充满了矛盾、幻想和幻象的政策思想，《中美关系史》作了相当准确的叙述，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述及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斯福政府设想的中国在盟国对日作战中近乎头等重要的战略作用(37)。
这套政策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包含的战后东亚大国格局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苏联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则占据显赫位置。它同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政策所体现的新构想相比，差异很大：苏联变为美国以外东亚唯一的一等角色和美国的首要伙伴兼竞争者，中国则变为二等角色，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国国共两党关系已被置于美苏关系的总框架内(38)。美国在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除维持中国战场外，已被认为是：(1)防止国共对立破坏美苏关系，并为苏联权势扩张提供诱因和机会；(2)防止苏蒋对立促使苏联支持中共，并导致蒋介石拒绝出让东北权益，这一出让在罗斯福看来是为实现苏联参战并使之适可而止所必需的。这套新的政策思想构成了贯穿1944年和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中国的外交活动的主线。但是，由于《中美关系史》未注意比较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前后的形势变化和美国政策差别，未注重从宏观上思考整个二战后期美国对华和对苏政策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关陈述显得比较松散，往往叙事较多，而未能充分揭示深层原因，特别是基本政策思想方面的原因。例如，在谈到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关于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讨论、华莱士访华、美国向延安派遣陆军观察组等重要事件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上述内在逻辑，忽略了某些重要情节，如在华莱士抵华前夕，驻苏大使哈里曼奉总统之命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国共两党问题(39)；华莱士访华期间美蒋达成美国斡旋中苏关系和安排中苏会谈之共识(40)；赫尔利来华前，罗斯福嘱咐他除协调蒋史关系外，应促进国共两党军政统一和苏蒋接近(41)；赫尔利来华途中取道苏联晤谈中国问题系出于罗斯福的指示(42)等。当然，如本文第一节所说，该书在论及雅尔塔协定时，正确地分析并强调了罗斯福对华政策思想中关于苏联的考虑，但雅尔塔协定及半年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过是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展开过程的终端。未能充分揭示这一过程的发端和内在逻辑，从而据此说明1944年和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中国的各项外交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是《中美关系史》的主要缺点之一。这种缺陷也存在于其他多数有关论著之中(43)。
这个不足表明，对一个个具体史实的实证探究尽管是研究工作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但不能代替关于历史过程和状态的宏观思想。足够广泛和严密的宏观思考意味着史事探究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意味着揭示历史动态的深层含义，也意味着史述本身的简练明晰。就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要形成此种宏观思考，或许应当借助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44)。
注释：
①例如博洛廷的《修昔底德》David Bolotin,Thucydides，斯特劳斯和克罗塞合编《政治哲学史》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eds.,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芝加哥、伦敦1987年第3版，第7-32页；肯尼迪《马汉对麦金德——对英国海权的两种解释》Paul Kennedy,Mahan versusMackinder: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肯尼迪：《战略与外交(1870-1945)论文八篇》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伦敦1983年版，第43-85页。
②关于分层(stratification)和国际政治规范，参见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o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列弗1977年第3版，第30-31页；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纽约1977年版，第67页。
③《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我国大陆学者研究述评(1979-1993)》（提交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论文，1994年3月。该文将在会议论文集中发表）。
④《20世纪初美日在东亚的竞争》，《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
⑤关于威尔逊国际政治观的最佳历史阐述，当推莱文著《威尔逊和世界政治——美国对战争和革命的反应》N.Gordon Levin,Jr.,Woodrow Wilson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牛津1968年版。
⑥参见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第7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关系史》还谈到了二十一条问题上英国态度的变化及其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⑦参见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纽约1980年第2版，第94页；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6页。
⑧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316页。
⑨见王明中《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丁名楠、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61页。
(11)前一种意见可见孔庆山《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海振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后一种意见可见蒋相泽《中国和华盛顿会议》，《中美关系史论文》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2)参见胡德坤《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王明中《满洲事变与史汀生主义》，《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
(13)类似的观点见高二音《“门户开放主义”与“大陆政策”——围绕“九一八”事变的美日外交》，《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李庆余《3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4)关于这三次贷款，参见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第2章，纽约1979年版；任东来《围绕美国贷款展开的中美外交》，《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
(15)严格地说，这一状态显然并非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是始于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有关的阐释见时殷弘《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近现代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8年第3辑）。其间两年里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政治因素主要是美英之间和中英之间因同盟作战而来的战略关系。应当说，这些战略关系未在《中美关系史》中得到足够的展现。
(16)关于这一点，详见本文第三节。
(17)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至第5章。
(18)参见时殷弘《决定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政策的几个基本观念》，《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杨奎松《论四十年代中共与美苏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刘德喜《论“一边倒”政策的确立》，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9)参见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剖析》，《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苏格《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20)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21)托莱：《长江巡航——美国海军在中国》Kemp Tolley,Yangtze Patrol: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明尼苏达州安那波利斯1971年版，第192-198页；霍伊特：《1930年夏的美国政策与中国共产主义》Frederick B.Hoyt,The Summer of'30:American Policy and Chinese Communism，《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6卷（1977年5月）。我在1988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章里对此作了简要的论述。
(22)丁名楠、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5章第1节；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见博格《美国与中国大革命(1925-1928)》Dorothy Borg,Americ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纽约1947年版；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寻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沈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牛大勇《对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讨》，《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24)本段谈论的史实涉及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意象，即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入江昭曾在美国——东亚关系史的大框架内对此作了近乎开拓性的、精彩的论述，袁明则通过历史和国际政治理论方法的结合，作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见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的深层历史》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American East Asia Relations，纽约和伦敦1967年版；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5)这一幕，使人想起另一位数次擅自行事、抗命不遵、甚至阳奉阴违的美国驻华首席代表——司徒雷登大使（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1章；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41-52页）。他俩或许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比较研究课题。
(26)《赫尔利使华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7)关于这些影响，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274-280页；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环球同此凉热》，第63-64页；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36-39、73-74页。
(28)见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Joseph W.Stilwell,Stilwell's Papers,edited by Theodore White，纽约1948年版，第167、172-173、224-229、232-233页；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28-131页；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纽约1972年（矮脚鸡书社平装版），第497-505页。
(29)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第366-376页。
(30)参见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第58页。
(31)本段引语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21、528页，第9卷第26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1937年7月—1941年12月）》，《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3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奎松：《论四十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
(34)参见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牛军《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起源》，均载于《环球同此凉热》。
(35)《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罗马纳、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Charles F.Romanus and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华盛顿1956年版；菲斯：《中国纠葛》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3年版；梁敬
：《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37)关于这一设想，见我的上述论文，又见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38)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1943年下半年苏德战场形势根本改观和苏联表示将加入对日战争；二是自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起中国在盟国对日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39)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年第6卷，华盛顿1967年版，第97页。
(4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美中关系白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579、581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245页。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评论说，这是“通往雅尔塔的通行证”，菲斯：《中国纠葛》，第150页。
(41)罗马纳、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25-426页。
(42)纳尔逊与莫洛托夫谈话记录，1944年8月31日，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藏杜鲁门文件，机密档第33盒。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253-256页。
(43)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1章和第2章。
(44)著名外交史学家A.J.P.泰勒、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多种论著尤其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朗克的外交史著作，也大得益于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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