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材古诗文选目缺失什么？——答程翔老师《谈古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古文论文,古诗论文,缺失论文,课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翔老师在《谈古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问题》一文中就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目作了细致梳理，在微观层面带给读者的启发甚多。在选编思想上，程老师定位在“古代博大的文化体系”、“古代文化思想大餐”，而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文学作品”，这对笔者原有的观点冲击很大。
一
中学阶段的古诗文选目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众多专业的语文工作者。古诗文的作用正如程老师所言，是“古代文化思想大餐”，同时还是涌动着生命张力的实体，中国文化的血脉、根基乃至生命基因都渗透在它所皈依的文化谱系中。要参透我们的文化实质，要承继我们的文化精髓，甚至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在公民的基础教育阶段，都离不了对古诗文的参悟学习。古诗文应该成为当代人生活里的一个有机因子，而不是仅仅被看作遗产或古董，被看作博物馆中没有生命气息的展品。而现实是，这种状况几乎是当前古诗文选目、教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承继状态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应该把古诗文等同于“经书”，把古诗文学习等同于“读经”。我们的民族没有形成原始性宗教，后来有人期冀以儒学代替宗教，但后者因为缺少太多浑厚博大的因素且过于注重伦理成分而难以担当这一重任。所谓经典也并不只是孔孟原创性著作，而是包括不少经过后人尤其是主流文化修订过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某些阶层利用就演绎为束缚人们肉体、心灵乃至精神的桎梏，成为一个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终极逆向因素。深谙此中之道的蔡元培先生所以废除“读经”，并且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熟谙，还是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融会、对现代教育的建构，蔡先生都堪称圣贤，在综合层面上至今无人超越。现今之提倡“读经”者，其初衷商业目的大于教育动因，炒作因素过于良知责任，炒作越甚，内质就愈发浮躁与苍白。传统经典在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视野中，经过意识形态和商业动机的双重蹂躏，业已面目全非。如果传统经典以这种姿态被纳入教育体系，毫不夸张地讲，那才会真的贻误苍生。
因此，我们应以构建文化体系为中心来构建古诗文选文体系。从孔孟道德、老庄哲学辐射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两汉风云、魏晋风流、大唐气象延伸到宋明遗响，华夏文化既呈现出一种绚丽多姿的开放型结构，其中又隐含着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理想的古诗文选文最终应该体现这种状态，即通过对她的解读，学生既可以领悟博大缤纷的语汇世界，又可以触摸到民族的心灵密码。
二
中学阶段，古诗文选文数量需要重视，但总体来说数量仍然偏少。新课改以后，必修课篇目有限，古诗文数量自然有限。选修课虽然名目众多，譬如有《〈论语〉〈孟子〉选读》《〈史记〉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古代诗歌散文选读》等，但目前选修课的开设名不副实，选修课的学习无规范可言。没有数量作保证，所有美丽的目标自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学习母语文化，需要从三方面入手：积累语汇与意象；熟习表达方式；深味文化精神。从表面来看，前两者属于形式范畴，后者属于内涵层面。通过对它们的把握、涵泳、探究，可以直抵一个民族心灵深处最隐秘的空间。然而究其实，它们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的积淀首先要从积累民族语言的基本语汇开始；反言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其语汇世界和表述方式折射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可以推想，如果一个人套用律诗或绝句的形式，但其语汇、意象和深层结构与古典诗歌的气韵、精神纯然不沾边，那他的创作肯定是不伦不类之作。当然，“形式”也是“有意味”的，往往蕴蓄着思想、文化。汪曾祺的散文《荷花》不过区区几百字，无一字言文化思想，但熟谙中国文化的人无一不会从中感受到那种地道纯粹的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传统的读书方式、学习方式强调“熟读”，通过涵泳、揣摩贴近母语的民族精神。除此之外，另一个元素同样不可或缺，即“三百首”的数量。当一个人的阅读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他对此种语言及其文化精神的熟悉程度也会随之达到某个临界点，进而产生某种质变。《红楼梦》“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阐述了他对学习创作的基本观点：读一百首李白的七言绝句，读一百首王维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杜甫的七言律诗；陆游等人的作品浅近，为不合格之作（这当然是曹氏的一家之言）。曹雪芹的创作观中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学习的摹本必须是此类作品中的精品乃至经典；其二，学习者必须有数量的基本保障。
曾经有一个阶段，人们对中学教材的古诗文数量产生过争议，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数量偏多，还有人以鲁迅先生“少读中国书”的主张来作强势论据。而事实是，鲁迅先生成年累月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乃腹笥丰赡、学富五车之士。既精通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深知传统文化的流弊，并且身处新旧交替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语境下有此观点自然而然。目前文化背景之下，对母语文化的承继产生了巨大断裂，我们亟待补充传统的常识。以此而论，中学阶段的古诗文选文数量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足。
三
现有古诗文选文文化倾向与审美趣味相对集中，同时也相对单调。以主流文化为主体，即儒家文化为主，与“古代思想文化大餐”的思路不相吻合。而儒家文化自从在汉代上升为主流文化以后，已经与它的原典精神相去甚远。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阉割更甚，然而却在明清时代唯它独尊，捆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使它变得内敛而狭隘，局促而小器。回望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先秦时期曾经百家争鸣，汉唐时代曾经兼收并蓄，而彼时的经济、政治也呈现出或多元或辉煌的状态。
我们教材里儒家学派之外的作品，失之过少，仅有庄子、韩非子的几篇作品，如《庖丁解牛》《逍遥游》《秋水》《五蠹》，其他人的作品则弃之不选。有些作品因为其中负载着所谓“道统”思想，带有明显的说教口吻，也曾经入过教材编者的法眼，如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刘开的《问说》、彭端淑的《为学》。“文以载道”的观念长期统辖着中国人的创作，从理论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问题是第一它不是文章写作的唯一“任务”，而且一篇经典之作应该文质并重，既重视思想倾向，又讲究文章辞采。其二，这里的“道”，不应该局限于儒家之道，否则，它将遮蔽读者的阅读视野，也因而闭塞一个民族的心灵维度与深度。
选文也影响着学生的审美走向与趣味的培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文化讲究“中庸平和”，主张“温柔敦厚”，张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使得中国文化的主流调式洋溢着温厚中平之气，而缺少高贵大气的浪漫气质、深刻内省的宗教气质以及云诡波谲的宿命气质。而庄子的仪态万千，屈原的奇幻高蹈，禅宗的玄远睿智，《山海经》的原汁原味，却都游离于这种主旋律之外，不仅被视为思想的异类，而且被视为文化的异端。缺少了异类元素的文化也缺少了创新元素，从而使我们的文化像一架四平八稳的老爷车行驶在单一轨道上，周而复始地自行运转。包括对作品的诠释，也明显带有这种痕迹。譬如，北宋词人晏几道的名作《临江仙》本是一首抒写别后相思、痴情不改的作品，其真挚、凄美之情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但我们权威的解读侧重点却并不在这里。杨万里《诚斋诗话》说：“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清人谭献说：“名句（‘落花’二句）千古不能有二。结笔，所谓柔厚在此。”《临江仙》只是诸多词作中的一例，但对它的解读评判却极具典范性。一旦这种解读由一种解读方式上升为一种评判标准，它就会反过来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思维，进而影响到读者的思想甚或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现象。而如果进入教材，介入教学层面，其影响之深、辐射之广就不是语言可以概括的了。
再如中国文化中繁荣了几千年的支流——史官文化，其源头本于史官的良知，力求构建“实录”精神。一直到《左传》《战国策》《史记》，都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行迹，毫无腐儒气息。可惜从班固的《汉书》肇始，就可以读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气息，难怪黄仁宇先生感慨：“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史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鲁迅先生对这种倾向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为帝王将相做家谱。”从这一角度说，我们的教材在选文方面做得还不错，只是解读与诠释没有进入到核心层面。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编者在确定选文时完全应当把视野放宽，标准可以多元，数量可以增加，教学分量也可以加重。这样一可还原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二可由此作为支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既契合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又符合教育尤其是母语文化教育的固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