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缘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从地缘经济学视角对冷战后时代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战后论文,视角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经济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认识地缘因素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意义深远。20世纪初H.J.麦金德在《政治地理的自然基础》中指出，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这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20世纪末，地缘经济学兴起，其出现与发展的背景是：冷战后，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大国首先追求的战略目标。1990年“地缘经济学”的概念首次被提出。一些学者对这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作了说明，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与地缘关系的科学。它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它研究经济和经济现象的时空关系、分布状态及其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第二，它研究经济现象与地理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规律；第三，它研究地理现象、地缘关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作用和影响；第四，它为当代各国大战略、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经济与文化的开发、设计、规划提供全方位的理论依据；第五，它研究区域、国家、区社和群体经济文化兴衰、转移的奥秘，寻找文明、文化和产业兴衰变迁的基本轨迹，为世界宏观经济文化与社区微观经济文化提供理论工具和思维方式。（注：宋太庆：《全球战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本文从地缘经济学角度对地缘经济时代的含义与特征作如下阐述：即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由地缘政治时代的两极化转向区域化、多极化、一体化混合成长并互相影响的地缘经济时代，其具有五大基本特征。
一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轴心正由欧亚大陆转移到亚太沿海地区
冷战结束前，地缘政治和战略轴心均在欧亚大陆，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其时，各列强所信奉的是麦金德理论：谁控制了欧亚心脏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这一心脏地带是指欧亚大陆核心区，东起中国东北平原，经蒙古高原、中亚地区、伊朗高原再向北折到东欧平原。麦金德“陆权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如果没有领土根基，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将不复存在。对海洋的控制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第二，历史上，海上力量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而不断被征服。第三，欧洲以海上力量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的“哥伦布时代”已经终结。第四，世界边界的封闭导致了新的地理视野。旧世界的主要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战略单位——世界岛。第五，由于陆地通讯革命的发生，旧世界之“世界岛”第一次被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第六，世界岛的核心是由主要大河流域所形成的广阔的低地，这些大河向北流入北冰洋，向南注入内陆咸海。这一地区包括亚洲的1/2和欧洲的1/4，被称之为“枢纽地区”或“心脏地带”，这里是不能通过海洋到达的地带。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力量的胜利只是偶然的事件，它给人们一种错觉，因为战争的政治战略在欧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第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敲响了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遇的警钟。第九，必须确立关于心脏地带的一个最终地理观点。（注：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扩张理论、向东扩张的战略与措施，均证实此点。德国1941年进攻苏联、攻取乌克兰，1942年坚持主攻苏联南方，扫过顿河草原，进抵至伏尔加河流域，夺取高加索石油以南下中亚，北攻莫斯科均是证例。日本的国家战略也是如此，其近现代奉行的大陆战略公开宣称：“欲征服世界，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满蒙。”其国策是以朝鲜为跳板，夺取中国东北并以此为战略基地，南下中国控制东亚。日本19世纪末发动甲午战争，其后吞并朝鲜，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20世纪20年代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发动9·18事变，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与苏联发生诺门坎、张鼓峰冲突，百万关东军屯兵中国东北，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均说明此点。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地缘政治与战略轴心开始移至亚太沿海边缘地带，先后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是其表现。
二战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轴心转移到所谓边缘地带。斯皮克曼认为，世界性位置以气候带、海陆分布等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大致包括内陆、岛屿与边缘三种；区域性位置主要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来划分，大致分为较强、较弱或相当三种。他在对各种不同的位置组合进行探讨后指出，最受重视的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并非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造成了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缓冲地带。他指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做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它面对两个方面，必须起海陆两面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的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的控制的核心地区。”（注：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斯皮克曼提出的口号是：
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
当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纷纷仿效“北约”(NATO)，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体系，其中包括“巴格达条约”(CENTO)和“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这些都是在美国的直接授意下建立的。同时，美国还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要点和薄弱点积极插手，拼凑军事同盟体系，这些“点”是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冷战结束前后，地缘战略轴心向亚太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可从如下方面说明：
其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倾斜。
地缘政治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未来的前途取决于北太平洋新月形地带。代表人物是美国弗莱彻外交学院教授裴礼。他认为这个新月形地带是指从美国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到中国的上海，大致北纬32度以北的弧形地带，这里可能是未来全球重大事务的中心。其主要论据是：这里集中世界上目前最富有活力的6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苏联(今俄罗斯)、韩国、日本和中国，6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大半。然而，真正预示着太平洋世纪降临的信号主要是：
1.北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正在由东海岸向西海岸转移，而俄罗斯也在加强开发远东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向沿海地带倾斜，而且趋势明显。美国西部地区的兴起与它同太平洋地区的密切联系相关。美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占全国总蕴藏量的50%，拥有全国90%的铀和2/3的煤。西部地区的电子工业、航天工业、军事工业以及尖端技术发达。
美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同亚太地区的发展休戚相关，西部地区的最大海外市场便是亚太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西部地区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占美国总贸易额的3/5，西欧只占1/7。加州和俄勒冈州外贸额的3/4、华盛顿州的4/5、阿拉斯加州的全部以及夏威夷州外贸额的4/5都是同亚太地区进行的。
1960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只为美国同欧洲贸易额的65%。1978年亚太地区同美国的贸易额第一次超过了美欧贸易额，打破了美国传统的贸易伙伴秩序。里根政府进一步加强同这一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1983年，双方贸易额达16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而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上升了0.5%。同美欧贸易额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已迅速拉开。1983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比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多24%，而1982年仅多9%。现在美国同这一地区的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3。（注：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现代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1994～1999年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已增长了50%，占全球贸易额的近40%；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也急剧增加，增幅相当于其在欧洲投资增幅的1倍。（注：周运源主编：《澳门回归与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2.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崛起，有超过大西洋地区之势，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中心。从贸易方面来看，一是亚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占全球的份额在不断上升，二是该地区每年的贸易额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例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环太平洋地区，即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大洋洲及北美各国的出口总值在1965年时占世界出口总值的27%，到1987年时已增至36.9%，进口则从30.7%增至36.8%，而同期欧共体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从50.6%下降到49.3%，进口虽从45.4%增至48.9%，但增幅有限。另据太平洋合作理事会的资料，APEC的18个成员的进出口贸易额1980年时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到1990年已增至37%。据1994年世界银行资料，包括日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出口额在过去的25年中增长了30多倍，其中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从7%增至21%。在1994年世界出口贸易排序中，前14名中就有8名来自亚太地区。美国对亚洲各国出口依存度增加，1986年美国对亚洲的出口约占其出口总额的24.5%，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近30%。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在今后的5年内，全球进口贸易增长1/3以上将来自亚洲地区。亚洲地区进口增长额将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进口增长之总和。（注：陆建人主编：《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再从投资方面来看亚太地区的情况。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资料，1970～1979年，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只占16.1%，而拉美占53.7%，非洲占14.7%。但1980～1990年间，东亚的比例上升为33.2%，即翻了一番，而拉美降至42%，非洲更跌至6.7%。这说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转向东亚。
据联合国《世界经济概览》统计资料，1971～1990年的20年间，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4%。而同期日本为4.7%，中国为6.8%，亚洲“四小龙”为8.7%，东盟国家为7.1%。东亚整体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8%，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5倍，同时也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北非石油输出国。因此，环太平洋三大带状世界工业中心带相继形成，美国的太平洋东海岸阳光地带、日本的太平洋东海岸五大工业中心、中国的太平洋西海岸黄金海岸，这三大世界经济中心带，将在环太平洋造成史无前例的繁荣。
其二，从近现代世界沿海地区开发历史来看，西太平洋沿岸是正在开发的海岸线。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产生了四条黄金海岸线：
1.西欧大陆海岸线。其北端始于荷兰，南端止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是欧洲近现代文明的摇篮，它不啻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文明的生命线。
2.美国东部海岸线。西欧近代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市场，显然，这个大市场首推美洲新大陆。历史业已证明，美国东部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临海的优势使其发展更快。虽然当时的美国东部海岸在文明基础方面，落后于亚洲、东欧，甚至落后于非洲，但其潜力的开发，却较之任何一个地方更为容易，并且在短时间里超越了欧洲。
3.美国西部海岸线。美国的发达一定意义上是伴随西部大开发而兴起的。其经济价值对20世纪的欧美而言，也决不逊色于东部海岸，并成为美国经济的另一大门户。美国经济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其东西并进、左右逢源的良好的地缘优势。
4.第四条黄金海岸线正在从南中国海北部湾向环日本海区域展开。
其三，从海洋与地缘政治关系来看，海洋决定论者认为，行将过去的时代是大西洋时代，而即将来临的时代是太平洋时代。
此观点代表人物是著名海洋学家葛拉文。他认为太平洋时代来临主要有下列四条理由：第一，热带海洋地区能源消费较温带和寒带地区低，因而经济发展所受限制较少。第二，太阳能在未来大有可为，在太平洋地区太阳能之利用可充分发挥效能。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太平洋热带地区过去因害虫丛生所受之苦极易得到控制。第四，随着交通运输飞速发展和成本的降低，处于太平洋热带海洋之中同居住在温带大都市一样，不会有不便之感。海洋决定论者认为，构成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整体，能从以电子学和信息学为基础的工艺技术中得到好处。这些演变又使太平洋地区各国能更好地结合起来。总之，太平洋已开始展现出一幅经济上辉煌灿烂的前景。（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二 经济区域化、板块化、地缘因素、地理因素、区位因素作用愈显
自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区域各类经济联合体以大区、大河、大湖为纽带的经济圈如雨后春笋，影响最大的是欧盟、北美贸易自由区、东盟等等。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浪潮，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院的理查·鲍德温教授在1993年提出了“地区主义的多米诺理论”。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一欧洲法”确立了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目标，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压迫效应引发了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展，有如多米诺骨牌一发而不可收。其基本观点是：具有特异性质的地区主义事件引发多重影响，从而推倒一系列国家的双边进口壁垒。当某一地区组成一体化集团或加深原有组织的一体化程度时，必然产生贸易的投资转向，而这种转向对非成员国产生经济压力，压力的大小与该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规模密切相关，非成员国为避免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谋求加入该组织，或者组成新的一体化组织，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一体化组织的趋势。1992年，斯卡拉皮诺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提出了“自然的经济领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概念。斯卡拉皮诺列举了新—柔—廖成长三角等事例，认为，“自然的经济领土”就是指跨越政治疆界的自然的经济互补性；这里的“自然”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介入，而是可以涵盖清除障碍以实现经济互补性的政府行动。由于斯卡拉皮诺是美国久负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所以这一概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注：转引丁斗：《东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第39页。）
20世纪80年代后，在太平洋，环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并可能逐步建成开放性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第一个层次是亚太经济圈——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顾问会议报告建议，在2020年之前将实现包括农产品、工业品及服务行业等所有领域的“自由贸易”；第二个层次是北美经济圈——北美自由贸易区；第三个层次是东南亚经济圈——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第四个层次是小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有：“南太平洋经济区”，“图们江三角洲开发区”，中国的“华南经济圈”，泰、老、缅、滇组成的“四角经济圈”，由泰、缅和印支三国组成的“铢经济圈”，特别是东盟内部的小经济圈的合作更趋活跃，主要是由菲、印尼、马、文莱四国构成的“东盟增长三角地带”经济圈——东盟东四角经济区，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组成的“新柔廖经济增长三角”(东盟北三角经济区)等。其他一些地区性经合组织还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非洲——毛里求斯共同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马格里布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巴西、阿根廷一体化联盟，南锥体共同市场。
关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地缘格局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日趋复杂，不是出现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出现为维护本身利益的国家结成多极的组群。它既是政治联盟，又是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可能出现的多极组群如下：
(1)北美组群。由美国控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
(2)欧洲组群。经济上可能实现一体化，但政治统一则落后于经济进程。面临的问题，对内是强大的德国，对外是东欧形势的不稳。其附属区是东欧和非洲大部分地区。
(3)东亚组群。经济由日本控制，但缺乏相应的政治与安全体系，存在地区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它的附属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和澳、新地区。
(4)南亚组群。可能缺乏政治和经济内聚力，但同时又不受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严格控制，印度是区域大国，但遭到西部和西北部伊斯兰国家反对。
(5)穆斯林新月区域。它横跨北非、中东、土耳其、波斯湾国家和伊拉克，往东穿过伊朗、巴基斯坦，向北到中亚各国。它们有许多相同的愿望与愤恨，但易受外国的入侵并缺乏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的凝聚力。
(6)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这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黑洞”，受俄罗斯控制，该群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朗。其地域包括前苏联领土大部分，其地区与周围组群有重叠。在此地区易出现紧张关系。（注：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三 文化、文化圈因素在经济区域化的过程中影响增强
民族文化冲突已代替意识形态冲突。汉字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区复兴思潮兴起、苏联解体，其中亚洲部分回归伊斯兰、俄罗斯回归东正教文明均是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冲突都是发生在文化断层地带，如南斯拉夫分裂内战等，均是典型事例。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经济的区域化现象在日益增加，而经济区域化的成功往往需要以共同的文明为基础。欧共体的成功就是与其欧洲文明与西方基督教作为共同基础有关。文明与宗教的不同会导致政策上的分歧，在人权、移民及经贸问题等方面都会构成困扰。文明冲突在微观层次上是沿文明断层线使相邻而又相争的族群往往为领土及企图控制对方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次上，则是不同文明的国家组合会因其存在矛盾而发生争斗。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发生的冲突大多出现在文明断层线上。当隶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与另一不同文明的民族发生战争时，自然会设法向自己文化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寻求支持。与冲突情形相对应，将出现文明内部的结合；成功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制度的发展，多半会在同质文明内发生。他认为，相同文明的不同集团或国家与异质文明发生战争时，很自然会产生凝聚力并相互支援。正如冷战后世界所揭示的：“亲族国家”(Kin-country syndrome)之文明共通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势力平衡的考虑，成为合作与结盟的首要基础。从冷战后的海湾战争、高加索及波黑地区日渐升级的冲突中得到印证。冲突与暴力亦会发生在相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内。但这些冲突跟异质文明间的冲突相比要来得缓和，也较不易扩大。俄罗斯同乌克兰近年来关系的演进曲线为此提供了依据。成功的发展多出现于同质文明国家或区域内。比如，尽管目前世界各处均有经济区域主义抬头，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内才能取得进展，欧洲共同体以欧洲文化及西方基督教为共同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能否成功，应视当下美、加、墨文化的汇合进程，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而不是日本为中心。（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法国的中国学权威本达尔教授1986年写了一本名为《亚洲文化时代》的书。他把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重心从西欧到东亚的转移，说成是“汉字文化圈”的儒家文明的复活，提出了“文明同一性”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儒教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日本野村研究所顾问佐伯喜一在一次会议上也提出“能否在儒教文化圈的范畴内分析这个地区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以说明经济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内在因素。某些学者提出“儒教文化圈”的特点是：与儒教相结合的集体主义，以汉字文化为核心进行学习的国家，儒教中的实学精神和经验主义，等等。儒家思想将成为构成太平洋世纪的一个思想因素。
四 “国际权力政治”向“国际经济政治”转变“领土中心主义”向“经济中心主义”过渡
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是：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不断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各种区域性的政治经济集团和共同体的出现，使得政治经济因素的地缘色彩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新的区域性政治经济集团和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正占据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地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整体现象。（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美国地缘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缘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卢特瓦克教授强调，冷战后经济对国家安全有着巨大的影响，国家利益就是经济上的国家利益，所有较量都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主张以经济和生态优势控制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就先进国家而言，已没有领土和生存的较量，并且每一天都在进行经济合作，但是，民族国家的性质无情地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竞争对手，只是它们的竞争方式在冷战后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以领土划界的行为体明确无误地要胜过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行为体。（注：何传添：《地缘经济学与美国的贸易政策》，载《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2期。）
冷战结束前，大国战略的主要实施手段，或者说决定国际秩序或格局变革的主要因素是战争。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指出：“霸权战争”作为“国际体系的动力”，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这种战争包含了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或几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同新兴的一个或几个挑战者之间的直接争斗。”另一位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同样指出：全球战争是世界体系发展变化的决定机制，由此产生新的霸权国家，再创一个新时代，在此意义上讲，全球战争是类似于进化论中“自然淘汰”的一种“霸权选择”过程。
欧洲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充分表明了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的特点。今日的欧洲已由历史上战争频仍走向和平，德法两国历来交恶为世仇，现也成了不可分离的盟友。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世界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经过二战后40多年的较量和苏东的剧变说明，经济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根本，经济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地位，因此，竞争经济优势，加速科技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的共识。以此为契机，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对内对外经济战略，国际经济领域的贸易战、资源战和货币战将迈上一个新台阶。越南战争历时12年之久，美国动员了本国一半以上的军事力量，直接和间接的战争费用高达3500亿美元，有56000多人在战争中丧生。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这个惨重的失败完全是“帝国过度扩张”带来的恶果。美国之所以在这个与它几乎没有经贸关系，也没有任何重大经济预期的地方越来越深地卷入一场使之元气大伤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完全以冷战原则估定其战略利益的非现实主义态度所致。而在“美国人的世界观念中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可部分地归因于美国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二战后美国不成比例的庞大的经济力量是非正常状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永久性特征”。以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为转折和标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霸权力量开始衰落，并被迫在这个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的同时，这种经济上的“非正常状态”即将结束的迹象也日趋明朗了。与此相反，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投资为先导非常顺利地重返越南。（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美国的地缘经济学家卢特瓦克等人，为克林顿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致使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的举措。实践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注：何传添：《地缘经济学与美国的贸易政策》载《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2期。）
对此，张敏谦在《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策措施是：1.美国坚持不懈地推动建立一个“越来越公开和公正的”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其措施包括巩固或加紧落实克林顿政府达成的200多项贸易协议；利用有限的援助帮助新兴工业国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遏制腐败，减少犯罪，以扩大“市场民主圈”；发挥包括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2.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及其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使得国际上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打击金融投机行为的压力明显增大。基于继续主导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保国际经济领导地位的需要，1999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率先提出了美国的改革方案，积极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促使这些国家进行认真的民主改革。3.建立直接协助企业推动出口的机制，改善贸易融资。针对美国的竞争对手常常为本国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融资、资本项目援助与本国产品相联系，使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受到非竞争因素损害的情况，美国进口银行设立1.5亿美元的专项援助基金，对美国的出口者提供必要支持，以抵消外国相应的优势。4.有计划地加强对“新兴大市场”的开发及促进关键产品的出口。（注：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45、348页。）
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各国在地缘经济时代获得生产资源的途径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获得，而不必通过战争来扩张领土、获取资源。随着世界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善，各国之间的要素相互流动已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任意的军事行动在打击对方的同时，必然会伤及自己；世界各大国之间已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识。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会干预其他国家的领土扩张行动。这一切加大了行使武力、扩张领土、获取资源和经济利益的成本，相比之下，通过经济竞争，利用全球化趋势，获取资源和利益的成本则很低。（注：郑通汉：《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
五 维持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纽带由殖民主义关系转化为南北关系
从世界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角度看，17世纪以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世界上发生了世界经济、军事、政治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几百年间发生的进程是有规律的。
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由欧洲开始的世界经济最初包括的范围是西欧、东欧。此后，世界经济范围迅速向外扩张，其顺序是加勒比地区、北美、印度、东亚、澳大利亚，最后达到太平洋群岛。其世界经济范围扩大所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开始是赤裸裸地掠夺，接着是殖民带来的一些生产活动。这些是出现在拉美的模式。在澳大利亚和北美则不同，是破坏土著经济，建立完全新的经济。还有一种模式是现存的社会虽然原封不动，可是其经济却转向服务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的广泛需要。在印度，这种模式是通过政治而获得的，在中国则是通过强迫开放市场而取得的。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地区纳入世界经济。《剑桥欧洲经济史》认为，“16世纪末时……香料群岛的农业经济、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阿拉伯贸易经济、西非的土著社会、加勒比群岛以及西班牙美洲两个总督管理辖区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欧洲人的深刻影响”。（注：E.F.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序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这一阶段后期，英国先后击败其他竞争对手成为占据世界经济体系核心位置的国家，并开始了产业革命。
18世纪下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商品资本输出、抢夺殖民地为特征。这一历史阶段，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扩张“核心—边缘”体系涵盖范围。产业革命和由此而产生的大规模机械工业，及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发展，导致对原料与市场的需求，促使欧美国家将原“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俄国、奥斯曼帝国、非洲、中国、东南亚和拉美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注：参阅[美]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之一，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 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th Century)，伦敦1974年版。）
至19世纪末，随着世界市场、世界商业网络的形成，西欧工商业城市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向外部世界输出工业品，而向它们的殖民地掠取原料、粮食、农副产品。二战后，建立了国际金融体系，最富的工业国依靠控制世界的金融力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国家。形式上的殖民帝国现已经崩溃，但其经济运行机制已形成。
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则日益呈现出显性化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协调、调节和管理更加趋于固定化或恒常化，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协调、运行和管理机制与规则，从而使得国际经济政治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从根本上要求不同层次的国家加强合作，在资金、技术、商品和人员的交流方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以往国际关系当中的地缘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地缘经济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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