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蒂视域中的“恩格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视域论文,科莱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07－0044－07
“恩格斯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伯恩斯坦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都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但又充满扭曲的研究。今天，随着MEGA2第二部分即《资本论》手稿的公开出版，“恩格斯问题”再度凸显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原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到后来的马克思哲学的“背叛者”，恩格斯的形象在其逝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扭曲。今天，我们究竟如何澄清这些误解，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试图以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卢西奥·科莱蒂为切入点，运用思想史叙事与解读政治学相统一的方法，客观评价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以期为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德拉－沃尔佩以《逻辑学》为中介把黑格尔的哲学还原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将其辩证法称为先验的否定辩证法。而科莱蒂就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与德拉－沃尔佩相比，他进一步挖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给它起了个富丽堂皇的名称叫“物质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matter)。
那何谓物质辩证法呢？科莱蒂解释如下：“物质辩证法的要义如下：有限的是无限的，实在的是合乎理性的。换言之，规定者或实在的对象，这个唯一的‘这一个’不再存在；存在的是理性、理念、对立面的逻辑包含物，是‘与那一个不可分离的这一个’。另一方面，存在一旦被归结为思维，思维倒过来就成了存在物，即获得存在并在一个实在的对象中化身为对立面的逻辑统一体。”①以此来看，“物质辩证法”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第一，存在转化为思维，这是有限物质转化为观念的运动。第二，观念化身为具体物质的过程，绝对理念为了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仅仅迷恋于优美的天国，还必须沉降到世俗的大地上，使现实的一切都成为绝对的化身，使其自身披上现实的外衣，把现存的所有一切都看作是绝对的显现，这是上帝世俗化、内在化的过程。第三，辩证矛盾的动力机制，只有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才能实现这种过渡，最终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科莱蒂指出，这种物质辩证法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方法论本质。他正是借助于这种物质辩证法，才彻底根除唯物主义，恢复形而上学的本性，把唯心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就物质辩证法导致有限摧毁其自身，因此根除任何唯物主义的依据而言，它是关于有限的辩证观，是有限作为‘观念’存在，因此是唯心主义。——这种物质辩证法第一次实现了哲学的‘原则’，使上帝以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作为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普遍存在。”②
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所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又是什么呢？科莱蒂先后对比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著作指出，几乎在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那里，“唯物辩证法”都被理解为下述三个环节：第一，具体物体转化为“物质”概念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后者是世界的本原，一切具体物质形态都是“物质”的化身，都根源于物质。第二，“物质”必须要具体化为具体存在物，前者作为一切具体物的代表决不能与后者对立起来，它必须世俗化为后者以便保持自身的完满性。第三，矛盾动力机制，一切运动的源泉就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
对此，科莱蒂指出，从表面上看，唯物辩证法似乎与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存在着本质差别，实际则不然。辩证唯物主义者根本不明白，空洞地谈论物质和空洞地谈论观念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说一个物体是物质的，这仍旧什么都没说。物质本身并没有具体化，它只是一个种的属性，是任何物共同的属性……我们应当大声地明确地说：物质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一句废话。”③因此，所谓的“物质辩证法”其实就是观念的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也只不过是这种观念辩证法的变型。基于此，科莱蒂得出结论说：“所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辩证法与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物质辩证法’是完全同质的”④，前者从头到尾都不过是后者的机械的手抄本。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辩证唯物主义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共谋性，而是把它高调地当作唯物主义的高级原理。结果可想而知，被所有辩证唯物主义当作唯物主义最先进、最高级的东西，正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宣扬的“物质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用其一生都在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作斗争，然而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用来抗争黑格尔的武器恰恰就是黑格尔本人的，这不能不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悲哀，这也透露出辩证唯物主义者极度脆弱的心灵。
那如何来理解科莱蒂的这一举动呢？首先，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必须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入手来看待他的历史意义。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各国共产党的政策陷入一种混乱、迷茫的状态，而这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对被斯大林权威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模式的合法性的质疑，在意大利则演变为党内的理论危机。为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倡导一种不受辩证唯物主义模式所污染的新的研读方式，来不断地清除苏联辩证唯物主义遗留下来的“污垢”，这是顺应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需要的。同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理论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逐渐地弥补了知识分子心灵上的空缺，把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使得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存活了下来，一步一步地从危机中走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科莱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是符合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需要的，是有其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决不能抹杀掉。但是，另一方面，科莱蒂显然不是从学理层面入手科学剖析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性，相反，而是带着一种政治“怨恨”心理来审查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必然会滑向情绪化的深渊，把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合理扬弃判定为一种“误读”和“抄袭”，一股脑地将其判定为黑格尔的遗产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这种做法对辩证唯物主义者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科莱蒂进一步指出，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因此，为了真正维护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就必须对这种“误读”进行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彻底清除这种理论上的污垢。于是，他接下来对这种“误识”进行了谱系学考察。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来源于恩格斯自己”⑤，正是恩格斯把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引入到唯物主义之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因此，恩格斯是要为这近一个世纪的误读负全责的。于是，科莱蒂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满情绪全部转嫁到恩格斯身上。
科莱蒂指出，首先，恩格斯没有理解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本意，错误地把科学方法(无矛盾原理)判定为形而上学，把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当作“新科学”的标准。科莱蒂说：“对黑格尔来说，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来源于理智，即来源于科学和常识的方法(无矛盾原理)；这意味着在反对那种特殊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黑格尔并不试图反对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被认为是独断论的表现：唯物主义和科学。然而对恩格斯来说——独断论这个词天生地(完全地)与形而上学连接在一起的——这段论述以一种歪曲的意义呈现了出来：导致形而上学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因此，为了剔除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就必须要反对无矛盾的科学思维。”⑥在黑格尔那里，理智(无矛盾原理)被当作一种科学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使形而上学陷入独断论的窠臼之中；而在恩格斯这里则相反，理智被看作是与形而上学内在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形而上学起源于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尽管取得了部分成就，但它却把形而上学的精神习惯以及其自身方法的狭隘性赋予了哲学。”⑦黑格尔因为理智是一种与形而上学不兼容的科学方法才抛弃理智，而恩格斯则因为理智是一种与科学不兼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才予以抛弃，后者虽然颠倒了前者的意思，但最终结果却和前者殊途同归：都是消除理智，保留“物质辩证法”。科莱蒂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极大误读，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更为恶劣的后果：在恩格斯的视域中，原本作为科学标准的理智原则，被颠倒为形而上学的标志；而原本作为形而上学的物质辩证法，则被理解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因此，恩格斯必然会从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而不是传统科学中汲取营养，将前者看作为新科学标准的源泉，“恩格斯如此一贯追求的东西并不能从科学中获得，而只能从黑格尔旧的自然哲学的一种非批判的复兴中获得；恩格斯最终所要做的并不是把科学(即唯一对我们有用的知识形式)从与其相联的任何思辨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而是恰恰相反：把旧的形而上学转嫁给科学。”⑧
对此，科莱蒂愤怒地指出，被恩格斯当做高级唯物主义和新科学标志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它们二者在本质上是内在同构的，恩格斯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罪人和罪魁祸首，正是他把这种误识带入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之中，才使得后来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把黑格尔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物质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同时，这种误读直至今天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澄清，仍然像一个幽灵一样禁锢着那些充满朝气的知识青年的头脑，致使“今天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样一种令人生厌的局限：科学是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实在论……是真正的科学。”⑨辩证唯物主义自以为是在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作斗争，“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反对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科学”。原本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成了违背科学的形而上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极大扭曲，这不能不说是恩格斯的罪过。科莱蒂对恩格斯的指责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次，恩格斯误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性质，机械地将黑格尔哲学划分为革命的方法与保守的体系，成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误读黑格尔哲学的最原始的毒瘤。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方法是革命的，而他的体系则是保守的，于是，他的方法与体系处于一种永恒的矛盾之中。对此，科莱蒂指出，恩格斯所指认的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哲学的重大误读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实际上并不矛盾，相反，恰恰是其实现唯心主义的工具”，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种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的哲学体系机械地分割开来，进而将二者判定为相互矛盾的做法，只不过是那些冥顽不化者所虚构出来的一种神话，是极度唯意志论的。由于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方法是革命的，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保守的，因而，当他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时候，也就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他的革命原则，拒斥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把他的观念辩证法“颠倒”为唯物辩证法。可以说，这一模式成为后来所有辩证唯物主义者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模式。对此，科莱蒂评价道，这纯粹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幻想，他根本不理解，对黑格尔而言，“观念的辩证法同时就是物质辩证法”⑩。单纯地把黑格尔的观念颠倒为物质，得到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方法，而仍然是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
我以为，科莱蒂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与其自身的立场相关的。作为新实证主义的代表，像德拉－沃尔佩一样，认为矛盾并不存在于事物之间，而是存在于命题之间，而科学和唯物主义所遵循的只能是无矛盾原理，因而他无法接受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的扬弃，只能用一种污蔑的语言将其看作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延续，这种将科学与辩证法严重地对立起来的做法，只能是唯灵论者天真的主观幻想。
在科莱蒂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基础之上的，而恩格斯恰恰是沿着黑格尔的道路前进的。于是，一个阴险的阴谋出场了：恩格斯完全背叛了马克思。
科莱蒂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呢？我认为，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在科莱蒂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创始人在思想飞船上合为一体——这样一个假设，而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11)，“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完全一致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后来被列宁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强硬、更加绝对。”(12)在这种教条中，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差异性完全被忽视了，恩格斯的所有观点都是对马克思的复述，前者完全沦为后者的影子，这恰是统治那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而科莱蒂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马恩完全一致论”是深恶痛绝的，正是出于这种“怨恨”心理，他像吕贝尔一样炮制出了“马恩对立论”。为了反对苏联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就把恩格斯看作为这种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为了反对“马恩完全一致论”，就用一种伦理的激愤制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尖锐对立，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恩格斯头上。我以为，科莱蒂这种做法蕴含着一种为不满意的现实寻找替罪羊的冲动，不去分析现状的复杂原因和历史演变过程，把一切好的方面给予马克思，一切不好的方面统统归咎于恩格斯，以牺牲、贬低恩格斯来保全马克思，通过恶魔化恩格斯来神化马克思，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做法不仅没有给予恩格斯一个公正的评判，也为马克思设立了某种禁区，使马克思成为一种神话。对于这种武断的做法，科莱蒂在后来的《一篇政治和哲学的访谈录》(1974)中作出了反思，认识到这种为马克思设立禁区把所有过错全部推给恩格斯的做法是不够公平的：“我完全同意您最终关于对马克思设立了某种禁区的评论”，现在在我看来“对任何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授予他一顶神圣的光环是可耻的”。(13)他为自己过去那种幼稚的不成熟的青年气有所悔悟，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对恩格斯的看法：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一致的，“在理论上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14)，马克思全部著作的精髓都归结于对社会经济形式的分析，而恩格斯则是黑格尔式的荒诞不经的形而上学，二者是完全对立的。“我承认我在著作中有某些夸张，但我仍要坚持说，归根到底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质上都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他的基本著作是《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在恩格斯那里，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无疑是《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都是无药可救地被一种幼稚的、荒诞不经的自然哲学败坏了，被浅薄粗陋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玷污了。”(15)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作为有着不同思想和不同经历的两个独立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莱蒂反对“马恩完全一致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科莱蒂在反对“完全一致论”的同时，却错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这种差异放大为整个原则上的对立，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本质上是完全对立的，因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滑向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窠臼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问题”一直都是个焦点问题。伯恩斯坦首先撕裂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直接预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未来走向。从第二国际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整个形象发生了惊人的一跃：从“党的首脑”转变为“理论的教唆犯”。(16)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柯尔施，他们都严厉控诉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其指责为背叛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洞玩物。而这些控诉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演变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对立。在这样一种理论谱系中，科莱蒂无疑是与他们内在同一的。在那个政治激变的年代中，科莱蒂为了保全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惜一切代价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界划开来，可谓是用心良苦。然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带来的却是一种悲剧性的理论灾难。如果说，卢卡奇和柯尔施对恩格斯的指责还停留在自然辩证法的层面上，那么，科莱蒂则彻底的多，他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观的对立上，显然放大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滑向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漩涡之中。
首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7)。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走的的确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道路上的差异，而在哲学原则上二者是内在一致的。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更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或爱的哲学，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8)第二，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在一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脱离了前两者，科学社会主义便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沦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以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当科莱蒂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放大为一种哲学观上的对立时，无疑阉割了他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其次，如何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卢卡奇、科莱蒂还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都存在一种普遍趋向，即认为恩格斯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辩证法”，这也是他们断定恩格斯背叛马克思的主要依据。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9)以此来看，自然史与人类史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因此，要想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推进到底，仅仅停留在人类史的层面上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从自然史的维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对自然史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主要集中于人类史的探讨，就像他们自己指出的那样：“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20)这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理论伏笔。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写下了许多关于自然史的经典论述(21)，但他并没有留下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系统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是他们原初计划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我们决不能像卢卡奇和科莱蒂那样，仅仅依据这种论域的不同，就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这是不足取的。(22)另一方面，就“自然辩证法”而言，恩格斯真的像卢卡奇和科莱蒂所宣称的那样，要建立一种关于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哲学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尖锐地批判了费尔巴哈所谓的“先在自然观”，他们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3)以此来看，恩格斯决不像费尔巴哈那样要建立一种关于先在自然的辩证法，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考察自然科学(自然史)的演变历程，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延续和拓展。只有立足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恩格斯关于“自然与工商业实践”、“自然的报复”、“自然规律与自由”等核心问题的讨论。
再次，从身份政治学来看，恩格斯存在着多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这三重身份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然而，在科莱蒂和西方“马克思学”那里，恩格斯的形象出现了严重分裂：恩格斯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也正是在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恩格斯扭曲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意，创立了与后者完全相反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否定了下述事实，即恩格斯作为“第二提琴手”真实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因此他不仅是宣传者和解释者，而且也是创始人之一。因此，当科莱蒂把恩格斯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把马克思看作是“历史科学”的创始人，进而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时，已经彻底抹杀了恩格斯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恩格斯的形象”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正是通过对恩格斯“学术”形象的建构，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即力图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寻找替罪羊，以此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简单地把这一问题从历史的原初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而通过扭曲的方式将其还原为一个学术命题的做法，已经完全阉割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意蕴。
最后，在物质的理解上，科莱蒂过于简单化了。通过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恩格斯的视域中，所谓的“物质”决非单纯地像科莱蒂指责的那样，只是对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或“物质辩证法”的简单颠倒，更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虚构，而是对客观条件、社会关系、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总称。(24)它在肯定旧唯物主义前提的基础上，已经全面扬弃了旧哲学的实体性思维，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范畴。它与黑格尔意义上的“物质辩证法”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当科莱蒂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等同于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时，完全阉割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注释：
①②④⑥⑦⑧⑨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Hegel,NLB,1973,p.20,p.26,pp.50-51,p.41,p.41,p.44,p.154.
③⑤(11)Lucio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5,p.62,p.62.
⑩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LR/93,September-October,1975,p.11.
(12)(14)［意］科莱蒂：《〈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导言》，张战生等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1期。
(13)(15)［意］科莱蒂：《一篇政治和哲学的访谈录》，《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徐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25、426页。
(16)(24)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28—43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88页。
(19)(20)(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6、77页。
(21)参见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2)在一些场合，马克思也曾就他与恩格斯之间的理论关系做出了公开声明，“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5页。)这表明，这种论域的差异是理论分工的产物，后者是建立在“共同计划”和“一致意见”的基础之上的。
标签：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