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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有待探清的未知“人形动物”是目前对“野人”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
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有关“野人”的故事，中国亦不例外。除古代典籍及地方志中有关“野人”的记载外，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时能听到目击或遭遇“野人”的消息。
有一种观点认为“野人”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当他们返回到人类社会后，颇难恢复其人性，这就是所谓“野人”，即野化了的人。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位猎人在阿威龙地区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年约17岁的少年。这个从小被遗弃在森林里的孩子被发现时，已变成“野兽般的孩子”，经过20多年的驯化训练，才失尽他的动物行为。以后，所谓的“狼孩”、“豹孩”和“猴孩”等一度为动物哺育的小孩，都被称作“野人”。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尚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即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
然而，现在所称的“野人”涵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即使现在已知的一些人形动物，在它们尚未被科学搞清楚之前，也曾被称为“野人”，现在我们在各种媒体上所看到的有关“野人”的传闻，并非指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野人”，而是一类科学上有待探清的未知“人形动物”，这也是现在对“野人”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
“雪人”很可能是喜马拉雅棕熊，但不排除喜马拉雅山区生存着一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可能性
我对“野人”的兴趣始于本世纪50年代。1953年，新西兰探险家希拉里成功地登上珠峰后，喜马拉雅山区存在“雪人”的传闻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在众多的“雪人”消息中，最引国人注意的是列宁格勒大学与乌兹别克科学院联合考察队的水文队队长普罗宁于1957年8 月两次见到“浑身披覆毛发的类人动物”。消息披露后，帕米尔地区是否也有“雪人”出没引起了争议。此时，我国电影摄影师白辛宣称他在新疆帕米尔的慕士塔格冰山拍片时，偶然碰见两个莫名其妙的人在雪峰上行走，给他留下的印象与普罗宁所见到的“驼背”、“身材不高”等特征颇为相似，我国学者开始在报上展开讨论，认为所谓“雪人”很可能是喜马拉雅棕熊，但不排除喜马拉雅山区生存着一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可能性。
1959年1月，我国正组织首次攀登珠峰的活动， 便将“雪人”列为考察内容之一。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与登山队于1959 年5月至7月间在珠峰最大的河谷——扎卡曲河谷进行了考察， 但没有什么重要发现，只是在珠峰东南部的卡玛河附近获得一根长达16厘米、据说是“雪人”的毛发。后经化验检查，表明此毛与牦牛、猩猩、猴子及棕熊的毛发均不相似，但也无法证明它是“野人”的。
1983－1984年，我应邀前往新疆调查古人类化石，同时携带了在五六十年代积累的资料，对帕米尔地区的“雪人”踪迹进行实地调查，遗憾的是没有发现有关“雪人”存在的真凭实据。
在西双版纳发现的“野人”实为短尾猴
60年代初，从中国西部边陲云南省传来在西双版纳的原始密林中发生两起遭遇“野人”的消息。其一是1960年11月在修建勐腊至勐棒的公路时，架桥队队长和班长发现两个“野人”，他们向“野人”射击，一个被击伤后逃走，一个被击毙。他们拖回“野人”尸体，原想美餐一顿，但见到“野人”与人竟如此相像， 以致战士们不敢食用。 第二件是1961年1月底，一位勐腊县小学教员夜晚去当地密林里打猎时， 碰到了“野人”母子，因恐惧，该教员没敢放枪就仓惶而逃。云南思茅地区文教局将这两件事上报了省文化局，同时与中科院西南分院动物研究所取得联系。该所所长根据报告分析，认为“野人”情况与长臂猿相仿，但因为没有实地调查难于确定。
80年代，云南西南边境的沧源和西盟等地不断传来猎取到佤语叫“狜”的“野人”，当时我正在云南进行野外考察，遂打电话到当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被告知打死的“狜”都是有尾巴的。后来我见到有关“狜”的一些实物标本，其中包括有1980年春节勐来公社一位佤族小学教员猎获的一头高约1.2 米的“狜”， 他保存了一只左脚掌； 1982年在班岩公社猎获的“狜”的头骨标本。这两件实物曾被鉴定为“合趾猿”（长臂猿的一种，我国境内未曾发现过）的脚掌和“最大的灵长类”或“猿”的头骨。据我判断，它们实属短尾猴。
由于几起多人同时遭遇“野人”的事件，导致对神农架“奇异动物”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活动
“神农架”位于大巴山山系的东段，包括神农架林区和房县的南山区，面积40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2000米左右，主峰（无名峰，现更名为“神农顶”）高3107米。自古以来，这里就流传着一种被称为“毛人”的“野人”，说深山密林中有一种身披长毛的“野人”或叫“人熊”，见到人后会紧紧抓住人的双臂不放，并高兴得笑昏过去，待它醒来就要吃人。所以乡民们入山时要携带一副中空的竹筒，万一碰上“野人”，就双臂套上竹筒，待它抓住并笑昏时，乡民迅速将双臂脱出竹筒逃脱，或乘机打死“野人”。这个故事在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亦有记载。在邻近的竹溪县屏峰岭有一座岩洞口，竖着一块修建于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冬的《野人碑》，据说该洞常闹“野人”，还把路人抢进洞内，故修此碑告诫乡民，碑上有捐钱者144人的名字。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一个2000多年前的灯具——“九子灯”，上面竟有“毛人”的形象。
近代目击与遭遇“毛人”的事例时有传闻。1940年9、10月间， 一个名叫王择林的生物学家在由宝鸡去天水的途中，于江洛镇的公路边见到一个被打死的雌“野人”，高约2米，有一对大乳房。 另一个叫樊井泉的地质工作者声称，建国初期，他曾在宝鸡附近林中见到“野人”母子俩，小的高约1.6米。1976年5月14日凌晨1时多， 神农架林区干部与司机共6人， 在乘车经过房县与林区交界处一个名叫“椿树垭”的地方，突然见到一头奇异动物蹲在地上，浑身棕红毛。他们下车后向它逼近直至相距仅1米互相对峙。 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既不像熊又不像猴子的动物，最后它转头钻沟爬坡隐入林中。同年10月18日上午，房县安阳乡小学教员带领10多名学生在天子坪进行小秋收时，看见一头浑身黄红色长毛的奇异动物沿山坡直立行走，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消失了。由于发生了几起多人同时遭遇“野人”的事件，终于导致了对科学上尚未知晓的“奇异动物”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活动。
1977年3月，中国科学院、 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某部联合组织了“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在神农架山上进行历时8 个月的追踪与考察。我以穿插队队长的身份带领第二穿插队考察了大、小神农架主峰地区及部分原始森林地区，其间还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围捕“野人”活动。
所谓“杂交野人”，实为“小脑症”患者
这次考察活动规模较大，参加考察的人员多达110人， 其中解放军侦察人员50多人，各类专业人员20多人，实际考察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考察路线全长近6000公里，其规模即使在世界“野人”考察史上也不多见。遗憾的是，除去疑为“野人”的一些间接证据外，并未能找到实证“野人”在这一地区存在的过硬证据。
1997年突然传出在湖北长阳某地发现一个畸形人，据说是其母被“野人”掳去后生下的“杂交后代”。此人已于1989年去世，其尸首被送到科学院进行鉴定，证明这畸型人实为“小脑症”患者，根本不是什么“野人”的“杂交后代”。
浙江遂昌九龙山上高约2米，脚印巨大的“人熊”， 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澄清
浙江省丽水地区遂昌有一座“九龙山”，它位于浙、闽、赣边界，属武夷山系仙霞岭的一个分支。九龙山为浙江省第四高峰，地处亚热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人熊”时常出没其间。古籍《方舆志》上称“西蜀和处州山上也有狒狒，被称为人熊。”处州指现今丽水东南，即遂昌一带。我去遂昌考察时，当地人曾向我反映，解放前遂昌县黄沙腰区与江山县交界处，有一条十多里长的山路，山深林密，“人熊”时有出没。在此山路两头的凉亭里专门放两节竹筒，以便碰上“人熊”时可使用它套在双臂上以逃脱“人熊”的袭击。
1979年8月， 当丽水地区科委组织自然资源调查队在九龙山区进行综合考察时，听到群众关于“人熊”的种种传说，考察队在山上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窝和大的脚印，于是增加了调查“人熊”的项目。在调查过程中获知，1953年，水南乡清路岔村妇女徐福娣曾打死一头企图侵犯她女儿的“人熊”——“形体像人的野兽”，还砍下了怪兽的手脚向政府请赏，后来这副手脚为一个中学教员索取，做成标本保存下来。我于1980年12月追踪到此，对现场进行考察，访问当事人及目击者，并对手脚标本进行多方面的详细研究，还与各种猴类、猿类及人的手脚标本进行对比。毫无疑问，它属灵长类，但绝不是“野人”的，也不是猿的，而是一种当地尚未见记录的大型短尾猴类。
虽然解决了这个有手脚标本实物的“人熊”属性问题，但群众所称高约2米、脚印巨大的“人熊”，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澄清。
苗民中流传的“野人歌”诉说着一起野人被伤害的凄惨故事
元宝山位于九万大山山脉的东麓，为广西融水县境内第一高山，广西第三高山，方圆达3900公顷，有四大主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境内山高林密，当地农民称常有“人熊”出没，也发生过打死“野人”的事例。据说当年击毙“野人”的火枪犹存，山上有“野人瀑”、“野人泉”遗迹，苗民中还流传着“野人歌”。近十几年，与“野人”遭遇的事例不断发生。1980年农历正月初七，一个名叫卜小球的村民捕获到一头小“人熊”，由于太像人了，被他放走。1991和1992年守林人两度见到高达2米浑身披毛的“野人”。1994年4月，《柳州日报》和上海《新民晚报》的6名记者组织了一个小型考察队， 进山考察大脚印和一些奇异现象。1995年5月，在中国林学会的支持下， 一支由中外学者组成的“元宝山野人国际考察队”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我担任队长，美国华盛顿州大学著名的美洲野人“沙斯夸支——大脚”研究权威克兰茨教授任副队长。参加联合考察队的还有日本、台湾等学者，以及当地考察人员共计15人。在击毙“野人”的第七代孙的带领下，我们考察了当年打死“野人”的白虎岭“野人瀑”。据称，曾有一对“野人”在瀑布源头的小池边洗头，雄野人被击中后坠落到瀑布里，雌“野人”失偶后在此号泣数日，由此，苗民中流传开“野人歌”来诉说这一不幸事件。
我们在元宝山脚下培秀村考察了“野人泉”，在泉头竖立有一块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双龙泉碑”，该泉池是由当年培秀村的财主蒙老赏指挥修建。碑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右下角有一“野人戏马”浮雕，“野人”高齐马头，弯腰曲膝，据称是根据蒙老赏捕获并驯养的一个“野人”而雕刻的。不过根据浮雕的形象，与其说是“野人”，不如说是猴子（短尾猴）更合适。之后，我们在兰坪峰上现场调查了90年代初守林人目击“野人”的情况。根据他们描述的“野人”形象与动作，特别是双脚直立行走时的摇摆状态，见到人后会笑着摇头晃脑的姿态，使人怀疑为猩猩。附近三江地区侗族中有“鸭变婆”的说法，说有种“野人”面色苍老似妪，行走时摇摇摆摆像鸭子，这与守林人目击的“野人”颇为相似。除这些调查外，我们还考察了元宝山的生态环境，并在深夜深入山林中探查。不过收获有限，未能找到“野人”存在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