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心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2;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4-0049-08
我们似乎习惯把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简单归结为政治和经济，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认识。本世纪中期，法国年鉴学派把心态列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开辟了历史认识的新途径，并推动历史研究趋向多维度和整体性。
心态是一定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舆论习俗、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影响下，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由于人一方面受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历史运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所以，研究心态可以帮助理解和阐释人的社会主体作用，揭示心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它处在历史转折口，受到多种力量影响，社会激荡多变，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揭示和解释其本质规律，是北洋历史研究的难题，但已有的结论未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在研究北洋历史时看到心态是影响北洋历史进程多种因素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因素。虽然心态不是社会运动合力中的主要动力，但是作为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之一，它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对历史进程发生着作用。把心态研究引入北洋历史范畴，必将有利于揭示这段历史运动的内在联系，廓清历史事实，获得新结论。鉴于此，本文拟对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作全面探索，作为对北洋历史研究的补充。
社会心态是动态形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本文把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概括为三个阶段。1.北洋初期：弃旧迎新，接受变革；2.袁世凯篡权后：回归传统；3.“一战”后：失落和再选择。北洋初期在求新求变心态主导下，欢呼西方文化的到来，表示全盘接受，形成以接受西学为主流的社会心态。但接受新式西洋文化时，人们习惯与已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观其效用优势，一旦发现“西”不如“中”就予以拒斥，回归传统。西北还是回归传统始终是一对矛盾，几经较量，其高峰是袁、张复辟，尊孔复古和反复辟、反复古的斗争。当人们发现西化和回归都行不通时，萌发再选择心态，希图通过新的选择再找到一条救国道路。“接受”、“回归”、“再选择”三种心态成为北洋时期社会心态的全部内容。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维护革命成果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
一 接受社会变革心态促进北洋社会进步
接受心态指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刺激下形成对传统旧文化的抛弃和求新求变主导下产生接受西学、变革中国社会的心态。心态由观念—态度—行为构成，观念是深层次表现，态度是中层次表现，行为是外层次表现。清末民初的心态变化先由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变化开始，价值观念变迁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主要包括纲常观念和义利观念。纲常观念浓缩于儒家学说之中，其核心“礼”、“忠”、“孝”使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被抽空，转为“惟上”、“服从”、“利他”、“禁欲”、“克己”，即由道德评介代替现实评介。即使自我价值实现，实质不过是他人意志的变化形式，个人意识消融于抽象的国家、民族之中。北洋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中国似乎重复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文化产生的程序，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平民也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各种价值新取向，构成近代社会新的价值体系，它正好与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对立，如：法治与人治，民主平等制与家长宗法等级制，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与共性至上的群体主义；创造需求与保守心理，社会开放与社会封闭，竞争与中庸，利益至上与伦理至上。可以说，商品经济开启了中国人自我评介的大门，经济活动中切身利益的增损提供了现实的评介尺度，使伦理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产生重利思想，他们表面拥护封建“纲常名教”，实质游离其外，大谈实业民生，“兴利”方案。他们看到“西人以利为先，首曰开富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日用……”“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关，君民上下，同心求利益”，所以中国要“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功利主义伦理表白最明确的是龚自珍，他说：“三代之上……无耻言富之事。”这与董仲舒“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p67-68)的主张相去十万八千里！稍后，严复提出合理利己主义，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因此，“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讲利无以为生，合理谋利反有益于社会：“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合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谋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独利必不利故耳。”自由观随后出现，严复认为中西政治、经济，首先诸观念的差异，正由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又说：“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虽然彼设等差而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权。”[1](p112-115)对传统纲常观念、义利观念的质疑无异于伽俐略把望远镜伸向夜空；追求自由平等，趋利避苦则是对传统的最大反叛。逐步形成的新伦理价值观成为迎娶西方资本主义这位新娘的丰厚嫁妆。
清末民初，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的向往——社会态度的转变很快在人们的行为上得到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明显表现。
1.重视法制建设，向法治社会迈进
民初颁布了大量的法令，政治方面的内容有：国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自由、官民平等权利。立法方面：颁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经济方面：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发展民族工业，奖励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垦殖等。其他方面：令改称呼、废跪拜、改革礼仪、解放贱民、停止刑罚，严禁蓄奴、买卖人口、缠足、蓄辫、赌博、娼妓、吸食鸦片等。1915年到1921年，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的法令达391项。
2.孕育多党制的政党政治
西方社会建党结社，表达各阶层各团体人民思想，政党政治是近代社会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民国初，建立党社发表政治要求与见解的作法大受欢迎，据统计，“仅上海、苏州、南京、广州、武汉、天津、北京七地，从1911年10月至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共计386个，其中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2]。清朝统治结束，激发了人们对新型政治的热情，共和党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者外，仅由总部事务所办理党证的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社会党建成半年左右，南方各省就建立八十余处支部，并且党势之扩张恰如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建党后八个月，江亢虎称全国“支部四百余起，党员二十余万”。同盟会更是“一日附者率数千”。党社发展以至北京路上“有不相识者，间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2]
3.建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
1912年5月临时政府颁布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主要规定：议会开会及闭会；议员资格；议长、副议长的无民名选举；各种常任及特别委员会的设立；政府议案非经委员会审查不得议决；预算审查；弹劾总统；建议权、质问权及请愿受理权；两院互为补充等等。议员选举法规定：参议员每省10名，共274名；众议员各按比例每80万人中产生一名，共596名。利用这些规定，从1913年4月到12月间，众议院议员集体署名正式质问的提案达173件。有的提案十分尖锐，如蒋凤梧等针对袁世凯与五国订立的《善后借款合同》提出质问大借款用途及财政善后计划书；罗永诏等针对1913年6月袁世凯的“尊崇孔圣”和“举行祝孔典礼”的通令提出质问祀孔典礼之命令违背信教自由之保证书。
由于法制建设，社会开始向法治迈进，发展政党政治建构民主政体以代替封建专制，摒弃传统陋习走向现代化。这些政治进步及新型政治体制尽管以后发生严重畸变，但毕竟开中国历史先河，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伟大变革，其影响十分深远。
4.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民国初年，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主张：“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3](p84)在此倡导下，1912年到1921年颁布经济法规40多项，内容有工商、金融、权度、农村诸类。在法规鼓励引导下，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见表1统计。
表1：北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表
新建厂矿[4]
1911～1919年600多家
机械采煤量[4] 1912年 516吨
1616年 948吨
机械冶炼生铁[4]
1912年 79 00吨
1916年 199 000吨
纺织工业[4]
1911年 32家纺绽831 000枚
1916年 41家纺绽 1 145 000枚
1919年 54家纺绽 1 650 000枚
面粉工业[4]
1914年 入超200多万担
1920年 出超300多万担
机器工业[5](p197) 1912年 15家
1913年 11家
1914年 17家
运输业[6](p130-135)
1912年 1380艘，12万多吨位
1914年 1703艘，16万多吨位
现代工业增长
率[7](p55-56) 1912-1920年 13.8%
华资工厂[8](p839) 1913年 698家
1922年 1759家
铁路[8](p109) 1912年以前总计 9 618.10公里
1912-1927年 3 422.38公里
对外贸易[8](p838) 1918年 10.4亿两
1923年 16.7亿两
通过工业生产指数能更清楚看到北洋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见表2。
表2：1912年～1928年工业生产指数（15种商品：1933年＝100）[8](p60)
年份 产品总值
净增值
1912年 11.915.7
1913年 15.619.2
1914年 20.124.0
1915年 22.526.1
1916年 24.027.7
1917年 26.932.0
1918年 27.832.2
1919年 34.136.9
1920年 40.242.9
1921年 42.442.4
1922年 34.739.0
1923年 41.645.6
1924年 46.950.5
1925年 55.760.1
1926年 59.061.0
1927年 66.666.3
1928年 72.170.5
1914-1919年农业形势也很好，稻谷、纤维、茶超过1913-1937年的产量，1914-1918年人均收入36.1-38.4元，与1931-1937年人均收入38.1-39.4元相近[8](p76-77)。
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人口随之上升。据国民政府统计，1912年全国总人口为40 581万人；1928年上升为44 185万人[9]，16年间人口增长3 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5.3‰，与1928-1947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6‰相比要高出许多[10]。
二 回归传统心态引起北洋社会倒退
民国建立不久，在接受心态主流推进的同时出现回归传统的逆流，回归心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质上抗拒变迁，往往是既得利益者在历史潮流裹带下无奈进入变迁的社会，他们抱残守缺，死守传统，一旦有机会就想全面复辟旧传统；另一种是接受新事物，接受社会变迁，但具有这种心态的人难以一下子摆脱旧传统旧习惯的影响，他们不忘旧传统的效用性，当发现新不如旧或变革遇阻时就会回归旧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会有许多障碍，这就为回归心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北洋时期出现回归传统毫不足怪，袁、张复辟和尊孔复古运动是一种历史必然。前进与回归两股力量同存于一社会必然导致冲突，所以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与回归心态有很大关系。
1.复古逆流，沉滓泛起
凡是短时间内跃进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存在封建残余遗留的问题。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过封建式管理，如人身占有和无以复加的经济剥削。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实行了急转弯式的社会转型，过渡时间几乎没有。而英法式的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成熟横跨了几代人的漫长时间。近代中国和俄、日、德一样，社会转型在一代人中完成，昨日的封建地主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资本家，意识中必然有一块封建主义的地盘，时时反映到社会活动中来。袁世凯、张勋复辟和康有为尊孔就是例子。
袁世凯于1912年9月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要求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11]。1917年6月又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10月在宪法草案中他授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接着又颁布《厘定尊孔典礼会》，希图以传统礼教、孔学纠正他们眼中所谓的“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纲纪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
，礼俗变易”的不良倾向[12](p797)。为恢复封建秩序，后又拟制《祀孔乐章》，公布《褒扬条例》，恢复大人、老爷名称等，最后袁世凯上演了一出众所周知的全面复古的复辟戏。
袁世凯之后，康有为又上书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尊孔滥调一直到五四运动时仍有喧嚣。
曾经遭到荡涤的社会陋习、丑恶现象沉滓泛起。烟馆重新复市，“短榻横卧，烟具毕陈，斗胜矜奇，俾昼作夜。民间化之，遂致已绝之烟萌从此复生，已闭之烟馆从此复市”[13](p25)。娼妓业日益兴隆，民国时“娼妓的人数和营业也大大发展了”[14]。
2.民俗归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农村维持旧习俗十分严重，湖南慈利县一还乡官员在其父亲丧仪中采用鞠躬礼，结果“阶下群声哗沸，谓以鞠躬易稽颡，父死之谓何前礼也，不欲观之，则一哄立散去”。农村贺年叩节仍重跪拜旧习，若与尊长邂逅于途，必定顿首下拜，虽泥途也罢之不顾。在城里，士庶人家，于治丧礼仪，“灵前仍设拜垫，亲友往吊者，概用拜跪，不用鞠躬”[15](p17)。直到1926年，“城市有些老先生相见，还互相‘对千’，拉洋车、卖烤白薯的劳动人民还有不少把辫子盘在头上”[16](p167)。
3.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向旧传统妥协和回归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不得不正视现实，向传统作某些让步。孙中山看到“革命起于南京，而北方影响尚旧，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使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关于女子参政，章太炎公然质问“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王宠惠则宣扬“女子参政，男子进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7](p777)。孙中山才表示了“中华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又转而声明“不过个人闲谈”[18](p65)。宋教仁也删去了同盟会新纲中“主张男女平权”一条。
因无力带动一个先天不足，以及与落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低度文明，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退……”孙中山在同一时期，则回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改变社会困窘局面的方法，开始褒扬传统文化。他说：“《孝经》所讲孝字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又对《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表示赞赏，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又强调中国旧文化与西方文化地位并驾齐驱”。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他还特别推崇固有道德：“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了一个民族国体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19](p653)
4.思想混乱
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气象，但顽固守旧势力看来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哀叹“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对民国信心不足以及回归传统的言论、做法似乎证明全面回归的必要性，所以复古主义者始终在呐喊，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洗心社、孔社、大成社等各种尊孔团体纷纷成立，《孔教会杂志》、《不忍》、《孔社》等复古刊物先后出笼，祭孔祭天活动热火朝天。好在复古主义已经臭名昭著，恰如汤因比指出的那样：“复古主义之所以受人非难，便在于他的企图的本性永远是要调停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之不能并立，正是复古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内容的弱点。我们可以说，复古主义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们向哪一边走去都将找不到出路。如果他只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的机制冲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改造现在的事业，那么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20](p345)复古主义没有把中国社会诱骗回旧时代，但事实上却引起了社会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有的人想不偏不倚中庸调和，来个中西结合；有的人急切地搬运西方最新的主义，或直接拿来作精神依靠，所以除复古主义之外还有刘师培、师复、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和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古大同思想的翻版吸引了低层劳动人民；江亢虎的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三无主义周围有一批幼稚的支持者；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为五四时期积极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奉为样板。
比无政府主义更具吸引力的是尼采主义，许多人同时认为尼采主义能解决中国许多实际问题。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辞《敬告青年》一文，引用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论述作为反封建武器，指出：“忠孝义节，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在《人生真义》中再次强调尼采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人，才称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蔡元培在1917年元旦政学会欢迎会演讲中说：“迨至尼采，复发明强存弱亡之理……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积极进行，以与强者相抵抗，如此世界始能日趋进化。”茅盾《尼采的学说》写道：尼采“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它们的价值估定……扫荡一切古来传习的信条，把向来认为绝对真理的根本动摇”。尼采主义成为万能主义，所以尼采主义者高叫“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21]。各式各样的主义还包括新实在论、国家主义，及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社会主义。主义汇集，百家争鸣，时人不禁会举起左手支持这一方，同时也会举起右手赞成另一方。表面热闹，实质思想混乱。
5.社会动荡
思想混乱使国家政治迷失方向。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没有回到临时政府水平，议会制实际上已经破产。袁世凯死后出现权力真空，地方日益坐大，中央权力衰微，对地方少有节制力，遂形成军阀割据混战局面。1920年就有直皖战争、粤桂战争，及直皖战争前后四川发生的川、滇、黔“三角战争”爆发；往下是1922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战争，1924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的奉浙战争。百姓既没有现代社会的法律保护，又失去传统的社会庇护，只好依赖地方军阀，正如法国路易·加迪等著的《文化与时间》一书中指出的：“直至近代，在中国，个人的安全感仍有赖于他们隶属的‘扩大家庭’或‘氏族’。”[22](p56)北洋时期的“扩大家庭”或“氏族”就是地方军阀。个人安全对地方军阀的依赖以及农村封建经济沟成了军阀存在的社会基础，致使北洋时期干戈不休，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引起了连锁反应，使社会经济严重滑坡。
6.经济萧条
军阀形成过程也是军队扩充过程，军费为此连年上升，1910年为1.02亿元，1916年为1.53亿元，1918年为2.03亿元，1925年为6亿元，1927年为7亿元。庞大军费转嫁给民众，通过发行公债，滥发钱币，增加田赋、盐税、厘金等进行集资，结果农村经济迅速滑坡。1924年齐卢之战使江浙一带9县的耕牛、农具损失十分之二三到十分之六七不等，棉田收获有的六六成，甚至二三成左右。社会动荡，不事生产，水利失修，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严重。1926年北自东三省，南到广东省，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大旱灾、大风灾，受灾省份达12个以上[23](p608-617)。农民生活趋于恶化，以浙江兰溪农村短工实际工资指数为例，1912年为100,1921年下降为86.25,1927年为78.82。
城市工业虽然继续保持发展上升势头，但底层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难以敷出。上海《星期评论》在1920年5月1日登载对上海家庭的调查，每月需米费8元，副食品5元，房租4元，薪火3元，衣服3元，缺工损失2元，合计34.76元。同期工人月收入，粗工男工在10元至15元之间，精工男工在15元至20元之间。1925年统计粗工5口之家月支出需21.34元，而收入：纺织厂9元，丝织厂8.5元，铁工机械厂15元，矿场14元[24](p41)。为维持生计，家属尽可能出工，以至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以上表明，当社会剧变、动荡之时，由于社会失范，旧有束缚消失，人的心理行为倾向革命产生“跃迁”，表现出矫枉过正的过激行为。海尔·布隆纳指出：“人的生物本质从牢笼里挣脱出来，正像规矩被打破一样，自我越来越直接地表现自己。”而且很少关心惩戒。当失调的社会经过调整重新走向规范，恢复秩序时，人的心理与行为会向旧有的秩序回归。一则是由于旧有文化的有效性。二则“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三则“接受外国文化的社会很可能是以使新特质与社会本身的传统有效地和谐相容的方式接受的”[25](p565)。因此，相对应“社会失范——恢复秩序”的社会心态是“跃迁——回归传统”。从这个角度看，袁世凯、张勋复辟，孔教旧礼俗重新张扬，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的。特别袁世凯复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北洋社会部分民众回归传统心态的反映。对袁、张复辟原因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个人道德本质水平上的分析，而要把社会环境中民众的心态因素包括进去。所以说，回归传统的社会心态是北洋社会倒退和一系列复辟复古活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 失落和再选择心态对中国前途的影响
失落心态产生于“一战”之后。回归传统没有收到好的效果，相反社会秩序大乱，证明回归传统没有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灰暗的前景，加上战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逐步消失，引起中国民众对西化的失望。娜拉砰然关上家门出走，以为从此自由，结果却如鲁迅评论的那样：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家。去意仿徨的中国和出走后的娜拉一样深深陷入困境，西化和回归都走不通，导致社会心态严重失落。由此，中国社会开始酝酿新的选择，为失落心态另找归宿。
1.对西化失望
一战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令国人心惊，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前途感到失望。自以为已经为西方接纳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被排斥于战胜国之外，遭受愚弄和摆布，证明了中国走西方强国道路的失败，其结果是“共和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理想等同起来，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终于“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介的催化剂”[8](p525)。
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反思，首先发现议会民主制存在许多不足。《东方杂志》一篇文章说：“议会所代表者，非多数恃劳动为生之国民之意思与利益，惟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意思与利益而已。”议员“形成一个阶级，与国民一般之利害完全两途”。“近来政治道德之堕落日甚，选举实之收买，已成为公然之事实”。这使社会民众渐失望于议会政治，而觉“决难赖之以建立真实之民主制”，所以“达所期之目的，尤觉永无可望”[26]。新民学会在讨论建设“湖南共和国”的方案时明确地提出：既不要中国式的共和国，也不要美国式的共和国。因为美国式的共和国只可称是资本家、绅士、贵族的共和国。只有资本家、绅士、贵族享受幸福，至于平民呢？劳动者呢？一样受痛苦。李大钊则明确指出：真正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已不能实现。
反思在继续深入。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进行发掘，发现“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子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所以陈独秀不再认为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教……对被征服者的枉杀”的机关。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无产阶级压在资产阶级底下”[27]。
继而，更多的人开始否定资本主义模式。陈达材在《改造问题》一文中指出，一战之后西方“都觉得现存的社会制度不适合于人类美善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设法创造”。还有人指出：“物质文明进步之价值与私产制度殆不可两立之势。”[28]认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29]。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现今社会生活之最大祸根”[30]。1920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纪念“五一”专号喊出“毁灭资本”的口号，谴责“资本是蹂躏人道的武器，是世界战争的导火线”，认为”如果要达到世界和平、人道保障的，必先毁灭资本，将资本家开除球籍”[31]。
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反思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否定的同时，酝酿着新的选择。五四前后西方诸种“主义”涌入，说明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选择需求。后来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则是失落心态下“1919年和1924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来”。[8](p451-452)二则是被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人的心态相契合。
2.中国社会选择社会主义的底蕴——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契合
中国人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早就体现于古代大同思想中。中国人五四以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原因是社会主义正契合中国人的大同思想。大同思想原义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近代以来，大同思想一直作为理想社会思想被宣扬，甚至尝试变为现实。太平天国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吸引了无数农民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大肆宣扬大同思想，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一章写道：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第二章写道：工不行大同则使国乱，认为“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第三章写道：商不行大同则乱人性。与大同相违背的根本在于：“私有”，“夫以有家之私，及私产之业，则必独人自为营业，此实乱世之无可如何者也”。“盖许人民买卖私产，既各有财产，则贫富不齐，终无由均”。[32](p354-356)
孙中山更是把民生主义阐发为“大同主义”即“天下为公”的社会思想，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发挥孔子思想说：“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此，则从不独亲其亲，从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
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孙中山发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大同思想相似。他说：“今日唯俄国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残废者，皆由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接着，孙中山干脆把社会主义看做走向大同世界的通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也。孙中山思想代表这时代许多人的共同心态，把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结合加以接受。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一些内容相近，表明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当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人们把它与大同思想比较甚至等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才深深吸引广大中国人民欣然接受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是它的纲领具有强烈的魅力，体现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第一条是这样写的：“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第二条：“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中共二大纲领中有“改良工人待遇，保护女工、童工，废除重税，限制田租率，消除剥削制度。”这些不正是一幅大同世界的景象么？
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表明，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即使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分子也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去，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潮一半都是如此。”[33](p429)中国人带着朴素的眼光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前景的描述，当看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时，觉得似曾相识，很合胃口，符合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所以，在俄国社会主义吸引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在进退两难之际，急切地从众多“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抛弃资本主义，掉转方向，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则是受到失落和再选择心态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它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社会心态居社会环境中间，成为各种社会因素联系的环节。它与社会环境互为因果，对社会环境发生反作用。这可以用下图表示：
北洋时期社会心态经历了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回归传统、再选择几个阶段。接受心态使中国社会走出封建专制阴影的笼罩，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迈进；回归传统的心态又把中国社会朝着恢复封建传统方向拉，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再选择心态下的中国社会发现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模式，以共产党为带头人，拨转方向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带领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收稿日期】 200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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