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朝鲜论文,时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02-07
中国史学史上，《时政记》曾是一种重要的官修史书，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则不再编修。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制度上多仿效明朝，文化上有强烈的“慕华”思想。对于文化繁荣的宋朝，朝鲜王朝也多有仿效，《时政记》的编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时政记》之编修多有论及，却鲜有学人注意到朝鲜王朝的情况。本文试爬梳《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略加论及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并试图透过这个例子，分析朝鲜王朝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宋《时政记》之编纂及其特点
《时政记》兴起于唐朝，确切地说是兴起于武周时期。唐初建立了周密的史馆制度，沿袭汉朝旧制，设立起居注。起居注官随文武百官上朝，记录帝王起居言行、国家政事以及大臣廷对等重要的“军国政事”。唐太宗时期，太宗皇帝有时退朝后还与宰相等大臣单独商议要事，多涉及国家机密，起居注官亦可参与，并作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1]。但唐高宗时期，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专权营私，他们密谋之时，经常不准起居注官到场，使得起居注多有缺漏，原来所定制度遂坏。武则天时期，宰相姚璹认识到“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他“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于是“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2]。其编撰方式，则是“以事采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2](卷43《职官志》)，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军国大事以及典章制度方面的原始记载。这样就从姚璹开始，为了弥补起居注制度的缺陷，由宰相撰著《时政记》。可见当时《时政记》乃是从起居注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史书。纵观有唐一代，《时政记》时断时续，并没有坚持下来。李吉甫分析其原因：“(宰相)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2](卷148《李吉甫传》)故而有唐一朝，编修《时政记》只是为了弥补起居注缺漏而设的一项临时性修史制度，且真正成书的只有姚璹的《时政记》四十卷。不过，这一制度在宋朝得以发展，成为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时政记》的编修成为一项定制。有宋一代，其编撰制度也多有变化，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后来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乃由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副使各一人或二人负责编撰。从淳化五年(994年)开始，“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3](卷439《文苑·梁周翰传》)乃明确中书省与枢密院所编《时政记》的具体内容。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丙午，进一步明确枢密院《时政记》的编撰，“月终送中书。……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4](卷1)每月汇总于中书省，再交史馆。太宗祥符五年(1012年)，由李昉开始，开由皇帝先阅览、再付史馆的制度。当时三省及枢密院分设时政记房，为汇集材料、掌管杂务的机构。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时政记》的编修制度。故而宋代制度屡有变更，并非一成不变，但已是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元明以后，此项制度则废止不存。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字椽掌之，以事付史馆”[5](卷285《徐一夔传》引其《致王祎书》)。明清二朝也不再有《时政记》之编修。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政记》编修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初它是从起居注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由宰相撰修，以弥补起居注之缺而设立，主要关注的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军国大事。尽管宋朝将这项制度由唐朝的临时性变为常设制度，基本内容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其由中书省所编之《时政记》和由枢密院所编之《时政记》，内容虽有不同，但以皇帝为中心则是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特点。编修的主要人员则是宰相，宋朝则为中书省及枢密院之堂上官，尽管设立时政记房，其房吏只负责杂务，并不真正参与编修事务。
第二，《时政记》乃是直接为编修日历而作准备的，并间接服务于实录的编修。南宋章如愚谈及当时的史书：“(本朝修史)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6](卷16)可见依当时人看来，《时政记》与起居注一样，乃是“纪载之史”，而“日历”正是“合纪注而编次之”书。宋人对《时政记》的价值品评甚高。朱弁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7](卷9)诚如蔡崇榜所言：“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时政记》与起居注实际是宋朝国史修撰之初最为重要的史料汇编，是构成国史的史料基础。”[8]谢贵安亦指出：“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9]诚哉斯言。
第三，《时政记》编成之后，月终实封，送史馆保存，除了为编修日历之用外，并不能随意取看，乃因其“事关机密”，必须严加保管。
那么，这项修史制度是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朝鲜王朝的呢？传到朝鲜王朝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编撰之原则与特征
朝鲜王朝初期，并未编撰《时政记》，其最初始于世宗年间。世宗李裪(1397-1450年)乃是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他励精图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颁布《训民正音》，创制了韩国文字，并大力组织朝臣编修各类史书，如由郑麟趾(1396-1478年)编修了《高丽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编撰《时政记》也被提出来了。世宗十四年(1432年，宣德七年)，同知春秋馆事郑麟趾上书：
今进欧阳修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修所论，令春秋馆逐时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疎漏。[10](卷58，世宗十四年十一月壬午)
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最早出现有关《时政记》的史料。郑麟趾是朝鲜王朝的重臣，四朝为官，先后任过吏、工、礼、兵曹判书，最后官至领议政。他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者，既是创制韩国文字的主要组织者，又是《高丽史》的主编。春秋馆则是朝鲜王朝重要的史馆机构，“掌记时政，并用文官，以他官兼”[11](卷1《吏典》)。其最高长官领事一员由正一品的领议政兼，监事二员由正一品的左、右议政兼。因为朝鲜初期并无严格为实录编修准备史料的制度，在编修太祖、太宗实录时，史料零散，难以成篇，而当时郑麟趾为同知春秋馆事，负责实录编撰事宜，遂以欧阳修之论奏文，提出应当仿效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由春秋馆负责，以确保以后编修实录有充足的史料，世宗国王表示支持。两年后(世宗十四年，1432年)，春秋馆呈上更为详细的计划，详谈《时政记》等史书的编撰事宜：
一、艺文、春秋二馆，本为一体，且艺文直提学直馆二员，别无职事，宜择清直有文学者，依式兼带史官，日坐本馆，凡大小衙门供报文书，常加点检，编次年月，随即撰录。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悉皆书之，使无漏失。依宋朝故事，名之曰《时政记》，以为后日修史之用。一、台谏上疏及臣僚上书言事，令记事官录呈，以备记载。一、堂上官一人，每月一次坐于本馆，《时政记》修撰勤慢，严加检察。一、凡本国出使人员，其关国家军民事体者，依书状官闻见事件例，备书首末，进呈本馆，以为恒式，令本馆检察。一、《时政记》，但书见行之事而已。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私自藏置，以待收纳。一、《时政记》一副，每当曝晒年次，依式藏之忠州史库。[10](卷66，世宗十六年十一月戊寅)
这是春秋馆事提出要扩大编辑史料的奏书，详细讨论了《时政记》的编撰，相当重要，以此就奠定了朝鲜王朝编修《时政记》的具体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编修《时政记》的机构是艺文、春秋馆，由专职史官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承政院日记》及各衙门紧关文书，每岁季启册数，艺文馆参下官奉敎以下，置八员，专掌修史。下番捡阅，常仕政院，腾(誊)出《(承)政院日记》。上番以上，常仕春秋馆，取考各衙门紧关文书，纂修《时政记》。下番所书，如有踈漏，则上番纠检，而又有踈漏，则次次纠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可见，朝鲜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11](卷1《吏典》)，置正七品的奉教二员、正八品的待教二员、正九品的校阅四员共八员，这就是“下番”史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上番”史官有监督“下番”史官的职责。弘文馆被视为“翰林院”，其“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12](卷1《吏典》)，也参与《时政记》的编撰，“翰林常所书者，《时政记》也。使其堂上，别为检摄，亦祖宗之制也”[13](卷36，中宗十四年六月甲子)。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朝鲜的弘文馆、艺文馆、春秋馆、承文院等皆是正三品衙门，官员互相兼任，一身数职，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的官员也全力参修。
《时政记》由史官编修，艺文春秋馆之堂上官负责督察，以便及时完成。其编修的机制，乃是史官分成小组，即如梁诚之曾建议：“以艺文馆禄官五人，兼官五人，二人为一厅，各分三年而编摩之。仍令春秋馆堂上考察，以为日课，以成重事。”[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史官分工合作，春秋馆堂上官加以监督。不仅春秋馆堂上官监督修撰，同时另派员查检核正，以免出错，“自祖宗朝，以弘文馆二员，定为常坐春秋，使之捡核修正”[13](卷77，中宗二十九年六月己酉)。但有时也无官督查，致使《时政记》不能按时修完，成宗年间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凡时政，春秋馆逐年修之，谓之《时政记》。然己丑年即位以后，适因多事且无监董之人，专不撰录，请以职带史局位高者，常仕监之。”[14](卷66，成宗七年四月甲申)朝鲜史官高位兼职者甚多，成宗遂采纳这条建议，以确保《时政记》能够按时编完。
与此同时，《时政记》编修的好坏成为评判史官的一种重要依据，“每当褒贬之时，将所撰《时政记》，春秋馆堂上齐会查看，以凭殿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所谓“褒贬”，乃是朝鲜每年皆进行的一项官员考察制度，“京官则其司堂上官提调及属曹堂上官，外官则观察使每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等第启闻”[11](卷1《吏典》)。实际上是每年由各衙门堂上官，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两次给属员根据政绩定等级，上报朝鲜王廷。何谓“殿最”？“殿最，所以区别贤否，以凭黜陟，以示劝惩，所系至重。”[15](卷3，文宗即位年九月庚戌)也就是考察官员之时排定等级，“下功曰殿，上功曰最。殿，后也，言课居后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课居先也。”[16](后集《注解上·户典》)“殿”乃是最下者，“最”乃是最佳者，根据官员的政绩排出他们考核的等第级别。“京外黜陟，每五考三上以上加资，三中仍旧资，四中罢黜，虽一考，不可不察也。今京外官褒贬之时，以被劾而不列等第者，后日考绩升黜之际，考据为难。请自今毕推后，殿最等第，随即启闻，追录官案，以凭后考。”[10](卷35，世宗九年二月己巳)可见，所谓“殿最”就是考核时之高下等级，乃是官员奖惩的依据，因而相当重要。《时政记》的好坏作为史官考核“殿最”的重要依据，可见监督甚严。光海君年间，《时政记》一度阙修，引得春秋馆官员不满，因为无《时政记》，史官“褒贬”就缺少依据[17](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春、夏考核无凭，故而引得春秋馆的官员不满，希望能够稍作变通。这是常考制度。有时也因为《时政记》不修而直接惩处史官的。若史官不能按时完成《时政记》的编撰，拖沓不成者即被处罚。孝宗三年(1652年)四月，前正言赵嗣基下狱，乃因“嗣基曾经史官，而《时政记》未修正者，至于累朔。大臣以怠废职事，陈达于筵席，命拿推”[18](卷8，孝宗三年四月癸亥)。因之，朝鲜王朝对编修《时政记》的史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以确保《时政记》能按时保质完成。
可见，朝鲜不仅有专职的史官编修《时政记》，而且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仅“上番”史官督察“下番”史官，而且由弘文馆之堂上官监督整个编修史官，以确保史书编修进度；若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加以惩处。《时政记》的好坏成为朝鲜王朝考核史官的重要依据，因之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编修，不仅是一项常设制度，而且是由专职史官修成，为了保证史官尽职尽责完成编修任务，遂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第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的内容并非完全以国王及朝廷为主，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乃是“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凡朝中一切礼乐制度正在实施者，皆是所书范畴，其特别强调“但书见行之事而已”，那些以前虽有但不再实施的制度不在所书范围之内。其中虽包括国王之举止言行，但不是重点内容，反而着重于现行制度的记述，这与唐宋不同。对于这种差异，朝鲜君臣也很清楚。成宗年间经筵日讲之时，讲及武周时期的《时政记》，成宗问朝鲜《时政记》何以为之，左承旨李克基对曰：“今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耳，唐时则不然。宰相畏其物议，故撰之饰美掩过耳。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14](卷77，成宗八年闰二月丁卯)尽管这里对唐朝《时政记》的评价并不确切，不过其所言朝鲜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则基本恰当。其之所以将现行的制度文书全都包罗进来，乃是担心若不编辑成册，很可能会散漫无存。世祖年间大司宪梁诚之曾上书言：“《时政记》不可不急也。若岁月差久，则文籍散失，国家大典，诸臣拟议，泯没无传，诚为可虑。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议政府、六曹、台谏、承政院文书，聚于春秋馆。”[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可见，乃先是将朝中各衙门的各种文书送交春秋馆收藏，史官就在这些文书资料基础上编成《时政记》。《时政记》是实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抵《实录》修撰之例，《承政院日记》、《时政记》、《经筵日记》、诸司《誊录》，凡可考文书悉皆裒集，分年分房，使各斤(斧)正编辑。诸臣史草，随年月日，直书全文，附入其间，片言只字不得有所增减编成”[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卯)。可见，《时政记》是编修实录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其编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实录准备材料的。
同时，《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叙史实，而是有许多评论，几乎每一条史实史官都附上自己的评论语，甚至对国王的行为他们也敢于评论，这同中国的史书不同。仁祖九年(1631年，辛未)《时政记》中，多未附评论语，引得春秋馆史官不满。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失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20](卷27，仁祖十年十二月甲戌)故而《时政记》中，史官评论相当重要。不过，评论是否得体，则是考察史官的一条重要标准。全湜(1563-1642年)讲了一个随意乱评的例子：
以记注官仕宣宗实录厅。一日，见《时政记》中有尹相斗寿在湖南状启，盖军粮措备事也。语不紧切，特循例催攒者也。史臣赞之曰：“以如此忠诚才识，不难于廓淸恢复，而为柳某(西厓)所沮，不得设施，呜呼痛哉云云。”其日堂上吴判书亿龄、郎厅则校理朴思齐、修撰朴曾贤及余也，相顾不即取舍。朴曰：“可以抹去矣。”余曰：“修史大事也，言虽不伦，不宜任意去取。徐待总裁官齐坐，处之如何？”吴曰：“是言是矣。”即付长标朱书以识之。不久，总裁官来坐，三房堂上亦会，一坐传看，皆笑之。总裁亲自抹去曰：“如此之处，如此议处甚善云。”[21](卷6《随手札录》)
全湜所讲的故事，乃是史官评论不合情理。他因此评论曰：“国朝设史官，例以新进少年，主莫大之事，以致论议如此，岂不谬哉！如使久于谙练稍有识虑者当之，虽不免为知己有所云云，而岂于尹相事，有如此笔法哉！可笑可惧也。”[21]可见，新进史官任意褒贬、不着边际，实在有些过分。但是《时政记》中又必须有评论语，如何写出恰如其分、论断得体的评论语来，并非易事。尽管《时政记》现皆不存，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史评相当丰富，或许是受到《时政记》的影响，将这种评论继承下来了。
第三，《时政记》所涉范围固然广泛，所书内容也力求详尽，一旦有缺，总设法补修。“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一旦有缺，当立即补修。仁祖初年发生李适之乱，“江都之变，本馆实录、《时政记》之移置者，尽皆散失”[20](卷34，仁祖十五年二月丁酉)，致使“《光海日记》、《时政记》，散失殆尽，购得之数，不满十分之一矣”[20(卷4，仁祖二年二月丙午)，一方面追究当时负责《时政记》等史书保管的史官检阅金光炫的责任，“以《时政记》、《日记》移置江华事，受点之后，未及输运而尽为散失。虽缘事势忙迫，駄马不具之致，而其不察职事之罪不可不惩，请命罢职”[20](卷5，仁祖二年三月戊午)。另一方面，组织史官重新补修，“请依《政院日记》修正例，别出兼春秋二员，收合各处所存朝报及其时史官家藏草册，使之逐日仕进，与时任史官，同察修正，而本馆堂上，亦令输回检饬”[20](卷6，仁祖二年五月戊午)。“《时政记》修正事，已为设厅，将依当初建请之意，撰集填补矣。”[20](卷6，仁祖二年六月辛亥)得以批准。
第四，实录未编前，保存《时政记》也有一套完整制度。《时政记》编修完毕后，乃由春秋馆“私自藏置，以待收纳”。当曝晒之年，方要求史官将《时政记》稿交付忠州史库收藏，以后作为实录编修之史料。实录修完之后，《时政记》与史草一并洗草不存。孝宗年间，《仁祖实录》修成后，实录厅上书征求如何处置《时政记》，认为“实录今已完毕。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皆应入于洗草之中”。但有人认为“《时政记》当还于春秋馆，不可并洗”，随引起争论，询问以往史官前朝的处置办法，“则皆不能记忆云”，故而《时政记》是否洗草，实录厅官员“不能遽尔断定”[18](卷10，孝宗四年六月庚申)。四年后，有史官认为“或以为《时政记》，则不可并洗云。无前例可据，而揆以事势，则累朝史记，不可以两件流传”[18](卷19，孝宗八年九月庚申)，最后得到国王批准，将《时政记》与史草一并焚毁。以后《时政记》皆在实录编完后，与史草一并毁掉，大多采取洗草的办法，乃是将这些史书放入汉江之遮日岩处，以水将文字洗掉，而将纸浆留存，作为制新纸的原料。肃宗年间，想改修《显宗实录》，但《时政记》已被洗草，“今当改修，无可考据。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请使收纳”[22](卷10，肃宗六年十月庚寅)。可见，《时政记》在实录修成之后一并洗草，成为后来遵循的一种定制。英祖年间，亦是如此。英祖七年(1731)五月辛巳，国王与朝臣讨论实录编完后如何处置《时政记》，英祖决定：“先朝实录，事体至重，洗草之时，不宜埋没，故尚今迁就，意故有在。而《时政记》不宜一向留置于馆中，速令洗草可也。”[23](卷29，英祖七年五月辛巳)英宗八年(1732年)三月庚午，史官请曰：“《景庙实录》既成，《时政记》及中草，臣等请与实录堂郎，齐会遮日岩，依旧例洗草。”得到批准，是日实录堂郎会遮日岩洗草[23](卷31，英祖八年三月庚午)。宪宗四年(1838年)闰四月己亥，“纯宗朝《时政记》及实录初草、中草、初再见，洗草于遮日岩”[24](卷5，宪宗四年闰四月己亥)。因此，实录修成之后，《时政记》与实录之史草一并洗草，成为朝鲜后期的一项制度。尽管朝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编修《时政记》，但只是为编修实录提供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样皆被洗草，不再保存。所以尽管朝鲜王朝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像《承政院日记》这样的日记、《备边司誊录》这样的各司誊录，却无《时政记》留存，充分说明《时政记》编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录编修保存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也就失去其保存的价值，因而皆被洗草。
综上所述，尽管朝鲜王朝《时政记》乃效仿宋朝制度，但仍有很大差异。其目的是为编修实录而准备资料，编修者是专职史官，为了确保史官尽职尽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官监督与考核制度。《时政记》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收罗各司文书及档案资料为主，实录一旦编成，《时政记》就和史草一样一并被毁。可见，朝鲜王朝之《时政记》，和唐宋两朝之《时政记》，名虽同，实则异。
三、“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
朝鲜初期编修《时政记》，乃是为以后实录编修保存史料。但到了中后期，因为它是记载当朝之政事、人物、制度，《时政记》竟然成为朝鲜党争的一个重要阵地。朝鲜王朝党争激烈，发生了多次“史祸”，其中燕山君时期的“戊午史祸”与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皆或多或少与《时政记》有关，或者对当朝《时政记》的编修有直接的影响。《时政记》尽可能保持各种原始文献资料，对国王行为举止也保持实录精神，这样使得某些国王担心不利记录，故直接干预，燕山君李漋(1476-1506年)就屡屡干预。燕山君臭名昭著，在位十一年荒淫无道，残暴不仁，屡兴史狱，残害士类，后来被文武大臣废掉而放逐于江华岛。正是在燕山君时期，朝鲜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史祸——“戊午史祸”，亦称“戊午士祸”。
朝鲜初期，儒林分为勋旧派与士林派，勋旧派乃忠实于朝鲜王朝并垄断朝政的一批朝臣，士林派则是忠于高丽王朝、不与新朝合作、隐居于岭南的一批在野儒士。成宗时期(1469-1494年)试图推行美政，开始起用士林派人物，金宗直、金宏弼等是其中代表人物，但引起勋旧派的强烈不满，冲突不断。燕山君四年(戊午，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士林派史官金驲孙编写《成宗实录》时，收入金宗直《吊义帝文》一文，勋旧派人士柳子光、李克墩指责该文借项羽弑义帝影射朝鲜世祖(1455-1468年)篡位，于是掀起了弹劾士林派的风潮。燕山君原本不喜儒士，遂借机惩处士林派人士，他指责金驲孙：“实录云者何谓也？若曰实录则当以实书之，汝之史草皆诬，何以曰实录？……世祖中兴，其功德逾迈乾坤，子孙相继至今。汝既畜反心，何以仕我朝？”[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认为金驲孙“以不道之言，诬录先王朝事”[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辛亥)。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之下，燕山君将士林派人物金驲孙、权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盘等处斩，诛杀三十多人，金宗直被掘墓斩尸，其余士林派人士皆被驱逐出朝廷，史称“戊午史祸”。这是朝鲜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史祸，影响极坏。虽然是勋旧派与士林派的斗争，但燕山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桩“史祸”，燕山君对史书的编撰倍加关注，而对记载当朝的《时政记》更是处处干预。《朝鲜燕山君日记》论之曰：
甲子以后，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论谏国政、君上过失者，或杀或窜，犹谓有漏，考《时政记》，罪之殆尽。又虑过恶传后，命春秋馆，其有涉言己过而书于《时政记》者，尽削焚之，犹追考不已，人危惧，因嘱史官，尽去之。故疏论言谏，多脱略不全。事虽失传，因此免者多，时以为天使之也。[19](卷37，燕山君六年五月戊午)
燕山君十年(1504年)，有大臣上疏论其行为不当，他说：“人君不道，虽甚于桀、纣，为人臣者，固当隐恶也。今此骑马之事，则是予所为，姑置勿论，如宫禁隐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告诫说：“凡政事间事，则虽议我为桀纣可矣，如此宫禁事，揣度而言之，甚不可。为史官者，若不肖则必私于彼人，任己低昻，书诸史册曰：‘疏论如彼，而今乃削去。’彼虽如此书之，予固不屑。”[19](卷53，燕山君十年五月癸巳)可见，他非常痛恨史官书其不当之行为。《时政记》应该依时编修不得延误，但燕山君担心《时政记》屡书其不道之事，故而痛恨，他甚至直接发布诏书，要史官为其隐讳：“前日不肖新进之辈，妄录不当书之事，是岂国家设史官之意乎？《春秋》传曰‘为亲者讳’，君父虽有过，犹当讳之，况书所无之事乎？前日金驲孙所书，若不暴着，何由得知？自今《时政记》五年一修撰，如有不当书之事，治罪。”[19](卷58，燕山君十一年七月辛卯)史书应该本着实录精神，他却以“戊午史祸”中被惩处的金驲孙为例，要求史官不应书“不当书之事”，也就是应该为他隐讳。燕山君十一年(1505年，弘治十八年)二月八日，燕山君命令春秋馆堂上官查考《时政记》，燕山君对所上《时政记》条目逐一加以评断，并追究史官责任。一共查了九件事情，一一惩处相关人士[20](卷57，燕山君十一年二月甲子)。他甚至指出：“史官记事，如用人、治民、政事等类外勿书。且以金驲孙为戒，作文以谕。”[19](卷62，燕山君十二年四月己巳)因为史官屡屡违反，他竟然将《时政记》的修撰改为五年一修，故意不令史官依时编修，史官动辄得咎，故燕山君一朝之《时政记》大多残缺不全。有史臣曰：“《时政记》，前此艺文馆、弘文馆，常仕修撰。今则不然，旷月未修，史事陵夷，渐不如古。自废朝以后，人心怯懦，士气沮丧。撰史者稍有危言，辄割去，至于日记撰集之时，了无可记之事。”有史官直接指出：
废朝日记撰集之时，臣亦参焉。考于日记，了无所记，求诸家史，但书阴晴，故废主行事，不能悉记，是诚弊习所使。且前时史官，非但记朝廷之事，兼书大臣之过，故起戊午之祸。以此为史官父兄者，戒其子弟，毋得如是，故士气日以陵夷，记史渐不如古。[13](卷13，中宗六年正月己卯)
可见，“戊午史祸”之后，士风不振、史官畏避、“但书阴晴”而已，一直影响到中宗年间。“戊午史祸”既是一起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党争，也是一起燕山君企图控制史官修史的事件，影响极坏。明宗二年(1547年)，《时政记》修成后，以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为撰集厅堂上官，准备编修《续武定宝鉴》，乃将乙巳年(1545年，仁宗元年，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九月、十月《时政记》移往撰集厅以备参考，但引起艺文馆史官不满。他们上书反对，以为“当代史记，自古未有披览，虽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后，则例不得出见。今者……移送撰集厅，此古所未有，至为未安。若一开端，则恐违重史之义，而后世无史官尽职之路也”。进而指出：“况《续武定宝鉴》撰集，虽非《时政记》，既有《承政院日记》，又有罪人推案。当代史记，请还藏于春秋馆，以重史事。”[25](卷6，明宗二年癸卯)《续武定宝鉴》撰修官们辩护道：“顷者艺文馆官员等，不问于臣等，以当代《时政记》不可轻易出见之意，径自启达，即还藏春秋馆，其于事体至为颠倒。请并推考，《时政记》亦还移参考。”[25](卷6，明宗二年正月乙巳)明宗国王批准其建议，最终《时政记》还是作为《续武定宝鉴》的参考资料。就此乙巳年三个月的《时政记》，竟然又引出一桩史祸，史称“乙巳史祸”。
前面提到《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录事实，还有许多评论语，正是因为这些评论，引起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人不满，故而将其揭发出来。在这三个月的《时政记》材料中，既有指责朝臣不当之言，亦有讽谏国王行为不妥之语。如九月初三日《时政记》书：“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进上，或有不得生鹿者，有以生獐代进者，上谓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当生鹿一首？’又于今六月患痢，思极新鲜之味，内侍传于承旨，承旨等承意图之，生鲋鱼及银口鱼等物，或多从外方而至，上命停之。”特别记载明宗国王好鹿尾，并批注曰：“主上今方宅忧，而年幼，故如此。”[26](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指出明宗国王当时尚在丁忧之时，尚思美味，似有不孝之嫌，以其年幼无知为其开脱。这种评论有大逆不道之嫌。除了说国王行为不当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评论，几乎所引的史事都有修《时政记》史官的评论，引起了撰集厅诸官的不满，上书国王：
臣等以《武定宝鉴》撰集事，取乙巳年八月《时政记》披考，则罪人招辞，略而不书，逆贼供下，多书不祥之言。臣等见之，不胜惊愕。逆贼情状，甚为昭昭，而不以逆贼书之。史笔当直书，垂示万世，而此则皆以不实书之，不可以此传信后世。请推考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之事，亦或有之，而非如此大关之事，故不为书启。且丙午年，自上好鹿尾等事，史臣书人君过举宜矣，而此则不实之事，若此已甚书之，故并启之。[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
认为《时政记》“多书不祥之言”，且所书多不实之事，且“郭珣、成子泽等推案，多有漏书事”[25](卷9，明宗四年正月庚辰)，而所谓国王好鹿尾之事，即为不实之事。明宗震怒，指令：“情状之惨酷，莫若今时之逆贼，而何以人心不定、是非不明乎？今又有如此惊骇之事，以逆贼为是，朝廷为非，以此传示后世，则何有若此事乎？各日所书，细推其人，阙庭推问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事，亦并书启后改之。鹿尾事，安有如此事乎？若以为吾君，则岂以不明之事，如此书之乎？必有异心，并推可也。”[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于是追查何人所书，又将专记国王的日记拿来一并对照，发现日记中并无此事。查出所书史官为孙弘绩，乃将其审问。孙弘绩解释说此事乃是他私下听内廷官员所言，认为：“其时承旨，不知为某员，而小臣愚意，为史官者，虽私自闻见之事，固当书之于史册，而此则内侍，公然传说于政院而不书之，恐为非矣，故书之。而其所以为注之意，欲使后世，知主上年幼质弱，不得不如此之意耳。此小臣非敢欲彰君过，只记所闻，而实美自上命停，故亦书矣。”[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除这件事外，尚有其他数十件他们觉得不妥之事，逐一审问相关史官，最终乃将与此事相关的史官皆加以惩处，“(安)名世既被杀，(赵)璞与(孙)弘绩，相继远窜”[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而这几个月的《时政记》被重修。《朝鲜明宗实录》的撰修者论之曰：“一时权奸，恶其直笔，既杀其人，又改其书，将欲掩其恶也，而事迹在人耳目，终不可掩，则此所谓欲盖而弥彰者，其为计不亦愚乎？”[25](卷8，明宗三年十一月甲戌)此次史祸乃是朝中党争的具体事例。实际上，乃是执掌政权的小尹派为让自身地位合法化，借修《武定宝鉴》之机，矫诏篡改《时政记》，以诋毁失势的大尹派。因此“乙巳史祸”是一起典型的以《时政记》为借口，激怒国王，达到打击政敌目的的党争事件。
综上所述，因为《时政记》乃记载当朝人事和制度，朝鲜国王与朝臣都很关注，“戊午史祸”虽然是士林派金驲孙所书实录史草，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下触犯了燕山君国王，却自此引起燕山君对编修《时政记》百般干预，不仅规定《时政记》所书内容，甚而停止《时政记》的正常编修，使得燕山君一朝《时政记》残缺不全。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则完全是利用《时政记》所载史事而引出的一桩史祸，朝中党派斗争以《时政记》为借口，掀起打击政敌的斗争。因此，《时政记》并不仅仅是一种史书，还可以说是朝鲜政治斗争的缩影。
四、结语
东亚乃汉字文化圈，朝鲜半岛数千年来与中国一样，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即便是朝鲜世宗年间创制了韩文字母，但官方文书与史书还是用汉字书写。正因此，史书体裁也基本上是仿效中国古代史书的。一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史书体裁，在朝鲜半岛历史上都曾仿效过，朝鲜王朝《时政记》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是这种仿效并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朝鲜半岛的情况多有变更。朝鲜王朝也编修纪传体正史，但只留存了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朝鲜半岛历史上也编修实录，就朝鲜王朝而言，其实录编修制度较之明清更为严格，管理也更为细致，《朝鲜王朝实录》在体裁上也多有变更，如其有完整的人物传记、多重视史评等。可见，朝鲜半岛在仿效和吸收中国史书体裁之时，尽管源头来自中国，但有很多变更和创造。《时政记》的编修，尽管仿自宋朝，但无论从内容、编修史官、主要目的以及保存方式等等方面，都与唐宋有很大差异。透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考察东亚文化之时，即便是同一名称的事物，弄清其源头与相似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一定还要分析其不同与独特之处及其背后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东亚文化的特性。
注释：
①有关中国历史上《时政记》的研究，参见何锡光：《唐朝“时政记”的修撰》，《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陈风：《姚璹与时政记》，《档案天地》1995年第5期；蔡崇榜：《宋修时政记考》，《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健、王玲：《宋代时政记的纂修》，《兰台世界》2009年第21期；谢贵安：《〈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另外，蔡崇榜在《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和王盛恩在《宋代官方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宋代的时政记房及《时政记》的编修制度都有较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