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综述
胡安奇，肖坤学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尽管语言的批评性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由费尔克劳（Fairclough，1989）于1989年在Language and Power 一书中首次提出，这本书也被视作当前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纲领性著作，它不仅阐述了语言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切提出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这一核心思想，同时还明确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和理论基础。事实上，这一研究路径直接发端于1979年福勒等人（Fowler et al.，1979）在Language and Control 中所提出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研究传统。如果从这本书算起，2019年恰逢批评话语分析40年。历经40余年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秉持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以社会关怀为己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费尔克劳的社会文化分析法（Fairclough，1992，1995，2000；Chouliaraki&Fairclough，1999）、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Wodak，2009；Wodak&Meyer，2009）以及范戴克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van Dijk，2008，2014）三大主要流派，确立了话语、权力、批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社会-认知等主要研究内容和以词汇-语法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本文以2018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依据，结合本人的阅读积累和文献检索信息，同时参考赵芃（2017）和穆军芳（2018）对前两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相关综述，从理论探索、话语与社会、话语与政治以及研究的新动向、新视角和新领域几大方面展开述评，评述它在国内的年度发展状况，同时也期望从历史发展的一个横切面呈现批评话语分析40余年的风雨历程和非凡成就。
截至2017年，有效期内的登记产品共计247个，登记产品以平均每年2100多个的速度增长。2017年新增登记产品3885个，为近4年最多。2017年新增登记产品中，除草剂、杀菌剂增加较快，杀虫剂数量减少。2017年度新增登记产品中，低毒及微毒产品比例占94.1%，无高毒及剧毒产品新增登记。
二、研究内容回顾
1 理论探索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质的研究（田海龙，2013），它不是为建立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理论框架用于解释所有语篇中的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分布（Reisigl&Wodak，2009），相反批评话语分析凸显的是批评的实践性和文本阐释的社会性，坚持理论的开放性、跨学科性和社会文化特性。郭庆民（2018）指出，正确认识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学科交叉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新动向以及面临的挑战，从而更好地明确话语研究的学科定位，应对因学科交叉、融合和拓展带来的新问题。在方法论层面，话语分析坚持诠释主义的哲学基础，聚焦于阐释话语、篇章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话语和现实之间建立联系（毛浩然、徐赳赳、娄开阳，2018）。由于批评话语分析显著的跨学科性，van Dijk（2009：62）建议使用“批评话语研究”（CDS）这个新术语取代“批评话语分析”（CDA），用于体现其理论的应用性、问题导向性和开放性。他进一步指出，批评话语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立场，“批评”应直面社会，特别是新闻话语和种族主义话语，反对话语操控和符号权力的控制，坚持平等主义的价值取向（常江、田浩，2018）。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和权力仍然是话语批评的两个基本向度。对于意识形态而言，赖良涛（2018）专门考据了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学者福勒、沃达克、费尔克劳和范戴克的相关论述及其异同，并把批评话语分析的总体意识形态观概括为一套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形成并被社会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它们产生于社会话语实践，具有一定图式结构而且与权力等社会结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社会群体身份。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权力概念摆脱了传统社会学中的否定性、压制性的权力观，它引入后结构主义的权力理论，特别是福柯的规训性权力和微观生命权力观念，把文本的语义阐释从语篇内部拓展至社会系统中的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层面，从而把话语生产同社会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Fairclough，1992：37-38）。当然，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对话语的阐述并非完全一致，前者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凸显的是话语的结构形态和话语构型；而后者更加注重权力与知识的媾和如何生产话语、播撒权力，成为一种自我技术而形塑社会个体。因而，批评话语分析对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行了继承、批评和改造（胡安奇，2018，2019）。尤泽顺（2018）指出，在承认权力作为一种关系的前提下，批评话语分析更加强调权力作为控制手段的基本属性，认为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它和话语构成双向建构关系，通过共有知识和专业知识实现权力的合法化。
这个建议，后来令曹操惊出一身冷汗！可惜，袁绍猜忌许攸与曹操旧谊，脑袋差点搬家。许攸只好“重新选择”曹操！结果，许攸与曹操合作，乌巢粮道一把火，直接改写了袁绍与曹操的命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盛赞曹操“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选择艺术。
2018年国内学者在批评话语分析的本土理论建设上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诚如施旭（2018a）所言，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经常忽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在众多涉华问题上存在一种固有的“中国偏见”，在（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话语研究应该创新理论思维，通过建立文化话语研究的话语范式打破西方中心的壁垒，采用天下融通、虚实相生的话语策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想。汪少华和张薇（2018）进一步指出，在后真相时代，事实往往被话语替代，共享观念常常压制着个体认知，因而话语分析需要引入认知维度以激活并还原话语的架构和再架构，唯此才能促进话语分析从虚假推理走向真实推理，实现从碎片化分析到系统分析的转变。袁周敏（2018）对新近出现的行动启示话语分析法（actionimplica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基础、思想来源、分析目标和语料收集程序作了全面介述，该方法为我们分析机构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注入了新鲜血液。近年来批评话语研究持续往纵深发展，行业话语和学科话语分析理论模型日益丰富和成熟，中国学者在新修辞学、批评性体裁分析、多模态话语批评等领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田海龙（2015，2018）从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语言符号观等方面阐述了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在学术思想上是高度契合的。专业语篇/话语的风格和体裁的批评性研究（critical genre analysis）成果不断，发展迅猛。体裁研究的著名学者Bhatia（2004，2010，2017）结合他多年的行业话语分析实践提出了一个基于语篇、语境、话语实践和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四维分析模型，从专业实践、篇际互文性、多视角分析方法开展专业语篇的批判性体裁研究。武建国和陈聪颖（2018）对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发展、应用性和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细致的回顾，认为批评性体裁研究理论基础深厚，紧跟时代发展规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此外，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也有不少新进展。现有多模态话语对模态意义的解读往往依赖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和功能语法，较少关注模态的功能语法系统；往往聚焦模态的创新和融合以及对多模态的技术性解读，而较少关注多种模态嵌入和杂糅背后的交际意图（张德禄，2018）。鉴于此，田海龙和潘艳艳（2018）认为，多模态话语分析应该引入批评和认知两大要素，关注情景的供给驱动（affordancedriven）和再语境化对语义的加工，从而建立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Machin，2016）。国内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贡献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智慧和作为语言学者的社会责任。但是理论的探索和建设永远没有尽头，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专门化、专业化仍然在路上。
2 话语与社会：国家形象与社会身份
由于残差块对恒映射的学习效率较高,在大型神经网络中增加残差块,网络的性能表现并不会受到影响。相反,加入了残差块的神经网络在隐层单元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特征信息,与不含残差块的深度普通网络相比更能提升学习效率。
从文献梳理情况来看，2018年国内的批评话语研究不仅在新闻话语、政治话语等传统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上均有很大突破。首先，语料库技术跟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更加紧密；其次，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积极话语分析、修辞、边缘话语研究等新视角层出不穷；再次，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司法审议、心理咨询、儒学传播等研究各具特色、别开生面。
3 话语与政治：冲突、治理与国家安全
后现代话语理论经过福柯的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的推波助澜，话语的触角延伸到现代社会治理领域，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改革的主要目标和途径就是要摆脱西方国家治理话语的概念体系，充分尊重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真实场域，坚定中国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范逢春，2018）。从文化话语的角度来看，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尤其要突出文化性、民族性，同时应加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工作（施旭，2018b）。在微观层面，李战子（2018）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军事公共外交建设提出建议，认为在战略与国防政策、外交格局等方面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和多模态话语技术开拓新的公共军事话语传播途径，提升军事公共外交素养。潘艳艳和马如坡（2018）运用视觉语法和多模态隐喻理论分析了我国警察形象宣传片中的互动意义和警察形象建构的效果。
国家安全话语是政治话语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至少“涉及国民主体思想、国家发展道路与方向、国家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意识、国家形象以及国家话语权等问题”，尤其是国民的认知与心理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国防安全等相关的话语体系（梁晓波、武啸剑、曾广，2018）。《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作为美国政府宣扬其外交和战略部署的顶层设计，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安全话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刘文宇和徐博书（2018）运用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并结合Cap（2013，2017）的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对比分析了三位美国总统所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华政策的相关论述，发现中国作为被话语建构的他者，其对话战略定位已从伙伴转变为对手，甚至已经成为美国一个“不断迫近的威胁”。倪晓珊和郑春荣（2018）依据赖讷·鲍曼的话语论式分析框架对德国政治精英关于国防军外海行动的议会辩论语料展开话语分析，考察德国政府近20年来国家对外安全政策的演变。研究发现，德国安全政策总体呈现渐进式转型，即从战争反思者逐步转向利益谋求者，同时尽量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扮演者服务型领导者的身份，基本保持了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不动摇。
目前形象的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社会群体身份的表征以及企业形象的塑造三大方面。一般认为，国家形象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冷战的爆发，国家形象的政治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国际竞争从硬实力逐渐转向软实力，国家形象也成为“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管文虎等，1999：2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形象研究在国内外蓬勃发展，传播学、外交学、跨文化交际与国际关系学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陈琳琳（2018）梳理了近50年来国家形象研究的常用视角、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文本在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话语分析等方法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开启了国家形象研究的话语转向，这在西方媒体对我国“一带一路”相关新闻报道研究方面尤为显著。钟馨（2018）运用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五年来英国全国性报纸中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进行系统的语言学分析，从索引、关键词、伙伴搭配词索引等典型性语言形式特征揭示英国媒体如何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韵”，进而刻画中国“野心勃勃的大国形象”；同时，英国媒体往往借助正面的述语策略，建构英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乐观态度。聂薇（2018）对英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历时话语的及物性分析也得出了“充满疑虑——疑虑接纳——欢迎支持”这一类似的结论。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媒体对我国“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存在明显差异，邵斌、蔡颖莹和余晓燕（2018）通过对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中提取的西方主要国家媒体的相关报道的分析发现，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不一，倡议沿线国家多为积极性报道，其他西方大国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歪曲性报道。西方国家的智库在对华政策和态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立场直接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和传播，詹霞（2018）运用德国杜伊斯堡学派的话语批评与定因分析理论考察了德国六家智库近三年关于“一带一路”的专题报告后发现，德国智库通过“一带一路”往往把中国构建成为经济上的贸易大国、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等多种复杂甚至矛盾的角色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16年起在国内较早开始举办“一带一路”相关专题学术会议，现已召开“‘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背景下话语研究与语言服务高端论坛”一届，“‘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背景下翻译研究与语言服务高端论坛”两届，为推动“一带一路”话语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彭志瑛、李莹莹，2017；肖坤学、陈顺意、杨梓悠，2018）。
冬笋素有“金衣白玉，蔬中一绝”之美誉，不仅味鲜爽口，而且含有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丰富的纤维素，能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消化，对“三高”人群和动脉硬化等患者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冬笋好吃价高效益好，方便运输和储存，是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的时令山珍。但冬笋生长在泥土之下，寻找难、采收繁琐，费时费力，在劳动力成本增加和采收技术熟练劳动者严重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改变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批评话语分析历来关注社会，通过话语揭示社会的不平等。从福勒等人所著的Language and Control （1979）到范戴克的News as Discourse （1988），再到沃达克的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2009），批评话语的研究视角和路径不尽相同，但是对于政治话语的核心关怀从未改变，政治冲突、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一直是批评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刺激，美国频繁介入南海问题，企图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南海问题日益成为亚太和平稳定的晴雨表。为实现这一政治立场的合法化，美国政府利用国内强大的媒体力量，在涉南海问题上采用多种（去）合法化话语策略，一方面运用具有明显目的导向的合理化表达为美国干预南海寻找借口，掩盖其大国霸权主义的政治意图，同时利用大量负面去合理化话语策略歪曲中国对南海正确行使主权的合法行为，故意扭曲中国形象（龚双萍、张韧，2018）。康俊英和李风琴（2018）详细考察了《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中的转述动词的使用频数、分布和索引情况，从语篇的微观层面同样揭示了美国利用南海问题诽谤、打压中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和冷战主义思维。大众媒体对政治冲突的报道往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辛斌（2018a）认为，由于受到不同认知框架（frames）的影响，媒体对经验世界的报道往往通过设置一定的公众议程和有选择性的对经验加工和重构，达到对信息的框架化（framing）处理，中美媒体在南海争端的报道正是利用标题的框架资源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形象，从而影响各自受众的注意力，争取舆论上的主动权。当然，媒体的报道往往利用多种词汇、句法、语义等资源掩盖、弱化自己的政治立场，试图维护媒体公平、公正的公众形象。何宇菲（2018）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官方宣称对南海仲裁结果保持中立，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大量引用、转述外部声音，使用针对中国的消极性的态度词语，试图表明海牙仲裁实际上有益于区域和平稳定，中菲都应该遵守仲裁结果这一不符合事实的态度和立场。但是辛斌（2018b）在研究中指出，美国媒体的话语伎俩并不能粉饰和遮掩南海仲裁本身对诉讼体裁特征的有意或者故意的挪用以达到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企图。
4.2 新视角
4 创新发展：新方法、新视角、新领域
身份历来都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重心，近年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身份的话语表征以及群体身份的社会建构与认同，研究对象集中在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以及特定的社会消费群体。首先，由于网络媒体的广泛介入，国内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生尤其是青年医生遭遇了更多网络语言暴力和群体的污名化。朱桂生和黄建滨（2018）运用费尔克劳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型考察了刘永伟肾失踪案例的相关报道。该研究发现，大多数新闻媒体利用多种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将青年医生塑造为施暴者形象，他们认为，这种语言偏见跟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和现代社会信息化张力不无关系。漆亚林和王俞丰（2018）从文本的生产、消费和社会文化机制等主要方面对智能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政治表达开展深入的话语分析，展现了青年的在线话语实践如何利用模因、戏仿、政治波普等话语策略表达述求和政治意愿，创造另类的政治表达空间和青年政治文化，该文还为青年网络政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中肯的建议。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是一部街头少年反语言的集大成者，也是一部关于青少年危机与身份重建的经典作品。沈文静（2018）详细地考察了作品中的隐喻性表达建构反文化青少年群体身份和二次元世界的隐喻动力机制。不同于前面三篇文章中所讨论的社会群体身份的被动建构和消极表征，刘文宇和时荣誉（2018）以《中国老年报》为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老龄化时代老年群体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者表征作了实证探讨，建构了老年群体拼搏进取、爱党爱国的集体认同，也反映了当前国内积极老龄化的社会进程。此外，刘文宇和王英杰（2018）还分析了报纸媒体对海归群体的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所采用的语言手段、视角化策略、述谓策略，并指出报纸媒体的绝对话语权既塑造了海归们奋勇创业、踏实工作的积极形象，同时也强化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参与者身份不断被社会边缘化和他者化。陈新仁（2018）从批评语用分析的角度对地产广告中的“身份套路”进行分析，发现地产商往往利用广告语汇为潜在购买者搭设语用陷阱或者预设语用身份等常用的身份套路来顺应目标人群的心理需求，建构特定的身份类型，以达到商业身份建构的语用功效。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性别不只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社会性别成为隐性的范畴，性别身份依赖于话语的建构，这在时尚消费话语中尤为突出（廖益清，2008）。廖益清（2018）认为，从韩礼德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时尚话语报道中的小句及物性系统中的参与者成分不仅传递概念意义而且隐性地表达态度和评判意义，创造不平等的性别身份和权势关系，因而应该加强对文本的批评性阅读和隐匿在文本中的隐性性别范畴的识别。
4.1 新方法
语料库语言学技术客观上克服了一般批评话语分析因文本数量狭小，词汇、语法统计片面而导致话语的意义阐释过分主观化的固有缺陷（Stubbs，1997；唐丽萍，2011）。语料库技术应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始于20世纪末，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Stubbs，1996，2001；Fairclough，2000；Nelson，2005；Baker&Levon，2015），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词频统计、主题词及其搭配与索引分析以及话语韵研究，可以有效揭示隐含在文本中的立场、情感态度以及话语的意识形态性（钱毓芳，2010）。Wodak等学者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DHA）通过追踪事件的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还原话语的形成过程，揭示再语境化及其相关话语策略如何建构话语意义和价值立场。因此，历时语料库的定量研究经常被应用于历史话语分析。杨敏和符小丽（2018）依据这一框架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相关报道的语料库文本的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视角化策略等话语策略展开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媒体刻意包装事实，服务于政治精英的价值立场。许婷婷（2018）对俄罗斯三大政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前后的主要报道自建语料库，依据费尔克劳的三维模型对语料展开分析后发现，当前俄罗斯国内对十月革命褒贬不一，也反映出俄罗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新的认知。通过历时语料的纵向对比分析，可以较为客观地观测隐含在话语实践中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进而指导社会实践。唐青叶和史晓云（2018）综合运用多层次的话语政治分析框架，结合语料库语义韵和态度评价资源分析，对近五年来美国、印度以及欧盟主流报刊对我国“一带一路”的话语传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进行了不同的话语建构，同时经历了显著的态度转变。李静（2018）利用语料库在线分析工具Sketch Engine考察了英国媒体对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活动的新闻报道，重点探讨了经济话语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对话态度的变迁。相关研究还有刘宁（2018）关于中美媒体对中国近年来的雾霾现象的相关报道分析，焦新平和敖锋（2018）的基于语料库的军事微博话语分析等。
从总体上来看，女性农民工在体育参与程度与精神文化方面与城市女性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文化生活相对来说没有内涵，极为简单，整体状态较差。此外，女性农民工的情感生活状态也令人堪忧，精神极度空虚，这种情况下我们十分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加大体育参与力度的方式，来提升女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世界和生活质量。
多元视角是2018年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个亮点。王品（2018）从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反驳和补充（朱永生，2006）的积极话语分析的视角考察了Monica Lewinsky（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女主角）于2015年所作的TED演讲以及听众回应中的态度资源，借此考察语言暴力受害者如何运用态度资源等话语策略建构积极、和谐的话语互动，获得情感共鸣，实现自我救赎。对于合法化的话语研究，武守强和冯云霞（2018）从修辞的视角对组织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及其修复与重构作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讨。基于Burke（1989）所提出的修辞范式，他们对比分析了中国百胜和麦当劳在处理企业合法性危机中的策略，据此建立一个整合模型用于探讨话语和修辞在企业合法性的建立、修复和重建中的运作机制，研究为企业的危机管理和合法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新闻话语历来都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阵地，然而较少研究关注它的论辩性及其实现形式，杨仙菊和张载浩（2018）的研究引入语用论辩理论，着重分析了《纽约时报》中的论证图式策略，阐述了新闻媒体的语境化重构对新闻立场和态度构建的语用效果，对于揭示新闻语篇的话语操控性提供了新的切入口。批评话语分析致力于通过文本阅读的方式揭露社会的不平等和隐匿在文本背后的权势关系，秉持这一理念，中山大学丁建新教授（2010，2016；丁建新、沈文静，2013）在国内率先提出边缘话语分析（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MDA）的相关理论，明确要把话语分析同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关注社会边缘群体，为弱势文化发声，消解中心/边缘的对立，创造平等的话语交流和生存空间。姚晓东和李春宇（2018）正是在此析框架下考察了乞丐这一边缘群体所遭遇的来自媒体话语的再边缘化命运。该研究可谓是边缘话语分析在国内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4.3 新领域
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合力推动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展迅速，成效显著。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它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同样受到学者的关注。借助数据库技术，秦洪武和孔蕾（2018）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下对儒学在西方社交媒体的传播文本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海外网络媒体的儒学传播趋向于儒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而没有真正聚焦儒学的核心要义的诠释和传递，新媒体技术加剧了儒学传播的碎片化，理性传播和良性的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亟待加强。目前，国内的网约车服务日趋合理、规范，网约车政策日益完善，彭正波和蒋建敏（2018）的研究认为，网约车新政既是乘客、行业、政府、学者各方利益、权利诉求博弈的结果，也是话语权争夺和多方群体话语共建的结果。该研究可以说是公共政策话语分析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可以为新时代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参考。郑泉和张增一（2018）通过对一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论辩发言的分析探讨了科学话语的建构策略，发现科学论辩往往依靠劝导性、中立性的表达来建构权威性以获取信任和支持，通过互文、预设、提出主张等方式确立知识的科学性从而建立话语联盟。冉永平和雷荣（2018）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对心理咨询会话中的对话共鸣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行为进行探讨，发现对话共鸣在心理咨询中充当会话困难的缓和语，而且在重塑来访者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在来访者改变上具有重要作用。
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和司法类的话语实践。司法话语分析是法律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社会学的一个新发展，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司法审议话语的评估推进司法审议的合理化。杨帆（2018）追溯了这一研究路径的两大法哲学基础：基于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福柯的权力关系话语理论，并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话语分析对于司法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司法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该研究不仅能推动批评话语分析往司法、庭审领域的纵深发展，它对于我国当前语境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袁天荣和刘衡（2018）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安硕信息”为案例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话语。研究发现作为资本市场的中介，证券分析师通过对资产信息的解读发布研报。来建构自己的权威身份和话语的正当性，依此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而谋取利益。这一研究对于规范国内证券分析师行为和市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学术机构话语研究同样有不少新的进展。任育新（2018）对比研究了英汉语境下学术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话语，探讨了权势关系在机构性互动中的不同建构模式。赵芃和刘璇（2018）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探究了学术抄袭的语言学成因。该研究认为，学术写作中的引用本身就是文本互文性的一个体现，但是由于互文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互文引用也为抄袭提供了掩饰的基础；反过来，学术抄袭作为歪曲性互文表达的结果，通过不恰当的改写或者转述隐藏甚至扭曲互文关系而导致作者的失声，抄袭本质上是“原文本被去情景化和新文本再语境化”的结果（赵芃、田海龙，2013）。该研究视角独特、理据充分、论证详实，对于人们认识、辨别、避免学术抄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2018年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无论是在政治新闻话语这个主战场，还是在证券投资话语、司法话语、学术机构话语等诸多新兴领域，有继承也有发展，可谓成绩斐然。总体来看，学者的研究视野更为宽广，立足点更加本土化、生活化，研究主题富有时代感，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此外，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团队日渐壮大，专业学术会议发展势头稳定，各类期刊专题研究皆匠心独运、特色鲜明。时值批评话语分析40年之际，希望我国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两大方面均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希望本文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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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7-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会-认知视域下的伯恩斯坦话语理论研究”（GD17XWW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外语词汇教学研究”（GD14CWW06）；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新时代广州国际城市形象建构的话语研究”（2019GZGJ245）
作者简介 ：胡安奇，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批评、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肖坤学，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话语分析、翻译学、外语教学
（责任编辑：王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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