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自习室与窗外的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郊区论文,自习室论文,窗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由“怀旧”说起 过去之于当下，种种意义，不言则不明，遗忘的惯性，加速晦暗的蔓延。春风之下，万物生长，有关荒芜的体验与记忆，随之恍惚，都在意无意间。“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①张承志的反问，实是蔑视怀旧病，之所以是病，在于发热发狂，黑白颠倒，旧日中实际的衰败，经“青春无悔”、“劫后侥幸”的笔墨，也升华为新生活到来前必然的阵痛，而是非曲直，久久搁置。各路前辈们，先是纷纷回忆八十年代②，继而争取七十年代的产权③，有得有失，生活史的细节，心史的曲幽，个体记忆丰富起来，也难免有后知后觉被虚构成早慧的痛楚。这状况及其历史性的缺憾，已是常识，但似乎不是后来者必须遵守的公约。更年轻的一代，已开始为1990年代提供各种文类的记忆，或许是由于这国度多年“灾变”在他们的童年期终将暂时减速，抑或是日常的连续性开始得到可贵的保证，因此，仅就文学书写，更年轻的一代，熟练操持“个体历史化”的方法论，对庞大事物保持审慎距离的，又在过于精致的时刻，显出千篇一律的疲态，开始为某些可复制的美学风尚所困。这亦是平安旧战场上的老问题，注定只有少数杰出者能够从中跌跌撞撞地突围，试图幸存，成为见证者。曾经拥有，只是基本前提，年过而立，继之不惑，重要的，是以哪一种意志进行书写，并能真正扩宽“怀旧”的意义边界。毕竟，在我们的时代，各个意义上的“过去”，太过重要，又太缺失，很多令人忧虑的喧哗，正源自暧昧地谈论“过去”。1990年代之于治文学者，重要性所在，是已到必须“走异路，逃异地”④的时段，对此，诗人钟鸣因痛切而又精辟地总结：“我个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像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似非常晦暗的，犹如骨鲠在喉。”⑤ 新近，与记忆中的90年代相关的个人努力，有勇者之悲壮，是说康赫的长篇小说《人类学》。小说家重建千余页的记忆遗址，末了，主人公麦弓决意离开他为圆明园与北京大学(在小说中被刻意地以错位法则命名为“燕大”，正如著名诗人北岛也被称为“悲岛”)合抱的住处：“麦弓跨上自行车，从耳房飞快冲到温城佬家门口，灵巧地左拐，到了江西老表门前，紧接着一个右拐冲到了门槛前，身体稍稍后仰，提起前轮，越过门槛前的水泥疙瘩，立刻俯下身去，让脑袋顺利掠过门楣，腾起屁股，双脚踏紧脚蹬用力一蹬……看看最快速度骑到清河要多久，呜——顺坡而下西下坡，往圆明园方向飞奔而去。”⑥麦弓主动的加速度，在消费主义的逻辑看来，已然落伍，它试图更快些，却没有散步优雅，没有慢跑健康，而它又是迟缓的，显然比跑车与高铁慢。从这个意义来讲，当康赫用百万字将麦弓与北京城一起从上世纪90年代打捞出来，完成记录的同时，也以背向时间的方式与哀悼者的姿势，作告别与纪念。圆明园艺术家聚居地所表征的美学理想主义，以及“燕大”所指代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对二者，康赫亲身体验，保持警惕，并借人物进行象征式的疏离，而本文将要论述的诗人姜涛，缠绕他写作史的最初时空，便是康赫小说中的环境与气氛，从清华到北大，姜涛或许不止一次，曾与麦弓得以成型的各个肉身打过照面。亦如小说家笔下也有很多青年诗人的传说，秘而不宣，等待亲历者阅读时的会心一笑与五味杂陈。 做完如上交代，论诗之初选定《毕业歌》⑦，便是必要的。“毕业”的特殊，在于它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书写这时刻，是在评断即将过去的日子，由此，诗人将“怀旧”作为一种问题来看待：“怀旧即是走到原来的位置，脚跟并拢在微风中感受增大的要为像麦浪起伏在时光中……”诗行间，逡巡于各种毕业期场景的目光，不含踌躇的感伤，置身其中又刻意疏远、游离的状态，透露出对意义的焦虑。已过去的，终归谈不上多么完善，甚至令人丧气。例如，对论文答辩这一学院生活的重要结点，诗人展示的，却是表情充沛、动作丰富的滑稽剧：“历史需要噱头，正如革命需要流线型发式，旁听的女同窗粉颈低垂，若有所思，她邻座的稻草人却已哈欠连天……当众人轻拍掌心以示首肯，唯有那只鼓吹过新思潮的笔，还在衣襟上汹涌向前、欲罢不能……”组成这幕知识生活场景的人们，似乎从未真正述说与倾听，他们各自独白，而他们的独白，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也像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知识殿堂的檀木结构，似已被空虚的、无聊的白蚁群所腐蚀，徒剩金玉其外，大学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重要公共空间的崇高性，因被质疑而可疑。即将到来的，根据已有参照，同样不尽如人意：“后来有人如愿以偿作了医生，在菊花怒放的季节用一张处方换来了艳情，有人违法乱纪，因殴伤饭店经理蒋门神，至今还在‘小西关’的高墙下服刑，有人已远走高飞，用两支波音翅膀和更多件衬衫告别了雀斑、酒瓶、脏兮兮的单身宿舍，和北国腰肢柔韧的炊烟，回首往事，旧日的伙伴大都音讯杳然，一蹶不振的故乡拿不出新的花样……”时间的消逝之手，剥着生活的洋葱，核心秘密在被迫的泪流间，终究为“零”。象牙塔外，“广阔世界”也难以保证做出选择后生活能有多丰富，如《机关报》一诗，借工作空间的展开，暗示了知识者的可能出路，无非是创造性被抑制的平庸日常，全诗反讽语气中，有叹息在回旋：创造性则意味改变，在缺少流动性的社会机制中，改变则意味破坏。告别时刻的“怀旧”，因没有“去历史化”，便也去除了暖色的、温存的光晕，可能的晦暗，已有的缺憾，诗人对这二者的意识，促使“怀旧”成为当年歧路人试图理解生活的契机，他出于不解而惶惑，出于初解而忧愤。 写于1997年的《毕业歌》，是生活史的一次记录，它已预示出诗人日后写作中常见的手法，如以戏剧化的结构能力准确地提取场景，如游走于对外部世界的尖锐反讽与对个人生活的往复掂量，这些暂且不表，本文想强调的，是诗中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不能独善其身的位置：试图用语言对“变化”进行定位、定性，使之凝固为可把握的“不变”，或于“变化”中寻求某些“不变”的常量，却又无法保证自身不被裹挟其中。这一种主体位置的实感，可用逝者马雁在《北京城》中的诗句概括：“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⑧由此而来的挫败感，盖住了诗人有“怀旧”因素的作品，如《鸟经》：“记下的心事，有时也留在了床上，这都是往事了，不提了——多希望你能飞过墙来再看看我，现在的我，看看我的新居和新娘，但什么星移斗转，人海沧桑的，其实，什么都没变，一山一石，我还是住在过去的沙盘里……”秦晓宇曾对这诗有妙论：“像李商隐写给女道士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般暧昧且深情。情爱的聚散也引发了他对时光的怅惘……他写《鸟经》，也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吧……”⑨类似的书写，往往感发于“风景异幻，人事难料”(姜涛《流金岁月》一诗中的句子)，世事的无常，使诗句与诗句之间的时间感加速，也就是说，某一句触及的“变化”，迅速地被下文中实际的“不变”所截击；反过来，关乎世道人心的“变化”，又为很多基本面的“不变”所反扑。《固执己见》有一句：“新开发的山谷总会旧了、埋没了，新交的女友也会包容起三餐，变丑……”“变化”，是由新意转向陈旧，它的结果是“不变”，意识到这看似逻辑游戏下的悲凉事实，诗人便也在“怀旧”的同时免疫了“怀旧病”。“怀旧病”患者总是感伤地偏执于某些因常识、惯性与盲视而意义胶着的事物，而诗人的选择是观察事物之意义在进入具体情境时的跌宕起伏。心境投射出曲折的句法，结构上便呈现为连接词(如“而”或“但”)对诗意的推进，如“本来，计划妥当，在分叉的经济中，抽出一根枯枝，抽打这个下午暴露的臀部，但你说，要向生活的强者看齐”(《家庭计划》)；如“F16低低飞过了浅海，亮出肋下瘦长的导弹。我本以为它会在某朵云的胸衣上，停留片刻拖延一下本地的奇观，但相机吞下的还是旧店铺和一排叉烧林”(《花莲》)；如“阳光正好，树叶正红，一行人故地重游，提包里掖好，马蹄和换洗的内衣裤，而北风也前来凑趣，一五一十供认参与了十年前的残忍。但变化还是带来惊讶：操场挖成了深坑，游泳馆也翘起水泥臀尖”(《缺根弦儿》)；等等。 料想中的场景、关系与其他，按照既定的轨迹只平稳地运转那么一下，就遭遇迫于外部的尴尬或源自内里的否决，诗意空间为歧义的风暴所充满。长此以往，常识中的正面事物，也就是生活的种种地表，便会显得内藏玄机乃至于危机四伏，令人临之战栗，如《梦中婚礼》的最后：“窗外，夏天提早到来。万木葱茏阻挡了太阳的噪音。从敞开的门缝你还瞥见，内室里的岳父拉着岳母，像背阴的泰山和华山，正在衣橱边悄声低语……”山路十八弯的语义转折，其意味，吴向廷说得准：“在变中表现不变，在不变中表现变。庸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对于幸福、安宁状态的不信任以及与寻常意义的真善美的疏离感正是这类经验的普遍特征。”⑩据诗人柏桦回忆，逝者张枣曾对他说过：“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信，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11)无法断言主体的怀疑与疏离是源自视痛苦为常态，但在应对世事浮沉过程中的挫败感与倦意，却确切可感，它使姜涛诗中没有对爱憎的轻言，即便主体因“怀旧”陷入失神与离题，但终会振作为哀而不伤的旁观者，“朕归于我”(12)的心声与内曜，经由自我怀疑接通了对整体世界与城市空间的开启。 二、郊区的自习室 风景如故，人事已沧桑，置身“变”与“不变”的错杂事境，日本诗人一色真理声称：“诗人啊，做个旁观者也好。不过，得时时保持清醒……喂，眼睛再睁大点吧。看看什么样的大错横着，把你我隔在不同的地方？明明过了这座桥，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可以永远醒着，可以永远做旁观者。”(13)他的“桥”，像极了连接死生的虚无通道，亦如同躬身叹息的问号：莫非只有临死才能悟生？“桥”下之水，便也是死生界限，由此想到鲁迅作《范爱农》，写旧相识的亡故，也是水中的幻灭：“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14)鲁迅笔下，范爱农于“能”的前提下，选择“不能”，死，成了变革期的悲凉校注，也是时运交替时刻，某类人心境的晦暗，与体肤的倦意，革命理想主义的受挫，幽灵般地徘徊其中。姜涛曾借鲁迅题旨发挥为诗，乃有《给——》与《伤逝》，而他笔下常以“写作者”形象示人的主体，若以范爱农为参照，则接受了“不能”的事实，并选择有所“能”：“呐喊”是艰难的，何况我们时代的“铁屋子”，它的壁垒早深入晦暗，无可捉摸，想要击破它的拳掌，往往探出便已失去目标，自信醒来的人，或是身在白日梦，或是戾气重至伤人伤己，而他们又彼此攻讦，搁置着共同的时艰，以及真正的对立面。被迫地，抑或暂时地接受“呐喊”之艰难，承认当代人与现代知识的限度，此为“不能”，于是姜涛诗中常有挫败感，而叹息声里的实际内容，以诗与政治的整体关系来论，是“新时期”以来的诗性理想主义，在进入1990年代后的屈辱史；仅就姜涛的写作而言，无声与寂寞，终归带有吞噬性，莫不如持续记录下目力所及、心意所牵挂的人们(也包括诗人自己)，在特定事境(为充沛的细节所勾勒)中的判断与选择——这不仅仅是指他的诗，也包含他的学术研究在内，此为有所“能”。 20世纪的开端与尾声，上述两个有“群”之意味的主体，无法以一概全，却也借忧郁的相望(而非相忘)，旁证着国度的现代性困局。长期以来现代革命的后果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澄清，这或是困局发生的根由。暴力革命，曾被期待能够“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以走出帝制，事与愿违，社会结构改造的进展之难，多样公共领域的构建之缓，现代转型的必要条件，一一搁置于革命的速度与激情，形式上的新意，理想主义的超现实，都得为帷幕的张开负责。于是，革命年代的范爱农，仍疲于与旧机制周旋，尚未做好准备的主体精神，终也消耗殆尽。汉娜·阿伦特曾写道：“在二十世纪的大环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文人之类——只有在革命期间才能进入公共领域，革命就扮演了马尔罗曾经宣布的(在他的《人的命运》中)‘曾经由永恒生命来担当的角色’：它‘救赎了那些干革命的人’。”(16)姜涛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包含着本文的作者)在后革命时代如何进入公共领域，这问题且不说，能否通过自己的工作，构建起早已失落的公共空间，已是难题了。革命的挫折经验，之为远景(或者说，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公共领域的散落，之为近景(或者说，晦暗中默默存在的部分，正期待被照亮)，双重困境中，生于1970年代的诗人们，对“胜利的哲学”不信任，也是意识早熟的反映。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胜利的哲学”，由汪晖提出：“‘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即便是牺牲和悲剧，也被置于战略性的思考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了在失败的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17)这种“哲学”，借政治抒情诗的嗓门，曾在当代诗的舞台上，以唯一合法的角色，喧哗过一阵，礼赞权力，任革命话语接收、改造汉语的诗意空间。新时期至今，当代诗未竟的任务之一，也便是将革命话语的抑制性成分，从诗中清理出去，并重建诗与政治的关系。 姜涛也自认为是旁观者，他在文章里写道：“作为旁观者，说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但转念一想，又打消了主张，见识广博的人和血气方刚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历史惯常的把戏，凡事一旦有了个‘坛’，便免不了争斗、谩骂、攻讦，生活的暴力和魅力皆源于这里。轰轰烈烈的上世纪80年代后，只是一小撮傲慢的人把这种真性的人性图景给抹擦了，现在的要务是拨乱反正。”(18)针对文学潮流动向的批评，也寄托着对历史与事境的整体认识，这显示出检讨的意愿与能力。换言之，动真格、不表演的旁观者，需要持续学习着，他的日常位置，绝非陈列精装书的大书房——那里属于我们时代的伪名士，带有当代性的“自习室”，才是旁观者写作的地点。姜涛的日常工作，是学者与教师，在现代中国文学上用力，或是职业使然，与西方大师对话这一当代诗中屡试不爽的写作动机，并不总见于姜涛的诗，他更善于检讨本国以往的文学实绩，试图转化它们为积极的“传统”，对此，他在《有关诗歌写作的六个常见问题的问答》表示：“我更愿意谈及的，是某种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我最初的写作，是受这一传统激励的，也是发生于其中的。与阅读外国或古典诗歌相比，我总觉得，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更容易获得启发，某种内心的共鸣也更容易放生，我往往能够辨认出一行诗背后的历史，能够理解诗人具体的焦灼和压力，知道他这样写的理由和语境，以及他所面对的问题。”(19) 被提炼出的“传统”，转入写作实践，得自阅读的母题便常作为诗意的动机，不同社会的语境，往事与今生的对话，丰满着文本，扩展诗的容量，显然是想在历史认识论的层级上有所作为。如《伤逝》，鲁迅小说中“老师—丈夫”离弃“学生—妻子”的故事，经改写，成了当代男女的情爱传奇，结局是我们时代的子君出轨，不回到旧日子，不让涓生留遗恨，她乘坐的出租车所奔向的，是下一段关系。得到重描的，仍是家庭空间中目录般的琐碎，当代男女声称反传统，却似乎不脱启蒙期的旧窠臼，但也不尽然：鲁迅那里，冲突两端，一是启蒙新观念，一是帝国旧秩序；姜涛诗中，个体的自由，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当代常识，令人捉摸不定的是自由的真义，主动选择的意志与搁置永恒性问题的盲目，两者的界限，暧昧不明。相通之处，是知识者意愿中的日常，都与外部合围时显出脆弱。诗的结尾，似乎有别种意味：“同居不是坟墓，朝闻夕死的也好，两人痛苦了一宿，黎明/相互安慰着分开在出租车里，还用短信疯狂表白/但心里都在暗自庆幸世界拆开了它的迷津小说的封套中，影子却还说着回声……”戏剧性的场景中，真情假意混沌一片，末句的“小说”、“影子”与“回声”似乎在提问题：关系的失败，是否正由于全然遵从了现代知识体系制造的某些价值观？启蒙与革命，一体两面，都是现代中国早年的问题产品，而至今未过保质期。《伤逝》还展示出作为“传统”的早期新文学能激发出的书写可能，旧题新咏的意图，使当下与过去，经由语言隧道彼此沟通，也彼此映照。有互文意愿的诗，也是知识性的“怀旧”，它检讨着历史与传统，于是便逸出个体生活的范围，也就是说，室内的幽闭，有化解的可能，而处境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再衡量，狭隘也会少些。隐喻性的“自习室”为旁观者所用，这是文学姿态，也是历史意识。很多旧日的青年才俊，早已成消费自身、模仿自身的文学名流，而坚持在“自习室”中阅读、写作，便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新能力，这朴素的格言，于写作者而言，暗合功夫在诗外，可谓性命攸关。 自习室指向与“传统”对话的努力，而在姜涛诗中，旁观者的第二种位置是“郊区”(20)。也就是说，旁观者的目光，往往由边缘投向中心。“郊区”，城市的外围地带，属于城市，却又在城乡过渡中滞后于高度的现代化，由此也可能容纳各新旧力量与内外群体，不折不扣地错杂。当典型的城市空间及其内部的生活逻辑成为诗人的处境，理解它，是保证书写有现代性的前提，而“郊区”可由一种位置内化为旁观者认识城市空间的角度。姜涛诗中的“郊区”与城市，不是空泛无人的精神空间，而是被人群与关系搅拌着的世俗空间，在两者持续对位的过程中，发自“郊区”的目光，扫描着生活的表面，分析并命名，旁观者的价值立场也随诗意的推进，由混沌变澄澈。如《城市之旅》，“我”是城中异乡客，进入空间，这本身便艰难：“从西到东，我的手始终拉着你的，四周太拥挤，也太紊乱，即使是在出租车里，也仿佛有陌生人上上下下，不停地叫出名字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骗局，于是耐着性子指给你看：桥梁、大厦/按揭的房产……它们横亘在那里，被灯火照亮，又像透明的龙虾，被某个隐身人倒提在了手中。”人造景观表征着都市生活的虚假部分，但它已是“我”与“你”必然置身的事境，因此它“不是骗局”，因此它是无法回避的前提；同时，“郊区”意识，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培养着主体的疏离感，城市空间内部的伪善与危机，为自觉的警惕所排拒：“歌舞城中，只有一个Boy将笑容可掬，指引五号包房：在那里，男女的游戏已接近了交欢，你将点唱‘亲密爱人’，而我会小声附和，模拟出隐私的全部……”“郊区”也是《送别之诗》展开的空间：“看着你被一辆房车接走”；“消失在五环之内的新北京，在那里，有灯光闪耀的现场，讨厌的女编辑，四处约稿兼调情，而遇到的帅男孩，又总是同志。在那里，你不会找到快乐但至少，可以摆脱不快乐，像登山的羚羊突然回到平原，为过多的氧气昏眩……”“新北京”时尚繁华，却不必然是意义充沛的空间，而“郊区”也无力否定“新北京”，因而这首诗有忧郁的部分，“新北京”似以它的丰富，提示“郊区”的幽闭。对位法则下，两种空间各自的不完善，意味着主体对当代生活的整体质疑，而无处安身，也是困局。 “郊区”的幽闭，是室内的“幽闭”，如《即景》中主体于“草木葱茏，天色氤氲”的时刻，“站在阳台上”，却受限于空间的边界，无法理解即景的含义：“我不理解气味，不理解主妇嘴里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东北话，不理解肌肉里那些纤维状的山麓，其实我不理解的还有很多，它们层叠着、晦涩着、在春光里充斥着，正等待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姜涛诗中，室内的主体，常是“写作者”，《诗生活》对此有洒脱的声称：“我几乎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上写诗。”“写作者”形象的自我塑造，构建出主体置身的知识性空间(按上文的命名，即“自习室”)：它内在于“郊区”生活，又以私人性为前提，因而如坚固的秘密，是边缘地带的边缘；由此界定出的疏离意识，不是走向自我的封闭，知识生活的延展可能与创造力，辅以诗意的想象，便可成为突破“郊区”之幽闭的契机。简言之，“自习室”意识与“郊区”意识，在诗作中得以重合，前者扩展后者的限度，后者又使前者始终对称于我们时代的日常，不至于因脱轨而沦为空想。两种位置感相互激发，写作于认识论向度之外，生发出自救性。以《郊区作风》为例，既有书斋之外的生活景观(“穿体面点儿，就能像个中介了，每个早上，打开洞穴，骑电动车冲出去，人生，需要广大绿色的人脉，那随便放狗咬人的、随处开荒种菜的，人其实不坏，就想花点闲钱撒野”)，又有书斋之内的主体状态(“深夜不睡：写写打油诗维权，即使不能如愿，北边窗户下，那些开往包头的火车还是甜蜜的”)。其中，“需要广大绿色的人脉”是有深究的，“绿色”隐含的万物生长，恰切地表述着为金钱逻辑所推动的蓬勃表象，“自然化”的想象方式也为《送别之诗》所用：“捷达、奥迪、帕萨特一连串野兽的名字，替换了猪獾、臭鼬或果子狸”；“其实，你只想做一枚抽烟的植物，好无偿接受雨露”。闯入“郊区”的文明利器，被想象为自然界的野兽，它们表征的生活便显得野蛮，与之相对的身体，表述着由人为世界逃向“自然”的心愿。此处的诗意空间，“自然”被赋予救赎性，而类似的祈愿，也见于《另一个一生》：“我开始离开人群，走向郊外，向一片树林心理咨询，树木分不出性别，都长出粗大的喉结和落叶的乳房，它们的准则是原地不动和每一件经过的事物接吻，又不担心将它们轮番忘记……”值得考虑的是，在城市生活的背景中，在写作者试图对室内之幽闭进行化解时，“自然”如何进入姜涛的诗歌。 三、窗外的鸟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21)自然的力量，之于天地间的存在者，不偏不狡。自然赋予的权利，由此而来的义务，都给予存在者以自由，且为自由划定难以突破的边界。自然之永恒，标识出人之为人的限度，一山一水造成的震撼、引发的妙悟，终究随肉体衰颓而俱往矣，山水的踪迹却已被文人笔墨留存于诗画中。人的另一个限度，或是“言不尽意”，有时，一瞬的慨叹，便是个体生命能够完成的最悠长也最艰难的书写，古典中国的文人总试图构建充满魅力的意象世界，以对称自然的周而复始，这象征的世界，借助语言构建起突破生命限度的记忆时空与意义云图，是对永恒的模仿，对不死的想象，因而有救赎或慰藉的向度。在我们的时代，观看与言说的书写链条，已被置放到山水不断被圈化为风景区的新事境之中：投向自然的目光，往往不再来自缓慢的凝视，而是由高速电子镜头骤然射出，人们使用新兴的自拍杆，将自身的姿势与表情嵌入风景的前沿，制造出一枚枚走马观花的数码徽章，记忆万物的方式，正大规模地由内在体悟转向观光消费。“甘露时雨，不私一物”(22)，这种天赋的平等权利依然未变，“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古人的后裔，还能师法眼前的风景，而习得诗法？问题的最后，仍是宅心仁厚可否达成，语言可否由美入善。就诗学而言，在古代汉诗中与山水对称的意象体系失效之后，现代汉诗中的词与物，能否借言说风景来弥合“意”与“象”的分裂？修图技术勃兴的当下，摘除图像中风景的瑕疵，抑或优化明暗比例，已轻而易举，这意味着过度的修辞技术，自然的真实体系遭到带有方向性的篡改，自然光被扭转为寄托特定美学观念的人造光(也是意识形态)，山水可能暴露的晦暗时刻，则强制性地升华为所谓绝美。这一切，都以美的名义，为自身的正当性进行着辩护，恰如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都以真实的名义，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而背面的权力意志则对实际处境进行着共时性的遮蔽，并将其书写为历时性的好故事，似乎种种“过去”早已能够先知般地料想未来。面对“自然”，过度的修辞技术，是伪善的繁复，它可能会回避现代性对旧山水的戕残。 广义的“自然”及其当下的处境，也是姜涛诗歌触及的重要问题。诗人通常选取“窗口”作为视点，因而“自然”并非以“景区化”的山水之貌现身，诗人或从“自然”收割想象力，或是从它的广阔无私中择下某物，尤以后者为主。“窗口”为界，当室内因幽闭陷入困境，窗外的鸟，或将衔来“自然”的丰富意义，而首要的，便是救赎的契机，对应着时势迁变间个人必须忍受的局促。例如，在《即景》中，瘟疫袭城，受困经验引发对处境的不解，而观察窗外的草木，有慰藉惶惑之效：“他和我一样，站在六层的高度、危情的高度，重新将各种各样植物的族谱默念。”再比如，在《厢白营》中，“自习室”空间激发的感性力量(“难道你不曾为一本书中的注脚所打动，它拆开乡村和典故，标志出一处昏睡的琴房”)，引出逝者的形象(“小煤渣路上一个亡灵曾青衣小帽诗意地踱步”)，它仿佛在预示主体的终将失败，哀悼亡灵也仿佛在提前祭奠自身(“当哀歌或朗诵接近了尾声，不要再哀悼什么了”)，于是身姿踌躇(“但与生活相比我总是慢了半步”)。在整体性的困境表述中，“自然”成为能够给予启示的形而上存在，“鸟”的行动启示着写作本身(“窗外一只小鸟击打树干仿佛一台打字机打下了一份早春的遗嘱”)，而在“雨”中，主体恍若劫后余生(“一场春雨能否将这苦闷化解，你抬起头，镜中的脸颊已与一个亡灵相仿”)，最终，主体在与“自然”进行情景交融式的沟通时，也暂时地与对立面和解，但所谓和解，不是指成功学意义上的锐意进取，而是指开始理解事境之于人的晦涩： “最后，让我们道一声晚安。”幕落时总会有一个死者从池里 重又站起，局促不安地等待着大地上稀稀落落的掌声 并且继续用一只夜莺的口吻安慰自己：“怀疑啊怀疑 我命运中的一块水晶”。当一次次的阅读被深夜的造访打断 当飞过书橱的燕子反复溺死在同一个梦中 而我也伏案熟睡了吗？—— 怀念一对乳房像怀念果园门外一双秀美的门环 “无人叩响这个时刻，无人跨越门槛” 白银与黑铁的交谈已铸成了一条舌头 说：“你在黎明出门，迎面会碰见燕子的预言： ‘厢白营，厢白营，小麦带来诡计，爱情带来不忠 出门是一个生人，归来已是一个亡灵’。” 诗意的认识论向度，得以推进，正是由于“自然”的启示(“燕子的预言”)，因为“窗外的鸟”，“自习室”中可能的幽闭，不会由“我”独自消受，“自然”存在，意味着人有可能化解孤独。亦如不时“怀旧”，却不生“怀旧病”，诗人在向“自然”祈愿的同时，也并非绝对的“自然主义”者，他发现，城市空间蕴藉着的现代性话语，一方面向“自然”发出诱惑，另一个方面也在持续地介入并改造“自然”。在诗人的书写中，“自然”不是被罐装起来的形而上学饮料，而是需要不断加以辨认的整体性处境，它充满鸟语，亦有人声，我们时代的自然史也是人类史。出走“自习室”，携带着“郊区”意识，诗人不止一次离开中心(“北京”)前往更宽阔的边缘，进入“自然”的实际处境，于是便有写于2002年的《边陲的刻度》(收入诗集《鸟经》)与六年后的《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组诗选)(23)，它们之间有互文，是对同一个空间的两次进入，而这中间的时差，使后一组诗中的主体在“怀旧”中发现“变化”与“不变”之间泄露出的意义。《边陲的刻度》中，“自然”在开端显示为带有决然力量的空间：“不用说，那不是用远山可哄骗过来的你的国产胶鞋踩踏着它，仿佛那是一根拴在细雨和山脊间的皮筋，虽然只是轻轻一绊，背包客就落入他的深谷，听鹰隼从林间胜利地飞起，庆祝一个人终于放弃了他的轮胎、他的花纹……”在“自然”的界定下，主体作为他者，身上附着的原意(如中心地带对文明的承诺)被逆转：“不用说，你的证件只容许远距离观察，探出鸭绒背心里野蛮的上半身……”“自然”必须通过艰难的学习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而难上加难的是，当诗中的“自然”具化为国度的边陲，地理学之外，政治学便也预设藩篱，何况现代性的机制(“一切都在殷勤中变得缓慢，山路引你上升，邮局背后藏着海关，一队武警听命中央，吃喝在地方”)已介入其中：“你意马心猿，准备学习五禽戏，迎面用一句誓言贿赂一阵笔直的风，让它褶皱、反折、自己成为自己的戏剧，有人却在山中，大声提问：有何贵干？从西宁到拉萨，你彻夜头痛想弄清一个事实。在樟木你干脆放弃了努力，也试着延长手臂做一个变焦人。溪水和百草拼凑镜头里的中国，而山色在微调之中，其实已接近了黑暗……” “自然”的救赎向度，在意义叠加的空间中，有了伦理学上的困顿：主体渴求“自然”纾解室内的幽闭，却又因他者的身份而不必承受“自然”内部的黑暗。这困顿，被追忆为组诗选《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的开端：“六年前，我就来过这儿，带着新鲜的肺和脸，左顾右盼，看个不停结果，车子撞在半山腰，民族司机被警察带走，我听见身下江水的咆哮，在山水，还有人高声断喝有何贵干？那时，我无家累，无房产认真读书，也没超过四年，怎么可能有答案？结果，他们逼我不停喝酒，说一两个内地笑话，我缺氧，口拙，讲不清，像块石头从雪岭滚下，滚到了车里，又滚回了北京……”如何测量六年来变与不变之间的夹角，这构成整组诗的动机。城市空间的逻辑，仍是“命运和钞票纠缠”，而“国事不平坦”与私人生活的死水状，加重着室内的幽闭，故地重游成为必须。在标题为“青草坡”的一节，“自然”空间的救赎性仍然可期，接下来以“小历史”为标题的一节中，“白皙的种族”的生存史被讲述为“自然”进入现代性空间的过程，在现代性话语的规训下，“自然”开始了对都市空间的模仿，并似乎恰如其分地将自身的意义变为秘闻，“自然”主动地消声，虽尚未匿迹。在现代性话语的持续介入下，“自然”空间中的人，相比于都市人，特征所在，不涉及主体的内在性，而是外表与贫穷：“院子却收拾得干净(所有院子一个样)花木齐整，主客对话也简约，像是事先经过了排练，小孩子的邋遢，和他们的作文最醒目，错字不多，但都按了规定言情，在结尾写到受灾的四川……”“自然”的语言选择接受现代性的统战，是为一种出路：“陌生人说来自北京，学生中的少数，曾计划去那里大发展，政治老师赞同这个想法，以自己为例，激励大家学汉语……”现代性话语，终因朴素经济学的推动，在“自然”中确立了权威。 “自然”被现代性改造，必有伤痕，通过书写这“自然”的困境，诗性语言的质地，终也通过感同身受，由判断力转向悲悯心。组诗选最后，诗人听来的宣言(“我只关心人类，海子说的不对”)，何尝不是一种必要的、带有纠正意味的心声与新声？简言之，“人类之诗”(《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组诗选)》中的一个标题)的可能，抑或人性胜利的可能，已露出迹象，在新纪元有别于过往的、另一种形式的“灾变”处境中，如何生发微薄的可能性，如何赋予“诗可以群”当下的含义，或许正是姜涛与同时代人的着力点之一。 ①张承志：《鱼游小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②有关八十年代的出版物，较为知名的，有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除由肉身入思怀的随笔方法，学界也开始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将其制作成知识性的档案。如洪子诚等的《重返八十年代》(程光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③北岛与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续集》分别于2008年、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⑤钟鸣：《新版弁言：枯鱼过河》，《畜界，人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⑥康赫：《人类学》，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5页。 ⑦姜涛：《鸟经》，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25页。本文征引的姜涛诗歌，除个别外，全部出自《鸟经》，不另出注。 ⑧马雁：《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⑨秦晓宇：《七零诗话》，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26页。 ⑩吴向廷：《〈鸟经〉中的拯救与自救》，见臧棣、萧开愚、张曙光主编：《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11)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2)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3)一色真理著，虚坻译：《狛江》，胡亮主编：《元写作》，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 (14)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15)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6)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7)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9～180页。 (18)姜涛：《现场与远景》，《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第6页。 (19)西渡、郭骅编：《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77页。 (20)姜涛有诗《郊区作风》，臧棣、萧开愚、张曙光主编：《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6～87页。 (21)《礼记·孔子闲居》。 (22)《吕氏春秋·贵公》。 (23)《今天》杂志，2009年春季号(总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