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变局中的台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问题论文,局中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
杨伯江：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对谈者］
傅梦孜：美洲室主任 研究员
吴洪英：美洲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尚前宏：南亚东南亚室 副研究员
孙恪勘：涉台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欧阳立平：军控与安全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国际环境变迁
杨：冷战后尤其是“9·11”后，围绕台湾问题的内外环境均有重大变化。从国际角度看，在世界及地区格局变动、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潮流和国际反恐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从台海彼岸看，台湾政党政治的格局与运作给岛内局势带来更多的变数，也使当局的政策产出更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选举年这样的“政治季节”就越发如此。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到台湾问题的走向。影响的结果，总体上也只能用“更趋复杂”来概括：一方面，制约“台独”、推动合作的因素好象有所增长；但另一方面，可资“促统”、政治解冻的因素未见明显上升，大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似乎同步发展。
傅：首先我祝贺“涉台事务研究中心”的成立。台湾问题十分复杂，也很敏感，这是一个纯粹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但从其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而言，台湾问题又有着众所周知的国际因素或国际背景，因此从当今国际变局中考察台湾问题也有其重要意义。谈到国际变局，“9·11事件”应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重大参照系。正是“9·11”惨剧效应的聚焦与辐射，以及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辗转腾挪与战略转圜，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世界各国观察国际环境变迁的方向选择，正可谓“缆急始知牵”。
欧阳：“9·11”后国际形势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猖獗的恐怖主义，大国合作达到了一个高潮，突出表现为中美、美俄之间摈弃前嫌，携手反恐。同时，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走向扩大化，单极与多极矛盾再次凸显，俄、法、德、中与美国在围绕打伊问题的裂痕加深。美国执意对伊拉克动武，体现其急于“塑造”一个由它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决心。
杨：我想从布什入主白宫、随即经历“9·11”劫难开始，美国在战略上恐怕也经历一个重大调整过程。
傅：是这样。首先，“9·11”使美国对自己所面临的全球安全战略环境作出新的重大判断：世界在尚未消化“后冷战”矛盾与冲突之际，就仓促进入了“后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时期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实际已被“安全挑战期”所取代。其次，对美挑战的角色与方式发生了变化。“9·11”使得美国在冷战后明确了其心中的“善”、“恶”力量，第一次清晰界定了它认为最紧迫的现实威胁，大国对抗成为“不可想象”的事，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则成为现实的挑战角色，它们随时可能借助核生化武器对美国构成具有“不对称性”但可能造成致命打击的威胁。这使得布什班子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多少有所改变。由此，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战略议程。布什总统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发出的“历史将审判那些面对危险却无动于衷或反应迟缓者”的警告，实际上是把反恐作为政府最需考虑的工作议程。这不仅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即使在“9·11”发生之初甚至都难以想象。美国为此需要组成国际反恐阵线，在全球展开反恐战。美国打伊与反恐并无必然逻辑联系，但伊战爆发与美推进其反恐战略却紧密相关。
杨：美国因素是影响台湾问题的头号国际因素，美国战略重点的调整无疑直接影响台海局势。各位如何看美国的下一步动作及其影响？
孙：美国在对伊战争结束后，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应对朝核危机以及调整与欧洲盟国关系等战略重点问题上。基于这些背景，美国在一些国际战略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将继续需要中国的理解和支持，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台关系，中美关系稳定，美国不会公开支持台独，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会继续相对稳定。
欧阳：确实如此。随着美国反恐斗争扩大化和长期化已成定局，中美关系升温，合作面扩大。台湾当局因此担心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被边缘化，担心中美之间的密切合作导致美对台海政策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似乎也窥见中美之间的矛盾点及美台关系的希望：美国将第一个打恐战争目标定为阿富汗，美军相继进驻阿富汗与中亚地区，当时一些国际舆论猜测此举在地缘战略层面上有包围中国之意。中美究竟是在走向接近还是在走向碰撞，为世人瞩目。正是在这种看似混沌的局势下，去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用意不言自明。但台湾当局打错了算盘，谬论一出，即遭美方屡次驳斥。在小布什心里，眼下反恐是第一位的，大国合作至关重要，所以不希望台湾招惹是非，干扰中美关系大局。
吴：从冷战后尤其是“9·11”后国际形势变化对台湾的影响看：一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台湾对外政策面临新的选择。美国“独步天下”的“一超”心态在冷战后化为客观追求，“9·11”后更是进一步显露。受此带动，世界权力体系发生连锁反应，各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与组合。面对变化中的外部环境，台湾欲“拓展国际空间”，实施“走出去”战略，“柔性外交”、“灵活外交”纷纷出笼。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依美靠日，见缝插针”是其基本点。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欲罢不能”。台湾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相当高，尤其大陆入世后，两岸共处于同一个贸易体系中，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离开大陆市场，台湾经济将会成为汪洋之中“一叶漂浮不定的小舟”。三就是欧阳所讲的，国际反恐合作的推进，使台湾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心存恐慌。
杨：谈到经济，东亚地区一体化趋势与台湾问题走向二者之间密切相关。请恪勤、前宏谈谈。
尚：实际上，近些年来对台湾构成最直接冲击的周边区域环境变化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二是近两年来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加速。我们知道，台湾近20年来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是东南亚，而东南亚作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迄今尚未恢复元气。更大的麻烦是，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打击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一些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格局都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环境恶化。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台商对陈水扁的“南向”呼吁充耳不闻，不顾当局“戒急用忍”的“劝告”而热衷于“西进”。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整体经济环境恶化，“9·11”的巨大冲击，恐怖主义与反恐在相互刺激中的螺旋式上升，特别是去年10月印尼爆炸案“不出所料”（发生在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而政府掌控能力有限的国度，主要针对西方人）而又“出人意料”（发生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巴厘岛，主要针对澳大利亚游客）地发生，更使东南亚成为外商和游客谈虎色变的“禁地”，东南亚的投资环境雪上加霜。本来，经济活动以投资安全和利润最大化为第一要义，台商在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如何确定其投资方向，应该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经济过程。遗憾的是，陈水扁试图以“政治考量”来左右这种“经济过程”。结果，陈水扁刚刚提出“新一轮南向政策”不久，吕秀莲刚刚离开巴厘岛没多长时间，库塔旅游区的几声巨响就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破产。
孙：世界经济格局在冷战后出现了两大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加强，另一个就是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兴起。东亚一体化自1997年以来不断加速，特别是近两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合作方式，“中国—东盟自贸区”呼之欲出。这些合作基本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非常担心被边缘化。而事实上，只要台湾承认“一中”原则，比照两岸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合作的经验，就可以更多地参与东亚经济合作。
尚：严格地讲，“中国—东盟自贸区”还只是处于规划阶段，但即使如此，它已经对台湾构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我认为陈水扁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出于政治目的而推动台资“南向”以分散其“西进”的企图将因此而落空，而台商似乎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安排固然有其政治与外交方面的考虑，但在经济方面并不是排他性的，包括台商在内的区外厂商投资大陆任何一地或东南亚任何一国，都可以享受这个17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各国政策调整
杨：通过讨论可以看到，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在冷战后特别是"9·11"以来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而这些变化必然也反映在相关国家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及其与台湾的关系上。我的初步看法是，对华关系高于对台关系是各大国的基本取向，其对台政策无不是在对华战略的大框架下制定和实施的，中美、中日、中俄关系都还有发展之机；主要大国“一中”政策仍具稳定性，对台关系未突破原有政策框架；两岸力量对比态势仍在向我倾斜。中国虽难借大国外交促统，但可防独，“台独”的国际空间因而难以扩大。
具体各国、各地区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究竟有哪些调整，调整的背景、方向、特点又是什么，台湾又是如何动作的，各方与台湾的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尤其是，布什入主白宫后的美国对台政策引人注目。坎贝尔最近评论说，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正在从“战略上的模棱两可”向新的“双重明晰”政策转变，即“没有军事威胁、没有独立”的政策转变。梦孜对此如何看？
傅：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战略地位重新进行定位，把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甚至声言“不惜一切帮助台湾自卫”，一改往届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立场。加之出现“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度处于十分险峻的境地。但对抗于事无补，出了问题还得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处理“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逐步稳定下来。“9·11”更是提供了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和新动力。在反恐时代，美国重新审视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开始视中国为一个值得信任的“重要国家”，对中国寄予期望，中美在反恐怖、反扩散、反洗钱、反恐情报交换等方面进行着实实在在的合作，在联合国中国也在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反恐“盟友”（布什在克劳福德中美首脑会晤时称）成为美重新调整后的对华定位，突破了中国仅仅是美国“经济伙伴”定位的狭隘界定。去年11月后，中美在人权、安全对话、军事交流等领域开启了新的合作，为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填充了丰富的内涵。
应该说，美国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注意强调坚持“一中”原则的。布什总统在克劳福德中美首脑会晤上提出“美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政策昭示可以说重新注解了布什政府在中美关系核心问题上的最新态度。当然，美国政府对台海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双重清晰”，即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换言之，美国关注的焦点在于“和平解决”而非“和平统一”，即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出了问题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既是防止台独，也仍是妨碍促统的。
杨：美国的台海政策似乎有“变”与“不变”两个侧面。国务院、民主党对台湾问题倾向于“战略模糊”，强调台湾问题应当由两岸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如果因台湾独立而发生战争，美国将不会介入。美国国会、共和党对台湾问题则倾向于“战略清晰”，强调若中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必然武力介入。从本质上看，“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有其“不变”的一面。同时，影响美国台海政策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美国该项政策的复杂性，布什政府自身的特点及各方因素的变化与作用使其台海政策又有变的一面，总的看，是两面性进一步突出。
傅：美中关系高于美台关系固然是美国政府的基本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另一面，那就是这一认知又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即确保“两不”目标不生变数。所以，美台之间实质关系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所加强，特别表现在军事关系方面，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尽管低调但却是在全面推进，台“国防部长”访美实质抬升了美台官方交流的层级。美国还以“联合”方式整合美台通讯系统、监控和情报系统，从军队计划、后勤保障、人员培训等各方面推进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甚至企图进行联合军演，这些都表明美台之间互动态势值得引起高度警惕。“两不”政策表明：美国既不愿台湾当局“制造麻烦”，使局势失控，骨子里更不愿中国“加快统一进程”从而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既要“抑独”，但更注重“防统”；既要提升台军事实力以抬高大陆对台动武的门槛，又不致从根本上导致美中关系发生逆转。在美台军事合作中，美国对台军售的升级尤其令人关注。从1992年老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开始，美对台军售明显升级。此后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且武器性能大为提高。1994-2000年，美国对台军售达150亿美元，占世界军火销售的11%。据报道，台湾当局武器系统的95%都是由美国打造的。
杨：我们常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而美国对台军售又是这一“核心”中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今后走向如何，从中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考虑？
欧阳：近几年美国对台军售数额是直线上升。我看到的统计数字，仅2000-2002年，台湾就从美国进口了总价值为119.3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占世界军火销售总额的20%左右，居世界榜首。此外，美国家安全局已完成了台湾军事数据处理中心的升级工作，秘密为其培训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使数据中心能力扩展了十倍，并可通过卫星将情报传送到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此举将形成美台军事情报交流的一体化。这里面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冷战后，美国庞大的军工体系面临衰败及惨淡经营的局面，如何开辟和寻找新的市场是美国军工集团的当务之急。美国公开声称对台军售的理由是要维持两岸均势，而从结果看，美国长期大批量的对台军售是台独势力敢于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不仅破坏了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也将最终掣肘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放眼近中期，美对台军售的走向将呈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方面，美国将会竭尽全力提高台湾的防务水平。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台湾的贸然动作势必招致大陆的强烈反应，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由此可见，美国如果不丧失理智的话，将会有节制地控制对台军售。
杨：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打伊和朝核问题，这“两大危机”与台湾问题的联动关系，或者说是“两大危机”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如何，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注意到，陈水扁2月25日接见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时称，朝核问题“正足以显示”美国所提导弹防御计划(MD)的“严肃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欧阳：打伊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表现异常活跃，不断以各种方式对美表示支持。美伊战争爆发当天，台湾当局就发表声明，称台作为“美国坚定友邦”，将“站在正义一方”，高调支持美对伊开战。具体措施包括对美国“开放领空”，为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以分担美国负担，等等。而且据称已经计划参与战后伊石油管道的铺设工程。
吴：对于台湾的积极表态，美国表示相当满意，并给予言辞肯定。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称，台湾的政策宣示“相当积极”，“很有国际观”，美“非常感激”台支持美反恐行动的立场，“感谢”台湾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人道援助”。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编列的支持美国打伊的“志愿者联盟”名册中，台湾赫然在目，委婉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感谢”。我们知道，美国打伊和朝核问题是目前两大国际焦点，这两大问题都涉及到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并影响到国际格局未来走向。美国在伊拉克顺利得手，单边主义和黩武势头会更盛，在朝核问题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上将可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会更加倚重“志愿者联盟”。台湾一些学者分析，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美国会进一步加强与东亚“盟国”的合作，其中包括台湾。可见，台湾当局通过支持美国打伊，进一步拉近了和美国的关系，增强了美国对台湾“好感和信任”。这将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请各位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孙：在台湾当局的苦心经营下，欧台关系近年来也出现了“积极互动”的发展趋势。台湾当局认为，台湾在欧洲经营多年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受到欧盟“一中”政策的制约，因此，台湾应转变对欧政策思路，把对欧议会外交和经济外交作为两大新的突破点。去年7月，台“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率“立委访问团”访问了欧洲议会。9月，民进党“立委”张旭成又率“台欧国会议员交流协会”欧洲参访团访问了欧洲议会。台湾还在“立法院”建立了“台德国会议员联谊会”、“台瑞（典）国会议员联谊会”、“台欧国会议员交流协会”等组织，同时力促欧盟各国议会成立“友台小组”。据台湾报刊称，目前已有英、法、德等18个国家成立了此类团体。在台湾当局的积极拉拢下，欧洲议会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亲台势力，在他们推动下，欧洲议会去年先后通过多项“亲台议案”，为提升台湾国际地位提出种种建议，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以往更进一步。今年3月10日，欧盟驻台北“经济暨贸易办事处”正式挂牌。
台湾当局还对台欧经济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希望通过发展与欧盟的贸易关系来推进“更全面的台欧关系”。目前台湾是欧盟第十大贸易伙伴。去年11月1日，台“行政院经建会”通过“经济部”《第四期加强对欧经贸工作纲领草案》，寻求加强与欧盟合作。为了拓展台欧实质关系，草案还包括其它目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中与欧盟合作；寻求欧盟及其它欧洲国家协助台湾参与经合组织(OECD)、亚欧会议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建立与全欧各国官方经贸对话管道，等等。
欧阳：至于日本，它与台湾的关系一直受到美台关系的影响，就如同日中关系受到日美关系影响一样。日台关系一直暧昧。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乃至情报合作，并暗中积极推动台湾加入MD，加之美日一直就此进行联合开发，届时美日台三方将可能捆绑在一起。此外，日本还将台湾列入“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周边有事”适用范围，借以防范和遏制中国。
尚：从东南亚国家看，它们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台湾在东南亚地区不再拥有“邦交国”，但在经贸领域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不少东南亚国家，台资数量与日资不相上下）。东南亚各国政府基本上都能够恪守“一中”原则，在继续重视对台经贸关系的同时，不与台湾当局发生官方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登辉发起第一轮“南向”攻势，而一些东南亚国家没能躲开李登辉的圈套，伤害了中国的感情。我认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并不存在违反“一中”原则的主观故意，而只是在台资重要性不容忽视的客观背景下，没有认清李登辉糖衣炮弹的危害。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可能对中国政府对“一中”原则的重视程度缺乏足够的认识。
东南亚对台政策的第二次调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整个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在政治、安全、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表现在APEC、“东盟外长后续会议”、“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首脑会议”、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等一系列官方合作上，而且表现在双方互信程度的实质性提高和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等方面。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东亚经济稳定器和主引擎的作用迅速凸显，更进一步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和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的角色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陈水扁迟迟不能在东南亚取得“外交突破”，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陈水扁似乎放弃了对东南亚搞“首脑外交”的努力，而更多地重视不易引起麻烦的“部长级”“务实外交”。
吴：目前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60多个，它们普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台湾的27个所谓“邦交国”多为小国、穷国，尤其是这些国家近年来因经济结构单一，受国际市场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大幅减少，普遍出现经济困难，社会贫困化加剧，其中有的国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给台湾“金钱外交”提供了可乘之机，台湾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大量经济援助、物质支援、投资以及各种农牧业发展项目，不惜用重金收买这些国家政界和媒介人士，培养亲台势力，从而用金元纽带将“邦交国”紧紧套住。在这些国家，台湾被戏称为“提款机”。不过从长期看，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持续加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台湾“邦交国”友华力量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不与世界上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些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愿望逐渐强烈，其对华政策也开始逐渐发生积极变化。
杨：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台湾问题在各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和对华战略中的定位有无变化？或者换个提法：从亚太地区战略和对华战略角度看，在各国、地区的眼里，台湾及所谓“台湾问题”的实质、价值、含义是否有变化？
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他们同时也看到，台湾问题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美国因素。一方面美国通过不断提升对台军售，加强与台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系，以保持两岸不统不和之态；另一方面，美国幕后操控台所谓“邦交国”，阻挠其对华关系的突破，保持台湾“国际生存空间”，进而助长“台独”气焰。譬如在拉美就是这样，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考虑，加强对台“邦交国”的控制，暗中支持台湾影响力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存在。
尚：在东南亚各国的心目中，台湾问题大概有三方面的涵义：首先，这是中国外交中极其敏感的问题，不可轻易触动，否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其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东南亚极不愿意看到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严重对抗，不愿意在中美之间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再次，这是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东南亚希望它能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不希望台海两岸燃起战火而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目前，台湾问题在东南亚对华双边关系中基本上不再是一个“问题”，东南亚各国之所以继续重视它，就因为它是从属于中美关系和地区形势的重要因素。
杨：各国战略、政策的调整，势必牵动大陆、台湾、国际这个三方关系的方方面面，如“9·11”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变化，日台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的问题。各位对此问题做何分析？另外，从各方的上述调整、变化中，可否看到某些具有共性的因素或趋同的现象？
孙：应该看到，欧台关系的调整受中国与欧盟关系大格局制约，在欧盟及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大陆与台湾占的分量完全不同。从欧盟历来对华战略文件中可以看到，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大陆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是欧盟发展经济和战略关系的重点对象，欧盟决不会因为台湾而影响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因此，欧盟在调整对台政策时始终没有突破一个中国政策，坚持台只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台的“各种可能的关系”。前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安德里森对此的描述是：“欧盟应当维持与台湾的有效沟通管道，但必须确保双边关系不进入政治层面。”
杨：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动作频频，对此国际社会是如何回应的？
吴：台湾的“外交关系”主要集中在拉美、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板块，这些地区一直是台湾大搞“务实外交”、制造“两个中国”的重要阵地。去年7月23日太平洋岛国瑙鲁共和国弃台就我，使台湾“邦交国”由原来28国减到27国，其中14个在拉美、8个在非洲、4个在大洋洲和1个在欧洲。自2000年陈水扁当局上台、2002年民进党坐大“立法院”后，台湾明显加大了对“邦交国”“务实外交”的力度，以“固邦”“护盘”为主轴、“金元外交”为手段，不惜血本绑住和拖住“邦交国”，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
尚：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主要手段，一是争取与“非邦交国”建立“邦交”，二是争取让正、副“总统”以度假、过境等方式实现对“非邦交国”的“访问”。陈水扁上台以来，这两种手段都曾经在东南亚使用过，但并未达到他预期中的效果，其最终效应甚至可以说是适得其反。去年8月，吕秀莲两度“闯关”，终于闯进印尼首都雅加达，进行所谓“度假外交”。民进党吹嘘吕秀莲此行为“非常有创意”的“南向首航”和“真正的外交突破”，但实际上，印尼官方为此而十分恼火，12月坚决阻止了陈水扁步吕后尘再闯印尼的图谋，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也都抢先发表声明，防范陈水扁前来制造麻烦。
吴：台湾当局巩固“邦交国”的手段，首先是通过频繁的高层交往，拖住、死守“邦交国”阵营。其次是频频施用“金元外交”，笼络、套牢“邦交国”。再次，构筑双边、多边机制，对“邦交国”实行政治与经济“双重捆绑”。台湾当局近年通过加入“中美洲一体化银行”、“中美洲议会”等经济与政治区域组织，通过参加“台湾与中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及经济部长会议”、“台湾与中美洲地区首脑会议”，通过签署一系列协议与盟约，逐渐将“邦交国”绑在台湾“战车”上。
两岸关系大势
杨：关于台海两岸关系，我个人看法，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际上正在呈现逆向发展的两种势头。一方面，在经济上，在民间层面，长期的交流交往、互补互利已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特别是“9·11”后，台湾当局在美日欧为重振经济寻找出路的企图泡汤，对大陆的经济倚重上升。这种势头在两岸“入世”后进一步发展，两岸间的“功能性整合”实际已悄然入轨。从长远看，两岸和平统一的趋势更加明显。我去年就看到美国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台湾要求统一”论，认为两岸随着经贸往来的深化而走向统一的前景虽非即可实现，但也非遥不可及。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在官方层面，台湾当局拒绝放弃“台独”立场，在挑战“一中”原则上也不时“盲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构成严重障碍，使彼此在政治上渐行渐远。同时，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社会制度、思维角度不同，互信不足、了解不深，特别是在台湾历经十多年的政治及社会转型后，两岸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性、权谋性，首鼠两端，不成体系。透过媒体可以看到，陈水扁今年初以来反复对美国讲：未来15个月，台湾方面要尽一切努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不会有任何突兀的意外之举。但同时他又强调，台湾应对美国所提的MD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响应。台湾岛内对陈水扁主政下两岸关系的走向也是疑虑颇多。譬如东华大学教授杨开煌最近就在台湾《海峡评论》上刊文，认为自从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就进入了相当诡谲的时期”，“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
尚：两岸政治关系在陈水扁任期内确实停滞甚至倒退，而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从长远看，我个人对两岸关系的前景抱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统一（我相信以和平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极大），大陆和台湾未来必然是在同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在陈水扁任期内，台湾经济状况恶化，“外交”陷入窘境，岛内人民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我认为，台湾下届大选后，无论何党何人当选，都必然要对内外政策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中的关键仍然是对大陆政策。
欧阳：从近中期看恐怕也是如此。目前国际社会正普遍关注美伊战争后的世界局势。此次战争争议颇大，各种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涉及联合国的作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中东局势以及战略利益划分等问题。因而尽管台海局势存在着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美国对什么是轻重缓急心如明镜。未来一段时间内，台海局势虽不会风平浪静，但不至于出现严重危机。当然恐怕也不会出现两岸关系的重大改善。
杨：两岸经贸关系近年发展迅速，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对象，关于“经济整合”的话题很热，这对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哪些意义，这让我们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产生哪些联想？两岸加入WTO，对大陆、台湾、国际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课题，人们议论更多的往往是其“挑战”的一面，有无“机遇”的一面？
孙：在东亚，APEC、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10+3"等形式的经济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对两岸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APEC为例，1991年，大陆以主权国家的身份，香港、台湾以经济体的身份，两岸三地同时加入APEC。由于政治原因，两岸能够讨论国际经贸议题的场所为数不多，在这种形势下，APEC机制对两岸合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十多年来，两岸在APEC的合作取得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首先，两岸谋求在APEC的合作是基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现实分析和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深刻认识，有共同需要。其次，两岸加入APEC的政治前提是事实上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在APEC现有体制下，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可以与包括大陆在内的成员体进行正常的双边及多边经贸活动。第三，两岸发挥政治智慧，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处事方式，使双方可以有效共处，也为其他国家同时与两岸进行交往提供了平台。如台湾在历届APEC领导人峰会上委派具有财经背景的代表出席，使大陆与台湾可以共同出席，各主办国也可按照此一“西雅图模式”，向双方提出与会邀请。在各专门小组会议上，仅在2002年，台湾就举办了APEC生物科技会议、能源工作小组会议、加强妇女参与机会研讨会等一系列会议。大陆也举办了电讯与信息部长会议、中国入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研讨会、能源工作小组会议等国际会议。
尚：如果台湾当局能够认清形势，从台湾人民的根本福祉出发，接受“一中”原则，也许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东盟自贸区”，从而搭上东亚一体化的快车，为台湾经济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寻找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当然，长期来看，这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台湾的最终前途将不可避免地是与大陆统一。
欧阳：在两岸互动方面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良好的迹象，如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大陆允许台湾包机取道大陆领空飞往欧洲，是友好善意的举动。此外，台湾方面也有人建议，即便是海湾战争结束后，也应继续坚持借道大陆航线飞行，每年可节省成本高达百亿台币，同时还应该开放大陆货运的包机航线。台湾每年往返两岸的航空货运有100万吨，肥水不流外人田。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先行一步，能最终改变政治关系的相对滞后局面，最终使台湾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杨：目前关于两岸关系、关于两岸与国际的三方关系有多种议论，关于谁强谁弱，时间在哪一边，等等。我的基本看法，首先，大陆在战略上处于优势，长袖善舞；其次是，应该超越这种“单纯比较”的角度，多从新的时代潮流、国际体系的进化等新的、综合的角度思考问题。各位怎么看？
欧阳：我同意应超越两岸力量“单纯比较”的说法，无论谁强谁弱，都属一个国度，都是骨肉同胞，血脉相连。当然总体上，大陆占据优势，大陆的块头、经济规模、资源、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巨大的市场与资金吸纳量等都是台湾无法比拟的。但台湾的发展程度比大陆高，双方互有长短，应彼此扶植，毕竟血浓于水。目前，两岸政治关系仍处于一种互信不足，彼此戒备的“零和”关系中，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在不断加深。这种现象很特殊。从长远的大局和两岸人民的归宿看，双方应该跳出这种“零和”游戏的怪圈，以双赢、甚至是多赢的视野处理两岸之间的复杂问题，但必须本着一个前提，即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台是中国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涉及到主权与领土问题。从古至今，领土与主权一直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前提与要素。
未来出路何在
杨：我觉得，两岸合作先搞起来，同时关注台湾当局如何对民众进行政治引导的问题。台湾与大陆体制不同，情况复杂，但这不等于领导人无所作为。实际上，问题不解决，对大陆固然有压力，但对台海彼岸的压力更大。而且，“形势比人强”，我个人感觉对岸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明天会比今天更大。我最近注意到，台湾一些政治家纷纷强调从世界大势出发，寻找“台湾的前途”。这些对“台湾前途”的思考令人联想到“台湾问题的出路”，是否也需要从时代潮流出发，与时俱进？
尚：我仔细研读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最近的一个演讲稿，感觉他对两岸局势的判断是比较客观的，也基本认同他对台湾现在种种问题的根源的研究，即“核心价值”、“国家战略”和“管理方法”的缺失。不过若再追问一句，这三个缺失，根源又在哪里呢？宋楚瑜没有深究。我觉得，根源在于陈水扁当局对台湾在世界上的定位缺乏清醒的认识。相比之下，国民党主席连战似乎已初步具备了这种意识，在2月18日曾经表示，陈水扁的大陆政策有两项错误，一是高估美国防卫台湾的外交决心，二是低估大陆迫不得已时不惜动武的政治意志。
吴：台湾整体经济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全面恶化，唯一的亮点是向大陆的出口逐年增加。1979年两岸贸易额只有0.76亿美元，到1992年就突破了50亿美元，1998年突破了200亿美元，2001年高达2233亿美元。两岸经贸往来的长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两岸经贸整合是历史的使然。过去20多年里两岸政治气候风云变幻，阴多晴少，但因双方发展水平参差，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交错，市场与资本优劣互补，各有所需，各取所求，从而使经贸关系不顾一切阻力迅猛发展，经济本身的利益取向在与非经济因素的较量中越来越占据上风。第二，两岸经贸整合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无论是两岸贸易，还是台商对内地的投资，都在大幅上升。贸易结构中一般消费品向生产设备的转变，投资领域从低级原料加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从沿海逐步向内地呈扇型推进，从投资主体的中小企业向大中企业的迁升，无不说明两岸经贸整合正在经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第三，两岸经贸的整合昭示“双赢”的结局。目前，大陆已经跃升为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和对外投资的首选地，而台湾也已升迁为大陆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外资来源，两岸相互依存度逐步放大。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增长，加快了台湾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升级，为台湾经济发展拓展了新平台；与台湾的经贸往来，直接增加了内地进出口总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不足，促进了内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和税收。因此，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初步营造出双方在资金、资源、技术、市场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互补互依、互利互惠的“双赢”格局。
杨：有观点认为，两岸经济的整合必将成为两岸政治“统合”的前奏。恪勤如何看？
孙：实际上，目前两岸经济的整合已经为今后两岸更广阔的合作前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在与非经济因素的较量中居于主导地位，则昭示着经贸整合将冲破各种政治藩蓠的羁绊，合作的步伐将加快，合作的层次将上升，合作的领域将扩大，必将带动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大整合，进而以经促政，推动政治关系的突破。
傅：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与统一，在主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难有退路。在统一方式上，中央更关心用和平一手来解决。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讲过：“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台湾问题有其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发展到今天，岛内民意及政治格局已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而大陆解决问题的思想精髓集中体现在“一国两制”上。用前副总理钱其琛的表述，这一国实质指中华民族的主权只能是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国家主权不能分割。“九二共识”当然是两岸官方对话的基本前提。扁政府上台后从这一立场倒退，拒不承认这一共识，是导致两岸政治僵局近几年一直未能打破的最主要原因。僵局的持续，使大陆对台湾问题的挑战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有了新的认知。这就是由于台当局谋求台地位的变更，直接冲击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底线，使得台湾问题“拖而不决”的危险陡然增大。
欧阳：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大陆的政策已经相当灵活了。大陆多次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其他一切都可以谈，这表明大陆关于统一的思考正在发生变化。“新三句”写进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文件就是一个具体体现。当然文件同时还强调“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强调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就是新国际形势下的新思维。反过来看台湾当局的思维，似乎“春风不度玉门关”，与时代潮流极不合拍。
尚：我觉得，增进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个需要强化落实的重要课题。两岸间的相互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同文同种的原始层面，而应扩展到社会政策和政治程序等更高层次。落实到近中期的政策层面，加速“三通”显然是对两岸都很有利的明智选择。“三通”带来的方便将不仅仅是人员、物资的交流，它的正面影响也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它将直接增进两岸间的相互理解，两岸人民在更加频繁的交往中可以更方便、更直接、更有效地感受对方的文化心绪和政治理念，从而为两岸高层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奠定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
杨：看来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发展确实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提出了新课题，也引出了新思路。我想从战略、政策上看，今后至少有这样三个基本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好的：一是如何认识20年战略机遇期与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的关系；二是如何协调整体外交战略与解决台湾问题的关系；三是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先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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