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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2—0034—04
一
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物，是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的环境中穿凿文化的，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合，构成了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民族伦理文化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价值标准及处世方法，其存在历史悠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也因此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同的主流价值观，其核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勤俭自强、自律操守，这种基本的伦理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纽带和价值准则。
儒家的传统伦理作为一种具有东方代表性的伦理，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不竭的勃勃生机。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在《二十一世纪与东亚文明》中指出：正是儒教造成了东亚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特质即“在比较温和的气候、风土里孕育出一种心理倾向，就是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相互支持，一道繁荣。[1] 经过历代的诠释和调适，儒家伦理彰显其现代价值，其中体现中华民族传统价值取向和道德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重和谐”的道德情操、讲“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和“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因而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而其文化价值及价值取向既有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共性，又有每一个民族的个性。在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主流价值观以外，还存在着每个民族自我认同的传统价值观。各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文化差异，如社会习俗、道德观念、人生礼仪及各种文化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差异非常明显。而每个民族的价值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价值观念也会随着改变，但相对于政治和经济来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摆在文化人类学家面前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是进行价值的评价与比较研究。”[2](P.300) 所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忽视价值观这一核心问题。
各民族伦理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的过程。每个民族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系统，此文化系统是由众多层面构成的系统，在文化系统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与此系统相契合的价值判断关系，价值判断系统往往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价值判断系统的这种调控制约性，就是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性。
二
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在于自然环境的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3](P.2)。黑格尔把地理环境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是人类历史的舞台，是“民族精神”活动的场所。各民族在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创造了本民族独特文化。
蒙古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伦理思想的特殊性，即在传统的伦理思想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探索出一套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构造出别具特色的游牧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的生态文化以狩猎文化和畜牧文化为主，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美学与哲学、法规与律令等诸多方面。蒙古族的著名英雄史诗《江格尔》，充分地表现了蒙古族所期望的“生活富足、人丁兴旺、永葆青春”的美好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这在我国各民族中是罕见的，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也可见一斑。草原蒙古人很早就敏感地注意到了自然之于人类的重要性，首先将追求优美的生态环境确立为本民族生存的首要目标，并给予了深切的关注，进而在本民族内部也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回族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成为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根本尺度，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唇齿相依、紧密相连是回族伦理道德突出的特点。两世吉庆的道德理想、扬善抑恶的道德规范、人人平等的道德思想、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成为回族伦理道德独具特色之处。
满族素有尊重女性的平等观念，女子不缠足，执鞭骑射与男子同，在生产、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满族历来推崇以民为本的人治思想，清朝满族人奕訢在《乐道堂文钞》中就表现出丰富的伦理思想：“君以民为本。治安之道，安天下之民而已……国之所以废兴盛衰者于民觇之。故曰：民为邦本。”[4] 强调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指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考虑“足民”与“安民”的问题。“夫德福之基也，之臧否于民觇之，福之应违于民验之。”强调了统治者不能忽视民的利益和疾苦。
壮族是一个讲究道德、礼节、伦理的民族，有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被壮族誉为“道德经”的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基本反映了壮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壮族人民素有崇尚高尚的爱国情操，鼓励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道德观念，他们的文化特别赞美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这在壮族的民间传说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壮族众多的山水风物传说，把家乡的壮丽山河、优美的名胜古迹、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杰出的历史人物加以理想化和神奇化，给这些山川、人物、风情涂抹上一层神奇浪漫的色彩，赋予这些故事动人的情节，既让人们充分地感受到家园的美好，又给予人独特的美的感受，深深地蕴藏了壮族人民对自己家园、民族的深厚感情。壮族民间传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勤劳、善良、艰苦奋斗精神的歌颂和对压迫剥削、懒惰的鞭笞。如《泉边石像》、《泉水边的石头》、《昂岩鼓声的传说》、《布柳河的传说》、《大明山的传说》等民间传说，都体现了高尚的集体主义伦理道德观。
热爱劳动、团结互助、敬老爱幼、善恶分明是苗族传统伦理道德的体现。《苗族古歌》、《三兄弟开荒》的民间故事体现了苗族人民传统的道德文化，《开天辟地歌》展示了苗族团结互助的道德精神，《岩林和他的母亲》反映了苗族尊重老人的伦理观。民间文学《两兄弟》、《驼背姥姥和香蕉崽崽》等故事则反映了苗族人民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思想。
朝鲜族有邻里之间、乡亲之间和睦相处，遇事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传统美德。在朝鲜族的历史上，体现这种传统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渗透到生产、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朝鲜族素有“白衣同胞”或素衣民族之称。朝鲜族注意环境关，努力美化、净化、绿化环境。家庭庭院干净整洁，屋里摆设光亮剔透，院中花草幽静芬芳，菜园树木错落有致，令人神怡，十分醉人。总之，互助合作、助人为乐、讲究卫生、爱好清洁，是中国朝鲜族美好的礼俗，反映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应当促使其扬长避短，继续发扬光大。
以家族为中心的维吾尔族传统的伦理思想既是该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里，村落本身就是一个家族。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特别重视“情”，情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传统社会里非家庭成员的家庭化，表明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重情的民族。维吾尔人生活在家长统治的普遍实行等级身份的家庭里，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按照年龄确定的，每个人的权利、义务、荣誉、家庭地位均取决于这种身份，以致每个人的财产、消费水平、物质享受方式以及居住面积均取决于这种身份的不成文规定，从而可以说传统伦理是权威主义的。
自然与文化的吻合是一种必然，生存环境决定生存风格，这句话概括了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态文化。《格萨尔》是一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大型史诗。抑强扶弱、为民除害是《格萨尔》全部思想内涵的基础；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是《格萨尔》史诗灵魂；爱国统一思想是主旋律。史诗用文学语言塑造了格萨尔及岭国众英雄的理想人格，描绘出“岭国”这样一个为古代藏族人民心驰神往的理想国度。在其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无比和谐、美好。《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许多积极成分，应作为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以促进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各民族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伦理道德又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决定了多元文化的互动，只能出现一定的伦理趋同，而非等同。多元一体伦理要素的趋同，不是等同，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文化融合，和而不同”，形象地概括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总趋势。
我国是多民族、多生态环境的国家，不同的生态环境，反映出各民族生存空间的特点。多元文化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产物，即各民族生存与不同的生态环境，在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就是相同的生态环境，其伦理文化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仍具有各自的特点。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的联系和协调，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具有历史的形成过程。
民族伦理学以研究民族道德为己任，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道德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民族伦理学主要是研究道德的民族性，中国各民族的伦理文化无优劣之别，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它们各自的优长中同时隐含着缺失。中国各民族伦理文化虽无优劣之别，但在不同时代，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精华与精粕都是十分复杂地糅和在一起的。构建崭新的伦理价值观体系必须是从自身引发，必须要以时代精神为坐标。在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传统文化时刻都会发生变异，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保护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引导变异都已成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保护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各民族和睦相处、人与自然长期共存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保持各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和谐的民族伦理道德文化。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可概括为：
第一，时代性。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的时代性，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曾经说：“时代不同，道德也不同”[5](P.76)。事实上各民族的伦理道德是在该民族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产生的，一方面受到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必然会随着各民族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因此，民族伦理道德总是具体的和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时代的民族由于受其生产方式制约而总是会出现不同的伦理道德类型。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伦理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任何民族的伦理道德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必须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剔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各民族伦理道德中积极有用的因素或成分，充实、丰富和完善人类思想的精神宝库。
第二，民族性与交融性。所谓民族性，指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部分特有的属性。不同民族在其实际生活中所依据的道德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总是有所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同时，民族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同其他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联系和交往。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必然使各民族的伦理道德相互渗透与交融，而且民族发展程度越高，民族间的壁垒就越容易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民族间的交融与渗透也更加明显。
第三，权威性与宗教性。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同时还有自然环境、居住条件等因素，中国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道德水平相应落后，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本民族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行为道德戒律，看成纯粹是外界赋予的确定不移的法则，道德上的“他律”意识强于道德上的“自律”意识。风俗习惯、民族禁忌和民族首领的威信，就是“天意”、“圣旨”丝毫不得违背，只能盲目地服从，尤其是在我国边远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和突出。
从理论层面上看，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批判地继承与弘扬各民族的道德文化，对充实、丰富人类伦理思想宝库，拓宽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意义不可低估。同时用科学的发展理念来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融，使不同的人类文明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从实践的层面即现实意义上看，对各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进行发掘、整理和批判、继承，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思想文化交流，密切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建设人类的精神文明，促进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一，传统文化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文化内容和信仰形式体现着当地民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虽然有些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迷信成分，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其崇尚自然，与动物同源同生，相互依存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却符合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是对生命统一性与持续性的一种明智而深刻的无意识见解。人们只有敬爱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得以生存。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如倡导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要合理，消费要适度，不能滥用，不能浪费。
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生态意义与合理性，可为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措施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反思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内容。生态伦理指人们利用环境和消费资源时所应有的伦理界限，其指向主要是主客体间的关系。就各民族本身而言，在其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活动中始终洋溢着浓厚的生态伦理文化氛围，发掘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古人云：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人类之所以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的贪欲，不知满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的肤浅目标。人们在捍卫畸形的个人利益时，忘记了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放弃了与他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这就必然导致私利泛滥、物欲横流、生态破坏、社会混乱的局面。在各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中，节制贪欲是一种美德，而放纵贪欲则是一种恶行。同时，竞争的淡化意识又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互助、互让、协商、合作的道德风尚。在原始的生态文化中，人们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用理性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注重精神修养的价值观，这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为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哲学基础。后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提示我们，真正的生产力内涵不仅体现在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要和自然相互和谐、协调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开始步入了生态时代。绿色和谐[6] 理念以生生、协变、臻善为基本观点，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因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在于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收稿日期：2006—09—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与政策要素研究》（批准号：05MZ013）中期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