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路向———种文本学的考察与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马克思论文,笔谈论文,探析论文,这个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6-0005-22
单纯根据思想家某一文本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提炼和阐发，是一件非 常冒险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著述甚丰而又经常进行自我省思的思想家，这种做法会 使其思想形成的曲折历程、思想体系的不同方面以及对同一思想的反复检视等方面得不 到充分的展示和到位的分析，结果致使这种研究远离了思想家思想的真实状态，或者不 同研究者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所形成的见解之间缺乏公度性。针对这种情形，传统的做法 仍然是比较稳妥的，即从过程论的角度，将思想家不同时期的文本还原为特定的历史语 境，就某一思想的进程进行悉心梳理，把握其不同阶段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和思路，在 此基础上再做出评价和辨析。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观”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来说，我想 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理解和把握。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在思想家的思想构架中， 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制约与影响，哲学思想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哲学 观也随之发生着怎样的演变，哲学思想是哲学观的“普照之光”。用上述视角来阅读马 克思的文本，观照他哲学观的变革，我们会发现，从1835年写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 考虑》(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马克思最早的文本)至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 识形态》，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相映衬，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也经历了理性主义哲 学观、人本主义哲学观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三个阶段；显然，甄别和梳理这一 思想进程对于展示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逻辑路向、凸现其久远的价值和意义 至为重要。
一、理性主义哲学观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高度评价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给予马克思的影 响，如果就政治立场上的激进态度而言，情况是这样；但要考虑到对启蒙运动所张扬的 “理性”旗帜的理论深度的阐发，就不能不首推康德与黑格尔了。正是康德开始了近代 哲学观的真正变革。针对莱布尼兹-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所树立的神学权威，康德以对 理性的高度重视与深刻阐发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作为现象的“宇宙”、“自然 界”以及人的自我，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而理性体征着人的本质和尊严，因此哲学就 其主导思想而言应从玄思本体向反思“理性”转变，真正的“哲学是以理性本身为对象 的科学”[1](P154)。康德的这种哲学观源自他的哲学思想，为了解决近代认识论中出 现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巨大矛盾，他把自我意识与自在之物分开，提出并揭示了二者之 间原则上的对立，并为在主观主义基础上辩证解决这一对立作了暗示。费希特接过了康 德的暗示，把认识和实践统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活动，把主客之 间的关系归结为主体内部由自我设定对立面(非我)又回复到自我的能动的辩证的活动， 这样他的哲学就成了一个逻辑上一贯地推演出来的体系。因此，在费希特看来，哲学成 了对“自我”的直接表达，其它具体科学则只是表述“非我”的特性，都要受到哲学的 统摄与支配；哲学是原则，而科学只是原则的运用或体现。
康德与费希特的上述思想曾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初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的少 年之作反复真诚而又不无空洞地表达对人类理性与自身完美的渴望，就可看出启蒙思想 的影响；在波恩大学直到柏林大学学习初期马克思更是倾心于康德和费希特，他自己还 打算写一部法哲学著作，并仿效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了一个法哲学 的体系。在作为该书第一部分的“法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试图先验地规定法的基本 原则，这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思维方式上都受到了费希特《根据科学原则的自然法原理 》的重大影响。然而康德与费希特思想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哲学表达的“理性 ”又是一种多么不着边际与虚幻的东西!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黑格尔· 讽刺短诗》(1837)中写道：“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 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2](P651-652)。在现实世界面前，割 裂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的康德与费希特哲学便软弱无力，一筹莫展，只是给哲学附 加上冠冕堂皇的帽子而实际上说明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这样马克思就只有同这种哲学观 决裂了。
费希特之后谢林为了避免极端主观主义的唯我论，把主体和客体统一的方式从客体统 一在主体之中颠倒为主体统一在客体之中，把这个主体统一于其中的客体规定为自我和 非我、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并把它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谢林哲学中已经蕴涵着 、但尚未得到自觉和理解的这种“绝对同一”在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的辩证逻辑的基本 观点，通过辩证法，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实体)的矛盾在唯心主义范围内 达到了最彻底的同一。在黑格尔所建构的无所不包的理论阶梯中，哲学和哲学史也成为 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不同环节，黑格尔似乎也比康德、费希特、 谢林甚至到他为止所有的思想家获得了对哲学更多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应把哲学 “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也就是精神自己的反思，“只有沿着这 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3](P38)。根据这种看 法，他把特定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同其产生的时代、国家、地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表现出他对哲学的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深刻理解。
青年马克思首次登上了德国论坛的亮相之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 然哲学的差别》(即“博士论文”，1840-1841)便是黑格尔理性主义影响下的产物。在 马克思看来，哲学自我意识是“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它在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必 然投射出实践的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实践”只是一种批判，而批判的意义则在于 ：“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2](P258)哲学改造世界 的过程是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哲学同外部现象世 界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即同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关系。 正是由于哲学实现的进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因而这样的精神承担者， “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 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 学中解放出来”[2](P259)。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结合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和体察，大大深化了对哲学的认识。 他深深感到，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 )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 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 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 ”[4](P120)。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 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实接触，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源自 现实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产生于现实斗争。“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 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集中在哲学思想 里。那种曾用工人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 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任何真 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P121)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 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马克思的这些论 述中看到，他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突出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及对世界的 改造作用，这预示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对黑格尔的超越。
二、人本主义哲学观
黑格尔所说的对立面的辩证同一或辩证进展的能动性其实并未超出康德、费希特以来 局限于自我意识、抽象思维之中的一贯思路，他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不过是 他头脑中主观抽象的有限精神。费尔巴哈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抽象的思维形 式和现实的感性存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解决只有立足于感性存在本身才 有可能，而直接的感性存在就是人的感性存在。因此必须研究现实的感性的人，不是把 人看做“绝对精神”的宾词，而是把精神看做以感性自然界为基础的感性的人的宾词。 从上述思想出发，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提出了对哲学观变革的必要性问题 ，1842年他写了《改革哲学的必要性》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他提出：“是 否有变革、改革、革新哲学的需要呢?同时，如果改革是需要的，那么怎样才可能呢， 应当怎样进行这种改革呢?”[5](P46)他强调：“只有那种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人类 的利益的哲学变革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变革。”[5](P12)代替旧哲学的新哲学 应该研究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惟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 。”[5](P227)他有一句名言：“观察自然吧，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 密。”[5](P84)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及其他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哲学观给青年马克思以巨 大的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中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当时的看 法，他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4](P452)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 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P453)这种哲学是能够抓住人的根本即人本身，以人 本身为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 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P461)马克思认为，完成这 一使命、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 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P467)理论和哲 学的意义就在于，理论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物质 力量依赖精神去把握，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从上述哲学观出发，马克思清算了自己以前所服膺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观，认识到 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本质，也指出其包含着的深刻的辩证思想的合理之处。基于这样看 法，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们既要说明历史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 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于是， 事情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逻辑上的变化：以人本主义观点去透视黑格尔哲学，结果又导 致了对人本主义的超越。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 样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本来认为哲学不仅能满足理论家，而且要能满足实践家，但 他的缺点恰恰是“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他强调哲学要研究 人，但他所说的人是脱离历史发展、离开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他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 结合，但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成果并没有在他的哲学中得到切实的反映。总之，费尔巴哈 虽然捍卫了唯物主义，却使哲学的进程又退回到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水准，而没有达到 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即没有创造出“新哲学”。
三、“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这样，在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实际浸润与熏陶之后，从确信到怀疑直迄扬弃，马克思 的思想便走上了独立化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的伟大 创造，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哲学。从这一思想表述的文献资料看，它是以反思全 部哲学史的方式来进行的，在《神圣家族》(184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马克思特别剖析了费尔巴哈以前的以客体的形式来理 解对象和现实感性、要害是“敌视人”的“纯粹的唯物主义”，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把 世界“只看做‘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以及 用自我意识来代替思维之外的一切实体、把世界看成是自我意识的表现的思辨唯心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照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都不可能达到对哲学研究对象正确而科学 的理解，逻辑的结论应当是由客体、“直观”和“自我意识”深入到“感性活动”、“ 实践”，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作为哲学的研究中心与关注 重点。“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P75)。这里暗含的意味在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 者”的哲学来说，纯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保存着，但它认定“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 、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7](P131)；当然它也不能认同脱离 客观现实的“理性原则”与不受客观制约的“自我意识”；它认为，只有在“实践”这 个关节点上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的谜团才能解开。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也就不 可能有科学的哲学知识；而实践本质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活动，因此“实践的唯 物主义者”坚决排除把一切与社会实践无关、超人类的哲学家的自由构想作为自己哲学 的对象与内容。这既使它与完全靠思辨建立体系的旧哲学区别开来，又为其以后进一步 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与根基，堪称哲学观上的重大变革，其久远的价值和意义体 现在：
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由僵持于本原问题上两极抽象对立的还原论向以实践 关系为基础的辩证解决转变。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以“哲学的方式”观 照世界时，都对形形色色的现象作了孤立的极度抽象，抽象的结果是一致的，即认为世 界万物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意识；在此基础上它们又做了二度抽象， 或者把物质还原为意识，认为意识产生了物质(唯心主义)，或者把意识还原为物质，认 为物质产生了意识(旧唯物主义)。其实这二度抽象本身是一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想。只 有以实践关系为基础，才能辩证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并且探究清楚二者联系的具体环节 、机制、过程与结局。其次，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哲学也由静态的逻辑架构、封闭的言 语系统向动态的内容更迭与开放的结构递换转变。以往的哲学体系建构的路向一般是： 先确立哲学观原则，循此选择核心概念与判断，进而进行推论。这是一些静态的逻辑体 系，尔后的全部实践发展的成果，只是不断地作为证明已有结论的注解，比如旧唯物主 义坚持客观性原则，在建构体系时就从物质出发，由物质的发展规范社会、人类的发展 ，以反映原则来确定认识发展，从“物质”出发说明“实践”；而唯心主义坚持主观性 原则，在建构体系时就从“理念”或“自我”出发，由“理念”或“自我”的发展来规 范社会、人类的发展，并以此说明“实践”。与它们不同，“实践的唯物主义”对人与 世界关系的理解则是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倾听实践的呼声，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更 自身形式的过程；从实践出发说明物质、社会、人类，说明的程度也取决于人类实践已 达到的范围、程度和格局状况，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意味着新的哲学结构的更迭。
再次，作为一种方法论系统，哲学方法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实践的唯物主义”既是 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也是一种方法，方法论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规模的扩大，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和系统化，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层次的方法论都显得相当重要。哲学方法论是方法论中的最高层次 ，哲学的原理和范畴以及把这些原理、范畴转化为方法，都具有最普遍的适用性。马克 思认为基本的哲学方法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一致 等等。其中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是过去哲学家曾给予论述过的，马克思在新的条件 上划定了它的适应范围和局限程度，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则是马 克思剥离黑格尔辩证方法进而所做的创造。
最后，作为人类精神和思想体系的“承担者”，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也有了新的定位。 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61)。这就 是说，单纯的学者还够不上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 的理论修养，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在实践中抽象理论又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 力；孜孜感叹个人生命体验的人也够不上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关注人类整体 的命运与前景，倾听大众的呼声和面对大众发言；耽于理解现存世界的自娱文人也够不 上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把改变世界、使人类趋向美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 任；自视甚高对其他学科颐指气使的“祖师爷”也不是哲学家，对哲学来说，“科学之 科学”的辉煌已成为过去的梦幻，只能从宏观上给予方法论指导与形而上的启迪，而不 能代替实际操作与具体研究……一句话：哲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但却是独特的一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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