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独大制及其适应性：西方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适应性论文,一党独大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1-0092-07 一、一党独大制：概念与测量 对一党持续执政问题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凯伊(V.O.Key)关于美国南方的经典研究上。在当代美国政治研究的文献中，大量注意力放在了美国一党现象上了。①在分析从1896年到1932年主导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时，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发现在联邦和大多数州的两党的保守派是如何成功地孤立党内激进分子，如何摧毁政党竞争的。②1956年时，塞缪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发现，在美国国家政治中，持续的一党独大已是常态： “回溯美国历史，我们发现，只有极少时期其主要政党是相互竞争的，常规模式是，一个独大党只要内部一致，就能一直在台上，少数党只有在独大党内部分裂的情况下才能赢得政权。我们的政治体制特点，不是两个竞争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③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是第一个创造出政党制度的系统理论的学者。他认为政党制度自然倾向于两党制，两党制比多党制稳定。他讨论了独大党(又译“支配党”)的现象。根据迪韦尔热的定义，它有三个特征：其一，大于其他政党，排名最前，而且在一段相对长的时期内远远地将其他政党抛在后头。其二，当一个政党成为一个时代的化身时，它便是支配型政党，当一个政党的主义、思想、方法和它的某种风格，与当时的时代合二为一时，这便是个支配党。其三，支配地位是指影响力多于政党规模，它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现象：一个支配党是一个民意相信它是支配的政党。④而且，他认为支配地位不是制度演变中的一个独立类型，而是一种可以和其他类型糅合的形态。 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和威尔默·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质疑传统政党体制分类的有用性，他们把政党体制分为：多党制、两党制、修改了的一党制、一党制，极权主义一党制。修改了的一党制是指，一党赢得(几乎)所有的职位，但是第二大党虽然很少赢得职位，但获得了重要的选票份额，是组织政治反对力量的重要中心。一党制是指一党(几乎)获得了所有职位，第二大党经常只是获得了很少的选票。⑤ 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比较研究过程中，也提出了一党独大制。他把政党体制分为五类：极权政党体制、独裁政党体制、独大非独裁体制、竞争两党制、竞争多党制，而前两者和后两者都是传统的分类，只有“独大非独裁体制”是新的提法。他将“独大非独裁的政党体制”直接和经民族运动取得独立的国家联系起来。⑥阿尔蒙德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独立的国家中开始出现和传统不同的政党体制。 布隆代尔(Jean Blondel)把多党制分为“两个半政党体制”、“有一个独大党的多党制”和“一个没有独大党的多党制”。⑦他发现了在“两个半政党体制”或“有一个独大党”下，多党制可能更稳定，暗示了独大和稳定的隐蔽联系。 艾伦·阿里(Alan Arian)和塞缪尔·巴恩斯(Samuel H.Barnes)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以色列工党和20世纪40年代以来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比较研究，表达了对这一政党体制的肯定，将它称为“稳定机制”和一个“把民主和稳定在困难条件下结合起来的模型”、“在分裂的政体下是稳定的优势手段”。⑧ 乔万尼·萨托利将政党体制类型研究推向了顶峰。他突破了以往将政党制度从数量上分类的传统，引入了其他标准。他对政党体制进行了重新的划分，将整个政党体制划分为一党制、霸权党制、优势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与粉碎型多党制。他细致区分了一党制、霸权党制和一党独大制。萨托利强调独大党分类和其他三者不大适合，因为这不是按照标准进行的分类。他分类时除了考虑到数量因素，还考虑到了其他因素，在原有的政党数量的分类基础上，加进了实力因素，在“类”之外增加了“型”的因素，增加了政党体制分类的复杂性、真实性和客观性。 接下来，西方学术界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标准来测量和认定一党独大制。 詹姆斯·科莱曼(James S.Coleman)认为当一个政党拥有70%以上议会议席，且反对党力量分散时，可称为一党独大制，他这种分析限于单一选举。⑨范德瓦尔(Nicholas Van de Walle)和巴特勒(K.S.Butler)仍以政党在议会的议席为标准，认为大党拥有60%以上的议席才能称为独大党，这一分析限于单一选举。⑩这两个定义更多地反映了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地区的政党制度。 布隆代尔(Jean Blondel)认为，一党独大制的指标是，一个政党需要赢得40%～50%以上的选票，且这个党的选票比得票排名第二的党的选票多两倍，且需得到反对党政党的帮助，连续执政二十年，才能称为独大党。(11) 萨托利认为，一党独大制的标准是一党能获得50%以上的议席，同时需三次连续赢得绝对多数。(12) 彭佩尔(T.J.Pempel)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党独大制：数量上的优势，即在选票或议席获取优势；谈判地位上的优势；历史上的优势，即要持续主导，有持久的或半持久的政府；在政府中居于主导。因此，独大党必须主导选民、其他政党、政府构成、公共议程。(13) 马泰斯·博高斯(Matthijs Bogaards)认为现行一党独大制的定义是针对议会制国家的，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是强总统制，因此，在总统制国家，独大党必须控制议会和政府。一党独大制就是一个党既赢得议会多数，又赢得总统选举，而且要连续三次赢得。(14) 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一党独大制的门槛是赢得两次选举。(15)考克斯(Gary W.Cox)则认为独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应连续执政30到50年。(16)肯尼斯·格林(Kenneth F.Greene)认为一党独大制应具有有意义的竞争性选举，但独大党的界定是连续执政20年或者四次大选胜利。(17)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研究者在一党独大制的概念和测量上观点各异，但同时也有共识。其共同点在于，承认在多党竞争的情况下，一党长期连续执政。就衡量指标而言，一党独大首先意味着一个权力门槛，主导意味着有能力通过政策和立法决定社会选择，这在总统制、议会制及混合制下有不同表现。一党独大同时还意味着时间门槛。就竞争性程度而言，一党独大制下的竞争是存在的，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反对力量愿意组织政党参加竞选，否则选举就没必要；但选举本身又是不公平的，独大党因为各方面的优势因此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二、一党独大制的适应性的文献综述 世界是无限的、发展的、复杂的，包含着大量偶然性和随机性因素。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认识主体有诸多局限性，使得不确定性成为生活的常态，并日益受到了很多学科的关注，对此概念的理解各学科不同。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是与风险相联系的。经济学家奈特把不确定性分成了两种情况：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性。(18) 政党适应性可被理解为政党进行战略与/或结构的系列变革，以回应变化的外部环境，提高取得或保持选举胜利的能力。这些改变，可能是渐进方式(因为路径依赖)，或者以激进、革命的方式(因为国内危机的关键节点)，以加强政党实现主要目标的能力。虽然政党的不同类型有他们的特殊目标，政党寻求的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生存以及赢得选举。(19) 关于一党独大制适应性强弱的原因，国外有政党的历史起源、一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政党的战略选择、政党内部组织视角等四种解释。 (一)政党的历史起源 亨廷顿认为一党制的稳固情况与其夺取政权时斗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系。斗争强度越强，持续时间越长，一党的稳固时间就越可能长。(20)还有学者将一党制(21)的适应性归结为政党建立时的财政危机和政治束缚状况。本杰明·史密斯认为，政党一开始成立之时的财政状况和政治束缚会影响其以后的执政情况。(22)如果政党一开始外部就有强大的反对势力，而且政党又寻租无望的话，那么他们就更有动力争取盟友，同时不得不完善自身建设，从而比其他政党更能保持执政的持久。 持政党起源论观点的学者敏锐地发现了政党建立之初的情况对政党寿命和适应力的影响，为研究政治冲突中起源的政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武装斗争的国家，如几内亚比绍统治时间短，而莫桑比亚则长。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非洲的许多一党独大制国家领导人是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政权的，他们已经长期执政。 (二)一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 这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是经济因素。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内部经济危机论。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更可能会导致一党独大制政权倒台(23)。这种解释看到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如经济危机最终把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赶下了台。国内对墨西哥政权易手的解释，一般也是聚焦于错误的经济政策。殊不知，首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2000年失去政权之时正是已经度过危机、经济高飞之时，即这无法解释，独大党很明显地对经济衰退免疫，却在经济繁荣时失去了政权。也无法解释同样面临经济危机，为何有的国家(地区)的政党失去了政权，有的却能应对危机，依然执政。一党独大制下的独大党，即使是经济表现差、选民希望新的政党出现，以及存在宽容的选举制度的情况下依然可能继续执政。经济运行情况与政权更迭并非正相关。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使独大党对反对势力的控制能力下降。民主转型理论认为，人均GDP的增加能使执政党下台(24)、贸易开放的扩大能使执政者下台。(25)但这些变量对独大党影响很小。现代化能帮助反对势力，因为它增加了收买选票的成本，使恩赐效率降低。因此，增加社会范围的财富等于是降低了独大党的资源优势。但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也会同时壮大独大党的实力，由于权力的不对称性，独大党具有更多优势获取资源。因此，如果能控制财富并用于政党的执政目的，独大党在富裕的经济体中依然可以保持执政。 其次是聚焦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结构。这种路径认为独大党可以靠通过对资源的侍从主义分配垄断大众支持以生存下去。夏伊纳(Ethan Scheiner)认为，在侍从主义与财政集权的混合制度下，反对党面临人才不足的恶性循环困境，没有“足够”且“好”的候选人与执政党竞争。(26)胡(Lan Hu)将政权结构分为恩庇侍从政权结构与国家集权政权结构。在恩庇侍从政权结构下，政党有较少的资源用于大多数人口的再分配，反对派更容易说服大多数人背叛执政党。(27)还有学者创造出了一个新词“新世袭主义”。奥尔森(Mia Olsson)认为，独大党的战略与新世袭主义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公共职务不依靠功绩而是根据新世袭主义分配。(28) 这种路径敏锐地发觉并归纳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对政党存续的影响。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这种恩庇侍从政权结构。 再次是聚焦于外部因素对政党的影响。国际援助对政党适应性有影响，获得援助有助于政党的存续。可是，同样是得到过巨大的国际援助的国家，有的能长期执政，有的却失去了政权。这说明这种解释至少在这一类政权中并不有力。新加坡并无国际支援，人民行动党却能保持执政；反而是非洲的大部分一党独大制国家都有国际资源，却失去了政权。 最后是聚焦于国家规模对适应性的影响。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国家规模的因素极为重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反联邦党人、托克维尔、达尔等都认为政治关乎幸福生活，而与国家(城邦)规模紧密相关。孟德斯鸠的“大国无自由”观念是西方古典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样，国家的大小关乎政党的适应性和政治变迁。在分析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原因时，慕达立(Hussin Mutalib)分析了国家规模的因素，他认为一国规模越小，独大党保持执政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列举了以下原因：1.国小限制反对派的空间。广大的国土和众多人口会给反对派提供舞台和广阔的机会，新加坡国小，面对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使得反对派发挥的空间很小。2.人口少限制了反对派征募领导者的机会。除了极少数的专业人士和律师外，反对派其他成员一般都是来自底层。3.小国使得政府能够用关键性的和政治化的相关制度以及基层组织，来发展、吸纳以及制度化影响渠道。4.国小使反对派替代独大党的必要性减弱。国土越大，异议产生的基础越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5.国小使独大党能够发展出政党机制，使当局能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6.国小，独大党能将人口分布分散，使同一族群的不在一地居住生活，这就消解了反对派动员的地理基础。7.小国的独大党可以反复强调国家的脆弱性，来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29) 从理论上说，国家小和独大党的存续时间长之间的相关性无法被证明。比如小国层级少，因此其管理跨度小，难度较小，协调成本低，因此其独大党的反馈和社会回应机制的建立较容易。但小国下似乎有难题，小国因为国土较小，因此其社会危机更容易迅速传播至全国，而直接对政府产生威胁。而大国则不同，因为面积广大，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可以有时间来解决，而不致蔓延，对政府产生威胁。因此这种解释看似有理，但很难成立。 (三)政党本身的战略设计与选择 一是政党精英对资源的控制与运用战略。格林(Kenneth F.Greene)聚焦于政党运用国家资源确保连任。他认为独大党“创造大的公共部门和官僚系统”，用国家资源吸引选民和潜在的反对势力，使反对党边缘化。成败在于其政治化公共资源的能力。私有化则毁灭了独大党。(30)还有学者认为，一党独大制政权能维持长久，不单单依赖欺诈或暴力，而是运用财政资源，掌握公共预算，迫使选举忠诚足够阻止反对势力赢得选举。一党独大制的权力重心是控制政府的财政制度，使它服务于选举目的。(31) 这种解释看到了独大党统治背后的资源要素。控制国家资源，常规化地分配给精英，同时准备用此平复民众的不满，这的确是独大党保持执政的关键。不过，面对这一类似常识的道理，有的独大党却不得不放弃对资源的控制，这是由于外部的结构性压力所致，在这样的压力下，精英的选择空间是很有限的。 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战略。 瑞克(William H.Rike)把印度国大党执政的原因归结为政党精英一贯的中间路线，认为它是国大党保持伞状结构，保证其优势的关键。(32)阿里安(Alan Arian)和巴尔内斯(Samuel H.Barnes)认为，意大利和以色列的独大党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充分的“灵活界限”，保持政治中心，置反对势力于边缘地位。(33)彭佩尔(T.J.Pempel)同样强调意识形态灵活性的好处。这样可以培育广泛的政治支持。(34)佩特洛娃(Tatiana Petrova Rizova)聚焦于执政党的在位优势，这包括意识形态的温和性以及拥有有吸引力的纲领。(35) 这种解释似乎发现了一个普遍规律，即独大党一般都追求灵活、居中的意识形态，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执政支持。意识形态如同一个共同的信号，会降低统治成本。但这种意识形态策略的运用和发挥作用必须以一个冲突不严重的社会为前提条件。否则，独大党难以获得有着严重冲突的偏好的多样化群体的支持，这种策略就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政党的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的设计与选择。更多学者将一党独大制的存续归结为制度因素。最主要的制度是选举制度，以及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讨论。 一般认为选举制度对一党独大制的维持有较大影响，即哪种选举制度更能促进独大党体制的形成。 彭佩尔(T.J.Pempel)认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一党独大制的产生。(36)但是，明显的是新加坡、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实行了简单多数制。他的结论经不住验证。彭佩尔对独大党的定义是十分狭隘的，他排除了很多实行多数代表制的一党独大制国家，他写作时期，就有印度、特立尼达拉岛、多巴哥岛、巴哈马和加拿大、博茨瓦纳、澳大利亚。 麦克韦恩(Kenneth Mori McElwain)将日本自民党执政38年的关键归结为选举制度的设计与操纵。(37)考克斯(Gary W.Cox)通过对日本自民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考察发现，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的设计不利于反对党的协调，因为难以对自民党构成威胁，导致自民党一党独大。(38)台湾地区也是采取了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这是支持国民党维持独大党地位的关键制度设计。 有学者认为多数代表制不利于反对党，而最大化地有利于执政党。艾伦·韦尔(Alan Ware)认为，选举制度和独大党有很大关系。无论是日本还是印度，非比例选举制使印度国大党和日本自民党很容易维持执政地位。(39) 伦德伯格(Thomas Carl Lundberg)发现，混合多数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或者说至少不如混合比例制稳定，但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采用了混合多数制，至少在东亚。这些例子和非洲国家一起，显示了一个共同点，即独大党的存在能够控制(或强影响)选举制度的最终结果。(40)1994年，日本采取了混合多数制，这对大党较为有利，如日本在1996年的国会选举中，自民党即以34%的得票率取得48%的席位。这种主导局面一直持续到2009年。 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讨论方面，范德瓦尔(Nicolas van de Walle)与舒戈特(Matthew Soberg Shugart)认为，总统制能降低政党体制的数量，因此有利于形成一党独大制。(41)但在一党独大制国家中，还是议会制占大多数。 总之，制度论者认为，制度因素对一党独大制的形成和维持有较大关系。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一党独大制国家的具体制度是不同的，且还存在其他变量，很难得出普遍性的具有单一因果关系的结论。 (四)独大党内部视角 布朗利(Jason Brownlee)从组织内部派系主义视角来解释。他认为，执政党的力量取决于政党形成阶段精英如何处理派系主义，是否能够解决精英的冲突，防止精英分化为反对力量。在埃及和马来西亚，决定性的胜利是一个精英派系取得主导，建立紧密的政党纽带。而在伊朗和菲律宾，多元和相互竞争的派系使政党容易内部分裂，至少在菲律宾，这开启了反对党胜利的大门。(42)布朗利对精英派系的洞察是观察一党独大制的一个视角，他强调了独大党的存续在于其威慑挑战者和精英分裂、保持精英忠诚的能力。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精英能献身于党、有些却不能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组织视角是政党党内竞争。梅尔(Peter Mair)区分了两种广泛的政党党内竞争的模式，即封闭型和开放型。在开放型模式下，部分更迭或部分和整体大规模更迭的混合、创新的统治规则，以及竞争面对全党所有党员，使政治的可预期性较弱。而在封闭的政党竞争中，大规模职位更迭或不更迭、熟悉的统治规则、只局限于党内一部分人竞争，使竞争是高度可预期的。他认为，封闭结构较开放结构更具稳定性。成熟的政党制度有以下特征：稳定的组织结构，制度确定性，相对封闭的竞争结构。缺乏其中一个特征政党制度就会不稳定。(43) 詹内蒂(Daniela Giannetti)和贝努瓦(Kenneth Benoit)也认为，在候选人选择中的最重要程序是包容程度——最小的包容是指精英们的安排协议，最具包容的是对选民开放的预选制。前者政党团结强，而后者因为候选人选择超出了政党领导们的控制，因此政党控制较松，政党的团结就较差，会导致制度化和纪律的崩溃。(44) 西方学者的这一观察准确地捕捉到了在政党转型时期，初选制可能导致了独大党党内分裂的可能，这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转型中皆暴露无遗。在封闭型的竞争制度下，独大党能长时间占主导地位。不过，这也有例外，创新的统治规则(开放结构的特征)可能会与独大党长时间的主导共存，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党制能进行稳定的分配，这是解释荷兰天主教人民党长时间主导的重要原因。 一党独大制作为多党制的一种普遍存在于世，不是最近的现象，也不是历史痕迹。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在概念上，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在适应性强弱的原因上，西方的研究从政党的历史起源、一国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政党的战略选择和政党内部组织等路径做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各有其独特的视角，又有自身的不足，系统梳理一党独大制的理论文献对总结国外大党兴衰成败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后进一步的学术探讨打开了空间。 ①Key和Heard做了出色的研究。参见V.O.Key,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M],A.A.Knopf,1949以及Alexander Heard,A Two-Party South?[M],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2. ②E.E.Schattschneider,United States: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Party Government,in Sigmund Neumann,ed.,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pp.201～206. ③Samuel Lubell,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M],Greenwood Pub Group,1956,p.212. ④(法)莫里斯·迪韦尔热.雷竞璇译.政党概论[M]，台湾：青年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266～267. ⑤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XLVIII,1954,pp.480～481. ⑥Gabriel A.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40～45. ⑦J.Blondel,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No.2(Jun.,1968)pp.180～203. ⑧Alan Arian and Samuel H.Barnes,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36,No.3(Aug.,1974),pp.592～614. ⑨James S.Coleman,The Politics of Sub-Saharan Africa,in G.A.Almond and J.S.Coleman(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47～368. ⑩Nicholas Van de Walle & K.S.Butler,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Africa's illiberal democracies[J],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Issuel,1999,pp.14～28. (11)Jean Blondel,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2,1968,pp.196～197. (12)(意大利)萨托利.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89、293. (13)T.J.Pempel,Uncommon democracies: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4～15. (14)Matthijs Bogaards,Counting parties and identifying dominant party systems in Africa[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3,No.2,2004 p.175. (15)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varez,José Cheibub,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in the World,1950-199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7. (16)Gary W.Cox,Making Votes Count: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38. (17)Kenneth F.Gree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Single-Party Dominance[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July 2010 Vol.43 No.7,p.810. (18)(美)奈特.安佳译.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18. (19)Steven Levitsky,Transforming labor-based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Argentine Peronism incomparative perspectiv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 (20)(美)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4. (21)亨廷顿和本杰明·史密斯将一党制和一党独大制合在了一起。如亨廷顿这里的一党制，包括了印度国大党和以色列工党，而本杰明·史密斯的一党制，包括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独大党。 (22)参见(美)本杰明·史密斯.严小青、王正绪.政党的生命——一党制政体存在与崩溃的根源[J]，广州：开放时代，2008(3). (23)G.Bingham Powell,Jr.and Guy D.Whitten,A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7,No.2,May,1993,pp.391～414. (24)Carles Boix and Susan C.Stokes,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J],World Politics,Vol.55,No.4(Jul.,2003)pp.517～549. (25)Lopez-Cordova,E.,and Meissner,C.,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democracy[R],1870-2000(NBER Working Paper No.11117).Cambridge,2005,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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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英)艾伦·韦尔.谢峰译.政党和政党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6. (40)Thomas Carl Lundberg,Post-Communism and the Abandonment of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J],Representation,Vol.45(April 2009),p.15. (41)Nicolas van de Walle,Presidentialism and Clientelism in Africa's Emerging Party Systems[J],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41,No.2,Jun.,2003,pp.297～321; Matthew Soberg Shugart,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Strength and Executive Strength:A Theory of Politicians' Constitutional Choice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8,No.1,Jan.,1998,pp.1～29. (42)Jason Brownlee,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4～55. (43)Peter Mai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212,192. (44)Daniela Giannetti and Kenneth Benoit,Intra-party politics and coalition governments[M],Routledge,2009,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