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山族论文,台湾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崇根同志所著《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一书，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台湾地方史若干史实的考证和论述，计有《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台湾古称“流求”探源》、《毗舍邪——宋代台湾之别称》、《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置说》和《也谈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的年份问题》等15篇论文，这些论文基本勾勒出了台湾早期历史发展的脉络。第二类是有关台湾的四种古籍的考证，计有《一部记载有台湾历史的早期著作——〈临海水土异物志〉》、《〈鸟夷志略〉版本源流》、《周婴〈东番记〉考证》等3篇论文。第三类是关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高山族历史、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的研究，计有《明代东番人族属刍议》、《高山族的氏族与部落组织》、《过渡型的阿美人母系社会》等7篇论文。
《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一书的问世，对于推动台湾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关于我国古籍对台湾早期历史记载的问题上，中外学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其分歧主要集中在：
1.对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古地理名著《尚书·禹贡》中所载之“岛夷”究竟在何处？是专指台湾，还是泛指东南海域中诸岛屿？
2.对《前汉书·地理志》中所载之“东鯷”是台湾，这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古越族，或是日本九洲？
3.对《三国志·吴志》和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所提及的“夷州”为今何地？是台湾，还是日本的海岛？
4.对自《隋书》始，至明初，我国史籍上出现的一个新地名——流求，所指何处？是台湾，还是冲绳？
5.对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诸蕃志》和《攻媿集》等所载之“毗舍邪人”，究竟是指台湾某地之原始民族，还是靠律宾群岛中部的维萨亚(Visays)族人，或“徒居台湾西南海岸的菲律宾人部落”？
对上述我国史籍中所出现的几个古地名及其与台湾的关系问题，作者在进行细致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于“岛夷”、“东鯷”，《鸟夷·东鯷补正》认为：所谓“岛夷”实为“鸟夷”之误，“其地约在今长江以南大陆上；东鯷即是日本九洲，皆不是台湾的古称。”（见该书第147页）
关于“夷州”，《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认为：“无论从自然条件（气候、矿产），还是从语言、风俗习惯（如缺齿、猎头）等方面的资料来看，可以断定夷州即为台湾（吴国卫温等人所到之处为台湾北部），夷州人即今高山族先民。”（见该书第31页）
关于“流求”，《台湾古称“流求”探源》认为：“流求”最初是指地处台南的鹿耳门北港道（当地平埔人称呼此地为“鹿口”）。由从大陆来的汉族人根据当地平埔人所发“鹿口”之音记录转化而来，后逐渐成为台湾全岛的统称。
关于“毗舍邪”，《毗舍邪——宋代台湾之别称》认为：“综合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大量的民族学资料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毗舍邪作为地名，是宋代台湾的别称；其地相当于台湾北部；毗舍邪作为土著居民，应为高山族的一支——泰雅人的先民。”（见该书第87页）
上述论著，尤以对“岛夷”、“夷州”、“流求”的考证为精辟。以“流求”为例：以往，中外学者均偏重于运用民族学、民俗学材料，与文献记载中关于古流求物质文化、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对比研究，以证明古流求为今之台湾或冲绳。而张崇根同志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流求”这一名称本身的来源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对此我们认为，其关于流求作为地名最初是指台南市与安平镇之间的鹿耳门北港道的看法是合乎史籍中所描述的各种情形的。“流求”与“鹿口”(Lou-keou)的音韵转换，从古音韵学上讲，也是说得通的。从而为古流求是指台湾而不是冲绳提供了新的佐证。
二、对我国在台湾地区建置应以何时为始的问题，过去一般都以元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为开始。本书之《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置说》中，提出了“南宋说”的观点。其理由是南宋人楼钥《攻媿集·汪大猷行状》中记载：汪大猷在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中有关于“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均转引自该书第12页）的记载；周必大《汪大奠神道碑》、《宋史·汪猷传》等史籍也有有关记载。根据上述记载，并有台湾陆续出土的南宋时期文物印证，著者认为：“早在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为了防止毗舍邪人来沿海，泉州知州汪大猷在‘平湖’建造军营200间，遣将分屯其地，一改过去临时遣戍为备的陈规，实在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这一基本观点，应该说：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南宋政府已正式在‘平湖’设立了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机构。”（见该书第94页）
汪大猷遣将分屯“平湖”一事是可信的。“南宋说”能否成立，还在于对史籍所称之“平湖”是否就是“澎湖”，以及“澎湖”这一概念能否兼含台湾。鉴于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著者都摆出了大量事实为证，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在台湾地区建置始于南宋之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三、有关台湾的古籍是研究台湾早期历史及其与大陆关系的依据。著者对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的辑佚、考证和对周婴《东番记》赋的发现和考证尤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1.对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名及成书时间的考证。由于《沈志》久已散佚，而征引它的古籍又多，以致目前已发现此书的异名，至少有13个之多。如《临海水土异物志》、《临海水土物志》、《临海水土志》、《临海异物志》等等。由于异名太多，容易引起内容上的混乱，导致从前的辑本遣漏了《沈志》中不少的重要内容，已不足以反映原著的本来面貌。张崇根同志经过大量考证认为“上述异名实为同一部书”。该书原名应为《临海水土异物志》，其成书时间“当在罗阳改为安阳之后，即公元264年至280年之间”。（见该书第41页）因纠正了以前的种种讹误，从而为他人日后研究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2.对《沈志》内容的辑佚和校订。从张崇根同志的辑校本看，《沈志》作为当时吴国临海郡的一部方志，其内容相当丰富，不仅载有临海郡的物产及野生动植物，而且还记录了夷州民、安家民、毛民三个古代民族的社会状况，尤其对夷州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叙之甚详。与其它的辑校本相比较，该辑校本应是最接近原著的。
3.对周婴《东番记》的纠谬与考证。近300年来，无论是清代台湾府、县志的编纂者们，还是现代研究台湾及高山族史地的中外学人，每每提及周婴《东番记》，皆因未见原书而以讹传讹，甚至引起争议。有人将此与明人陈第的《东番记》混为一谈，有人则怀疑周婴是否有此著作。张崇根同志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周婴文集《远游篇》第十二卷里，找到了《东番记》赋。在其所撰《周婴〈东番记〉考证》一文中，对于周婴《东番记》赋与陈第《东番记》、张燮《东番考》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得出了“该书确属周婴创作而非转抄或摘引”的结论。由于这一研究成果，学术界关于《东番记》作者及原书的争论可以划上一个句号。
上述研究成果实际上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台湾早期就与大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关系。其中关于中国早在十二世纪即南宋时期，就已驻军澎湖，作为在台湾建置之始，和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的时间约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到十八年(1279-1281年)之间”等观点，充分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一书，是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新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