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符号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种族论文,符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G05；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9）10－0072－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引入，英国文化研究前期的“文化主义”基本路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此引起了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或称“结构主义转向”），对文化和符号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式进入到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程序之中。而对种族符号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将种族的意义向度与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出了一种更为深入探察种族问题的研究范型。
根据符号学的解释，世界是以各种代码或符号系统的形式存在着的，人们借助于此而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由此，符号便具有一种象征层面上的意义。此外，比如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则偏向于认为，代码和符号并不是普遍既定的，而是常常为某种选择过的意义所规定的，潜藏着特定的目的取向，然而又同时试图将自己当作“自然法则”（naturel）。就此“冒牌性”而言，可以将这种符码称为是一种“神话”。符号学的作用正在于能够戳穿“神话”，揭示出隐藏于这些符号之背后的实际意义。
当代符号学理论所揭示出的诸种特征，直接反映在英国文化研究对种族符号的研究中，并由此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注重于种族符号的象征意义，即符号作为对自身情感的一种表达，蕴含了能动、反抗等的积极意义，这可以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的研究为代表。然而，这种研究仅吸取了符号学的正面阐释，仅仅只能说明边缘群体所具的表述模式，而不能解答这种边缘性是如何造成的，从而也不能进一步对那种更为宏观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的本质进行揭示。另一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lt Hall）、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等人所偏重的符号的结构性的研究，落实到种族问题上，也就是主要关注白人对种族符号的制作及在这种符号中所隐藏的话语逻辑。置于西方的现实语境中，后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种族主义的性质显然更具代表性，也更具解构性。
一、种族符号的抵抗意义
在英国，异质文化（尤其是西印度移民黑人文化）长期以来被看做是伴随着灾难性的影响引入英国国家的。黑人被认为是“入侵者”，他们破坏了民族的纯粹性，由此，黑人的存在便被建构成一个问题与威胁，被看成是直接导致英国危机和衰落的原因。伯明翰学派站在边缘群体的立场上，对这种主流观念进行了批驳，在他们对种族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以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黑人所表现出的各种符号进行了探析，对黑人为英国文化所带来的活力进行了辩护。其中，像迪克·赫伯迪奇与保罗·吉尔罗伊便是这一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学者。赫伯迪奇的研究，主要是在亚文化的解释框架下进行的，由此而开辟了一条以符号方法研究种族问题的路向；而吉尔罗伊也将符号的概念应用到种族研究中，将黑人文化看做一种积极能动的符号，进而视之为反抗白人霸权话语的有力武器。
通过对黑人文化进入英国历史的考察，吉尔罗伊认为当代英国文化是一种多重杂交文化，已不能够将黑人排除在外而单纯地去理解所谓的“英国性”，因为当代黑人文化已经在很多层面上（尤其是艺术、时尚、青年亚文化等领域）以符号的形式渗透进英国的表征世界中，并集中表现在所谓的“黑人表现性文化”上。
“黑人表现性文化”的产生，因于殖民的历史所造成的黑人在语言表述功能上的丧失，被殖民者不仅没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于也被剥夺了用本土语言表述感情的可能，因此，像音乐、舞蹈等往往成了他们符号性情感表达的主要方式。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吉尔罗伊写道：“音乐……已经被提炼与发展，超越于文字——说与写的微薄力量，而提供了一种增强交流的模式。”① 与之同时，黑人符号也介入到了英国的公共生活中。在《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一书中，吉尔罗伊考察了黑人音乐唱片对白人听众的联合作用。他认为黑人表现性文化在消费过程中被不断地创造着，它的发展虽然一直受到官方势力的压制，但已经超出了肤色的限制进入了广大的公共领域。黑人的服饰、音乐、舞蹈、时尚、语言等在形成英国服饰、音乐、时尚、语言等的风格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吉尔罗伊还着重分析了70年代出现的“反种族主义摇滚”（Rock Against Racism），这一趋势，注重黑人表现性文化尤其是音乐（包括布鲁斯、爵士乐等）所包含的反抗性和斗争性特点。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朋克”一族，他们的歌曲吸收了黑人灵歌的特征，公开表现对种族主义者的仇恨。黑人音乐直接传递给听众一种参与关系的信号，参与了公共领域的建构，通过那些连续不断的对话被不断地建构，通过自身独特的频道与听众对话。进而，通过对黑人音乐的研究，吉尔罗伊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反抗”意义，虽然这种反抗不会完全为主流话语所接受，但为表达黑人自身声音提供了可能，并为对白人青年亚文化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形成一个由表现性符号组成的公共感受领域。
相比之下，赫伯迪奇在亚文化的研究中则更能自觉地以符号学的视角洞察种族文化的基本构成，在其所著的《亚文化》一书的导论中，即对符号与意义、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证，指出不同的阶层会拥有自己的一套特殊性符码。这些符号包括服饰、舞蹈与音乐等。以服饰为例，赫伯迪奇认为，黑人文化的标记被清晰地记录在他们的衣着上——“早期移民初抵英国时所穿的服装映现在彩虹版的马海毛服装与图绘领带，印花布制成的裙衫与合成皮靴子上。与之同时，每一个雪白的袖口都映射出了成就的欲望，去制造出传统上由白人社会已经放弃的‘等级’，这就像是带有悲剧性的讽刺，过于鲜艳的夹克袖子在不经意中掩饰着所有融入东道国的希望，而这些对于当代英国人的趣味来说则过于招摇与花哨。整整一代人的梦想与失落，印刻在他们进入这个国家时所选择的服装的剪裁式样上（怀有雄心与雄心的失败）”②。通过以符号学手法对黑人服饰意义的探析，赫伯迪奇将黑人渴望被占主流地位的白人话语所接纳、却又落空的事实生动地表现出来。但他指出，黑人的反抗虽然被湮没，但这种反抗并非全无作用的，它不仅为黑人此后的各种符号性反抗行为做出了很好的铺垫，还以象征性的关系影响了白人工人阶级青年，并集中体现在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时尚表现中。
此外，赫伯迪奇也以黑人爵士乐为例探讨了种族符号表现的积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英国黑人的雷鬼乐（Reggae）等上。这种音乐吸收了牙买加黑人与英国黑人的体验，它“铸型为一种特殊的风格，一套自我所具的语汇——牙买加方言，从主人那里偷来的隐蔽的形式，在从非洲到西印度群岛的路程中，神秘地被影响、‘解体’与重聚起来。它转变为愈益冗长与忧悒的节奏，‘稳定自若’地围绕着一个突出与朴素的低音线展开。它的修辞愈益紧密地被构造，但在起源上却并不多样”③。就赫伯迪奇看来，符号的使用永远不是中性的，它的编织过程隐含了接受、承诺或反抗等的意义，符号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对编码方式的破解，即借助于此“定位与撬开语言、经验与现实之间隐藏的接缝”④ 而对雷鬼乐旋律、节奏、修辞法的解读及对之历史形成过程的细致追寻，便能发现其梦想、痛苦与抵抗的根源。
当然，尽管我们可以从黑人音乐中读出“回到非洲”的声音，但事实上，自从英国黑人从走出非洲、中转至西印度洋群岛如牙买加，再从牙买加到英国的途程中，黑人音乐已经不纯粹了，而是整合了黑人与白人两种不同的元素，比如在牙买加期间因为黑人对《圣经》的接受（被灌输），雷鬼音乐中已经包含有两种要素的互渗与冲撞，值得指出的是，黑人的精神独立性与边缘叛逆性并没有因为《圣经》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神授性影响而解体，而是被黑人们用做一种可选择的价值，即在挪用其意义后，成为为追求美好生活理想而抗争的意义寄托。
进而，赫伯迪奇还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黑人音乐在50年代以后与白人文化的对话及对白人音乐的影响。在赫伯迪奇看来，自60年代西印度移民大量拥入之后，移民与英国白人工人阶级青年之间的融合产生了摩登青年和光头仔两个亚文化群体，并事实上引出了黑人文化和白人青年工人阶级文化的对话关系。赫伯迪奇指出，这种对话关系不仅是一种历史层面的对话，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层面的对话，从而指出，亚文化中蕴涵着深层的种族关系——战后的白人青年工人阶级一直以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黑人文化保持着联系，从中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与黑人都属于被宰制的阶级和文化。正是这种相同的文化处境与社会处境引起了白人青年工人阶级对于黑人文化的强烈共鸣，从而产生情感上的亲密性，将黑人文化当成精神自由之地，进而使这种亲密性表现在亚文化的风格上。
在赫伯迪奇眼中，亚文化的风格是包罗万象的：“比如额发的梳理，得到一辆速达克摩托车或者一张唱片，一套某种样式的服装。但是它最终是一种风格的构成，作为一种反抗或者蔑视的姿态，一种微笑或者嘲笑。它是一种拒绝信号，我认为，这种拒绝是有价值的，这些姿态是有意义的，那些微笑和嘲笑具有某种颠覆性的价值。”⑤ 这段话概括了赫伯迪奇对亚文化风格的理解：一切物品——头发、摩托车、唱片、服装都能够构成风格，但是，仅仅是这些是不够的，它们要构成某种“姿态、微笑、嘲笑、拒绝”，成为一种动态的反抗行为，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颠覆性”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正是通过对黑人的模仿，或是通过对黑人反抗特性的借鉴才达到的，因为黑人所制造的各种符号令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着迷。“颓废派”作家杰克·凯鲁阿克（Jack Kerouac）就在作品中表达过这样的渴望：
在飘着丁香花香的夜晚，我在丹佛市有色人种区第27条大街和威尔顿大街的灯光下行走，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感到疼痛，我希望自己是个黑人，感觉到白人世界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能带给我足够的狂喜，足够的生命力，令我满足的快乐、刺激、黑暗、音乐还有夜生活……⑥
因此，不能不承认亚文化中蕴涵着深层的种族关系，就白人青年而言，有许多往往都是通过黑人文化符号对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影响来实现。
由此可看出，尽管黑人文化在英国整体上始终处于劣势，但通过对白人青年的影响，其符号因素融入到青年亚文化之中，由此产生了一种向白人霸权话语宣战的力量，从而反映了黑人文化的一种能动性反抗。而通过种族符号在英国社会所处位置的探究，赫伯迪奇肯定了黑人自身所制造的种族符号的积极意义。同时，赫伯迪奇运用符号学方法来分析黑人文化的做法，在种族符号研究中首开先河，也为之后此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参考性的思路。
如果说吉尔罗伊对黑人表现性文化的符号性特征的分析还停留在借用符号概念的层面上，赫伯迪奇已经在研究中有意识地使用符号学方法（尤其借助于符号的象征层面意义）分析青年亚文化中的种族问题。虽然他们将边缘势力的抵抗置于研究的重心，将黑人自身制造符号、发挥能动性的一面显现出来，然而，在西方的现实语境中，普遍存在着的危及黑人生活状态的种族主义在他们的此类研究中却并未被触及。在英国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种族符号问题是更为现实也更为紧迫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被探及，有限的抵抗也最终会被种族主义话语所湮没。
二、种族符号生产的编码逻辑
相较于赫伯迪奇等从黑人自身制作的符号角度来切入种族问题的研究，霍尔、理查德·戴尔等主要关注的是白人制作种族符号或对待种族符号的态度，及在此符号能指中潜藏的话语逻辑。置于西方的现实语境中，霍尔等的研究对于揭示种族主义的性质显然更具代表性和解构性，而无论是在与消费文化或是女性主义的交叉研究中，此类种族符号的研究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从与结构主义的相关性来看，霍尔等的种族符号研究不仅着眼于对话语结构的分析，更注重于对话语结构的解构性剖析，从而使得该种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因此，要探析种族符号的意义与种族符号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编码逻辑，必须对此有一重点关注。
种族表征的现象在殖民主义初期即已萌芽，可追溯至强调“人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话语。对“种族”的定义首先会指向生物学或身体上的特征，而肤色、形态等往往是区分种族的最重要属性，诸如对“智力”、“能力”及道德意识等的判断也总是与形象代码的属性确认相关联，进而将“表征化的族群”用作区分社会和物质上的等级。霍尔所著《“他者”的景观》一文，便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并由此入手，对种族的表征进行了广泛与透彻的探讨，指出白人正是通过形貌及由此延伸出的各种的“差异”而将黑人视为“他者”，进而“通过同‘他者’的对话建立意义”⑦，使“他者”种族化。因此，借助于符号层面上的分析即对黑人表征的分析，便可以揭示出种族主义话语建构的本质。
霍尔的分析根据一些图片展开：英国黑人运动员林福德·克里斯蒂在百米决赛中破纪录后手持英国国旗得意洋洋绕场一周，结果被关注的却是他的生殖器大小；美国黑人女短跑运动员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纳的照片被评论为“看起来像个男人”：黑人标枪运动员杰基·乔伊纳－克西被认为“看起来像只大猩猩”：而卡尔·刘易斯在一幅广告中穿上高跟鞋，被女性化……在这里，不但自然属性意义上的性与性别的内容被融入了对“种族”的判断中（如黑人女性被男性化，黑人男性被女性化），更有甚者，他们还被动物化、色情化。借此，黑人的与白人区别的“他性”被凸现出来，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他者”。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种他性的构造主要是借助于以下几种方式来达到的。
（一）差异与二元对立
霍尔在《“他者”的景观》中对“差异”进行了四种阐释性分析，认为“差异”是产生意义的根本，我们需要“差异”，因为只有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那么在种族话语中的“差异”建构了什么样的意义呢，其背后又蕴含着何种意识形态呢？霍尔指出，种族化话语是由一套二元对立组（binary oppositions）构造而成的，探其来源，不仅体现在黑人自身“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上，更集中表现了白人所理解的“文明”（白人）和“野蛮”（黑人）之间强大的对立。这可以引雅克·德里达的阐述以证明之：“几乎不存在中性的二元对立组，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配地位，是把另一极纳入自己操作领域中的一极。在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白人／黑人，男人／女人，男性的／女性的，上层阶级／下层阶级，英国人／侨民。”⑧ 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需要‘差异’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⑨，从而将二者区别开来，并确定一方的主导性价值。
在霍尔看来，“白人”与“黑人”在“人种”的生物学或身体特征上的二极对立，在种族话语的建构中被强调到了两极分化的极端程度：
每一个都是人类不同‘类型’或样本间的一种绝对差异的能指，存在着围绕某种假定的纽带的各种丰富的区别。这种纽带一方面把白色‘人种’同智力的发展联系起来——有教养、学问和知识、基于理性的信仰、各种发达的体制机构的存在、正规的政府和法律，以及他们情感的、性的和世俗生活中的‘文明的约束’，所有这些都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把黑色‘人种’同本能的任何东西联系起来——没有节制地而不是理智地表达情绪和情感，在性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文明的雅致，依赖习惯和仪式，缺乏完善的政府机构，所有这些都与“自然”相连，同时还存在着种族“纯粹性”和“污染”（由于内部通婚、种族杂居和乱交而生）两极间的对立。⑩
可见，种族理论是把文化与自然的区分有区别地应用于两个种族化群体。对白人而言，“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而对于黑人，人们假定，“文化”与“自然”是相对应的；白人发展“文化”以驯化和战胜“自然”，而对于黑人，“文化”和“自然”是可以互换的。
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组即因此而生成，黑人的生物学特征在其中是一个首要的判断性依据，首先被固定为其自然的特征，然后引申至其文化特征，进而又可返回到其自然特征。戴维·格林在其对这一涉及人类学和人种学的分类进行评述时也谈道：
尽管与“白人的责任”（态度）不无关系，人类学是由19世纪的进程所引起的，它甚至更多地是针对种族和文化之间各种偶然的联系。由于“劣等”种族的地位和状况日益被认为是固定的，所以社会文化的各种差异也开始被看成是取决于遗传的特征。因为这些很难直接观察到，于是就只能通过身体和行为上的特征加以推测，反过来，它们也正倾向于被解释。在对确认生物学的证据和社会的证据的线索加以追踪的尝试中，身体成为图腾物，而它真正的可见性成了自然和文化的明白无误的结合点。(11)
格林的观点解释了种族化了的身体及其意义之所以能在大众对差异和“他性”的各种表象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的原因，由此也突出了视觉话语与（种族化）知识的生产之间的联系。身体本身及其各种差异对所有人都是可见的，这样就为种族差异的自然化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通过身体体现出来的‘差异’的表象成了话语的场所，经由这一场所，很多‘种族化的知识’被生产出来并得以流通。”(12) 而这在之后对消费文化中种族符号的借用行为中也会有所体现——商家正是借用了人们对种族符号的“共识”创造“种族化的知识”，从而达到销售商品的目的。
（二）自然化与定型化
霍尔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组”的构造基于对种族化表征方式的运作，即把各种黑人文化还原为本性，或使“差异”自然化。“自然化”（naturalization）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异是文化方面的，那么它们都还有可以更改和变化的开放性空间，但如果它们是“自然原有的”，那么如同奴隶拥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它们就远离历史，是永恒的和固定的。既然如此，“‘自然化’因而就是一种表征策略，用来固定‘差异’，并因而永远保住它。这是一种使意义不可避免的‘滑变’得以终止的尝试，力图保证话语或意识形态的‘封闭’。”(13) 于是，所有关于黑人的表征都被视作为理所当然的，生物学特征主宰了他们的命运：懒惰、愚忠、欺骗、不可靠、野性而富有威胁感、文化上的污染……这些特征“自然”地与黑人联系起来，并“自然”地塑造着黑人的各种形象：“汤姆们”、“黑鬼们”、“悲剧性的混血儿”、“保姆们”、“黑人坏男人们”。
霍尔也将这种塑形称为“定型化”，即“简化为少数要点，用几个鲜明的特征本质地加以确定”(14)。在大众表征行为中，使黑人定型化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卡通制片人、插图画家和漫画家用他们简单的、精炼的寥寥数笔就可以创造出一整套各种黑人类型的画廊。黑人被简化为其身体差异的几个能指符号——厚唇、卷发、宽脸宽鼻，简化成少数几个简单的、浓缩的和本质化的面目特征。
作为一种意指实践，定型化对于种族差异的表征是关键的，可被看做一种种族符号的编码逻辑。理查德·戴尔曾在其论定型化的文章中对类型化和定型化作了重要的区分，从而使得定型化的定义更为鲜明。他认为，“一种类型就是任何一种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获的和广为认可的个性化，在其中少数特征被预设，而且变化或发展被减少到最小程度”(15)，而定型则“抓住少数‘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获的和广为认可的’有关个人的特性，把有关个人的每样东西都简约为那些特征，夸大和简化它们，并固定它们使之永远不再变化或发展……定型化对‘差异’加以简化、提炼并使‘差异’本质化和固定化”(16)。因此，“前者是一个根据地方文化范畴而对人和角色进行普遍而必要的区分行为；后者看似是活生生的，实际上却是一种简单的表征，它使人化约为一组夸张的，且通常是负面、消极的特征”(17)。定型化也就是把正常与可接受的东西同非正常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分开，然后排斥或驱逐任何不同于它的东西。由此，基于“差异”，定型化能够有效地应用一种“分裂”的策略，它用符号确定各种边界，排斥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定型化因其封闭与排他的实践特征而成为维持社会和符号秩序的重要工具。
定型化根据某种标准区分人群并把被排斥者作为“他者”构造出来，这就涉及到了福柯所谓的一种“权力／知识”游戏。通常，权力往往与物质的压迫和强制相关，但霍尔提醒我们，还存在“表征中的权力；标记权、指派权和分类权；符号的权力；仪式化了的驱逐”(18)。权力不仅根据经济利用和物质压迫来加以理解，而且也应根据更广泛的文化或符号，包括以特定方式在特定“表征体系”内表征某人某事的权力，来加以理解。而爱德华·赛义德在此处的观点与福柯的权力／知识观点非常相似：“一种话语，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等等），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东方主义）的种族化知识的形式，它深深地卷入权力（帝国主义）的运作”(19)。当然，权力的运用并不仅限于强制和阻止“他者”的作用，它同时也是生产性的，会给掌握话语权的白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据此，霍尔在文中即将葛兰西霸权、福柯的权力／知识观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结合起来，指出，权力“生产新的话语、新的知识类型（即东方主义）、新的知识对象（东方），它构成新的实践（殖民化）和机构（殖民政府）”。
（三）表征于电影中的定型化：权力的循环性
这是霍尔取以为证的一个主要类型。唐纳德·博格尔的《汤姆们、黑鬼们、黑白混血儿们、保姆们、黑人男人们：美国电影中的黑人形象阐释史》富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电影对种族表征中的定型化法则。博格尔的研究证明，存在五种主要的定型，且它们交叉出现：汤姆们——源自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汤姆叔叔的形象，总是被追打、奴役、侮辱，但他们却始终保持忠诚，不反对白人主人，总保持着热情、谦恭、友善、无私；黑鬼们——没有价值的黑人，只会偷窃、吹牛；悲剧性的黑白混血儿们——混种女人，漂亮、性感甚至对白人男子具有诱惑力，但洗不掉的黑人血统的“污点”使她们注定只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保姆们——典型的家庭侍者，硕大、肥胖、爱吵架；黑人坏男人们——身体强壮硕大、充满暴力。
霍尔认为，这种电影中的定型化不仅将黑人形象贬低、平面化，而且潜移默化了人们对黑人恶劣形象的认知。当然，在美国电影主流中，黑人被表征的方法还有许多变化和转折，但“奴隶性”的定型化人物模式从未完全消失。保罗·罗伯逊在美国电影界的出现似乎超出了这种种族化表征体系。戴尔在对罗伯逊的研究——《神圣的身体》中提到，罗伯逊的形象强调了他的黑人特征，密切联系于种族特征、黑人的本性和黑人精髓等观念，同时又吸收白人的外貌举止规范，在他的身上，文化与自然似乎并不存在对立，而是“自然地”融为一体。但戴尔指出，罗伯逊那些被注入各种纯正“黑人”元素的作品里，显然是在美国和英国人谈论非洲的话语中产生的(20)；而罗伯逊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也正处于白人对黑人“形象”的期待视野之中。
这就印证了“权力的循环性”。福柯认为，权力是循环往复的。而霍尔指出，“权力的循环性在表征的语境中尤其重要。理由在于，每个人，不论有权的还是无权的，尽管不在同等地位上，都被卷入权力的循环。没有人——不论是它的明显的受害者还是它的代理人——能完全呆在它运作的领地之外”(21)。罗伯逊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竭力表现黑人的“自然”、“本性”之美，同时兼有“文化”内涵，但黑人所谓的原始性以及白人所“期待”黑人应有的“文化特征”，正是在白人话语中建构而成的，罗伯逊努力逃离于“权力”，却最终陷于“权力”的陷阱。
（四）逆向的策略：移码实践
从罗伯逊的例子中可看到，“黑人可以进入主流——但必须付出代价：使自己适合白人心目中的黑人形象并吸收白人的风格、外貌及举止的规范”(22)。紧随着美国的民权运动之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这一时期的一些电影不再将黑人塑造成愚蠢的奴隶或“完美的罗伯逊”，而是将黑人塑造成一些利用机智战胜“白人佬”的主人公，他们不比白人好或坏，与普通（白人）美国人没有区别。
这种种族的表征看似已经摆脱了定型化的制约，但霍尔指出，摆脱一种定型化的极端（黑人的奴隶形象）也许意味着陷入了其定型化的“另一极”（黑人都受金钱驱使，喜欢向白人发号施令，沉溺于毒品、犯罪，又总是逃避惩罚），相比较而言，似乎比前者要有些进步，但它仍未摆脱种族定见的自相矛盾的二元结构(23)，因为电影中的黑人形象只是“被废弃了的各种白人定型”的一个翻版，它甚至是“破坏性的和反动的”(24)。
在这种表征过程中，种族符号的意义看似有所变化，但这只是意义的滑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改变。因为，“意义决不能被最终确定。……当然，我们的确做出紧张的努力来确定意义——这确实是各种定型化策略渴望去做的，而且常常在一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是最终，意义开始滑脱并逃逸；它开始漂移，或被扭曲，或转入新的方向。各种新意义被移植到旧意义上。各种词语和形象都带有含蓄意指，没有人能完全驾驭它们，而且这些含蓄的和深层的意义到达了表层，使各种不同的意义得到建构，不同的事物得到展示和言说”(25)。
而取出一个现存的意义并把它重新用于各种新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移码”实践。它试图介入表征过程，用新的意义对各种消极形象作移码，由此打开通向“表征政治”之路——争夺意义的永无止境的斗争。
由此，可看出种族符号正是在“差异”的基础之上引出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并由此放大差异，将黑人的平面性特征自然化、本质化、固定化。然而，种族符号编码逻辑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化与定型化的策略之中还隐藏着“移码”实践，这就使意义在滑动中建构，不停获得新的意义，但无论获取什么样的新意义却始终不可能摆脱种族定见的二元结构。
三、结语
得益于符号学分析方法的深刻性，无论是从黑人自身所造的符号角度来切入种族问题的研究，还是针对白人主流话语所制作的种族符号的研究，都深入地探析了黑人在西方社会中的优劣地位，并在研究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与问题。而除此之外，种族符号的研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符号，种族符号同样充斥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被表征在电影或海报之中，还进一步表现在更为世俗的生活中，诸如消费文化乃至广告之中，而这些也同样值得我们一一去探究。
收稿日期：2009－07－11
注释：
① Pual Gilroy: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Co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76.
② Dick Hebdige,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Methuen,1979,p.41.
③ Dick Hebdige,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p.30-31.
④ Dick Hebdige,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p.10.
⑤ Dick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p3.
⑥ Andrew Ross,No Respect: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89,p.68.
⑦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7页。
⑧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37页。
⑨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37页。
⑩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45页。
(11) David Green,‘Classified subjects: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the technology of power’,Ten/8,No.14,Birmingham,p.31-32.
(12)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46页。
(13)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47页。
(14)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51页。
(15) Richard Dyer (ed.),Gays and Film,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77,p.28.
(16) Ibid,p.28.
(17)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208.
(18)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62页。
(19)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63页。
(20)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58页。
(21)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64页。
(22)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73页。
(23)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75页。
(24)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75页。
(25)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