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无限供给下中国的经济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之后，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波动现象。首先是1993—1997年，经济增长率在9.3％以上就消除了高达24.1％的通货膨胀(以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①成功实现了享誉国际的“软着陆”；然后是1998—2002年，在经济增长率还高达7.6％—9.1％时就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产生了所谓的“紧缩增长之谜”(龚刚和林毅夫，2007)；再后是2003—2007年，经济增长率不仅都在10％以上，而且逐年上升，但通货膨胀率最高也只达到4.8％，而且2005年、2006年还连续下降到2％以下，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复苏，但增长率还远未达到前期高点，通货膨胀率就持续攀升。为什么东欧国家在转型时都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却能实现“软着陆”和“高增长、低通胀”，甚至出现“紧缩增长”？面对新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能否再次实现“软着陆”，并重复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现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对此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不仅上面所列现象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而且宏观经济的三个核心变量——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国统计数据显示的关系也与现有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完全不符。比如，奥肯法则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图1显示，尽管奥肯法则对美国的“增长－失业”关系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描述②，但这个关系在中国并不成立。
图1 奥肯法则：产出Y的增长率与失业率u的差分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认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负相关。即使用最幼稚的预期假设，即预期通货膨胀率就是上年的通货膨胀率，图2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在美国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但在中国也同样不成立。
图2 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π的变化与失业率u的关系
尽管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奥肯法则与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失灵是因为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没有反映失业的真实情况，但是也没有更加可信的替代数据能证实它们在中国具有同美国一样的表现(方福前和孙永君，2010)。结合前面所列中国经济波动中诸多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本文认为，在中国没有与美国相同的奥肯法则和菲利普斯曲线，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两国的经济环境存在重大差异，只是现有宏观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主要针对美国经济，忽视了一些在美国不太重要但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让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以至于在美国表现良好的奥肯法则与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失灵呢？本文认为，非农部门劳动力长期供给弹性的大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根本差异可能是关键原因。现有宏观经济学所针对的美国经济，是工业化之后的经济，是典型的发达经济；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传统农业就业在美国几乎可以忽略，在中国则是就业的主体。美国在1959年时，第一产业就业就只占总就业的8.61％，而且技术水平先进、土地资源丰富，但中国在1978年时，第一产业就业还占70.5％，即使到2010年仍然有36.7％。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就是松开了挡在中国农民进入现代非农部门就业的制度闸门，使得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差异能够成为影响农民向外转移的主要因素。由于有大量的农民在等待转移，现代非农部门几乎面临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波动，要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特殊现象，关键是要理解劳动无限供给下经济波动的机制③，而现有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劳动稀缺情况下经济波动的机制(Romer,1996; Blanchard,2001；巴罗，2008)。
但是，什么是劳动无限供给下经济波动的机制呢？它与劳动稀缺下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不仅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没有分析，而且经济发展理论也没有深入研究(Ray,1998)。尽管刘易斯(Lewis,1954)分析了信贷融资产生的通货膨胀可能如何自行消失，但是主要讨论的还是劳动无限供给下的长期发展问题，后来的二元经济文献(Ranis and Fei,1961; Jorgenson,1961; Mas-Colell and Razin,1973)则更加集中于长期发展问题，Harris and Todaro(1970)和Bencivenga and Smith(1997)虽然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城市失业，但也只是长期均衡的失业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发展宏观经济学(Agenor and Montiel,1999)，虽然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为主要分析对象，但主要针对发展中的小国开放经济，而不是劳动剩余经济，没有分析劳动力转移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甚至在专门总结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时，也没有总结劳动力转移的波动特征(Agenor et al.,2000; Rand and Tarp,2002; Du Plessis,2006)。
由于劳动剩余的特征非常明显，随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出现越来越多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文献认识到劳动无限供给是中国经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关键特征。Sachs and Woo(1994)曾经指出劳动无限供给为中国体制改革提供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一样的改革起点，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王检贵(2002)希望从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角度去分析中国1998年后的通货紧缩，陈宗胜和黎德福(2004)，李扬和殷剑峰(2005)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投资、高增长的重要原因。黎德福(2005)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在中国表现失灵可能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掩盖了城镇失业的影响。殷剑峰(2006)认为劳动力转移可能是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变量，龚刚和林毅夫(2007)指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过度投资可能是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紧缩增长”的原因④，胡景北(2008,2009)尝试建立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框架，蔡昉(2010)更加明确地指出，现有宏观经济学劳动稀缺假设与中国劳动剩余国情不符，并指出应该结合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
总供求模型是现有宏观经济学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一个基本框架，但是目前还没有文献将它扩展到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⑤本文将尝试通过加入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将现有总供求模型扩展为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模型包括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非农部门在动态中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二是劳动者对经济体中的价格不具有完全信息，从而预期的实际工资率与真实的实际工资率可能存在偏差。⑥由于劳动者对实际工资不具有完全信息，从而总需求变化就会通过影响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率差异而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部门劳动力总量变化，进而影响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对产出和价格水平产生长期影响。但当两部门的工资率差异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这个模型就退化成了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因此，本文的思路是在保留现有总供求模型对发达经济的分析能力下，将它稍做扩展以使之还能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殊现象提供解释。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第三部分通过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二、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一)基本假设
本模型针对的经济环境是一个抽象的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并且劳动者对经济体的价格不具有完全信息。
1.劳动剩余的二元经济
因此任意时刻t，非农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函数是：
(4)式反映了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根本差异。劳动剩余经济中，预期实际工资率不仅影响既定劳动力总量下的就业率，而且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在发达国家，由于趋近于0，预期实际工资率对非农部门劳动力总量的影响可以忽略。劳动力供给函数(4)式可用图3所示：
3.非农部门的资本供给
最终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对于家庭来讲，重要的决策是收入在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分配。为了简单，本文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Lewis,1954; Ranis and Fei,1961;
由要素市场供求相等可以得到均衡的要素投入数量，代入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价格水平与产出水平的关系，即产品市场的总供给函数。但由于劳动力转移和投资形成新的资本都需要时间，时间t不变与时间t可变时的总供给函数有重要差异，因此需要分开进行讨论。
(1)时间t给定时的要素市场均衡与短期总供给函数
由上面的推理可知，尽管劳动无限供给是图6所示长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的根本原因，但是长期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并不完全决定于长期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还受预期价格调整的影响。因此即使劳动是无限供给的，长期总供给曲线也一般不会是无限弹性。
3.劳动无限供给下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将图4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与图6的长期总供给曲线统一起来，就得到了本文要建立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如图7。当总需求曲线AD、短期总供给曲线SAS和长期总供给曲线LAS交于一点时，经济达到了稳态均衡，如图7的
点。由图7可见，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与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的核心差别是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在劳动无限供给下，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富有弹性的曲线，而现有宏观经济学针对发达国家，只考虑了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没有弹性的垂直线。由于劳动剩余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现象自然很难用没有剩余劳动时的总供求模型进行解释。
图7 劳动无限供给下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三、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现象解释
下面用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图7的比较静态分析，解释改革开放来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殊现象。
1.1993—1997年的“软着陆”
中国经济在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问题是这种成功背后的经济机理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而欧美却无法实现。下面用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对此进行解释，如图8所示。
1993—1997年中国经济是否如图8所示，通货膨胀之后，劳动力转移速度显著加快，导致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大幅上升呢？由《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历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16)，1979—2009年平均速度是每年2.41％，但在1993—1997年分别是5.15％、4.89％、4.63％、3.59％和1.22％，而对应产出增长率分别是14.0％、13.1％、10.9％、10.0％和9.3％，同期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4.7％、24.1％、17.1％、8.3％和2.8％，从1994年之后开始下降，直到基本消除。经过几年时间，不仅消除了通货膨胀，而且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非农就业比由1992年的41.5％上升到1997年的50.1％，首次超过50％。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总量由1992年的27453万上升到1997年的34979万，增加7526万。假设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自然增长与全部劳动力增长率相同，则粗略估计由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约5872万人，是1992年非农部门总劳动力的21.39％。这个过程完全符合图8所示的调整过程。如果欧美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希望农业部门为非农部门提供这么多新增劳动力是不可设想的。这是为什么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欧美政府那样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却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17)
2.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
1998—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分别是－0.8％、－1.4％、0.4％、0.7％和－0.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化率分别是－2.6％、－3.0％、－1.5％、－0.8％和－1.3％。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并不低，维持在7.6％到9.1％之间，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学术界不仅对其成因存在争议，对其影响也看法不一，被称为“紧缩增长之迷”。但是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来看，则不仅这次通货紧缩的成因是典型的需求萎缩的结果，而且不良影响也非常明显，调整过程如图9所示。
在图9的调整过程中，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劳动力转移速度持续低于稳态均衡水平。1998—2002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不仅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2.41％，而且出现了负数，分别是0.19％、－0.60％、0.22％、0.11％和0.11％，非农部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率再次陷入停滞，1998年是50.2％，到2002年还下降到了50％。因此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再次验证了模型的分析。尽管有学者认为当年的通货紧缩是有利的供给冲击(龚刚，2002)的结果，但是有利的供给冲击应该提高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并因此提高而不应该降低劳动力转移速度，更不应该导致劳动力的逆转移。因此，本文认为应该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而使总需求相对于供给出现了萎缩的结果。
从本模型来看，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明显，因为严重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从非农就业比的角度来看，通货紧缩的几年，工业化几乎完全停滞。因此政府采取需求扩张的政策非常必要。
3.2003—200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2003年后国外需求大幅上升，中国经济终于走出了通货紧缩，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增长低通胀。2003—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0.0％、10.1％、11.3％、12.7％和14.2％，而CPI的增长率分别是1.2％、3.9％、1.8％、1.5％和4.8％。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产出增长率持续上升，而通胀率在2005年和2006年还出现了连续下降。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来看，如果劳动力转移受到有利的冲击，比如β上升，则稳态时劳动力转移速度β(w*－
)上升，经济就可以实现更高的稳态增长。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劳动力转移在经过几年停顿之后再次加速，2003—2007年分别是1.81％、4.30％、3.91％、3.91％和3.04％，除了2003年，都高于30年的平均速度2.41％。经过几年的高速转移，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再次上了一个大台阶，由50％迅速上升到60％以上。
4.“转折点”后的宏观经济与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区域。此时长期劳动力供给虽然仍然具有弹性，但是弹性已经显著下降，宏观经济进入了长期总供给曲线斜率快速上升的阶段，如图10所示。
图10 “转折点”后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进入转折区之后，预期调整更快且劳动力转移的难度显著上升，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此时总需求扩张很容易产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总需求萎缩又会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正如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经济现实所显示。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只有39.6％了，总量也只有3.06亿了，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总量已经接近4.7亿，在相同的条件下要继续维持与前几年一样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将越来越难。金融危机前，民工短缺就开始逐步显现，但是金融危机一来，就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返乡，“民工荒”迅速转变为“民工慌”。随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扩张，“民工慌”又快速转变为“民工荒”，经济增长虽然迅速恢复，但通胀压力马上就显现。因此宏观调控的难度很大，需要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转折点”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来看，随着劳动力供给弹性下降，中国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可能逐步下降。但是，“转折点”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仍然还有一定的潜力，与完全没有剩余劳动的发达经济还是有根本的区别，长期总供给曲线还没有进入完全垂直的区间。由于稳态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是β(w*－w)，因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设法延缓稳态增长率的下降：一是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以提高β，二是加强非农部门技术进步以提高w*，三是加强农业部门技术进步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便控制的上升速度。但是，从加快工业化与城乡和谐发展来讲，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β，可能是最可取的政策。
四、劳动无限供给下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短期关系是经济波动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宏观经济学主要用失业率波动反映就业的变化。奥肯法则描述了失业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短期经验关系，图1、图2显示这两个规律在美国表现都很好，但在中国都不成立。是不是中国的就业对经济波动不敏感呢？根据本文的模型，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就业更重要的内容是劳动力转移，因此奥肯法则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失灵，既可能有统计数据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太大以致掩盖了失业的影响。
1.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图11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1979—2010年)
(27)式表明在短期，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中国的数据如图12所示。
图12 中国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1979—2010年)
图12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与(27)式的预测基本一致，仅有1984年、1988年和1989年三年明显偏离趋势。其中1984年是因为中央当年的“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使当年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幅上升，1988年和1989年则是因为“价格闯关”改革导致预期价格突然调整，导致虽然通货膨胀率很高，但是劳动力转移速度并没有加快。
五、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劳动剩余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是目前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针对的是没有剩余劳动的发达经济，因此很难解释中国经济的宏观波动现象。通过用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替代劳动稀缺的假设，本文将现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扩展到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建立了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是一条富有弹性的曲线，只有在剩余劳动转移结束之后，才是目前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垂直线。该模型指出，当存在剩余劳动时，宏观经济波动将会影响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并影响经济长期均衡时的产出和价格水平，从而使劳动剩余经济的波动机制与发达经济相比都具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这个模型，本文认为：1993—1997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软着陆”，原因是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转移使总供给实现了扩张，从而在经济增长率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下就消除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是由于需求萎缩，劳动力转移速度远远低于正常水平，并使经济增长率也低于劳动力正常转移时的水平，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2003年之后，由于在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加快，从而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但由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快速转移，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40％以下，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已经越来越少，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此时长期总供给曲线虽然仍然有弹性，但弹性已经显著下降，这可能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迅速上升的深层原因。
由于劳动剩余经济的宏观经济波动机制与发达经济有本质区别，因此宏观调控也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首先，在劳动剩余经济中，不仅要注意加强预期管理，更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转移对供给扩张的作用。其次，由于长期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而是向右上倾斜，经济波动之后的稳态均衡位置具有不同的产出水平，对应不同的非农就业比，反映了不同的发展水平。因此，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要注意对短期稳定的影响，而且要注意对长期发展的影响。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供给将跨过刘易斯“转折点”，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弹性将显著下降，宏观调控的难度将上升。此时既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已经上升，也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宏观调控政策要既不同于“转折点”之前，也要不同于没有剩余劳动的发达经济，而应该通过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促进非农部门技术进步和加强农业技术改造等综合措施，努力挖掘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以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本文主要想法提出至今已十年有余，研究过程中得到陈宗胜教授、王志刚教授、胡景北教授的很多指导；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货殖365青年经济研究会”、“复旦大学现代经济学讲座”、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经济与管理论坛”及部分高校报告过。另外，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和建议让作者获益很多。在此对这些机构和报告参与者，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引言所引中国数据都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②美国经济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9)》。
③本文对“劳动”和“劳动力”不作严格区分，有些地方按照习惯用法用“劳动”，有些地方用“劳动力”，但基本上表达相同的含义。
④林毅夫(2007)还进一步认为，这种过度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可能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投资“潮涌现象”，并认为忽视“潮涌现象”是目前宏观经济学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原因。
⑤尝试对总供求模型进行扩展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文献有不少，比如郑超愚(1998)、万光彩和刘莉(2007)，但都没有将它扩展到劳动剩余经济。
⑥本文采用Friedman(1968)、Phelps(1968)和Lucas(1972)提出的预期偏差假设，也可以采用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价格假设。这些不是本模型与现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区别。
⑦尽管政府的财政收支是宏观经济波动分析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总需求，而是讨论总供给，因此暂不予以考虑。
⑧严格来讲，实际工资和实际租赁价格应该取决于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但是如果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则可以通过调整计价单位以使两部门的相对价格等于1，从而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与非农部门的价格水平相同。胡景北(2009)对相对价格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对此予以忽略。
⑨如果不考虑价格偏差，这个假设与Harris and Todaro(1970)略有差异，但与Mas-Colell and Razin(1973)的(11)式假设相同。
⑩随着
上升，一方面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劳动力总量上升，同样的劳动力转移速度需要转移的劳动力绝对量却越来越多。因此越大，同样的实际工资率差异下，能够实现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可能越小，因此β可能随着上升而下降，即
。当趋近于1时，β趋近于0。
(11)虽然刘易斯(Lewis,1954)非常清楚他对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不同于凯恩斯(Keynes,1936)对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但是没有从数学上严格区分。本文认为，凯恩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是
时的情况，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是
时的情况。
(12)这种行为可能并不符合理性人的标准，但由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得出的资本积累速度函数并不改变本文的核心结论，只是使数学变得复杂。
(13)本文用“真实价格”表示不含信息偏差的价格，而用“实际价格”表示经过价格水平调整的价格。
(14)中国的通货膨胀通常伴随农产品价格上升，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是本文作者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并不是因为农产品供给的外生变化，而是因为劳动力转移使农产品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为了简单，本文忽视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
(15)当然，理论上讲，劳动剩余经济的长期总供给曲线因为现实中劳动力转移函数与预期价格调整函数的不同，还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这说明劳动剩余经济的宏观波动比劳动稀缺经济要复杂得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长期总供给曲线的斜率越来越陡峭在逻辑上最有可能。而且，图6形状的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提供较好的解释。因此本文只列举了这样一种形状。
(16)劳动力转移速度用非农部门每年新增劳动力减去非农部门劳动力自然增长之后的劳动力除以上年非农部门劳动力存量表示，近似等于非农就业比的增长率。假设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等于全部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17)尽管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当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时，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通货膨胀治理，但是如果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是根据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建议，通过紧缩需求来治理通货膨胀，相当于将图8中的总需求曲线由AD[,1]向左移回AD[,0]。虽然这也能够消除通货膨胀，但是错失了一次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机会，并可能导致劳动力回流。经济增长率也会出现大幅下降。中国政府为了应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紧缩，虽然到1990年时通货膨胀消除了，但代价是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9.9％。这两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分别是－1.52％和－0.3％，远低于30年来的平均转移速度2.41％，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回流最严重的时期。因此可以说，1988—1990年的宏观经济波动从相反的方向验证了本模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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