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城论文,诸宫调论文,著作权论文,刘知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民间词体”①，诸宫调在辽宋西夏金元时代(即“近世文学”之前、中期)流行一时。对“最早的一部刻本的诸宫调”(郑振铎跋语)的《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的综合确考，不惟有助于深化对诸宫调整体分期的认识，更可通过《刘知远诸宫调》在辽金西夏三地传刻、接受这一个案，还原和透视为通行文学史观和史述所遮蔽的11—12世纪北方民间俗文学产生、流行和传播、接受异常活跃的文学生态。
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于1907年至1908年间发掘西夏黑水故城(亦集乃)时出土有一部残本《刘知远诸宫调》(蝴蝶装刻本，存42页，估计全书缺佚80余页)。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郑振铎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相继发表论文②，他们对《刘知远诸宫调》作期的推定意见成为此后研究的基础。自兹以降70余年来不同代际和国籍的学人相继从版刻和内证角度对《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发表意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专题论文和争鸣，体现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往研究思路或循“刊刻年代”直接推测长时段的产生年代，如向达、郑振铎等从文本内部寻求“内证”探其“作期”。笔者追踪思考此问题有年，拟在充分理解已有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盲点”另觅蹊径，采取“复合和逆向思路”，从看似对立歧异处突破，对《刘知远诸宫调》的作期和著作权问题予以综考，期使研究整体推进一步。
所谓“复合思路”即突破线性和二元对立思维：首在明确“作期”含义(创作产生年代和写定年代)，其次明确“作期”“待定性”和“确定性”的统一与“地域要素”(产生空间和流入空间)即“著作权”归属的密切对应关系，实际涉及空间(著作权朝代归属)、时间(创作产生年代和写定年代)两方面。图示如下：
所谓“逆向思路”即对于“著作权”和“作期”先分判后整合的逆向考证思路。
1.从对龙、武两文的逻辑推衍和金代独有名物“内证”，可知今存《刘知远诸宫调》最后写定于金代
龙建国认为《刘知远诸宫调》不可能与《董西厢》同时代，也不可能是南宋作品，而是作于北宋后期熙宁、元丰、元祐之后即(1094—1127)之间，是北宋艺人创作，又由北宋传播流入金代经金人改编的作品。[1]武润婷在与龙文的商榷文章中认同通过作品“内证”考察《刘知远诸宫调》的作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线索，但根据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背景(包含制度、名物、地理沿革等)及其用乐的特点，认为《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初的作品，作期当在金正隆元年(1156)到大定二十二年(1182)之间，而不是北宋末年。[2]武文、龙文焦点首在“著作权”(宋人抑金人)，然后才是“作期”(创作产生年代或写定年代)，然而龙文论证中无直接证据、不能确切证明“一定是北宋流入”。按，《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北宋灭亡后“瓦舍众技”的北上金境③，当包括“诸宫调”，但亦不能确证《刘知远诸宫调》一定必然在内。同时，武文的逻辑起点具有不周延性：武文对龙文取“非直接反证”思路，没有论证“一定不是流入”。但在没有论证“一定不是流入”的情况下存在只是金代“写定”的可能。
诸宫调产生于泽州。“泽州，唐贞元间其治所为晋城(今山西晋城市)，北宋时属河东路，其辖境相当于今山西晋城、高平、沁水一带。金灭北宋后于天会六年(1128)改称南泽州，属河东南路。因此在金所奄有的诸宫调发源故地，当有此种伎艺未进入城市的那一部分的民间存留、积累。”[3]金灭北宋后，不仅有汴京诸宫调的南下、北上，于泽州还当有未城市化的本土遗存一脉，所以“《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初艺人创作”存在必要条件，然仅可能性非必然性。故而武文认为：“对于考察《刘知远》的作期来说，它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然而，如果一部作品同时反映了前后两个时代的文化背景的话，我们只能认定它是后一个时代的作品，而不是前一个时代的作品。”[2]这一结论，在无须论证“一定不是流入”的逻辑起点下，是完全逻辑自洽的；但在未证明“一定不是流入”之前，“是”字当改为“写定于”。
对《刘知远诸宫调》中涉及的“射粮”、“射粮军”、“本破”、“都头”、“团练”、“十将”、“节级”等名物，在“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联合检索《辽史》、《金史》和《宋史》，其结果为：1)“射粮”、“射粮军”为辽、金所共有名物，《宋史》未见；2)“都头”、“团练”、“十将”辽、宋、金共有；3)“节级”金、宋共有，《辽史》未见；4)“本破”独见《金史》，为金代独有名物。“本破”是金代四品以下官员的差役。《金史》卷42载：“凡内外官自亲王以下，傔从各有名数差等，而朱衣直省不与。其贱者，一曰引接(亦曰引从)，内官从四品以上设之。二曰撁拢官，内外正五品以上设之。三曰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设之。”[4]961由此可证今存《刘知远诸宫调》最后写定于金代。
2.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是辽代刊刻金代配补，由辽代流入金境复流入西夏的作品；从避讳用字特征看，最晚12世纪故事已经产生
今存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是辽代刊刻金代配补复流入西夏的作品，这为一般版刻论述所忽略。1958年文物出版社的珂罗影印版出版后似未引起广泛注意，而俄国汉学家对中国古书刊刻又不甚了了。④
龙、武文章论证的共同偏弊即在于对《刘知远诸宫调》这一刻本的版刻特征重视不足，仅引证“金代平水坊刻书”的一般结论，且都以时贤对《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整理本为文本依据。而事实上《刘知远诸宫调》是一个“配刻本”，即“辽刻金配本”，这是其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版刻特征。
诚如缅希科夫先生所言，无“日期题记”下只能“大致断定刻印年代”，但如果进一步根据中国古籍版刻所特有和常见的“避讳字”特征，是能够判定具体的“刊刻年代”的。事实上，此点前贤业已关注、揭示。陈治文先生在《〈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一文页下题注中指明：“此残本之(最后配补)刊刻时代当在金世宗(1161—1189)朝之后”。因刻板、字体不一致故是“配刻本”；而同字讳否不一，可看出三个刊刻年代：第一，“洪”、“共”字缺笔，避辽道宗(1055—1100)“洪基”讳，“此书之有刊本，或即在此时”；第二，“尧”、“烧”、“晓”缺笔，避金世宗(1161—1189)父讳“宗尧”，“可知此书曾再刻于金世宗时”；第三，他处各“洪”、“共”、“尧”、“烧”、“晓”不缺笔，“则此残本之(配补)刊刻时代当在金世宗(1161—1189)朝之后。回改未尽，所以有避讳缺笔字的残留。”⑤
结论在此但有一个复核问题。比如如果缺笔讳字多于不缺笔，则结论止于上述之第二。核以《历代避讳字汇典》[5]和文物出版社1958年影印《刘知远诸宫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之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见1738册，1-22页)以及“中华再造善本”《刘知远诸宫调》[6]，陈治文先生的判断和结论是坚实正确的。⑥至此可得第一个分判结论：从刻版和避讳字特征看，说明是辽代流入金境复流入西夏；最晚1100年代故事已经产生。
3.逆向整合(一)：先考定“写定年代”
(1)整体分期观下考察——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为参照坐标。《刘知远诸宫调》年代早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这是郑振铎、青木正儿以来的学术共识。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列董解元“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下注金章宗(1190—1208)时人。今人徐凌云考实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创作年代在1165年至1205年，[7]则《刘知远诸宫调》可能的最晚写定年代在1165年以前。
(2)以《刘知远诸宫调》所用词调比勘宋金人词，金代词人首见词调年代最晚者是王喆(1112—1170)，宋代词人始见词调年代最晚者是南宋辛弃疾；绾合前述“今存《刘知远诸宫调》最后写定于金代”，则可能“写定年代”最晚在1170年前。《刘知远诸宫调》中所用词调：
『仙侣宫』：《六幺令》(文人词始见柳永，下皆省“文人词”)、《醉落托》(始见张先)、《恋香衾》(始见吕渭老，渭老生卒不详，徽宗宣和间以诗词名)、《相思会》(始见曹组，组生卒不详，徽宗政和(1111—1118)间以俗词名)；『南吕宫』：《应天长》(两体，分始见冯延巳和柳永，分入双调和林锺商)、《一枝花》(即《促拍满路花》，始见辛弃疾1140—1207。《钦定词谱》卷20：“元人南吕一枝花词，皆宗此体。”)、《瑶台月》(始见黄大舆《梅苑》卷3无名氏词，据其自序《梅苑》编成于1129年)；『正宫』：《甘草子》(始见柳永)、《锦缠道》(始宋无名氏，词见《妙选群英草堂诗余》)；『黄锺宫』：《女冠子》(本唐教坊曲，两体，分始见唐薛昭蕴和柳永)；『道宫』：《解红》(两体，分始见五代和凝和金代王喆。《钦定词谱》卷1云：“按《宋史·乐志》小儿舞队有《解红》，其曲失传。陈暘《乐书》载和凝作，乃唐词也。”)；『中吕调』：《拂霓裳》(本唐教坊大曲，调始见晏殊)；『般涉调』：《沁园春》(始见宋人韦骧1033—1105)、《哨遍》(有三声叶和平仄间叶两体，分始见苏轼和汪莘《方壶诗余》)、《苏幕遮》(本唐教坊曲，调见敦煌民间词)；『高平调』：《贺新郎》(始见苏轼)；『歇指调』：《永遇乐》(仄韵体始见柳永，陈允平(南宋末，与张炎、周密有交往)改平声体)；『大石调』：《伊州令》(宋教坊曲，《钦定词谱》卷9引宋无名氏词)；『商调』：《玉抱肚》(始见宋杨无咎，无咎生卒不详)、《抛球乐》(本唐教坊曲，唐代民间词体与中唐刘禹锡文人词体不同。北宋金元有平仄两体，仄体见于柳永者与见于王喆者差异甚大)；『商角调』：《定风波》(本唐教坊曲，平仄间叶体始见敦煌民间词，平韵体始见苏轼。柳永翻调新体入双调)。另《柳青娘》(本唐教坊曲，调始见敦煌《云谣集杂曲子》无名氏词)在《刘知远诸宫调》凡两见，但腔格不同。列出始见唐五代、宋、金文人首见词调，再较其作者年齿，综合列目如上。
可知宋代词人始见词调年代最晚者是南宋辛弃疾，金代词人首见词调年代最晚是王喆，并且辛弃疾《一枝花》词句格与《刘知远诸宫调》中『南吕宫』《一枝花》词句格、王喆《解红》词句格与《刘知远诸宫调》中『道宫』《解红》词句格局相似、接近。试比较：
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百计千方久。似斗草儿童，赢个他家偏有。算枉了、双眉长恁皱。白发空回首。那时闲，说向山中友。看丘陇牛羊，更辨愚贤否。且自栽花柳。怕有人来，但只道、今朝中酒。[8]334
三娘当此日，筵上还分析。妹妹听妾身、话端的。是俺先招安(，)抚为女婿。一别十三载。都是贤德夫人抬举，交他荣贵。今谢您夫妻特重义，取奴不相弃。三娘心愿足，感恩惠。只子母团圆，与您拂床并叠被，早是难将恩报得。是甚斟量，更敢要金冠霞帔。[9]152
叹嗟浮世，被荣华驱策名和利。人人斗作机心起。百般奸计。嫉妒愈增侥巧重，生俱相效皆贪爱。何曾停住常若是。各衒女夸男孙奉侍。更酒迷歌惑望长遂。还知七十应难值。便百年限来，无有推避。早早悟、前途不如意。急回头、便许脱了生死。投玄访妙，搜微密察幽秘。管取自然，神气双全分明见，元初个、真真圆性，诚恁似。玉貌琼颜奇又异。莹宝光、瑶彩吐祥瑞。金丹结就虚空萃。处清静，大罗天上仙位。⑦
鼓掌揗指，那知远月下长吁气。独言独语，怎免这场拳踢。没事尚自生事，把人寻不是。更何况今日，将牛畜都尽失。若还到庄说甚底，怕见他洪信与洪义。劝人家少年诸子弟，愿生生世世，休做女婿。妻父妻母在生时，凡百事，做人且较容易。自从他化去，欺负杀俺夫妻。两个男女，捣着嘴儿厮罗织，灭良削薄得人来，怎敢喘气。道我长贫没富多不易，酸寒嘴脸只合乞。百般言语难能吃，这般材料怎地发迹。[9]59
汪莘(1155—1227)平仄间叶体《哨遍》腔格与《刘知远诸宫调》中者相差甚大，可忽略。以故再绾合前述之“今存《刘知远诸宫调》最后写定于金代”结论，则《刘知远诸宫调》其可能“写定年代”最晚在1170年前。
(3)考察分析车遮韵在《刘知远诸宫调》中的运用情况，以车遮韵产生的时间为坐标，通过《刘知远诸宫调》用“车遮”韵说明1162年为可能最晚“写定年代下限”。1162年即绍兴三十二年，是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助礼部韵略》的成书时间。⑧此书始提出“车遮”、“家麻”以“中原雅声”当析为二韵。因为理论总结总在现象之后，兼以综合前述《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西厢”的整体分期关系，则可推定《刘知远诸宫调》可能最晚写定年限在1162年。
车遮韵是《中原音韵》音系区别于《广韵》音系的显著标志之一。该韵有两个真韵母[iε]、[iuε]，含63个小韵，188字(其中舒声韵字56个，入声作舒声韵字132个)。舒声韵字来源于《广韵》麻韵三等(举平以赅上马去祃)，入声作舒声韵字主要来源于《广韵》月薛屑叶业帖六韵。《刘知远诸宫调》中已产生车遮韵。早在20世纪60年代廖珣英先生就指出：“《中原音韵》的车遮韵在诸宫调时代也已成立。诸宫调用家麻韵和车遮韵都很利落。”[10]《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中，计用车遮韵有3曲3尾，家麻韵2曲2尾，仅“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中『大石调·红罗袄』押家麻韵，混入鱼模韵字“覆”和车遮韵字“绝”，其余各曲、尾均严用本韵字。这说明《刘知远诸宫调》中车遮韵已从家麻韵部中独立出来，单独为一部了。例如《刘知远诸宫调》“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中吕调·牧羊关』云儿来往不宁贴(帖韵)，唯现出些小笼月(月韵)。洪义心肠，倒大来乖劣(薛韵)，专等着刘知远，即渐里更深也(马韵三等)，隐约过二鼓，清风触两颊(帖韵)。向西北上，一搭墙摧缺(月韵)，蓦然地见他豪杰(薛韵)，跳过颓垣，怎恁地健捷(薛韵)。欲奔草房去，洪义生欢悦(薛韵)。这汉合是死，仇冤都报彻(薛韵)。”[9]55韵脚中，贴、颊同属《广韵》入声帖韵；月、缺同属《广韵》入声月韵；劣、杰、捷、悦、彻同属《广韵》入声薛韵；它们与《广韵》麻韵系上声马三等字“也”同押，构成“车遮韵”。毛晃父子在其《增修互助礼部韵略》平声微韵后加案语说：“所谓一韵当析为二者，如麻韵自奢以下、马韵自写字以下、祃韵自藉字以下，皆当别为一韵，但与之通用可也。盖麻马祃等字皆喉音，奢写藉等字皆齿音，以中原雅声求之，迥然不同矣。”⑨这就意味着在毛氏父子《增修互助礼部韵略》成书之时，在“中原雅声”中家麻韵、车遮韵已经分立了。
(4)与前述在金配刻的“刊刻时代”坐标绾合，确定最后“写定年代”最晚在金世宗朝以前，即1160年前。
(5)与武文印制思路绾合，确定最后实际写定年代在1157年至1160年。武文已证宋代印制不以重量衡官阶，以重量表明官阶高低的官印则始于金代正隆元年(1157)。[2]今检《辽史》，辽代印制亦不以重量衡官阶，故而可确定最后实际写定年代在1157年至1160年。
4.逆向整合(二)：再考察“北宋后期作年”能否成立及北宋流入辽的可能性
(1)考察邵雍“声音唱和图”。11世纪即北宋中期的邵雍(字尧夫，1011—1077)著《皇极经世书》中有《声音唱和图》，借助周祖谟先生和喻世长先生的研究，对比《中原音韵》，说明家麻韵在北宋中期的地方方言中还未分化。⑩
(2)考察北宋雅俗文学特别是北宋后期俗文学里有无“车遮”韵之例证。“北宋后期作年”是否成立，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北宋后期雅俗文学里有无“车遮”韵之例证。若有，则“北宋后期作年”可以成立；若无，必然一定不成立。北宋陈彭年等纂修之《广韵》、丁度等之《集韵》和戚纶等之《礼部韵略》皆为官方为科举程试所颁韵书，故而北宋律诗律赋等“雅文学”中天然不会出现“车遮”韵；文化品格介于雅俗之间的词体文学，作为流行的音乐文学，其至南宋朱敦儒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前，率用诗赋之韵而宽其通转并杂方音而已，并无专用《词韵》。而据当代学者的系统研究，宋代文人词里也并无“车遮”韵。(11)
曹组(字彦章，后改字元宠)是主要活动于北宋末年徽宗朝的文人俗词作者(于宣和三年(1121)始赐同进士出身，见《全宋词》曹氏小传)，其词流行一时。王灼《碧鸡漫志》卷2：“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1054—1056)，嘉祐(1056—1063)之前，犹未盛也。熙(宁)(元)丰(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元祐间(1086—1093)，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元祐间，王齐叟彦龄，政和间(1111—1118)曹组元宠，皆能文，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彦龄以滑稽语噪河朔；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污贱，古所未有。”[11]35惜曹组当时所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今已失传，这可能会影响到全面之判断。《全宋词》录曹组词37首，虽多属俚俗诙谐的文人俗词，但无“车遮”韵。如其《好事近》：“茅舍竹篱边，雀噪晚枝时节。一阵暗香飘处，已难禁愁绝。江南得地故先开，不待有飞雪。肠断几回山路，恨无人攀折。”[12]804韵脚“节”屑韵，“绝”、“雪”、“折”薛韵，韵脚字分别属于《广韵》入声屑韵、薛韵，未有麻韵三等字，说明没有车遮韵。
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13]辑有“大曲”、“舞曲”、“曲破”、“法曲”、“鼓子词”、“调笑转踏”等宋代流行于宫廷和豪右宴集场合的较大型叙事性词体体制作品23首，详考其用韵，亦无车遮韵。[14]故而就目前所见北宋后期雅俗文学材料用韵的考察结论是，《刘知远诸宫调》“北宋后期作年”不能成立，辽刻《刘知远诸宫调》非北宋流入者。
5.关于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创作产生年代”和“著作权”的结论和申论
从避讳字特征看，最晚1100年代故事已经产生，且辽刻《刘知远诸宫调》非北宋流入者。王灼《碧鸡漫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己巳三月既望，即1149年)自序所说，“首创”“诸宫调古传”的孔三传的活动年代是1068年至1093年。《刘知远诸宫调》的“创作产生年代”最晚在1100年代，其“著作权”的空间归属在辽代。
被旧史家和文学史所忽略、遮蔽的以诸宫调为载体的俗文学在11世纪至12世纪里的北方宋、辽、金、西夏“大中华”的范围内多向、频繁交流传播的文学生态，正是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互渗”的“近世文学”模态的建构和展开。
“近世文学”模态的建构和展开不仅依赖于唐宋城市建制的转型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化需求的扩张，而且依赖于辽、金、西夏游牧、渔猎和半牧半农民族“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异质文化对于口头讲唱文学的助力。刘知远由草民到皇帝的传奇，不但契合着彼时广泛地域中的市民“变泰发迹”心理，而且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作为叙事性民间词体和讲唱文学的诸宫调正可视为叙事诗传统晚生和不发达的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的“英雄史诗”。这就是《刘知远诸宫调》辽金西夏三地传播个案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体制上为套曲的诸宫调是词体固有体制之一，张炎《词源》“拍眼”总括九种词体体制：法曲、大曲、慢曲、引、近、缠令、诸公(宫)调、序子、三台；在宋人最初的叙述中诸宫调被视同新变“民间词体”，具见王灼《碧鸡漫志》卷2。将诸宫调归入“讲唱”(或“说唱”)文体始于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②《宋金元诸宫调考》(原刊《燕京大学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后收入《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刘知远诸宫调》为民间文人或艺人所作，是12世纪的产物，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出于同一时代但要早一些。青木正儿《刘知远诸宫调考》(载1932年在京都出版的《支那学》第6期第195-230页)，贺昌群译文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7/8月6卷4号第3-20页，悼真译文刊南京《大陆杂志》1932年9月1卷3期第51-66页。
③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中帙52“金人来索诸色人”条，同书卷78“金人又索诸人物”条。
④(俄)缅希科夫：“任何一部都未保存下有日期的题记，因此只能大致断定刻印年代，这一类书籍有《刘知远诸宫调》。”见王克孝译《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四)》，《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⑤陈治文《〈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年第3期)题注：“此书现存的一、二、三卷，每半页十二行，字体刊版均较粗劣；十一、十二两卷，每半页十一行，字体版刻均较精工，可见此书不但是个残本，而且是个配本。翻检此书，发现一9b一行、十一4a九行、十一8a六行、十一8b二行五行十行、十一10a九行、十一10b四行等处的诸‘洪’字，一9b四行的‘共’字均缺末笔。……又，一12a二行的‘尧’，一10b三行的‘烧’字，二1b十二行、十一10a六行七行等处的诸‘晓’字均缺末笔。……除上举各处之外的‘洪’字、‘共’字、‘晓’字以及从‘尧’的字并不缺笔。”
⑥因《刘知远诸宫调》1950年代已由苏联政府赠还给中国，故未收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续出的《俄藏黑水城文献》。
⑦唐圭璋编《全金元词》第222-22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个别处标点重点。
⑧据毛晃《拟进增修互助礼部韵略表》上表时间。据《同治江山县志》，晃字明叔，约生于宣和五年(1123)，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转引自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第258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⑨转引自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第七章《毛氏父子的贡献》第五节《案语选读》，详见该书第276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⑩参见周祖谟：《宋代方音》(《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喻世长：《〈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请参证鲁国尧先生宋词用韵成果：《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8期，商务印书馆1981年)、《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学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宋代江西词人用韵考》(《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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