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动向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编辑学研究也一年比一年进步。200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媒体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编辑学研究较往年相比，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比如，追逐热点、大事，关注焦点、现实，注重理论、学术等。笔者在此仅通过2009年发表的相关编辑学文章，对此做一探讨。
关注大事，追逐热点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社会都在庆祝、纪念，“回顾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60年的辉煌灿烂”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我国的编辑学研究正好起步于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步伐，尤其是经历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的编辑学研究成绩斐然。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对60年编辑学研究的关注，已经成为本年度出版业一道亮丽的风景。
且不说文章内容，单就文章题目来看，有“60年（六十）”字样的就有很多。比如，邵益文的《编辑学在新中国茁壮成长——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而作》、[1]王振铎、龙玉明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2]就比较有影响、比较有代表性。前者以编辑学的发生（萌芽）、发展过程为主线，重点总结了编辑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像编辑学的研究方向、研究范围、学科范畴、研究对象、有关概念、活动规律、新形势下编辑工作新的特点和要求、出版单位转制后的编辑工作、编辑人员的评价体系、编辑工作新规程等。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编辑学学科体系“三十而立，六十而成”，最终形成“自有学理、自有历史、自有方术，既与新闻传播、出版产业实践系统紧密邻接而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历程。
另外，甘险峰、董文杰的《城中三万户 此地六十家——新中国60年60编辑》，[3]精心挑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编辑学作出卓越成绩和突出贡献的60位编辑家，罗列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展现了他们的编辑风采，从编辑人这一层面显现了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繁荣与昌达。张君昌的《60年来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法规及新闻报道和编辑理念演变》、宗世哲的《新中国教育出版60年》、方厚枢的《新中国科技图书出版60年变迁》、王巧林的《我国出版体制60年嬗变轨迹》等。这种对新中国成立60年、编辑学成长60年的关注，不仅表现了编辑学人对国家大事、热点问题的学术敏感和学术热情，也是他们学术研究、学术发展“自我意识”的自省和凝练；不仅反映了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繁荣与昌盛，也蕴涵了对他们未来学术的展望与期待，是学术史意识加强的表现。
注重实践，聚焦现实
编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编辑实践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历来是编辑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2009年，在中国编辑学会“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编辑、突出实践特色”的思想引领下，编辑学研究成果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依然是编辑实践研究中的现实问题研究。
比如，体制改革过程中学术期刊的分级、评价以及收不收版面费的争论。随着2009年年初有关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全部转制消息的传出，与之相关的学术期刊的分级、评价以及版面费等现实问题被聚焦。尹玉吉、谭政的《学术期刊分级问题研究综述》[5]就认为学术期刊分级很有必要、可以操作，并且意义重大。朱剑的《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6]针对“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如何编辑学术期刊，本专业的学者说了不算，而必须由这些几乎从未有过除文献情报学学术研究经验以外、从未有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辑经验的评价人员来予以指导，来制定规范”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余望的《学术期刊的出版生态学思考》[7]认为，学术评价正变得越来越行政化和功利化，核心期刊原来的用意是便于查阅图书馆系统和学术研究，但有的单位将核心期刊当做评价论文的标准来使用，被异化了功能的“核心期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术期刊固有的出版规律和要求。刘长秋的《单位受贿罪视野下的学术期刊“版面费”》[8]认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单位受贿行为。而陈阳的《关于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问题的研究》[9]则针锋相对。他认为，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学术期刊办刊人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的发展要求而作出的尝试，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合理性不应再受质疑。参与讨论的还有欧阳明的《关于我国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思考》、朱晓江的《文化积淀：学术期刊的另一个努力向度——大文化视野下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一种视野》、邱均平等的《中国学术期刊分类分等级评价的实证研究》等。热烈的争论，鲜明的观点，是否偏颇、是否过激，已显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对编辑学研究中现实问题关注的胆识和勇气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颇值得称道。
再如，媒体改革、媒体融合过程中编辑机制的转变、编辑业务的创新、编辑素质的提高和新媒体语境下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等。张西安的《成立几家编辑事务所如何——兼作编辑环节与出版业务工作机制的探讨》，[10]就针对现行编辑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不利于出版机构集中精力抓出版、抓经营，不利于编辑资源的充分利用，不利于出版行业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不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弊端，提出了成立几家编辑事务所的建议。姬建敏的《从一个栏目的成长看编辑学研究30年》[11]则认为，学术期刊要发展，就必须打造特色栏目，而特色栏目的生成需要有创新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胆量，特色栏目的发展需要创新选题、创新策划、创新组构，探讨的是现实背景下学术期刊（学报）编辑的业务创新问题。包鹏程的《大众传播时代编辑媒介素养论》[12]则强调，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编辑的中介性地位和传媒守门人的职责，决定了编辑要具备从传媒中获取、分析、整理信息的素养和借助传播技术与特定的媒介信息的素养。祁文寿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路在何方》[13]集中分析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现状，指出了目前高校在编辑出版教育方面和本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种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关于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的思路。张天定的《探寻编辑出版学的奋起之路》[14]提出，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学科，学科建设和战略措施均要体现其应用特色，课程设置要以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从剖析专业方向所需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入手，建构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其他，还有袁志坚的《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罗昕的《媒介融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李法宝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市场化”思考》等。所论不管是老问题，或是新情况，都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创新性的探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编辑人员总结经验、提高科学水平和专业水平的需要，也促进了出版编辑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陈火祥的《中国期刊编辑出版的三度空间论》[15]则从当今比较热的和谐发展理念出发，提出中国期刊编辑出版存在着独特自然区域空间、社会环境空间、质量效应空间。王振铎的《影视媒体“虑编辑之多缺”》[16]对当今影视媒体“笑剧”、“闹剧”充斥，网络媒体“恶搞”不断的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评，并指出缺编辑、缺编辑创意是其实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研究，不仅针对性、现实性比较强，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重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体现了编辑学研究的蓬勃和朝气。
重视理论，探究学理
“近几年来，在编辑学研究领域，围绕编辑学理论框架和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比较引人注意。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编辑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编辑主客体的界定等问题上。”[17]2009年，学界对理论的探究依然延续这一格局，只不过更加注重“新解”。
比如，王和平的《编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18]就是对编辑概念的重新界说。文章先把众多的编辑概念归结为从著述的角度界说、从出版的角度界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界说、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界说几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从传播学视角对编辑概念进行界说：“以传播为目的，遵循一定的方针，对所收集和整理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策划、选择、把关、加工和组合，使之符合受众的需要，并通过特定媒体予以传播。”蔡克难的《概说编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19]将编辑概念概说为：“在一定的（编辑自己的或某一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对他人作品进行选择（或选择作者写作）并将其加工和扩散，最终在客观上使这种意识形态得到扩散的社会活动。”他们对编辑概念的重新定义，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在我国编辑出版业转型与变革的今天，在对编辑出版观念和活动发生质疑和挑战的今天，这种对编辑学概念的重新阐释，足以说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
再如，王振铎、孔德蕾的《编辑创造媒介论》[20]和陈国剑的《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21]是对编辑活动实质意义的新开拓。王文认为，编辑活动就是创造媒介，创新媒介是编辑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编辑应按照媒介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新老媒介不断地互补互动，转换生成。陈文从汉代编辑家开创新的文体模式、媒体模式，为中国书籍形态的发展奠定基础出发，佐证了这种观点。
另外，杨鹏的《试论新型媒介环境下编辑概念的稳定性及其发展》[22]指出，编辑学概念的界定始终是编辑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经典的概念仍然适用于当代传播实际，但认识应随着编辑实践、教育、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王华生的《编辑的批判意识与意识批判》[23]对编辑的批判意识和意识的批判进行了探究。王鹏飞的《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24]对当下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批判了“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两种研究范式。吴赟的《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25]对编辑学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景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其他，像禤胜修的《文化传播还是信息传播——关于编辑传播对象的思考》、朱强的《一个独特的研究角度——从经济学视阈解构编辑行为》、佘斯勇的《编辑职责的历史嬗变》等，以新的眼光省视已有的命题，以新的思维解释基本的理论，不仅体现了研究者理论建设的自觉，也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对编辑学学术根基和学术方向产生新的认知和冲动，这对于编辑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