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籍到文本——文献学比较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文献论文,文本论文,书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严格制订的我们的研究方法将能够在东方学领域得到应用。不论是研读叙利亚、亚美尼亚、科普特抑或阿拉伯手稿，都同研读希腊、拉丁手稿没有任何差别。古典文献学家们制订的规则适用于对弗塔霍泰菩箴言录和卡吉门尼训诫录的研究……
——阿方斯·戴恩：《手稿》，巴黎，美文出版社，1975。
西方、远东、阿拉伯世界和希腊、拉丁古典文化之间文字实践活动比较史的研究对象之一，乃是图书馆在文本集成的构建、传播和嬗变中的作用。除了记忆储存政策的体制和社会的侧面之外，还有旨在保存这种遗产的全部知识的和技术的实践活动：物质的保存与传播，即对各种文本的复制、修复，把它们从一种载体移至另一种载体，从一种文字和语言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和语言，以及对于文字和意义、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工作。
文献学比较史旨在研究在什么场所和时代形态下，一些特殊的角色通过授权、委托或自己主动对传播的文本进行加工，以保存、校订这些文本，或者对它们的文字和内容进行润色。
这意味着用一种以独到的学者和专家的阅读方式著称的文献学的视野，来进行考古。这种视野依据文化氛围、文本和时代的不同，诉诸不同的目的。它或是从一个或多个版本出发，试图按照原貌即原创状态，来恢复经过润色的文本，剔除歪曲其本来面目的添加文字和讹误；或是致力于将一个文本保存于一种被判定为原初的状态下，以防止任何篡改的风险，对于该著述的传播和使用实施有效的控制；或是对这个文本的形式和意义进行积极的加工，改变、纯化、充实文本，对它进行若干结构的修改或者意识形态和文风的调整。除此之外，这些不同的措施也可能被结合起来。在所有这种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无不从事某些技术工作、考证活动和抄写活动。
作为这样的调查研究之起点，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个把图书馆、政治计划和人文环境结合于一体的样板。(注：同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关的著作，我们要提到P.M.弗雷泽的《托勒密·亚历山大》(PtolemaicAlexandria)一书，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72(1988年再版)，特别是第6章；L.康福拉：《亚历山大图书馆正史》(LaVéritablehistoiredelaBioliothèqued'Alexandre)，巴黎，德容凯尔出版社，1986；L.康福拉：《亚历山大图书馆与文本史》(LaBibliothèqued'Alexandreetl'histoiredestextes)，列日大学，古纸莎草纸文献研究中心，1992。)从公元前3世纪图书馆建立之时起，我们就看到对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所传下来的各种文本集成的校订工作——有条理的和内行的——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诚然，在手写书籍时代，检验其样本、通过与同一文本的另一个抄本对比来进行校订，乃是流行的做法，也许是所有的读者都会付诸行动。在亚历山大之前，书籍的拥有者们为了个人的使用来进行这种检验。根据情况的不同，可能是一丝不苟地校订明显的错误，或者譬如说在一个样本抄录自另一个样本的情况下，则是对两个样本进行系统的比较。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具有“增补价值”的文本，留下了悉心重读和或多或少规范的编辑工作的痕迹。亚里士多德对《伊里亚特》的一个样本曾进行过这种工作，而这本书被人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伴随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度过了他的整个戎马生涯。(注：斯特拉波：《地理学》(Geographie)，13.1.27；普卢塔赫：《亚历山大生平》(Vied'Alexandre)，8.2。)
亚历山大图书馆赋予了这种解读的技术准备以新的意义。一些著作具有丰富的不同版本，这是征购手稿的唯意志政策的结果，从而必须进行选择和考证工作，导致了由于图书版本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作为推断和质疑对象的文本范畴。
文献学出现于文本被承认为有别于书籍的独立形态之时。一个文本不仅可以从一个载体复制到另一个载体，而且可以被认为是独立于传播它的载体的，作为由字母、词语、句子及其展开——它们表达意义，而且受逻辑的一致性、语法的正确性、文体的优美性准则支配——组成的一个客体而存在。文本作为知识对象的出现，看来是由于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竞争而作为物质对象的书籍权威性相对化的产物。还应该确定的是，这种差异性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被认为具有或然性。这首先假设存在一种文化观念，把文本视为产生自作者的意念、排除异文并存的、惟一的固定组合。(注：关于从中世纪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对现代文献学种种假设的批判，见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
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并见G.纳吉的重要著作《作为作品的诗歌——荷马及其他》(PoetryasPerformance.HomerandBeyo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该书界定了荷马文本史的几个连续的阶段：口述，记录，书写，成文。)同样应该确定的是，必须同时具备各种条件，容许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并决定通过对照异文或者通过权威校订来对某个版本进行加工。这样的决定是文化的决定，产生自知识的、宗教的、政治的、价值学的前提。而且，为了实施这样的决定而推行的各种准则，反映着若干语言学的和文风的规范观念，以及某种正统信念(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和审美的)。
十分重要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之初，其标志性的特点一方面在于大规模从事翻译(将《摩西五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另一方面则在于以第一个图书馆馆员泽诺多托斯和协助他的文士们为中心而展开的文献学活动的热潮。翻译不仅意味着容许文本对于书籍的独立存在，而且意味着文本对于原作者用来写作的母语和原文的独立存在。同时，泽诺多托斯及其同事们的工作要求不要破坏书籍的封闭状态及码放在书架上的纸莎草纸卷的质地。汇编成集，编定目录，进行分类，确定归属，这些工作大概是亚历山大·埃托利安的任务，肩负整理悲剧文本重任的是利科弗隆，而被拉苏达称为“荷马的第一个校订者”的泽诺多托斯则负责整理喜剧文本。如果说图书馆要求把全部藏书囊括进文学体裁的分类，那么它同样赞同通过萃取词语并将它们重新分别纳入使书面希腊语及其方言和文学形式空间得到拓展的词库，来解构藏书。(注：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内的这种学术活动的全貌，表述得最杰出的是R.法伊弗的著作《自起源至古希腊时代的古典学术史》(HistoryofClassicalScholarshipfromtheBeginningstotheHellenisticAg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68。)图书的资料积累促使人们有可能去构建和探索三个知识空间：最终汇编成卡利马科斯的作家作品及生平“一览表”的文学与散文体裁图；贯穿整个词典编纂学和语法研究的希腊语；作为文献学考证及诠释对象的文本。
文献学诞生于人们给予文本以高于书籍的首要地位，并意识到一个文本未必就是其在某个特殊载体上的记载之时。当然还必须细化这个命题。在一些传统中，文本先于书籍，文本独立于书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过口述来传播，它或是具有产生自某些说唱活动的诗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马传统的元古阶段)，或是具有借助某些特殊技术强化的书面储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传统中，文本是同书籍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文本中，物质的对象被赋予某种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能影响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传播方式，例如完全一样地逐字逐句复制拥有权威性的某个范本。开发书籍价值的诸如此类形式是极其多样的。传统维护者手中的圣贤经书(文本的神圣性转移到其载体)；作者的亲笔手稿、草稿、排印的校样，它们证明了作者的意愿，以及既对文本内容又对文本的形式产生影响的意向性；由于较早进行过编辑工作而成为编辑加工成果，或是由于其来源及其古老性而被赋予权威性的抄本；(注：例如，见G.帕斯夸利：《传统史与文本批判》(Storiadellatradizioneecriticadeltesto)，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74，第266～269页和278页，提到了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手稿流传中的阿提库斯版本。)有许许多多的案例说明书籍和文本不再是可以分离的，而是被赋予了自身固有的权威性。通过这样的样本又反过来可以构成一种新的传统的出发点。
书籍与文本、物质的复制品的传播与试图干预物质复制品所承载但从来不是完全与之雷同的文本的知识上的努力，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也可以成为关于主要文献学传统的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其中有些证明了在考证文本方面的怀疑和不安。这种不安可能产生自对于错误、曲解、缺文、前后文矛盾的经验发现。读者的不满也可能来自教条的立场——一种关于语言、语法、文风以及真理或精神、伦理、政治规范的观念。这样的立场因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异。它们可能是同所处理的文本的作者立场吻合。也可能两者南辕北辙：一旦作者和检验其文本的读者之间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差距形成鸿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读者试图使文本适合他们自己关于语言、语法、规范的观念，亚历山大图书馆恰恰开这种情况之先河。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泽诺多托斯、拜占廷的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库对各种版本的荷马史诗进行对照，在一种内在批判和反映他们自己的文学准则的不同调色板的基础上校订文本。贝尔纳德·切尔圭利尼指出：“一切版本无不建立在一种往往是隐含的著述理论的基础上”。(注：见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43页。)
因此，文献学比较史并不局限于文本的校订和编辑技术，并不局限于禁锢于其技术性樊笼之中的知识领域内部。一个诸如此类的工程的涵义要广泛得多，开辟了一条探索文字世界，亦即了解对待具有集体记忆和认同功能的所有文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优选通道。我们的论述旨在诠释其中的若干涵义，作为以此为议程中的题目的一个国际会议的开场白。(注：“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书籍到文本”(DesAlexadries:Duliverautexte)，法国国家图书馆，1999年6月23～25日。第二次讨论会“亚历山大图书馆——读者的变形”(DesAlexandries:Lesmétamorphosesdulecteur)于1999年11月27～30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举行。)
场所与操作者
第一个步骤是社会学方面的：确认传播文本的操作者，界定他们所在的机构、他们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以什么人为依托?什么人确立了他们确定文本的材料、文字和意义的权利?什么是他们工作的目的性?
回答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探索藏书的场所，在那里物质积累有时导致对于文本形式的知识干预：图书馆在它们的建筑和动产的设施方面，在它们的专业性以及社会学和体制的规制方面千差万别。所以，文献学的工作属于档案活动的更为广泛的范围。怎样利用书面遗产?保存什么和为什么保存?什么人是保障者，是库藏的维护者?人们从这样收藏起来的文本中期望得到什么?被收藏的文本可能成为一份知识的、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或法学的遗产，扮演着促使政治权力、民族认同性、精神活动合法化的奠基者的角色，或者进而成为社会整合和意识形态上附和的工具。
图书馆今天致力于作为多种知识运载工具(图像、声音)之一的书籍的保存和传播。它们同样很早就是书籍的生产场所，一些艺人(抄写者、书法家、装帧工……)和负责挑选、内容、形式决策者在那里工作。今天，随着各个大图书馆所进行的文本数字化转换，这种编辑使命又重新突现出来：对哪些文本进行数字化处理?按照什么样的技术程式进行处理?按照什么样的人体工程学理念和拼版规范进行处理?为了什么样的用途?具有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像普通的图书馆一样，数字化的图书馆同样也面临着选择、文本集成的一致性、文本的确定等问题。
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氛围中，图书馆或是开放，或是封闭，旨在进行保存或者供或多或少经过严格挑选的读者群体使用。此外，图书馆在界定这些同某个宫廷的环境相联系的群体——僧侣的、学院的或者人文研究者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图书馆的目的性取决于在其中工作的操作者(抄写员，教士，职员，修道士，得到皇室或者帝国赞助的学者，教师，人文学者)，但同样也取决于它们作为文献收藏的文本——口头咨询的笔录，历史编年纪事，圣经文本，文学和科学遗产，行政和司法文献等等。这两个变量——操作者和文本集成，决定了图书馆中从事的知识实践活动。
以聚集世间所有希腊文和“蛮族”书籍为己任的亚列山大图书馆，因此鼓励将各种外语文本迤译成希腊文。藏书的宏大规模以及把希腊文化集结于当时统治埃及的希腊—马其顿新王朝宫廷中的计划，启动了清点、分类、确定文体类型和系统编目的工作。保存这笔文字遗产，同样导致了对于手稿样本的整理，这项工作从某一既有的样本着手，旨在完善、净化、校订文本。诸如此类的编辑工作乃是其他形式的学术开发(评注，专论，文学模仿活动)的先导。这样，在托勒密时代所觅求的符号象征之外，又补充进行了一个拥有宏大遗产的大图书馆大力鼓励的充满活力的文案工作。(注：关于这种活动的最初描述，见C.雅各布：《为书写而阅读——亚列山大图书馆导航》(Lirepourécrire:Navigationsalexandrines)，收入M.巴拉丁和C.雅各布主编：《图书馆的力量——西方的书籍记忆》(LePouvoiredesbibliothèques.LamémoiredeslivresenOccident)，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6，第47～83页。)亚列山大图书馆成为西方和东方图书馆形象中的一个持久参照。它促使关于一个公共图书馆可能具有的形态的现代设想能够得到发展，正如例如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在其著作《图书馆释义》(1602)中所证实的。(注：参见P.尼莱斯：《尤斯图斯修斯·利普修斯与亚列山大图书馆——图书馆历史的古老起源》(JusteLipseetAlexandrie:lesoriginesantiquairesdel'histoiredesbibliothèques)，收入前引M.巴拉丁和C.雅各布著作，第224～142页。)
亚列山大的学者们可以认为，他们拥有了一个几乎囊括全部古希腊文献——有时有多个版本——的场所。人文主义欧洲的状况却比这里不利得多。在欧洲，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场毁灭性灾难之后的遗迹，对这些遗迹散落在形形色色的私人图书馆——后来的公共图书馆——里或难或易接触到的状况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补救。即使机遇可能使一位有学问的读者见到一部已经知道的著作或者有时是未发表的著作的手稿，也很难接触同一文本的多种手稿，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校核。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希腊文献的重新发现以及在印刷厂主们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出现的学术著述出版活动的勃兴，人文学者的主要任务之一乃是研究古文本手稿，无论是因为原封不动地印刷某个文本不无问题，还是因为参照不同的手稿有益于校订因流传而被曲解的某个文本。研究新手稿的宗旨不是为了发现未发表过的文本，为原本出版做准备，就是为了发现比已经出版的文本错误少的抄本，以备印行更好的版本。
我们看到通过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交流，整个欧洲学者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学术交往得到发展。诸如伊萨克·卡索邦那样的人文主义学者的通信，每日每时地说明了促使手稿、印本、评注和校注流通的这些网络的运作。贵族和君主的图书馆向一些读者圈开放，向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必需的书籍：在15世纪上半叶，费拉拉的列昂内洛·戴斯特图书馆即是这种宫廷学术活动的范例。(注：参见A.格拉夫顿：《同古典作家交流——古籍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CommercewiththeClassics.AncientBooksandRenaissanceReaders)，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第1章。)
然而，资料的分散和将它们固定存放于某一地点的困难，仍旧是重大问题。把手稿重新聚集于一些公共图书馆之中，并把这些手稿交给能够通过悉心的比较加以校订的学者来整理，这是从14世纪开始就由佛罗伦萨首相科卢乔·萨卢塔蒂(1331～1406)提出的解决办法。(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13页；并见前引A.格拉夫顿著作，第22～23页。)萨卢塔蒂意识到把手稿汇集于同一个场所来加以整理、比较，并恢复亚列山大的图书馆员-校订者模式的必要性：通过专家的校订来代替被动地传播文本，而校订是一项集体劳动，要求尽可能最大量的资料保存于同一场所。
运用手稿产生了若干实践的和知识的结果。必须清点图书馆的馆藏，了解表明其潜在的出版者存在的“集成”目录，在保障其得到保护的同时，又要容许学者们对之进行开发，在晚近时代，则是容许将它们照相复制。(注：参见E.J.肯尼提出的基本概念：《古典文本——印刷书籍时代的编辑问题》(TheClassicalText.AspectsofEditingintheAgeofthePrintedBook)，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第86～91页。)同样还必须找出各种知识方法和模式，以使对它们进行的比较具有某种意义并解释它们的差异。
欧洲各地图书馆中的手稿收藏，今天成为古典的、中远东的文献学历史的记忆。它们证明了对于手稿固有价值的渐进意识：它们不再是多余的样本，而是所传播的文本的一种状态的不可替代的见证，是其传播链上具有深刻含义的环节。我们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出版家那样乐观或者无知，在他们看来，印刷成书的文本使得作为其基础的手稿变成一堆废纸。
在保存文本的场所和政策发展的同时，文献学的历史也成为技术人员和专家们的环境的历史，这些技术人员和专家属于某些机构，而师徒传承的纽带、同事和/或竞争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就他们的方法和文化设想而言，他们可能是近缘的，也可能是对立的。这样的操作者在某种经济环境中——譬如说印刷者的环境被同化，在他们的工作方法，盈利的天生要求，以及驾驭市场或者回应公众期望的商业战略上形成了一致。他们自身也处于某些社会和职业环境——教育界、学术界或者是宫廷圈之中。
这些操作者可能是处于舞台前沿的人文主义人物，他们的校勘工作今天仍然在我们阅读的文本上留下了重要烙印。在更经常的情况下，他们是无名氏或者只留下一个普通名字的人物，却在文本的传播上发挥了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譬如说抄写员，自希腊的纸莎草纸书卷到中世纪的抄本，他们根据口授或者某个直观的范本进行抄录，在行下添补缺漏的语句，有时甚至在两个句子之间进行涂改或者校订。除此而外，还应加上他们因疏忽造成的差错，视觉或者听觉造成的混淆，或多或少草率的改动，单凭直觉对原始文本疑难的答案等等。所不同者乃是决定进行作为新版本准备的文本校订或者手稿核对者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表现了一种校勘的严谨，在建设文本的可阅读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类型的工程可能是或多或少分散进行的，或多或少受到监督的。也许会遇到制度的、意识形态的、神学的阻力，例如在12世纪和13世纪对《新约》进行的工作。也许会成为某个专家门阀的专利，他们一般不太愿意说明和公开自己的技能。用A.E.豪斯曼所提出的定义来说：“像所有其他学科一样，文本评注是一种贵族式的工作，并非所有人或者甚至大多数人能领会的。”(注：《文本评注思想应用》(TheApplicationofThougttoTextualCriticism)，原载《古典文选》(ClassicalPapers)，剑桥，1972。)所以，文献学家对于文本，对于读者，有时也对于同道行使着绝对权力。即使是拉赫曼或者魏拉莫维茨那样的伟大人物，无不使用乃至滥用过专断论证：他们的推测就是神喻。
文献学的传统应该重新置于欧洲、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更加广泛的官方的、学院的或者边缘的文化和思想的氛围之中。社会的互动，文本和书籍的流通，这些专家对于他们的同事和他们的弟子的培养所行使的形形色色的权力，凡此种种构成了影响他们的文献学活动的生产和接受的重要变量。
按照西方的传统，能否对文献学工作的有效方式的历史进行一番思考：从何时开始，按什么标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对于版本的批判性评价?从什么时刻开始出现了批判性的评价?什么是关于一个版本的共识标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反过来说，什么是争论的机制，以及如何解决争议?
文艺复兴期间，极难验证一个古文本的版本，因为出版者没有明示其手稿的来源，只是以“元古异文”(vetuslectio)或者“古异文”(antiqualectio)的提示，用作某种不同稿本的说辞，无论是由于所使用的手稿是不能用来验证的，还是由于早已失传或者一经传抄就被毁掉。除此而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家很少注明他们自己的推测，亦即很少注明他们凭借自己个人的判断对文本进行的改动和修正。验证诸如此类的推测，接受或者抛弃它们，就需要作为注释或评论的检查手段。西方文献学的历史乃是反思和诠释、校订者的权威与他们的操作和标准的清晰度之间的辩证法缓慢出现的历史。
文本集成的形成
一部文献学比较史也应该引导我们对作为这些学者活动对象的文本的地位进行研究。文本在某个社会的文化中代表着什么?它们的传播有什么好处?它们具有哪些意识形态的或者精神的价值?它们的作者的地位又如何?
文本集成的形成与传播，是以对于传统的界定和控制，对于有关文本的状态，对于得到批准的书写符号和知识操作的性质和范围，以及认可传播角色——读者、抄写员、校订者和注释者所能够具有的活动余地的个人或集体决策为前提的。文本集成乃是世俗的和精神的、政治的和知识的权力的目标与赌注，而且这些不同的侧面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圣经》、《古兰经》、儒家经典、古希腊-拉丁著述等等，即是其中的范例。所有这些典籍宝库无不在一些社会和文化中发挥过核心的作用，其中有些今天依然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它们既是团结和认同的原则，界定了同神的关系的立身之本，又是法典、政治宪章、文学丰碑、集体记忆，对于它们的认知成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整合的一个保证。
这些典籍宝库的滥觞乃是界定它们的校勘程序——其对象也许就是它们——和地位的本质因素。例如，《古兰经》即是大天使哲布勒伊来颁降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的书面定型。(注：笔者在这里依据的是雷吉斯·布拉谢尔的著作《<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auCoran)，第2版，巴黎，新厦和拉鲁斯出版社，1959(1991重印)。)穆罕默德并非这个定本的作者。神的话语的传递首先是借助口述和人类的记忆。毫无疑问，很快就出现了私下传播的部分转录文本。但将这些启示组织成为一部封闭的典籍并将其文字固定化，这样的工程则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公元632年)之后才付诸实施。在继此之后的年代里，有多种文字定稿作为个人倡议而出现。其中之一即是按照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的命令而制订的。这些抄本无论在文句上，抑或在篇目的次序和节次的连接上彼此都有诸多分歧。它们来源于贯穿伊斯兰教历史的并存的不同传统。着手建立一部古兰经正典的是第三世哈里发奥斯曼(644～655)。一个专家委员会在以往各种抄本和信徒们的活的记忆的基础上，逐节确定了文本。阿布·伯克尔的抄本成为这个官方版本的基础，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复本被分送到帝国的各大城市——麦加、巴士拉、库费、大马士革。因此，追根求源，是一个政治决策促成了一部神圣经典的官方版本问世。
《古兰经》的历史表明从一个口头传统走向固定文本，从多种版本走向单一的正典版本的复杂过程。书面文字接替了对神明启示见证的记忆。它同样也是一种权力工具，树立了一个得到认证的官方版本。奥斯曼的版本遭到了某些抵制。经文形式本身和所使用的书面文字的特殊性，还使得阅读《古兰经》变成一个复杂的过程，信徒的记忆必须补充文本缺失的或者有时是模糊的文字。
事实上，导致《古兰经》的一个版本走向正典化的历史过程延续了多个世纪。如果说各种异端版本可以从物质上加以销毁，那么终止它们的口头传播则比较困难。为了强制推行奥斯曼版，在18世纪初进行了书写文字本身的改革(采用粗体书写法——scriptioplena——，即用区分点和区分符号的形式来标志元音)。与确定《古兰经》书法(及其地区的差异)并举的是正字法的规范化，亦即一种将《古兰经》的各篇分开，用标题来标明各篇，使各节的划分一目了然的拼版。所有这些改革和矫正促使一个文本的文字读本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替代了只凭最初的经文选的“固有意义”——个人记忆在其中具有能动的作用——进行的阅读。
《古兰经》的形成是同伊斯兰教的历史不可分割的：逊尼派的传统与十叶派的传统显然是通过对于文本的不同版本的选择而确立的。在“诵读”形式下进行的口头传授，借助一系列中介链表明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知本人教导，它不断地同书面传统发生互动作用，以界定对于神圣经文进行诠释和评注的空间。
在中国，儒学典籍的历史遵循一个与此不同的脚本。(注：笔者在这里推荐陈安妮的综述：《网络与连锁——儒学传统内部正典形成溯源》(LaTrameetlaCha
ne:Auxoriginesdelaconstitutiond'uncorpuscanoniqueauseindelatraditionconfucéenne)，载于《远东-远西》(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1984年，第5期，第13～26页。这篇论文之后又出版了她的著作《汉代儒学研究——对于典籍注释传统的确立》(tudessurleConfucianismeHan:l'élaborationd'unetraditionexégétiquesurClassiques)，巴黎，高等中国研究所，1985。)这种典籍宝库的形成是渐进的：自汉代的五经始，到宋代增加到了十三经。这样的演变反映了某些新的文化要求。如果追本溯源，孔子在选择和确定远古传下的各种文本方面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注：参见S.切尔尼亚克：《中国宋代的书籍文化与文本的传递》(BookCultureandTextualTransmissioninSungChina)，载于《HJAS》，1994年，第54期，第15～17页。)孔子通过一个既是编辑又是著述的工作，将这些传统付诸成型。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Ⅶ.1(2)，法文版由陈安妮译。)只有通过这种奠基性的决策，才有可能进行传授：重组中国历史的时序，形成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承认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文本具有权威性和教育价值。
这些文本并非借助神的启示来传播，不具有神圣的来源。它们界定了一种伦理的、审美的和智性的境域，而这种境域在国家文化的发展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反映了自汉代以降帝国权力的统一意志。典籍也者，乃是用来阅读、思考、评注的书籍，超出了休闲养性范围的一个教育工具。正是一些评注和教学的实践活动首先促使这些文本的经典化，而汉王朝将它们置于国家正典的中心，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工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行政管理精英的手段。帝国权力试图通过强制推行文本的官方版本，来控制典籍的传授。有时，这种官方版本铭刻在石碑上，以便更好地保证其万世不变。自10世纪上半叶始，木版印刷发挥了与此相同的作用。从此有了私人抄本必须遵循的基准文本。印刷在其发轫之初，乃是一个经典化的工具。(注：参见S.切尔尼亚克：《中国宋代的书籍文化与文本的传递》(BookCultureandTextualTransmissioninSungChina)，载于《HJAS》，1994年，第54期，第19～21页。)但它的发展终究使这种严密的政治控制无法维持。
从那时起，就有了皇室控制下的国家编修委员会确定的官方版本和官方解释。皇家图书馆为这项工作提供场所。而且，儒家典籍构成了书目分类中的第一个类。(注：参见让-皮埃尔·德雷日：《手稿时代(10世纪之前)的中国的图书馆》(LesBibliothèquesenChineautempsdesmanuscripts(jusqu'auX[e]siècle)，巴黎，法国远东学院出版社，CLXI，1991，第2章：《书目分类》(LesClassificationsbibliographiques)。)文本和评注的修正则是在这些图书馆中工作的高级官员和学者的中心任务。
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这些文本的观点的差异、变动的历史。很快，两个版本，即一个所谓“古文版”与另一个所谓“今文版”——汉代皇家编修院正式承认的版本，进入竞争状态。对于保持典籍真实性的关注，周而复始地导致人们去研究典籍中的增补和错误。考据的活动成为怀疑主义的根源，它也许适得其反，可能损害典籍的权威性，否定国家的正典。
《旧约》和《新约》，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吠陀，佛经则提供了定型和传播的又一类不同脚本。这些文本乃是某种文化和社会围绕其展现的磁极。它们的伟力不受时间和地域界限的限制，正像拥有圣书的各大宗教今天仍然证明的那样。它们被赋予一种固有的权威性，同样也规定着当局的某些立场：它们的文字形式和意义的保证。观点、规范和解读的差异，传播技术和形式的演变与断裂，也标志着历史的沉浮。正统的解释是怎样形成和强制推行的?它们是为哪些权力和哪些利益服务的?一种正统学说怎样才能被新的解释范型否定乃至取代?进行着竞争的各个解释学派的地位如何?某些竞争着的传统之间的危机和论战如何得到解决?一个文本有可能被革出经典之门，那么是根据什么程序这样做的，并且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一种独立的和世俗化的文献学?最后一个问题乃是欧洲文献学历史的核心。在欧洲并存着地位不同的两大典籍——古代经典以及《新约》和《圣经》。
实践与人工制品
对于典籍的研究勾画出了文化地图的轨迹：每个社会通过其同文本的关系来界定自己，它将自己的认同性、记忆和价值寄寓于这些文本之中，而这种认同性、记忆和价值又同时将社会与自己的根基，有时甚至是与超验的东西联系起来。为了保持其符号的力量，这些世俗的或者神圣的文本成为文字实践活动的对象。而文字实践活动以某些人工制品为支撑，并重新生产这些制品。
文献学作为知识领域，实际上包含有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侧面。它蕴涵着哪些活动?它产生哪些类型的记载?它体现为一系列行为和人工制品。其中处于最前列的，则是包括某些操作者、机器、载体、传播网在内的，文本的手工的或机械的再生产：在口授下或者通过亲眼阅读(带或者不带朗读)制成的原本的复本，拼版印制、书法和彩绘实践活动，用来印制的复本备份，印刷组版，校订，装帧，销售，图书馆将书籍存档。文献学同样还通过对所传播的文本的干预——在复制或者阅读的环节——表现出来。它生产与已经成文的某个文本并列、重叠的书写形式，这种书写形式或是与原来的文本并存，或是取而代之。
文献学旨在保持文本的可阅读性，或者甚至是进行重构，使之适应新的规范(文化的、语言的……)。它使各种文本适应阅读、诠释和理解的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它反映着语法修改、词汇搭配、文句修辞的规范。案头的文字工作旨在意义的最优化表达。这项工作能够形成一个在形式及其物质性方面均得到完善的新的文本样本。它也可以仅限于对某个既存样本的书写的干预：校对，删节，增补，毁掉的或者没有毁掉的异文记载。这个阶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生产一个新的文本样本的前奏。
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在亚列山大图书馆中付诸于实践的文献学，采取了在纸莎草纸卷上连贯书写的文本各栏边注系统的物质形式。(注：除了R.法伊弗的著作，关于亚列山大文献学的研究状况，参见弗朗哥·蒙塔纳里主编的集体著作《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文献学》(LaPhilologiegrecqueàl'époquehellénistiqueetromaine)，哈特基金会，1994(第40卷)，以及J.伊里戈因的著作《希腊文本的传统与评注》(Traditionetcritiquedestextesgrecs)，巴黎，美文出版社，1997，特别是第245～246页。又见《第欧根尼》第186期的文章。)这是指标明文本的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一行文字，一个词，一个段落)的记号，以及提示进行诸如校对、删除、移动插入的某一行或某一段、补充解释等等工作的符号。这个系统保存了所传递的文本，并且构建了一个独立的书写层面。但这种并非解构性的评注可能导致文本的一个新的复本的诞生，它包含着构建新复本的指示。与阅读著作并列的是对于同某种书写形式不可分离的文本的技术性阅读。不是文本的作者，而是使文本具有可读性和能够确立的某个技术人员来补救那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损害。这关系到鉴别一个文本的特殊样本在其原始状态与评注阅读的现时状态之间相继进行的操作顺序。没有任何东西容许认为，亚列山大人是按照某种传递链的模式来设想这个过程的，而这个模式的所有步骤都可以通过对于文本的笔录见证的系统对比来重构。
这种考证符号边注本身几乎是不做解释的：它们标明设置符号的地方的某些典型的错误及一般性问题。它们限定了检验错误和预见错误的范围。对于所察觉的问题专门做出的批注及提出的解决办法，也许成为口头解释或者写在特殊的书卷上的评注的对象。
另一种情况是眉批或者有时是行间的批语，主要见诸于拜占廷和中世纪的“手抄本”。这种情况是同图书的新载体和新工艺相适应的，由于新载体和新工艺，文本可以留出进行批注的页边空白，而且往往可以使批注与正文行行相对。这种形式适合于重新使用和重新组织从亚列山大图书馆传承下来并经过继后相连续的各个编纂阶段过滤的评注传统。因此，诸如《维内图斯A》(10世纪)这样一份手稿成为我们认识亚列山大学者的荷马文献学的主要资料之一：评注的原本形式被解构来适应与各种异文和评断并列的、这些十分概括的、不连贯的批语。(注：参见F.蒙塔纳里：“古希腊残篇”(TheFragmentsofHellenisticScholarship)，收入格伦·W.莫斯特主编：《残篇集》(CollectingFragments/Fragmentesammeln)，格丁根，范德赫克和鲁普雷斯特出版社，1997，第273～288页。)
文艺复兴时期印刷的希腊和拉丁文本的页边空白也容纳手稿的批注。它们的意义和影响各不相同。一本书籍的所有者可能对印刷的文本进行校正，将自己的猜测记在页边空白上。他可能补充一些关于其他文本的附注，一些解释性的旁注。在某些情况下，印刷的文本可能作为对另一部手稿进行系统核查的载体，手稿的异文被转写在页边空白上，有时则被用来替换所用版本的文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学者们的藏书，提供了被用来为新版本做准备的工作样本的主要范例。(注：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评论》(Revuedela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第2期关于批注书籍的专刊，由让-马克·夏特兰汇编，巴黎，1999年6月。)印制的书籍用做解构文本的载体，文本本身被解构成一系列需要考证解决的异文。
在其历史上，西方文献学采用了能够体现其评注活动的各种不同手段。如何保存一个文本的异文痕迹?一个版本是否应该保存使它能够出版的所有“脚手架”，以便他人检验“大厦”，或者甚至重新开始建设?一个文本的出版者握有隐匿甚至从物质上毁灭借助一些私人手稿传播的文本的某些状态的权力。他同样也有权替换、废止、增添某些异文，或者甚至重写文本。于是，出版活动接近于作者的功能。但是，对于文本的评注是否应该是处于某种知识氛围——时时刻刻能够监控其决策和分解其操作——监视下的一个可转换过程?就一个版本本身而言，容许这种控制机制的出现，界定着文献学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献学被设想为正在形成的知识传统，有着自身的意图的不完善，但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积累运动和可完善性。
学者版本的书写形式既取决于汇集和比较的手稿凭证，又取决于人们所赋予他们的歧见的意义：有否人们能在其中根据多种风格、审美和智性的标准进行自由选择的异文并列和置换空间?或者说，有否逻辑上可以重构的文本的各传递阶段的连贯性，在手稿的树形分类中可见的其传统的分叉链?另一个条件则是能够利用这些技术信息的专家队伍的出现。如果一个希腊或拉丁文本能够被解读为一部自身封闭的著作，那么同文本的某种历史和清查各种异文的某种评注工具孪生的这个版本，是为那些能够开发异文、检验出版者的评注选择，或者在必要时提出另外的选择的读者准备的。取代不可触犯的封闭的固定文本的，是一个可以完善的演进中的文本。而且，由于明确的理性程序和专家们的监督——包括他们的共识和分歧——，这样的文本是在尽可能多样化的空间中建构的。
在欧洲文献学的历史上，《新约》的希腊文本理所当然地利用并且得益于多种手稿资源。由这种实际状况所引起的争论和新的模式对于世俗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约》初版由伊拉斯谟发表于1516年。诸如发表于莱顿的版本(1624年，1633年)等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版本，都是由新教教会选定的：它们提供可接受的文本。所以，后来的一些版本开始在脚注里汇集各种异文，从而证明它们将各种手稿当做完善传统文本的文献来源，以引起对于权威的某种撼动。相反，想不冒风险，避免神学的激烈反扑，就不可能改动文本本身：依据最古老的手稿来改动文本的文字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在新教传统的国家里。(注：见S.蒂姆班纳罗的著作《拉赫曼方法之起源》(LagenesidelmetododelLachman)，帕多瓦，第2版，1981(初版：佛罗伦萨，蒙尼埃出版社，1963)。该书重新勾画了这段历史，我们在这里以它为依据。)这种冲突来源于文本和传统的不同表述。它首先通过排版的技术手段表现出来：将文本与选择性的解读搭配起来，尽管这无损于文本的形式的完整性。
异文的积聚提出了选择标准问题。这只能在手稿的年代分类和质量分等的基础上才具有客观基础。在18世纪，重点放在依靠“巧妙”推测和逐字逐句的校订来验证手写证据，旨在借助手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思考传统。我们看到在德国文献学家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的论著中出现了关于《新约》手稿“系谱表”的概念(1734年)，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比大多数手稿相符这种标准更加可靠的准则来选择异文。从那时候开始，手稿被组成为族系。这个系谱表乃是“密码谱”的雏形。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密码谱才第一次被勾画出来：这应归功于沃尔夫的一个学生、柏林文献学家卡尔·戈特洛布·祖姆普特，是他在出版西塞罗的《维里内斯》(柏林，1831年)时提出的。尽管拉赫曼持保留态度，但这个图谱仍然被里尔和马德维格等19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德国文献学家所采纳，并且始终伴随着关于手稿传统系谱学方法的发展。
“密码谱”乃是一个树形图谱，旨在避免以手稿的质量来把它们划分成固定的类别(如1809和1813年的戈伦兹的手稿“图”那样)，而是要重新勾画它们的派生关系及其全部复杂性。这是一个概览性的视觉化工具和排序工具。它的功效在于容许溯源到最早的原型，亦即奠定传统的中世纪手稿，这样的手稿通常已经失传，但其文本可以通过悉心考证传统的各种异文来复原。所以，“密码谱”容许借助连续的推论来确认和复原一个失传的文本。
文献学家们的系谱学“密码谱”的产生，与比较语言学的派生图或者甚至是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进化图不无关系。(注：关于这方面的更加广泛的历史，参见G.巴尔桑蒂的著作《阶梯、地图、树木——7～19世纪关于自然的图像与分类》(Lascala,lamappa,l'albero.ImmaginieclassificazionidellanaturafraSeieOttocento)，佛罗伦萨，桑索尼出版社，1992。)在19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科之间的颇为有趣的交流：通常是双向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的交流，以及采用能够使复杂的类型分布视觉化的图解工具。
关于文献学人工制品的思考必将引导人们走向电子出版的实践活动和文本视觉化，特别是超文本形式下的视觉化新方式。我们不禁要问，超文本是否不会重新导致某种基本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或者甚至是异文——即使不说是变异——支配一切。(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112～116页。)重点被放在选择、假设的阅读、文本的可塑性上。于是，每个读者肩负着某种出版者的使命。
常态与病态：固定性、传讹、交感
这篇研究的最后一个主轴乃是阐明文本传统本身隐含或者显现的表象。如何解释影响文本的变化?如何看待文本的传讹?
这样的思考的出发点可能是西方的文献学传统：自古以来，它被定义为“diorthosis”，或曰“emendatio”，亦即“校订”。针对文本的工作是依据医学的和伦理学的治疗手术命名的：亦即矫正偏差。这样的校订需要一种进行诊断，确定症候，洞察隐藏在表面症状下的问题的治疗眼光。
人们为何、如何、何时意识到文本的传讹?什么是传讹的语义的、语法的、书写符号的显示器?所谓传讹，是指何种语言学或语义学的规范、文本的何种原始状态和作者的何种意图而言?如何从校订明显的错误(误抄、重句、缺漏等等)走向系统的检验、普遍怀疑?
校订旨在重构和消除一系列偶然性的篡改，歪曲文本先前状态或原始状态的一系列有意或无意的操作。如果作者的样本被保存完好，那么文本的原始状态可以直接看到。但最常见的是作者的样本业已失传。于是，校订的工具只是文献学家的推测，这种推测依据或者并不依据其他手稿的证据，亦即同一文本的各种不同样本之间的比较。不同样本的经验比较，乃是走向所有已知手稿系统筛选、分类及其亲缘纽带视觉化的一个阶段。
假如校订不依据得到证实的异文，那么它就须调动校订者的天分。这属于一种“占卜”形式。出版者享有了作者的权力：他在对于作者的语言状态、学说、风格或者甚至思想所做的设想的基础上，针对文本的某一文句作出断定。
由此可见，纠正错误乃是欧洲文献学传统的核心。它是一个启发式的工具，因为在这个学科的最近的各个演变阶段中，它使手稿的传统条理化。讹误的类型不仅可以界定某些手稿的族系，而且也可以界定偏离假设的或者可观察的原始状态的逐步传讹的若干阶段。
德国文献学家保罗·马斯有一部方法论著作最初发表于1927年，尽管相对说来较为简短，却多次再版并有多种译本，其中包括一个英文译本。(注：我们援引的是它的英文译本，这个译本收入了德文第3版的修订。见保罗·马斯：《校勘》(TextualCriticisml)，由芭芭拉·弗劳尔译自德文，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8。)在这部著作中，马斯明确地定义了校勘这一概念：对于讹误传播的准流行病学的考察，可以相对断定手稿资料的日期。原型被定义为在手稿传播分化之前的文本状态，归根结底也就是没有接连不断的抄写者引入的讹误的文本。讹误被理解为一个可以传播的自动积累过程。
马斯当时提出了一系列规律，我们在这里试举几例：
——如果手稿A出现手稿B的所有错误，而且比手稿B所固有的错误多一个或几个差错，那么手稿A派生自手稿B；
——如果手稿A和B同其他各种手稿比较，出现同样的错误，而且各自具有一个或多个自己的特殊错误，那么它们来源自不同于其他各种手稿原本的同一样本；
——如果例如在派生自同一部已经失传手稿的两部手稿之一，某一异文可以被确认为一个可以解释的错误，那么应该保留另一部手稿的异文。
各种讹误可以使我们确定手稿的源流，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在比树形分叉更高的直接层次上重新找到正确的文本。保罗·马斯试图把一个可预见性原则和逻辑规律引进一个相反只是随机的过程之中。为此，他借助于讹误传播和手稿交感系谱学模型。在传播的特定时刻引入的一个讹误，构成在传统的以后各个阶段可以定位的一个“遗传标记”，而传统的特征则是它的保守主义。
进行这样的考察，其前提是试图从客观的因素(例如从一个书写系统转入另一个书写系统时读错)或者心理的和知识的因素(观念的联想，追求简化和回避困难的倾向，以及抄写者引入的修改和异文(注：路易·阿韦的著作《应用于拉丁文本的句读评注读本》(Manueldecritiqueverbaleappliquéeauxtexteslatins，巴黎，哈谢特出版社，1911)典范地描述了这种设想。))出发，使得发生错误的机制形式化和有可能预见。文献学应该吸纳关于语言学变形发生以及书写符号差错的产生机制(由于词句的替换、添加、删除、重复、颠倒等等造成的)的知识。因此，它是“笔误机制考古学”。(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76页。)
保罗·马斯本人向我们证明了系谱的隐喻承载着想象的内涵(注：P.马斯：《校勘》(TextualCriticisml)，由芭芭拉·弗劳尔译自德文，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8，第20页。)：“说明各种资料之间相互关系的简图称为‘密码谱’。该词来源于系谱学：各种资料被人们同原本联系起来，多少有点像一个男人的后代被人们同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一样。或许，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线索来说明讹误的传播，把所有的女性后代看做是错误的根源。”
各种错误犹如病毒通过交叉感染来蔓延。贝尔纳德·切尔圭利尼着重指出：“文献学是一种父权主义的家庭卫生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它珍爱血缘，追捕奸夫淫妇，惟恐受到感染”。(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颂——文献学批判史》(E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76页。)必须确定的是，是否可以在医学与文献学中发现有文献可考的对应，医学是否为文献学不仅提供了可使用的隐喻，而且也提供了某些智性模型和对于这种传染现象的理解。按照富科尔的观点，这要求追踪两个知识领域的平行不悖的发展，确认认识论界限、新的观念形态。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医学和文献学来说是各自分离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尝试过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系统的比较。
流行病学模型并非医学与文献学之间进行比较的惟一因素。文献学是一种形式的治疗：它关爱文本，它使它们复原。它像医学一样，依据某些征象、症候、迹象、表象，来诊断一种特定类型的蜕变。观察和符号学乃是这两门学科的立身之本。矫正的有效治疗再加上古董修复者的手艺，从而达到清除尘埃和锈斑，恢复原貌，再现真身之效。(注：E.J.肯尼：《古典文本——印刷书籍时代的编辑问题》(TheClassicalText.AspectsofEditingintheAgeofthePrintedBook)，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第21～22页。)
而符号学又同另一个领域——犯罪学和法学相关。何谓迹象?如何从间接的、模糊的部分现象出发，得出某种结论?伊拉斯谟明确地阐述了文献学调研的这个维度。1515年，他在巴塞尔以《夜读》为题发表了塞内加的书信。(注：见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34页。)他参照了藏于英国的两部手稿，一部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图书馆，另一部则属于剑桥金斯学院。伊拉斯谟写道：
“这些手稿是不完整的，而且甚至比流行的各种抄本更加错误百出……但有一点对我有所帮助：它们在讹误方面不雷同，这同以同一个印刷者的抄本为依据印制的一些文本不一样。一个细心和老练的法官往往以诸多证人的陈述为依据综合出实际发生的东西，尽管这些证人都没有说出真相，与此同理，我依据两部手稿的不同讹误，推测出了真实的内容。除此而外，我根据字体和笔迹，像追踪气味一样找到了许多原本的东西。在一些地方，我不得不猜测。不过，我做得很谨慎……”
文献学通过追寻讹误发生的轨迹，试图用与古生物学、比较动物学和占卜相关的方法来重构一个已经失传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9世纪之间谋求拥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评估和检验标准的这门推测性学问的地位究竟如何。
在欧洲，古文本文献学的主要的努力目标之一，乃是确立一种解析错误文本蜕化原因的类型学，即因语音相似、视觉混淆或者心理机制而导致的错误和文本蜕化。人们可能要问，它们的复制(手写或印刷)活动本身所固有的这种文本蜕化过程是否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类型学，也就是说种种共同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抑或相反，它们是由同抄录者的社会学环境、他们的工作方法及他们对于文本的认识相关的文化变量决定的。归根结底，这就是拙文卷首援引的阿方斯·戴恩那段话的意义。
语言与文字乃是重要的文化因素：阅读和抄写的错误由于使用的字母、音节、象形文字、草体、正体、小写、大写以及词与词之间是否分隔等等不同，从而具有一些不同的形式。同样，讹误的性质和频率产生自阅读和抄写的方式(按照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个样本看着抄写，辅以朗读或者默不出声；根据口授凭听觉抄写)。它们也是同抄写活动本身被赋予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抄写是一种智性实践活动?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任务?是一种获取报酬的商业活动?抑或是可以提供个人需要的某个文本副本的过程?
关于抄写过程的复杂性，伊拉斯谟在其《哲罗姆书信集》导言(1516年)中已经进行过分析。他写道：“有人抄写的并非是他所阅读的东西，而是他自以为理解的东西；也有人假设所有他不理解的东西是被人篡改过的，所以按照他以为最好的东西来改变文本，除了自己的想象不依据其他任何指南；更有甚者，有人也许发现文本是被人篡改过的，本想用简单的推测加以校订，却错上加错，在原来只有一个错误之处造成两个讹误，本想治疗一个轻微的伤口，却造成了一个不可治愈的创伤。”(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35页。)
在一个更加基本的层面上，可以说不仅仅是错误的产生源于整个文化变量，而且就连错误本身也植根于某种文化概念。所谓错误，是指何种规范而言?又是指何种文本观念而言?
第一种场景是：校订者用两个版本进行校核，依据一个来校订另一个(基准文本和抄本)。传讹到什么程度造成一个文本不可读?同一文本的两个抄本之间的异文必然会提出问题吗?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以关于文本的文化观——服从于文字忠实性义务的、作者意图的产物——为前提的吗?(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该书指出了应用于中世纪文学的文本和作者概念的不相符。)
第二种场景是：人们处于不可能再用原本检验抄本的某个时刻。某一文本无可挽回地衍生成一整系列异文。每个衍生版本除了重复原有的错误，又添加上了一整层的曲解。
根据什么规范来辨认错误?界定语言学的、文风的、伦理学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规范的文化准则：荷马语言、雅典希腊语、古典拉丁语、优雅语言、雄辩语言的地位。依据他们的荷马语言观念来校订荷马作品的亚列山大文献学家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们来说，新拉丁的雄辩实践规定了对古代拉丁作者进行校订的规范。平庸难道能同期望于一个大作家的文风相容吗?什么样的缘由造成晦涩难懂?校订者是受某些不言而喻的规范性准则指导的，是受一部作品应该前后一致的观念指导的：难道能够容许重复、冗长、省略及种种结构性的错误吗?同理，应该通过选择将赋予它意义的阅读层次——寓意的、文学的、密传的——来重构文本。
处于校订核心地位的乃是作者及其意图和才华。这样的作者可能是以作品的内在品性为依据的一种追本溯源的文化构造，正如阿里斯塔库所说：“用荷马来阐明荷马”。作品是作出某些评断的不言而喻的参照。语境是校订文本、保持一致以及论证和叙述的连续性的决定性因素。同一时期或同一体裁的各个文本之间的比较容许使用类比：在一个作者身上发现的一种形式、一种表达方式被调动起来解决某个特殊的问题。(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23页，关于艾拉莫劳·巴尔巴罗(15世纪)的“作者共识”标准的论点。)比较奠定了某种规范性。
由此可见，概念和规范工具本身在极其广泛的程度上使我们可以辨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文献学比较史的若干关键
最后，笔者想回到在我们看来乃是文献学传统史领域里的比较方法的关键问题上来。
首先是存在于今天的各个理论学科之间的比较，这些学科往往聚焦于文化领域，或者甚至是文化领域内部的某个特殊的技术对象，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论原理序列，它们自己的问题调研方式，而这一切又往往是同所拥有的资料的性质以及它们自己的历史联系着的。希腊研究，中国研究，印度研究，伊斯兰研究或者人文研究等等，未必有许多机会来对照它们的对象和问题。
这种跨学科对话的目的之一，乃是对照各种特殊文化氛围下的文献学实践本身，而且毫无疑问也是要确定操作方式、活动和记载的形式特征上的一定数量的相同点或者相异点。通过考察同样的资料，可以反思文本的出版者和传播者，或者更为广泛地说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反省和阐释其实践的水准：对于他们工作的评论，乃至旨在概括某些方法准则的技术和教学读本，教育传统，提纲挈领式的解释和论辩文章(例如西方的出版前言)，对于他们的同辈以及知识界和权力机关(政治的、宗教的、学术的)的批判观点。
然而，对于相似点和常量的测定毕竟只是比较的最直接的阶段。比较应该具有一种启发的价值，促使差异和文化的个性突显出来。不仅仅是某些迥然相异的对立，而且包括某些结构差异，赋予对象、行为、应用以特定意义的文化决定体链。实际上，除了局部的吻合或差异，比较方法应该在各种文化传统中导入一种更高度的复杂性新观念。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发挥保存、传播文本典籍以及为了保持其意义而对文句进行校订的工程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技术的、社会的、体制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语言学的、书写的、知识的组成部分的作用。
因此，关键是确立一个历史的和人类学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场所，而且也是传播和塑造文字遗产的场所。毫无疑问，文献学史乃是理解对古典正典集成进行解读，进而对它进行保存和传播的重要意义的优先通道，这样的集成是建立文化、语言、宗教认同性的基本因素，或者甚至是社会领导权抑或政治权力有否合法性的因素。
文献学的历史乃是一个社会以及社会内部因需要、技术性和应用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读者群体占有文本宝库的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技术，它可以使这个社会和这些群体想要从文本宝库中获取的功利或效果最优化，而这样的功利或效果或许是审美的愉悦或者进行写作和雄辩构思的准备，或许是获取一种知识、智慧和经验，或者甚至是通过查考其渊源而对某种启示融会贯通。
ChristianJacob:DULIVREAUTEXTE.POURUNEHISTOIRECOMPAREDESPHILOLOGIES.
DIOG
NE,No.186,1999